先是看到朋友圈里，有一篇文字介紹王鼎鈞的作品《關山奪路》。只是這篇介紹有點奇怪。介紹中講了一些日本人的特性，認為日本人，或者日本民族的性格除了戰爭時期的武士道之外，還有另外的一面。而在這篇介紹文字的作者來看，這另外的一面也很可怕。抗戰勝利之后，王鼎鈞是一名國民黨憲兵，他在南京、上海等地曾目睹日俘修路修機場的情景。其中，日俘所展現出來的紀律性和執行力，令他印象深刻。在南京，王鼎鈞有一天去看日俘修路。那時沒有大型機械，修路還是靠鍬和鎬。日俘挖過戰壕，動作自然嫻熟。昔日不可一世的皇軍，今天忽然變身為他國的苦力，可能多少有些不甘心。但是，他們干起活兒來卻是一板一眼，不敷衍了事，也無人擅自休息，走動或抽煙喝水。日本軍官負責督工，沿著工地不停地走動巡視。在上海，日俘修建機場收工之后整隊歸營，雖然鞋襪破舊，軍服骯臟，但隊形整齊，目不斜視。日本軍官的著裝外形雖和普通士兵一樣狼狽，也早已失去了權力，但普通士兵對其的尊敬與服從卻絲毫未減。日軍在投降前一天還照常出操上課，照常整理內務，被服裝具一絲不茍。繳槍之前，槍擦得干干凈凈。日俘回國，只許帶很少的錢和隨身用品，憲兵嚴格檢查，無人違反規定。在葫蘆島，等待遣送的日本僑民，在碼頭上排成隊伍，接受檢查，老人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婦女和小孩，最后才是青壯男子。隊伍很長，但秩序井然，連小孩都不哭不鬧，安安靜靜。在沈陽，為了維持生活，日本僑民沿街擺攤兒出售一些帶不走的東西。地攤后面清一色地跪著一個女子，絕無男子出現，她們在給自家的男人留面子。有的日本女子在街頭售賣自制的食物，中年婦女炒菜，少女擔任招待。少女二十歲上下，穿著和服，站在柜臺里面，端出咸豆花生米，把酒杯斟滿。顧客多半是東北工人或車夫，他們趁其不備去摸她們的胸脯，或揪住頭發親她們的臉，她們雖然會說漢語，但不反抗，不流淚，默默承受著一切。在床上，日本女子對中國男人承接迎合，徹底奉獻。她們深知日軍罪孽深重，所以主動獻祭自己的身體，以替日本男人擔當罪過，向戰勝國乞求寬恕。
這最后一段中所說的“主動獻祭”，不知道是王鼎鈞自己了解到的，還是他想象出來的，或者是這篇介紹文字的作者想當然的。如果是王氏想象出來的，或者這篇介紹文字的作者想當然的，這其中的真實性就是非常可疑的。這里所說的日本人，無論是日本軍人還是日本僑民，所表現出的紀律性，為什么可怕? 如果他們的這種紀律性或者執行力，是體現在戰爭中，那么這些人自然就是日本侵略戰爭中的工具。而這種所謂紀律性或者執行力就是戰爭工具或者戰爭機器的屬性。具有這種戰爭機器屬性的戰爭工具在侵略戰爭中，對于被侵略的國家和人民自然是非常兇殘的。他們的所謂紀律或者執行力就讓他們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的直接幫兇。當然，普通善良的中國人會感覺到這樣的幫兇固然很可怕。但是那些堅決反對侵略者，要堅決消滅侵略者的英雄的中國人民看來，這種可怕也是紙老虎，沒什么大不了的。二戰后，在美軍占領日本之后，日本人對美軍的態度也是一樣的。日本人，無論官民，對美軍非常順從。日本女性是如此，日本男性也同樣如此。這又能說明什么? 是日本民族對強者的屈服，還是隱忍，準備有朝一日要把這筆賬重新算回來?這篇介紹文字的作者，在介紹王鼎鈞的《關山奪路》的時候，只是引用了王氏在書中的對日本人的描述。而《關山奪路》這本書，主要是描寫在解放戰爭中，為什么共產黨能打敗國民黨反動派。對這個方面的內容，這篇介紹文字的作者幾乎只字不提。這篇介紹文字的作者反而引用某些人士的贊美言論來證明這本《關山奪路》如何優秀，如何出色。而背后的含義自己去領會吧。陳丹青：最近天天讀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好看極了，生怕讀完。林達：王鼎鈞是我最喜歡的中文作家。鼎公的四部回憶錄在大陸出版，是讀者的一件幸事。席慕蓉：誰在告訴我們真話，誰在告訴我們每個人真實的心理所受到的傷害，那大概只有王鼎鈞這4本書。我們不能夠明白的問題，父母不能講的場景，都在他的書里出來。亮軒：《昨天的云》，寫他的童年和家鄉。《怒目少年》，寫他抗戰逃難的初期。《關山奪路》，寫國共內戰，所見所聞，所受到的刺激，精彩絕倫，你才知道什么叫國共戰爭。我們都人云亦云了一輩子，讀到王鼎鈞才算打開我們的眼睛。《文學江湖》寫他在臺灣被特務折磨的經歷，我們才知道什么叫白色恐怖。各位，教科書都扔了吧，好好讀王鼎鈞的回憶錄，比什么書都有用。實際上，王鼎鈞在《關山奪路》，描寫解放戰爭，他們稱為國共戰爭的，確實是有不少值得關注的細節的。每年一次或兩次，部門依法處理“廢米”，照例由三家大糧行競標，上級派員全程監督。“依照規定，派下來的官員階級一定要比我的老板高，他和我的老板必須沒有歷史關系，也沒有親戚關系。這些規定都沒有發揮作用。他們雖然沒有歷史關系和親戚關系，他們卻像電影里的黑幫人物，盡管素昧平生，只消一個手勢，一句暗號，立刻產生完全的默契。他們都熟悉音樂和舞步，可以一見鐘情，佳偶天成。高級長官派誰出來干這趟差事，就是看某一個老部下生活太清苦了，給他機會找些外快，當時叫作調劑調劑，也許由他順便帶些油水回來分享。監督者和被監督者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關系超過了同鄉同學同宗。”他們部門從秦皇島撤退后，住在塘沽一個小鎮上，房東女兒俊秀，同事中一個押送員調戲她，回到辦公室和死黨計議如何弄她上手，“我想起了古人說的‘惡徒從來愛村姑’，我想起了當時民間批評國軍的順口溜：‘見了壯丁他要抽，見了錢包他想搜，見了女人他要勾’。東北的百萬共軍即將入關，華北的局勢岌岌可危，還有這等人不知死活。”他在天津一役中被俘，獲釋后，一群人如過街老鼠般走在天津農村，突然，一群農民揪住一個被釋俘虜拳打腳踢，“這是什么時候，什么地方，他居然犯了老毛病，隨手拿了人家一個雞蛋。”如果說，《關山奪路》中確實有些真實而細致的描寫，以上引用的文字也可以證明這一點。但是，為什么那篇介紹文字對這些內容一個字都不提，卻講述什么日本軍人與日本僑民的紀律性或者執行力。而且還說這樣的民族特性還十分可怕? 介紹文字的作者到底要推崇什么，要強調什么? 這是不是一種歪曲? 只是介紹文字的作者不敢公開擺到桌面上來講得更清楚一些罷了。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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