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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中國式現代化超越西方式現代化的內涵要旨與現實指向

點擊：2052 作者：林毅來源：思想火炬微信號發布時間:2024-04-26 10:57:11

[摘要] 中國式現代化是迄今為止后發國家超越西方式現代化限定性的最成功探索，它不僅系統矯治了后者框架內資本綁架現代化的問題，而且通過積極探索非西方化的現代化道路，給世界帶來了不只屬于西方的現代化愿景。究其本質，無論是明確了現代化的獨立自主前提，還是重建起民主發展與善治間的互洽關聯，以及將現代化與民主的普遍規律從單一西方形態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都是社會主義現代化超越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體現。有鑒于此，我們應在準確把握中國式現代化超越性內涵要旨的前提下，為改革發展定向，從而更好釋放出蘊藏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的潛力。

習近平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現了現代化的另一幅圖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1]而中國式現代化的這一價值也就意味著，現代化的中國方案，“既要在理論上回應為什么西方現代化理論只是一種妨礙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意識形態，也要在實踐上證明，只有突破資本主義現代世界體系，才能為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創造條件”。^[2](P127)以往那種將現代化理解為西方化的思維定式中，現代化進程往往都被描述為一個資本主義主導下的“自發”過程，在其中發揮作用的主要是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人性的逐利欲望以及諸如此類的“自然要素”。相應地，民主與資本主義的聯姻也被視為這一過程中的理所當然之事。然而，這種現代化模式的弊端與局限就在于，當資本邏輯凌駕于政治邏輯之上時，現代化與民主應有的平等性內涵便會遭到系統性背棄。如此一來，西方式現代化道路便不能制度化地保障人民大眾共享現代化成果，更無法引導后發國家成功復制西方現代化模式。而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一種社會主義性質的現代化探索，由于在起點上就實現了對階級與民族國家關系的重構，^[3](P10)也就是說，新中國在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內含著階級革命的主題，而不是像西歐或者日本那樣主要依靠民族主義來完成建構現代化民族國家的任務，因此，中國式現代化也天然地與平等、共贏的現代化前景相契合。同時，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式現代化的分歧，也并不帶有甘地式的“反現代主義”傾向，而是能在吸納后者有益成分的同時，超越后者對于現代化本身的限定性。總之，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歸根到底在于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比較優勢，而準確把握這一內涵要旨，也將為我們更系統地解析闡釋其超越性內涵，繼續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踔厲奮發、勇毅前行提供重要啟示。

一、中國式現代化對資本主義綁架現代化問題的系統矯治

事實上，國外相當一部分中國問題研究者都已意識到，相對于許多陷入困局的國家，中國式現代化的突出優勢之一，就在于其政治領域內的成功，即擁有有為有效的權威政府、更強的社會動員能力、更低的央地關系協調成本，等等。然而，這些共識性要素的成因卻很少被歸結于中國的制度與發展道路選擇，而更多地被視為特殊文明類型、歷史傳統所致，或者至多被認為是所謂的“碎片化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增強了體制回應性與韌性的結果。^[4]但如果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類比事實，即“實際上，只有不平衡經濟體成功躋身高收入行列，而‘落入陷阱’的拉美經濟體和止步不前的東南亞國家都有平衡的增長模式”，^[5]就應該意識到，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優勢并不在于“文明的特性”，而恰恰在于擺脫了西方化特殊性對真正普遍性規律的侵蝕，在于擁有“社會主義制度‘定性’與現代化道路‘定向’的雙重規定性”。^[6]

作為后發國家現代化的典型代表，中國式現代化一開始就面臨著同時發生的多重挑戰。正如有學者所言，“現代化的多重驅動邏輯同時展開，是對近代民族危機、文化危機和當代社會主義危機的回應。”^[7]這也就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必然要強調國家主體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能動作用。如果基于經典的西方式現代化標準考察，這一特征顯然并不符合所謂的“正典”要求，然而，從突破資本邏輯對現代化限制的角度看，則正是這種有為有效國家主體主導現代化的模式，才創造了為現代化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快捷充能的條件，而這也恰恰構成了中國得以超越西方式現代化的限制，重新賦義現代化的關鍵所在。

