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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劉炬同志陪同毛主席視察成都刃具廠，向毛主席匯報勤儉辦廠和文明生產。

圖為劉炬同志陪同朱德視察。朱總司令表揚劉炬是“勤儉辦廠的典范”。

圖為在谷牧90大壽上，回顧基建工程兵的光輝歷程(左一為本文作者劉向群)。

圖為古巴革命領導人切·格瓦拉經周恩來總理介紹，專程到成都刃具廠參觀學習。劉炬向切·格瓦拉介紹產品情況。

劉炬同志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基建工程兵黨委委員、水文地質指揮部政治委員。劉炬同志于2019年3月21日在解放軍301醫院逝世。享年99歲。

以下是劉炬之子劉向群撰寫的紀念文章。

我們是一個四代同堂的家庭，為讓下一代能夠繼承老一輩的革命傳統，特在追悼會上介紹一下父親的生平：

父親是1938年２月正當國家、民族面臨危亡的時刻，在黨組織的領導下率領一批同學成立了青年抗日救國先鋒隊，毅然奔赴抗日前線。當時山東臨沂地區既有國民黨政權又有共產黨及汪偽政權。父親作為青抗先的組織部長，一方面組織武工隊打伏擊、拔據點，一方面減租減息動員群眾參加縣大隊、婦救會和兒童團，解放區面積很快由“無立錐之地”擴大為占臨沂總面積的85%，受到上級黨組織的多次嘉獎和表揚，父親不到21歲便成為當時濱海區最年輕的縣委書記。抗戰期間，父親的警衛員就犧牲了三位，有一次手榴彈在腳下哧哧冒白煙，被父親一腳踢回到鬼子群中爆炸。

解放戰爭期間，作為縣委書記、獨立團政委的父親，一方面完成了臨沂的土地改革，一方面率領獨立團先后參加了孟良崮戰役、消滅國民黨快速縱隊等十幾次重大戰役，同時組織大批民工支前。當時參加支前的民工山東排第一，而臨沂又排山東第一。消滅國民黨唯一的快速縱隊時，天降大雨，坦克、裝甲車全部陷到泥里，父親組織獨立團到處打冷槍，迫使國民黨軍隊不得不放棄現代化裝備倉皇出逃。唯一一輛坐著美軍顧問的吉普車被士兵從泥里抬出來，但半路上又從被民兵偷偷拆毀的橋上掉進河里。國民黨強迫老百姓下河打撈裝備，老百姓不僅不撈，反而把槍支、電臺、望遠鏡等裝備踩進了泥里，最后都交給了我父親領導的獨立團。在父親的領導下，還涌現出紅嫂、婦女支前隊（站在冰水里抬著梯子讓戰士過河）等大批支前模范。陳毅因此感慨的說：“正是（臨沂）千千萬萬的民工用小車推出了一個新中國”。

劉鄧大軍解放大西南后，中央希望山東“把壓箱底兒的優秀干部”支援西南局。我父親以臨沂地委書記的名義被調到西南局，擔任組織部黨員管理局局長。他不負眾望，深入到西藏、貴州以及四川少數民族地區，很快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為西南地區的土改、剿匪以及西藏百萬農奴解放作出了特殊貢獻，多次受到鄧小平的表揚。

西南局撤銷后，中央成立書記處，作為總書記的鄧小平點名把父親調到書記處二辦，配合譚震林，鄧子恢同志負責農村工作。當時全國學蘇聯掀起了合作化運動，陸續成立了17萬個合作社。父親深入農村調查后發現，此舉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民白天敲鑼打鼓入社，晚上為失去的土地抱頭痛哭。我父親在譚震林、鄧子恢的支持下砍掉了10萬個合作社，結果，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并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三反分子”種下了禍根，但父親從未因此后悔過。

1956年中央書記處撤銷，當時作為中央大員的父親，幾乎可選擇去任何地方。我父親認為，自己打過仗、搞過農村工作，但是沒搞過工業。中組部建議父親到當時國內規模最大、條件最好的大連造船廠或吉林化工廠任黨委書記。我父親卻希望到最艱苦的大西南從頭干起。當時蘇聯援建中國的156個項中，準備分別在哈爾濱、四川建兩個量具刃具廠。我父親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條件艱苦的四川。

