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日本wwwcom,最近2019在线观看中文视频,亚洲国产精品久久人人爱潘金莲

林毅：應對新冠疫情危機產生的公務管理改進機遇

點擊：4355 作者：林毅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05-11 11:34:08

【提要】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在帶給我們危害的同時，也帶給我們一個制度改進的機遇，其放大了原本較為混淆的個人技能與部門職能漸漸的差異，使我們能夠有可能將原本單一的“職能決定權力”分權原則，進化到更為準確的“技能決定權力，職能決定行使權力的范圍”分權原則上，同時，將公務管理權力進一步分為“技能決策”和“資源調配”兩方面，使之同時滿足決策方面的科學性要求，以及政治方面的領導性要求，并最終集中體現為“以人民利益為基本出發點”的公務管理結果。

４月８日，武漢解封。

至此，中國境內抗擊新冠病毒戰役已告一段落，接下來的任務，在于重啟經濟，以及防范境外病例的輸入。

此次疫情，可說是對世界各國社會管理與社會制度的一次考驗，而從目前的抗疫結果來看，中國政府與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無疑提交了一份足以令人滿意的成績單。從首次面對陌生病毒，到果斷犧牲經濟來封城封路，再到集中全國力量援助武漢，以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的生命，之后在自身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又開始為其他國家提供醫療援助，成為當前世界唯一一個有效控制住疫情的國家，中國政府的果斷應對與全體國民的極力配合都凸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極大提升了中國公民的制度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但這并不能說中國此次抗擊疫情的危機處理就已經完美，疫情發展初期時武漢政府的應對措施就存在許多問題，并成為當前西方國家甩鍋中國的借口。當然，此次人類面對的是一種全新且極具危險性的疾病，中國政府首當其沖遭遇疫情，并沒有多少經驗可以借鑒，倉促應對時的躊躇猶豫在所難免，因此實在無需過多指責。但是，這次疫情實際上也以某種方式揭示了中國社會管理制度中可能存在的漏洞，在給予我們制度自信的同時也給予了我們補足制度漏洞，提升社會管理水平的機會。

此一機會，就是通過治療疾病時所需要的醫護人員的診療技能，與疫情控制時所需要的部門疾控職能這兩方面概念，來揭示部門職能與個人技能方面的差異。在現行體制中，由于普通職能領域中的技能與職能相關性過強，導致兩個概念往往混淆在一起，其集中體現就在于公務系統中所秉持的“按職能劃分權力”原則，以及由此產生的諸如部門利益、權責不清、關系網等相關問題。但是，在此次疫情處理中，疾控能力同時取決于醫護人員的個人技能，以及公務系統的資源供應能力，兩者間的差異性得以凸顯，從而使我們得以理解并將現有分權原則提升為“由技能和職能共同確定”的公務系統分權原則。

對此，我們可以對迄今為止所發生的相關事件進行分析，以說明這一點。

· 疫情通報不及時

在疫情爆發的初始階段，社會對于政府普遍存在一種不信任情緒，原因在于，武漢政府采取了一種管制的態度，拒絕承認疫情的存在，如，12月30日李文亮醫生等人向公眾披露可能存在疫情，武漢政府就將其定性為謠言。

1.webp (22).jpg

顯然，這一行為可以從各種角度進行解讀。但如果要從這一現象對制度設定做改進，我們就有必要排除當事人個人主觀意識方面因素的影響，而僅從客觀角度方面進行分析。

很明顯，當前的社會公務管理體系中存在著“領導決定一切”這樣一個運作原則，這實際上根源于公務系統的權利結構。由此而言，基本上任何突發的、未在流程上有法定規則的公共管理事件，其不外乎兩種結果——或是被職能部門以超出職能范圍為理由加以推脫，或是由領導拍板來決定最后的處理結果。而遺憾的是，疫情的爆發恰恰屬于這樣突發事件。雖然理論上有疾控部門對其進行監測與管理，但此次疫情影響之大，范圍之廣，需要整個社會給予配合，其遠遠超過疾控部門的掌控范圍，因此實際最終仍需要疫情爆發地，也就是武漢市的高層領導進行決策。