首先，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家主體作用的發揮建立在對國家政權的社會主義改造基礎上，因此，也就從根本上克服了資本權力綁架公共權力的問題。就其本質而言，資本主義現代化仍然屬于人類發展的掠奪階段。因此，從歷史上看，即便資本主義國家曾經出現過主動調節分配結果的情況，也并非其制度屬性使然，而主要是受到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競爭壓力所致。當然，這種被動性就決定了資本主義修補貧富分化問題的努力往往僅限于救時性、策略性的考量，既不可能穩定持久，也不會從根本上矯治其現代化進程中的貧富分化弊端。相對地，正像列寧所設想的那樣，無產階級“以資本主義創造的成果為基礎……來組織大生產”，同時也需要改造國家機器，使管理不再局限為“特殊階層的特殊職能”。^[8](P221)根據這一原理，中國式現代化從兩個向度上凸顯了現代化過程中國家主體的自主性，其一是堅持國家主權意義上的獨立自主性，即“堅持獨立自主，就要堅持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9](P29)其二則是堅持社會主義國家遵循人民中心立場駕馭資本的獨立自主性，即“用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控制和消解資本和市場（特別是資本）的負面作用”。^[10]如此一來，就為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主動發揮調節功能確定了基調。

其次，中國式現代化通過重新確立國家與市場、社會間的良性關系，抑制了資本邏輯對現代化的侵蝕作用。事實上，西方主流經濟學所提供的市場化、自由化和分權改革的經驗總結，并不能很好地解釋中國式現代化成功的原因。這是因為，一方面，那些比中國更早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更深度依賴所謂自由開放貿易體系，由此也更容易獲得西方經濟援助與技術轉移支持的后發國家，并沒有在實現趕超目標上體現出多少優勢。相反，“‘華盛頓共識’確立以來，除中國等少數東亞國家和地區以外，幾乎所有其他國家與美國之間的增長差距都在擴大，而非縮小”。^{[11](P引言1)}正如有學者所認識到的那樣，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一種“并聯式”的過程，需要“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來”，^[12](P25)而政治現代化在這個過程中必然需要發揮整合性、指導性的綜合作用。這就在源頭上確定了人民民主與現代化內在統一、互相促進的基調。在中國式現代化所確立的國家-市場-社會三者關系格局中，國家主體積極發揮為市場經濟確定發展方向，也為社會發展提供支持的宏觀調控作用，卻并不受“市場至上論”教條的制約。其結果就是，中國成功突破了市場經濟與政府干預、經濟增長與社會公平、強國家與強社會間兩難選擇的束縛，實現了國強與民富目標的有機統一。

最后，中國式現代化還通過進一步發揮國家主體在現代化成果再分配領域中的能動性，主動矯治了現代化“自發秩序”的分配結果，從而也有效鞏固了現代化事業的社會認同基礎。不難發現，現代化所面臨的自由與平等挑戰中，平等問題是主要矛盾，而不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也恰恰是不平等的連帶后果。所以，要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就必須從其對現代化價值導向的矯正入手。根據西方經濟學中庫茲涅茨曲線的經典假設，當平均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并發生了與工業化關聯的政治進程時，經濟不平等會自然減少，并使整個社會受益于涓滴效應和人均收入增加。然而，現實往往是從經濟增長中獲益最多的階級壟斷權力，并按照減少福利的方向制定政策。于是，所謂基尼系數“自然呈現倒U型曲線變化”的預期便會落空，相反，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及全球私人財富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則會呈現出一個明顯的正U型曲線變化。^[13](P107)有鑒于此，在明確了國家作為現代化主體責任的前提下，中國式現代化就必然要求發揮國家的積極作用。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是強有力的。一旦發現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14](P139)事實上，中國在探索現代化過程中并非全無曲折，但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這些問題大多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內得到了很好的回應，而試錯的經驗也為后續改革提供了借鑒，推動著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民主和善治的有機統一。如此一來，中國式現代化就具備了在不斷的動態調整中校準現代化平等導向的能力，從而也就為其超越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限制創造了條件。

二、中國式現代化對西方式現代化西方中心局限的超越

就本質而言，西方式現代化是資本主義現代化，而資本主義現代化只能容納符合資產階級根本利益的制度與政策，一旦超越這一邊界，資產階級甚至采取非常手段來阻礙平等趨勢的蔓延。在過去的百年間，作為西方霸權產物的“普適”幻象曾誤導了許多后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從而也割裂了這些國家現代化與民主發展間原本可能自洽的關聯。于是，西方式民主與西方式現代化也必然呈現出矛盾對立的關系。很顯然，這個問題既不可能靠西方國家主動放棄霸權地位，也不可能通過后發國家在西方化道路上的僥幸成功而得以解決。因此，中國作為一個沿著非西方道路實現現代化、發展民主的大國，其探索的世界意義也就顯得至關重要了。