全家到四川后，由于國家財政困難，突然宣布只保留哈爾濱刃具廠，成都刃具廠立即下馬，并撥出少量的安置費。此時最了解我父親的谷牧及當時擔任中組部副部長的陳野平，都希望父親回北京重新分配。我父親看到已破土的工廠和近萬名哭哭啼啼剛從農村招上來的工人，以及量具刃具對國民經濟的重要性，毅然決定：就用這筆不到建廠費用1/3的安置費，把廠建起來。一方面書記帶頭，宿舍、辦公室全部搭建茅草房，一方面自降工資一級（父親當時是行政10級，在北京時工資為230元，到四川按規定應予保留，他卻自行把工資降到209）。把省下的錢全部用于建廠房，同時與廣大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結果只用了1/3的資金以及1/3的時間，就把廠建起來，時間比資金充足的哈爾濱量具刃具廠整整快了一年。

這件事被當時的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李頡伯匯報給了朱德，朱德立刻到刃具廠進行了考察，當他看到：一邊是書記住的低矮破舊的茅草房，一邊兒是現代化的工廠，十分感動，當即提詞：“勤儉辦廠的典范”。并提出：你們為建設一窮二白的新中國闖出了一條新路。誰說我們共產黨、土八路除了打仗只會搞農業搞不了工業？回京后向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做了介紹。劉少奇先后兩次到刃具廠調查。此后，凡是到四川的中央領導幾乎都要到刃具廠考察。而到中國學習的發展中國家，周恩來都要介紹他們去刃具廠學習，如古巴苦命領導人切·格瓦拉等。國家給了刃具廠極高的榮譽，但父親從不出頭露面、居功自傲。每次新聞單位采訪總是借故回避，把榮譽讓給基層干部和工人。

毛澤東到刃具廠考察，更是傳為佳話。毛澤東從不輕信匯報以及報刊宣傳，到成都后，既沒給西南局也沒給省里、市里打招呼，只帶了警衛員、秘書便直奔刃具廠。由于主席帶了大口罩而且平時參觀的人又多，一開始并沒有引起門衛以及工人的注意。據后來警衛員介紹，毛主席過去考察過的一些工廠，總有一些跑冒滴漏和臟亂差的現象。但由于刃具廠生產的是精密儀器，父親再三強調：“為保證質量要把工廠建成花園”。因而主席看到的刃具廠既干凈又整潔，綠化面積達70%，便情不自禁的摘下口罩，高興地和工人打招呼。父親聞訊趕來，陪著主席參觀了各車間。當主席看見到處掛著父親提出的“文明生產”的標語時，連說了幾個“好”。后來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稱刃具廠不僅是勤儉建廠的典范，同時也是文明生產的典范。

1964年全國開展學習解放軍，中央成立了工交政治部，谷牧擔任主任，上任后立即把父親調到組織部當部長。父親到任后不久，便患了腎癌，右腎癌細胞滿視野，屬于中期。而同時在北京醫院住隔壁的末代皇帝溥儀患腎盂癌，腫瘤只有黃豆大小，屬于初期。我們看到：一邊是樂觀豁達、決心戰勝癌癥為黨再工作幾年的父親；一邊是哭哭啼啼唉聲嘆氣的溥儀。父親與吳階平密切配合，成功切除了腫瘤，多活了55年；而溥儀生怕破了元氣拒絕手術，結果不到一年便去世。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因父親反對合作化（砍掉十萬個合作社）和贊同彭德懷的萬言書而被打成“三反分子”以及參與谷牧（谷牧姓劉）、劉炬、劉白濤（原鐵道部副部長）“三劉反黨集團”，被趕回老家勞改。

文化大革命期間，國家由于缺乏西南、西北地區的水文資料，嚴重影響了三線和國防建設。由于沒有水文資料，某核基地要跑幾百公里去拉水，而實際上腳下就是地下水庫；1974年西北干旱，上千萬頭牲畜渴死，后來發現地下100米就是一條水量充足的暗河。周恩來為此十分著急，指示當時擔任基建工程兵政委的谷牧副總理，立即將部隊的三個師改編成水文部隊，盡快查清西南、西北地區的水文資料。