但問題是，武漢市的領導層能否具備足夠的判斷力，來確定其疫情的嚴重性？

可以這樣認為，個體對于疫情以及相關影響力的判斷，基本取決于個體的相關醫療知識，也就是醫療方面的相應水平。換言之，只有從事相關醫療領域的個體，才有可能比較科學準確地判斷出可能的發展趨勢，也因此，最先發現疫情的張繼先醫生，即是直接處于醫療領域第一線，且同時進行傳染病相關工作的醫生。

而以中國的行政管理結構來看，公務管理職能部門的領導，其職業發展途徑，顯然不可能與醫生的發展途徑有太多重合，這也就意味著其對于疫情的判斷，實際與普通人并無差別，基本上極難理解醫生基于職業敏感所產生的洞察。更何況作為市級領導，其需要綜合考慮的因素很多，且當前社會的管理重點往往與經濟發展有關，在此情況下，為了控制疫情而犧牲經濟，這樣的決策，已超出其可接受的范圍，而由此忽視相關疫情警報，甚至采取壓制措施以避免社會恐慌，也就是其必然的選擇。

此處不是為武漢市政府前期的失職開脫，而是認為在當前的職權結構下，其行為反倒是一種正常的決策結果。但對于社會管理制度而言，決策意味著取舍，意味著對部分信息的忽視，這在社會管理實例中無可避免，那么由此需要改進的公務管理制度，在于如何避免權力結構對科學判斷產生直接的壓制作用，也就是如何使客觀數據能夠在相關專業領域有效傳遞，而不受具體決策權力的影響。

實際上此次疫情也為我們提供一個解決的實例——初期階段，身為疾控中心主任的高福先生，在專業刊物上發表關于病毒的論文，以此向醫學界揭示了疫情發展的可能，并由此引起社會的重視，而同一時間由于疫情尚不明確，武漢政府仍處于否認存在疫情的狀態。這實際上也佐證了這一觀點，即，即使在職能方向上或者出于管理的需要，或者因暫時沒有完全的證據說明必須要立刻采取全面防御的方式來應對疫情，但完全可以在技能方面通過信息共享的方式來提醒同行注意，以求最終匯總到足夠的信息來作為決策依據，從而促使職能方面跟上實際情況，得出科學合理的決策。

· 疾控中心主任人選的資格遭質疑

其后，坊間輿情的熱點，集中在高福先生是否有資格擔任疾控中心主任一職上面。坊間質疑其原本為獸醫專業，并非如慣常認知的專業醫生，對此，大家更推崇鐘南山院士等在醫療專業領域具有更高技術水平的專業人士任當這一職位。

這種思維，實際上也是受“領導決策”這一慣有社會運作原則影響的結果。

在遵循這一原則前提下，如果想要使系統的決策最為科學合理，那么領導就必須是該領域的領頭人，其相關職業技能必然需要能夠高于其所在部門的絕大多數其他個體，如此才能具有足夠的信服力，來引領其他人，并代表職能部門進行決策拍板。依此思維，公眾自然希望疾控中心主任具有更高的技能水平，才能放心地由其行使相關的管控權力。

但這種確權方式，實際上使得對領導職位的人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無形中增加了選擇難度，皆在于，優者勝出的選拔方式，實際上僅適用于僅有單一技能要求的職位選拔上，而一旦對某一職位存在多重技能要求，則問題將以指數方式復雜化。

例如，疾控中心主任一職，其所需要的僅是診療領域的技能水平作為唯一考量嗎？這顯然不夠。作為其本職需求，其至少需要疾病傳播方面的各種相關知識，才能提前洞察出疾病擴散的可能趨勢；而為了達到控制疾病傳染這一目的，其也必須了解各種管控手段所可能的手段與成本，以及與其他相關職能部門的溝通配合方式，也就是，其必須具有足夠的溝通能力，使其他非本專業領域人士理解本專業需求，才有可能合格地履行該職位職責。

因此，從這些職位要求來看，診療領域內的能力需求反倒是最低的，只需要基本理解疾病的嚴重程度即可。而出于其他技能需求考量，診療領域的高級人才反倒有可能不能有效履職。或許其能夠高效診療各種疑難病例，但對于傳染病管控手段、成本，以及與其他職能部門的溝通，其可能毫無興趣，甚至一無所知。如果強行將這樣的人才安排到此職位，反而可能浪費了其在診療領域的專精優勢。