首先，中國式現代化通過對西方式現代化隱藏條件的批判與超越，印證了獨立主權對于后發國家現代化進程的決定性意義。在相關的政治性議題中，西方主流理論很少凸顯主權獨立對于一國現代化與民主發展的先決意義，相反，卻存在著大量粉飾新舊殖民主義的表達。比如，有西方學者聲稱，“有這樣一幅新帝國主義的景象：美國把自己置于全球主宰者的地位，它有權制訂規則、決定威脅、使用力量和建立正義。”^[15]然而，“誰都知道，美國如果不在18世紀反對英國的霸權，贏得自己國家的獨立和主權，自然也就沒有后來美國的崛起。”^[16]同時，正如人們所觀察到的那樣，“實現現代化的這些非西方國家對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政治的依附程度明顯高于非現代化國家”，^[17]而這一事實的后果就是，這些依附國家的人民往往缺乏把握自主建構民主制度，以及使民主發展與善治目標相契合的能力。因此，與一些西方學者的看法不同，后發國家的“民主化”危機中暴露出來的，其實并非是“民主過量”的問題，而是依據西方需要“民主”地產生了傀儡政權的問題。在這種缺乏獨立自主性的“民主化”進程中，得到程序認證的領導人和政治勢力并不需要向本國民眾負責，也不需要真正關心本國的民主建設與治理績效。由此，現實也就自然會與那種“認為落后國家向世界開放市場，就能自動實現繁榮”^{[18](P210-211)}的觀點南轅北轍。

對于這些原理，中國人早在革命時期就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正如毛澤東所言，“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19](P1470)在清醒地意識到西方化愿景與西方化道路間不相容的關系后，中國在現代化探索中便始終強調維護獨立主權和維護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就如費正清所認識到的那樣，“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不僅是名副其實共產主義的，而且也是名副其實中國式的”。^[20](P389)而這種內生型革命的成功，又使得一個已有悠久歷史的民族“脫胎換骨，返老還童了”。^[21](P34)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在現代化探索中也始終拒絕成為各種“洋教條”的奴隸。即便是主動融入全球化的時代，中國也堅定地宣示：“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14](P3)由此，中國通過獨立自主現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向世界證明，只要勇于突破西方化體系的限定性，后發國家就一定能夠創造現代化進程中的趕超成績。

其次，中國式現代化和平發展模式的成功激勵并支持了后發國家探索自主現代化的努力。從歷史上看，西方國家實現本國現代化目標是以侵略、掠奪廣大后發國家為前提和代價的，而現實中，西方國家為了維系其優勢地位，依然不斷地通過戰爭、顛覆與遏制等手段妨礙著后發國家現代化事業的推進。與之相對，中國革命的勝利作為世界人民解放斗爭的有機組成部分，則決定了中國的基本立場便是始終堅定不移地站在后發國家一邊。正如毛澤東所言，“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22](P344)也正是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中，廣大后發國家看到了希望：“中國追求繁榮，但不以犧牲窮人為代價；促進財富增長，但遠離政治權力；懲治各級腐敗，打擊盜取社會資產的行為，并嚴防權貴階級的形成。西方新自由主義正統觀念里，衡量國家質量的術語都是被操縱和過度夸大的概念，例如‘民主’‘人權’和‘自由’。正是這些話術讓我們的人民處于被催眠的狀態，無法防止財富被盜取、尊嚴遭踐踏。”^[23]有了這樣的認識，非西方世界就更有可能在榜樣的激勵下邁出非西方化現代化探索的第一步。

