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是我黨歷史上最重要的轉折點,當時參會的主要成員是中共中央跟隨長征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以及中央紅軍及紅一,紅三,紅五軍團的主要指揮官。
今天說的,就跟這個會議紀要有關。
遵義會議是利用反圍剿斗爭的空隙召開的一次撥亂反正的會議。會議前后都經歷了艱苦卓絕的戰斗,期間留下的文件少之又少。遵義會議目前最有價值的歷史文件只有三個。
第一個是《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1935年1月8日)。這是遵義會議留下來的唯一正式書面文件,起草人公認為張聞天。之所以被認作是可信的遵義會議文獻,原因在于這篇文獻在1941年初被收錄時,參加會議的歷史人物都健在,且歷時較近。
1941年年初,毛主席在延安開始編輯《六大以來—黨的秘密文件》,期間共收集了幾百篇重要的歷史文獻,而關于遵義會議的就只有這份文獻,當時毛主席稱之為“遵義會議決議”,可見這份文獻的重要性。
該《決議》被認作是遵義會議上毛主席所作的具備歷史性發言的基本思想的體現。當時毛主席所作的長篇發言稿并沒有留下文字版本,但其基本思想在該《決議》中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得以充分提現,以至于后來中央在編輯《毛澤東選集》時,特地把該《決議》作為附錄放在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后面,以示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講,《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可看作毛澤東在“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表明的戰略主張。
但這份文獻中只強調了軍事問題,對于遵義會議最重大的成果卻沒有談及,而這份最重大的成果,即中共中央在沒有共產國際的指導下,第一次獨立的選出了中央領導班子。同時也未對當時犯下左傾錯誤的主要責任人進行總結批評。
而且,從另外一份檔案館所保存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1936年2月8日)可以看出,該《大綱》比《決議》短,但內容差不多,其中還提到《決議》。所以《大綱》很大可能是在《決議》基礎上成文的,且時間應早于1936年2月8日前。
由于前述《決議》只談軍事問題,導致對 “遵義會議”的研究有不同解讀和理解各種不同解讀與理解,也就出現了后來的各種關于遵義會議改選中央領導集體的不同版本。
(待續)
備注:關于遵義會議資料的研究已經連載完成,以下是鏈接:
來源:“天生南太行”今日頭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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