所以，實際上在公務管理領域內，許多職位實際所需的技能，并不一定是該職能領域的主體技能，高層職位的綜合能力比單一技能能力更為重要。對于具有復雜技能要求的職位人才需求，如果想通過尋找同時具有各方面高技能水平個體的方式加以解決，將極大增加選才難度，且難以確保最終獲得最優的選拔結果。但是，如果以技能銜接的方式，由綜合具有兩方面相關能力的個體，來溝通銜接各自技能領域的高等級人員，那么選才的難度將相對極大降低。這恰如項目的甲方和乙方技術人員之間，必然需要一個項目經理居中協調一樣，由此甲方的實際需求才能轉變為乙方技術人員能夠理解的技術指標，而技術方面的實際解決能力，才能轉變為甲方可以理解的現實方案。

據此就能理解疾控中心主任的職責，在于在疾病診療和管控需求，與現實的實際管控方式和行政命令之間進行有效溝通。這也對社會管理制度的改進產生一個啟示，即，我們可以對現有公務管理體系的所有職位進行分析，確定其在進行公務管理時所需要的技能需求，然后結合該職位所處的職能領域，就能從技能和職能兩方面對該職位的權責進行認定，那么整個公務系統將產生明確的確權和確責作用，公務權力不再混淆，公務責任也將無法推脫。

· 紅十字會的物質發放能力出現問題

在中央下定“武漢封城，全國馳援”的決策后，各地各種賑災物質開始向武漢聚集。依據既有的職能分配，紅會承擔了物質的匯總與發放任務，并成為下一個爆發的公眾質疑焦點。由于受原有紅會形象的影響，普通民眾并不十分信任紅會，而紅會的一系列操作也無疑佐證了民眾的懷疑。

但如果拋開紅會人員主觀方面的負面因素來看，紅會前期工作失利的客觀方面主要原因，在于物質規模遠超紅會自身的運作能力，而導致其捉襟見肘、效率低下的狀態。

實際上物質的匯總與發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恰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一樣，后勤保障決定了整個軍事行動的成敗，而紅會在疫情期間所擔任的物質匯總分配工作就是這樣一個后勤保障工作。實際上當前期物質匱乏問題通過全國馳援方式解決之后，物質的管理能力則成為下一個問題點。

可以想見，在平常狀態下，紅會所需要管理的慈善物質，都不是需要立馬發放的，其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清點分類，則原有的手工帳方式就足以滿足工作要求。但是，在抗疫狀態下，所有援助物質都需要做到立點立收立放，同時物質數量也遠非平常狀態能比，那么就必須采取更為高效的物質管控方式進行處理，此時若仍按原有方式進行操作，則當時紅會混亂的狀況也就成為必然。

當然，我們可以說，為什么紅會在平時不能直接做好相關的建設，以避免這一狀況產生呢？其實這也不難理解。

對于個人而言，在既有工作方式能夠滿足日常工作需求的情況下，個人實難產生足夠的動力去改進工作方式，因為這往往意味著痛苦的學習，以及未知的出錯可能性。以此，若無直接的壓力或動力存在，個人不會有太大意愿主動提升系統效率。

而組織本身也難以通過獲得高等級人才的方法來直接提升系統效率。首先，高等級人才有可能對薪資要求更高，同時也更有可能需要更大的發展空間，這意味著更高的人才保有成本。對于組織而言，既然低等級人才就能滿足工作需求，也就沒必要特意選擇能力水平更高的個體。而紅會作為清水衙門，即使招收了高等級人才，也可能因為缺乏發展空間而難以將其留住。

所以，從這些方面來看，紅會的人員配置在正常狀態下是相對合理的，那么實際問題在于，當疫情發生并產生對應的能力提升需求之后，整個公務系統如何因應客觀工作需求來有效配置對應的人力資源，以達到瞬間提升部門工作能力的效果。

這實際上涉及到了部門的組建問題。當公務系統慣于以“按職能分權”來設置權利結構時，整個公務系統實際上按照職能裂分成不同的職能部門，其人力資源與物質資源都是彼此獨立、不相交融的，那么所謂的通過配置對應所需的人力資源來瞬間提升部門工作能力，這樣的做法，只能利用“領導決策”這一運作原則，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來要求各個部門相互配合。但這種方式又將問題回歸到上層領導的能力問題這一方面，也就是將解決問題的效率，寄望于個體的能力之上，并不是通過制度設定來提升系統效率的有效方法。