與此同時，“中國和平復興，既改寫了昔日大國霸權擴張的發展邏輯，也改寫了大國崛起后稱王稱霸的歷史宿命。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昭示我們，大國崛起并非只有靠戰爭起家、掠奪致富一條路，以和平的方式發展，以文明的姿態崛起，將是未來世界的優先選項。”^[24]事實證明，被西方主流學者津津樂道、引為“常識”的所謂“民主和平論”的觀點完全是經不起檢驗的欺人之談，^[25](P283)而中國式現代化的進步，卻在重新詮釋現代化與民主概念的同時，也充分證明了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和平傾向。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過程中，即便是產生了試錯成本，中國也從來沒有像西方那樣將其轉嫁給其他國家，更沒有把自己的發展建立在損害他國發展利益、剝奪他國發展機會的基礎上。對此，一些對中國崛起持有中立立場的西方學者也承認，與“為了實現發展最大化可以容忍不平等，以及咄咄逼人地進行權力投射”的“華盛頓共識”相比，“北京共識”“倡導嚴格的不干涉原則，遵循人權的經濟與社會性定義”。^[26](P22)此外，當“資本在無限制地追求自身剩余價值最大化的過程中所異化出來的種種問題在今天已發展到了極限，以至于資本不能不從全球化的倡導者和推動者轉而成為全球化的反對者和阻滯者，從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建構者和維護者轉而成為它的解構者和破壞者”^[27]時，中國式現代化卻基于始終主張平等、開放的現代化的立場，扮演著正在孕育中的公正的全球化秩序與規則的堅決維護者角色。正如弗爾切克所言，“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是帝國主義國家。它是地球上擴張主義最少的大國。它不會殺死全世界數百萬人，不會推翻外國政府，也不會搶奪已經窮困潦倒的國家所剩下的一切。它不受銀行家和寡頭統治。相反，它是由社會主義五年計劃指導的。它的私營和國有公司必須服從政府和人民。他們必須生產商品和服務，以改善國家和世界的生活水平。”^[28]由此，中國也就為世界各國展現了一幕“不只屬于西方”的現代化愿景。

三、準確把握中國式現代化超越性內涵的核心要旨

在明確了中國式現代化所取得的超越西方式現代化成果的基礎上，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探究把握其超越性內涵的核心要旨。事實上，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經驗，向來存在著許多彼此矛盾的解讀方式。其中，最為常見的就是“趨同”與“特異”的解釋。所謂“趨同”的解釋，廣泛存在于西方主流的現代化與民主問題研究中，其核心觀點就是強調中國不過是以一個新的案例驗證了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的唯一正確性，其本質便是此前部分亞洲國家與地區現代化模式的翻版。^[29](P74-79)在這種解釋框架內，中國所存在的問題會被一概歸結為尚未實現徹底的西方化轉變。而所謂“特異”的解釋，則往往是在并不實質性地否定西方化模式“正典”地位的前提下，強調中國特殊的文化傳統，特別是儒家文化或其他中國獨有要素在促進現代化方面的主導作用。^{[30](P292-293)}然而，這兩種分析路徑都無法圓滿解答：為什么更早確立市場經濟發展模式，擁有類似的文化背景，并且更深刻融入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中的國家，卻并沒有像中國那樣保持持續穩定的增長與民主發展和善治間的互洽關系，從而跳脫“現代化反對民主”或者“民主反對現代化”的限制？當然，我們還可以提出更進一步的追問，那就是：為什么那些在西方母版那里未能解決的問題，卻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中得到了更好的解決？很顯然，要正確地回答這些問題，只能追溯到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式現代化間的本質屬性差異上去。

事實上，如果擺脫了西方式現代化之為“唯一正典”的邏輯前提，我們就不難發現，此前后發國家所取得的現代化成果，往往并不在于其西方化努力的成功，而應該看作是從西方化方案中包含的普遍性規律中獲益。然而，西方化所內含的矛盾以及其服務于“只屬于西方的現代化”這一要害，卻又給人們提取這種真正的普遍規律施加了種種限制。不突破這種限制，就不可能真正解決現代化過程中的種種“西方病”問題。也正因為此，從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一種非西方式的、非資本主義式的現代化的角度展開解讀就尤顯意義重大。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體系中，包含著雙重的內容，一重是中國特有的條件，是較為顯性、特殊，也是得到了更多關注的內容。然而，即便是對于這些要素作用方式的理解，也應該盡可能避免陷入“中國例外論”的思維定式中去。否則，我們恐怕就將不得不接受福山對于“中國模式無法仿效”的結論。^[31]而第二重則是中國經驗中蘊含的普遍規律，比如“只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會有正確的發展觀、現代化觀”。^[32](P171)這是對后發國家擺脫西方化陷阱的更直接的啟示，對其要旨的解讀，則更不應該離開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本質屬性。