谷牧副總理當時想到的第一人選就是“特別能吃苦”的我父親。父親臨危受命再次穿上了軍裝。當時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梁必業問谷牧副總理，劉炬長期做地方工作，沒打過仗，能直接當兵嗎？谷牧聽了哈哈大笑說，劉炬從參加工作就打仗，他的獨立團消滅的日偽、國民黨軍隊，可以和任何正規部隊媲美。為了查清每一寸國土的水文資料，部隊往往戰斗在人跡罕見的地區，而父親總是身先士卒，部隊經常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有的戰士給家里寫信說：我沒見過團長、師長卻見過軍長（指我父親）。水文部隊非常艱苦，出營房時樹還沒發芽，回營房時樹葉已掉光，兩頭不見綠色；在野外出隊時天未亮頂著星星，回隊時已是深夜，兩頭見星星。由于各級領導都能深入第一線，極大的鼓舞了士氣，使水文部隊成為和平時期全軍立功受獎最多部隊，多次受到中央軍委、國務院的表彰，被稱為“特別能戰斗的部隊”。經過指戰員的努力，提前2年完成了水文普查任務。目前，無論是西部大開發還是一帶一路甚至建一座工廠、醫院，都離不這份珍貴的水文資料。

部隊提取水文資料需要打深井，先進的裝備可以把地下一、兩千公尺的水打上來，這是地方打井隊辦不到的。而一口深水井可以解決上千人的飲水和上萬畝的土地灌溉，這在非常干旱的西北地區極為珍貴。然而，部隊拿到水文資料后需要把管子拔出來轉移到新地區繼續打井，這口井便報廢了。當地群眾為了保住一口井，往往成千上萬人集體下跪或抱著水管不放。因此，部隊轉移經常需要當地駐軍配合。

父親知道這一情況后，淚流滿面，他動情的對干部、戰士說：我是沂蒙山上下來的老八路，你們是人民的子弟兵，以后這些老百姓的救命井一口都不許廢。這時有人提醒父親，丟失軍隊裝備會犯嚴重錯誤，父親在黨委會上堅定的表示：“出了問題我個人負全責”。從此后，部隊給地方留下了數千口深水井，解決了數百萬人的飲水和上千萬畝的土地灌溉。當時西北地區流傳著一個“美麗的傳說”即：“毛主席、黨中央給我們派來了打井隊，不信你看：這支部隊的車號就是“中”字（實際上是個“申”字”，只不過老鄉少看了一橫）。后來，西北許多地區凡是看到“申”字頭的汽車（基建工程兵專用車號），往往一個村、一個鄉甚至一個縣在群眾集中起來，殺豬宰羊夾道數里相迎。有些地方甚至不讓戰士下車，連人帶車（北京吉普）一起抬進村。這些井被群眾稱為“救命井”、“八一井”。后有人向軍委、國務院告狀，說劉炬目無黨紀國法私自將軍用物資送給地方。國務院、中央軍委隨即派調查組調查，調查中發現，所有留給地方的管子，幾乎都是我父親帶頭、廣大干部戰士捐款或由地方集資購買的，并沒有花國家的錢。調查組所到之處，看到的是廣大群眾對黨和軍隊的無限感激之情，調查組回京后不僅沒給父親處分，反而建議將我父親由副軍提為正軍。后基建工程兵撤銷，在地方政府和駐軍的強烈要求下，水文部隊改編成供水團，繼續為軍隊、群眾找水、打井，成為最受歡迎的一支部隊。

父親兩袖清風，一生清廉，從不占國家的便宜。到四川本可保留工資，卻主動自降工資一級。水文指揮部由他批地建設，不僅自己沒有多占一寸房產，而且在部隊撤銷時，由于我住在家里，不準我向組織伸手要房（我在兵部為正營職干部本應分一套營職宿舍）。老家沂蒙山工業基礎薄弱，一度發不出工資，我父親動用一切關系為沂蒙山爭取到數千萬投資建了一座大型工廠。當時的廠長彭玉階曾給我父親當過警衛員，為了感謝我父親，偷偷的給我買了一輛價值1500元的幸福摩托，父親知道后非常生氣，讓我連夜送回了臨沂。

敬愛的父親雖然離開了我們，卻給我們留下了最寶貴的財富，那就是一個革命軍人、一個基建工程兵戰士對黨對人民的無限忠誠，那就是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革命精神。我們子子孫孫要永遠銘記。

作者：劉向群 ；來源：基建工程兵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