簡而言之，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能夠破解西方體系中無解的種種難題，關鍵還是在于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規定性。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具體表現形式，也是當下最新、最成功的表現形式。歸根到底，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成功，其世界意義的體現，也是在確證“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基礎上的進一步拓展。從全局角度看，中國式現代化的最大意義，就在于使人們得以重新審視現代化的歷史、理論與現實，彌合此前三者間存在的裂痕。中國式現代化從不像西方式現代化那樣向其他國家“推銷”一套可供復制的模板，而是通過“一個窮國、一個和平之國、一個東方國家、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個人口大國”堅持獨立自主發展道路的成功，^[33](P15)向世界昭示，現代化的進步成果并不該，也不會永遠只屬于先發者。只要后發國家堅信自己的選擇，就完全可能從現代化與“民主化”的西方化前提束縛下解放出來，而作為這一努力的報償，諸如所謂“現代化反對民主”與“民主反對現代化”之類的問題也必將在一條非西方化的道路上得到徹底的克服。

四、在定向改革發展中釋放中國式現代化的潛力

毋庸置疑，中國式現代化也給渴望更平等地從現代化中獲益的人們帶來了一種新文明形態的希望。但在保持自信的同時，我們也需要冷靜地看待現實，正視百年變局中的各種風險挑戰。

首先，要正視中國式現代化所面臨的嚴峻外部形勢挑戰。正如我們所明確的，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以超越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獨斷和“專利”為特征的。因此，“中國絕不可能效仿西方資本主義在全球市場巧取豪奪以維系資本增殖的行為，同時西方國家出于維系資本壟斷地位的考量，也絕不可能允許中國成為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類資本主義國家’。”^[34]作為“只屬于西方的現代化”秩序的維護者，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僅擁有著國家硬實力和軟實力方面的先發優勢，而且始終保持著維系舊秩序的強烈意愿，習慣于“以直接的強權概念與人打交道”。^[35](P5)時下，一種捍衛“美國第一”地位的帝國宣示與強調美國作為“民主世界領袖”的意識形態已經實現了結合，^[15]而這種結合又賦予了資本主義體制以極高的治理容錯率和“體制豁免”韌性。由于西方式民主的“選主化”綁定了全民責任，所以西方式民主條件下的治理問題，并不容易轉化成對體制本身的質疑與變革壓力。相對的，發生在非西方世界的同類問題，則往往會被導向對于體制、文化等方向上的“內省反思”。從民主模式競爭的角度看，這種西方制治韌性方面“比較優勢”的存在，意味著中國式現代化在應對傳統的帝國主義式的顛覆破壞的同時，還需要面臨“雙重標準”體制比較所帶來的壓力，以及由此所引發的“轉型解題”誘惑的挑戰。如果不能很好地辨別和應對這些壓力和挑戰，中國式現代化便很難沿著正確的方向繼續前進。

其次，要科學分析中國式現代化所面臨的復雜內部發展問題。中國式現代化畢竟是起步于落后國家的現代化，如同以往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及各類非西方現代化探索一樣，它需要在很短時間內走完西方發達國家兩三百年內走完的現代化歷程，還始終面臨著后者由于不甘絕對優勢喪失而進行的各種干擾破壞，面臨著極其復雜的大國治理與發展問題挑戰。與此同時，雖然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提供了推動民主與現代化發展的高起點與高標準，也具備“革命和投身現代化對中國人的影響超過今天第三世界任何國家”^[36]等先天優勢，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式現代化又面臨著實踐中“低起點”的現實困難，而上述制度紅利的保持也不能僅從歷史遺產中汲取資源，而需要同時從認真地面對與解決當下中國改革發展中的現實矛盾問題入手。因此，在確立堅定“四個自信”的前提下，我們便不應該回避問題，而是要正確區分判斷問題的起因與性質。

對于問題成因，我們應該區分客觀的歷史遺留問題和由主觀認識導致的歷史遺留問題：前者指的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諸如人均收入水平、勞動生產率、生產的單位能耗、高科技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等方面還存在著一定差距。這類問題需要通過逐步提升發展質量來耐心解決。后者則是指以往探索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源于移植西方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的老做法帶來的問題，比如粗放型增長及由此帶來的生態問題與社會問題等，^[37](P333)對此，我們的正確態度應該是：這些問題作為歷史可以理解，但作為現實和未來則不應延續。

同時，從問題性質的角度，我們也應該區分對待發展維度上和分配維度上兩大類不同性質的問題。對于那些屬于技術性、政策性層面的問題，比如實現“三農”現代化應該靠“加速農村城市化”還是“中國特色的小農經濟現代化”，公共服務均等化應該靠政府主體推動還是多元主體推動，等等，我們可以鼓勵理論探討，致力于在實踐層面的探索比較中擇優而從。但對于那些原則性、導向性的問題，比如如何處理發展中效率與公平的問題，是以“涓滴經濟學”原理為基點制定政策，還是從完善分配制度入手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則需要更加明確地以人民中心立場和社會主義標準來選擇定向。這是因為，當下的中國式現代化在維持趕超增長態勢的同時，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更高的居民消費能力以及更均等化的社會公共服務供給等方面的進步要求也將變得更加迫切。這就要求我們務必從正確導向的改革中發掘動力，辨析真問題、把握正確導向，在發展中解決問題。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要想更充分地發揮中國式現代化的優勢，還需要找準發展中的真問題，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隨著改革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以更具前瞻性、科學性、規范性的改革來降低“制度摩擦成本”，代表著中國式現代化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邁進的趨勢。當然，這也就需要我們準確地判斷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上的真問題與偽問題，避免被“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38]之類的概念，或者被所謂“防范多數暴政”或者“警惕福利陷阱”之類的話術所誤導。事實上，正如有學者所形象地指出的那樣，“現階段說中國要患福利病，就好像富豪們坐著自己的豪華車指著路邊的乞丐說，你千萬不要得了肥胖癥或者富貴病”^[39]一樣可笑。同理，在全過程人民民主還需要拓寬民主參與渠道，給民主建設做加法時就大談要防范“群氓政治的弊端”，或者將西方式現代化的政治弊病歸結為“民主過度”，都是一種錯誤而有害的意見。在原版的西方問題中，妨礙經濟增長與社會活力的并不是“過度”的民主與福利，而恰恰是因為異化的民主在事實上維護日趨不平等的現代化成果分配格局時，將責任由資本邏輯轉移到了民主與福利身上。而在中國的案例中，我們固然可以把特定時段內中國相對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和不盡完善的福利保障水平視為某種客觀的“優勢”，但更應該看到的是，從長遠看，這種“優勢”不但不應保持，而且蘊藏著可能摧毀現代化的社會主義與普遍認同基礎的現實危險。

此外，我們還需要更加明確當下的主要矛盾，明確具體的政策的有效性首先取決于是否能針對性地“以救弊也”，而不能一味追求以對差別化的利益訴求與不同性質、不同程度的矛盾“打包全覆蓋”的整合。這是因為，共情與全面的表述固然可以增加理論的科學性，但過分追求科學性的理論也可能會因為導向性的缺失而喪失致用的活力。當“民主不足”與“民主過量”、“貧富分化”與“平均主義”問題得到等量齊觀的對待時，就必然導致政策選擇中的左右互搏、無所適從。這既會顯著地增加政策成本，更意味著對現代化社會主義屬性的虛置，可能孕育出侵蝕社會共識基本盤的風險。從確保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性質角度考慮，中國式現代化需要“防止資本邏輯向政治上層建筑領域的滲透和溶蝕，杜絕資本力量與政治權力勾結與融合”。^[40]同時，中國式現代化的前景也取決于我們在多大程度上意識到這項事業是在“孕育一個本質上全新的經濟組織形式”。^[41](P6)社會主義現代化能夠成功地超越資本主義現代化，對于人類而言意義重大。在歷史上，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一事業遭遇挫折所帶來的悲劇性后果，那就是“一旦這個宣揚平等主義的體制崩潰，所有那些受到壓制的可怕的偏執就又一次浮出水面”。^[42](P87)更可怕的是，那些無情摧毀了這一努力的人，不僅會在人民事業的廢墟上加固不平等現代化的堡壘，而且還會剝奪世人記住真實歷史的權利，在史書中顛倒現代化歷史中壓迫者和解放者的角色，使由此而生的西方化崇拜成為維系現代化詛咒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有鑒于此，中國式現代化就更有必要牢牢站穩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立場，在實踐中搞清楚“改什么不改什么”的問題，把握方向，找準痛點，“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43](P181)科學、穩妥、依法推動讓人民滿意的改革，由此更充分地激發出中國之制中蘊含的轉化為中國之治的力量。

以往限制我們更好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成果的原因，除了事事求證于西方的思維慣性之外，還在于話語體系的建設。毋庸諱言，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的學術發展、理論闡釋、大眾宣傳往往是相互區隔的，大家各自在各自的舒適區中實現邏輯自洽，同時又都沒有適配于中國實踐的發展。這就造成了學術繁榮、理論繁榮和宣傳繁榮更多地停留在了表面層次，沒有很好地轉化為為實踐提供有效闡釋與指導的助力。這個問題的解決，需要通過學術與理論的問題導向跟蹤與適應實踐需要，更需要三者間彼此的融合，共同以實踐為生長點，解決學術自覺、文化自覺與致用自覺的問題。在總結中國經驗、分析中國問題的過程中，應該始終把握原則、站穩立場，既要避免將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詮釋為所謂“儒家市場經濟”成功的注腳，也應該特別避免“文化冷戰時代”出現的問題，即基于對中國問題現狀的偏頗認識，導致原本必要的對官僚主義等非社會主義元素的批判蛻變為“對資本主義的隱秘命令無條件地服從”。^[44](P50)最后，我們還需要始終強調，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成功，而作為一個類概念，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相對概念應該是資本主義現代化。所以，我們可以把中國式現代化視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乃至后發國家現代化類探索中迄今最成功的一種形態，但絕不能因此就錯誤地將中國式現代化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現代化探索完全區分開來，單一且片面地總結二者之間“異”的差距。一般而言，人們并不會因為美國式現代化相對于英國式現代化的成功而過多地強調“美國例外論”，也不會因為后者的退場貶斥其價值。同理，在后發國家現代化特別是社會主義現代化本身就處于話語弱勢的情況下，過分強調中國經驗的例外性和差異性并不是一種明智的策略。相反，如果我們更多地從中國式現代化對應多元與解放，而西方式現代化則意味著獨斷與束縛的角度開展比較工作，倒更可能引起廣大后發國家人民的共鳴，也更有利于分享有益的中國經驗，塑造可信的中國形象。

結語

隨著中國崛起日益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我們已經更有理由相信，中國式現代化正鼓舞著廣大后發國家在保持獨立自主的前提下追求現代化的成果。但另一方面，對這種啟示的有效傳播卻還需要建立在破除壁壘、加強認知與信任的基礎上。很顯然，已經享受了一個多世紀不平等現代化紅利的西方國家，不可能放棄其對現代化與民主的壟斷解釋權。我們應該清醒地意識到，在西方體系仍然擁有霸權的情況下，不可能僅靠良好的“雙贏”意愿來實現破局，因為畢竟“友好善良的中國面對的，可不是類似中國的國家，而是信奉叢林法則、弱肉強食，奉行雙重標準的霸權國家。美國內心才沒有想什么雙贏”。^[45]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此前西方主導的全球化不僅確立了政治與經濟上“中心—邊緣”的結構，也導致邊緣地區之間的溝通被無形的屏障所隔絕，不同后發國家的人們被局限在一個本土與西方的狹隘視野內，同時失去了審視自己和審視鄰人的自覺。因此，這就更需要闡釋好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其中，也包括了更有說服力地闡釋為什么中國式現代化能夠重塑現代化與民主間的關系。

而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式現代化的比較，也有助于人們更好地認清后者的局限。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看，西方式現代化只是提供了現代化的愿景和部分參照，但其本身卻只是屬于西方的，從不屬于全世界。同時，西方式現代化之所以必然出現現代化與民主的悖論，也是因為它在將地方性知識上升為全局性知識時產生了過度自負。與之形成對照的是，中國式現代化則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從一個開放性的角度看，中國式現代化對民主與現代化關系的重塑，并不是用一種模式代替另一種模式，而是旨在為人們撥開西方化前提施加在民主與現代化上的迷霧，重新從積極含義上為理解二者、推動二者提供啟發、開辟道路。早在中國探索獨立自主現代化道路的早期階段，鄧小平就已明確指出：“我們的改革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國際范圍內也是一種試驗，我們相信會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對世界上的社會主義事業和不發達國家的發展提供某些經驗。當然，不是把它搬給別國。”^[14](P135)這一原則在時下仍然有其現代意義。中國式現代化真正展現力量之處，并不是以一種霸權代替另一種霸權，而是用打破西方式現代化限定性的方式啟示廣大后發國家，也在改變外部環境的意義上幫助廣大后發國家找回現代化過程中的自主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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