這也就產生了新的社會管理制度改進需求。如果能夠打破職能部門對于人力資源的束縛作用，增加人力資源在整個公務系統中的流動性，也就能夠使公務系統可以隨時調配人才來組建應急工作組，以應對各種即時的公務管理需求。

在此可以看到，各種工作需求其實也就是解決問題所需的技能能力。當公務系統對于各個職能部門的職位從個人技能與部門職能兩方面確定權責以后，職能部門的公務處理過程可以理解為按照特定職能流程所進行的個人技能判斷的模式化處理，那么公務員履職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具有該職位所需要的技能水平，并由該職位所對應的職能范圍來確定該技能的實際使用范圍，則職能部門本身僅是相關職能公務流程的集合，對公務員僅有流程上的管理作用，而失去對技能公務員的其他管控作用，這實際上起到了打散所有職能部門的作用。

而技能公務員本質上將從屬于整個公務系統，而非職能部門，那么實際上系統可以，也必須進一步回收聚攏所有職能部門的人事調配權，并以公務員個人的技能水平作為評價標準來對整個公務系統的所有公務員進行管理，這實際上就已經滿足了上述的管理制度改進需求。

· 大感染科相關問題的提出

隨著“一省包一市”政策的執行，全國的醫療資源開始向湖北輸送，醫護資源和醫療資源問題得到解決，此時社會開始有余力反思疫情初始時所遇到的問題，并提到了關于大感染科的設定問題。

在建國以后相當長一段時期，由于社會醫療能力的相對薄弱，預防傳染病是提升社會醫療防護能力的重要工作，在此階段大傳染科作為主力預防科室而在醫院系統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是，隨著防控措施的深化與疫苗接種工作的深入，許多傳染病在中國已經較長時間沒有造成太大影響，由此也導致大傳染科的式微，并在市場經濟作用下從醫院系統中逐漸消失。

而此次疫情在前期集中凸顯了這種醫療資源配置對于疾病防控的負面影響，病床配置不足導致前期醫療系統近乎崩潰，也由此產生是否需要保留大傳染科的相關討論。

顯然，這又是一個兩難的問題。在日常狀態下，如果按照疫情控制需要來預配病床等醫療資源，這顯然過于浪費，但在疫情爆發階段，如果能夠提前預備更多的此類資源，則能更有效地緩解疾病的傳播。實際上大傳染科的式微從現實來看已經是一種必然，那么實際問題則在于，當因疫情發展產生應急需求時，能否及時有效地獲得對應的病床等醫療資源。

幸好此次火神山雷神山醫院的建設速度讓我們吃下了一顆定心丸，中國的社會制度保證了政府能夠按照實際需要掌控社會資源的分配，這實際上是中國相較于其他國家所存在的制度優勢，在社會管理制度的改進中勢必需要得到強化，以更有效地發揮這一優點。這涉及到如何匯總并向公務系統提交資源需求的問題，需要結合其他事例一起分析。

· 武漢政府在疫情初期的控制權利其實有限

在拐點出現，疫情得到初步控制之后，社會開始反思前期的防控措施效果，同時也開始承認武漢政府的行政權力在初期防控方面實際存在著客觀方面的局限性。

首先，作為一個新生疾病，大家對于新冠病毒實際完全沒有了解，根本沒有意識到其傳染威力如此之大，而武漢政府初期的應急反應受人詬病，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對其傳播方式與傳染率吃不準所造成的。作為“九省通衢”的重要交通樞紐，武漢的封城措施不僅僅是一個城市自身的封閉，而是關乎與之出行相關的所有個體的出行受阻問題，更何況時值春運，歸鄉人員數量巨大，更進一步擴大了可能造成的影響。

同時，從現在實際封城后產生的結果來看，封城不單意味著交通的停運，還意味著經濟的停擺。武漢作為中部地區的重要工業城市，無論哪位官員如果處在同一決策職位，恐怕難有誰能夠有膽量下達這一封城命令。更不用說城市停擺所需要解決的物質供應等民生問題，若是倉促下令封城，卻沒有相應的后勤物質保障，那么如當前擺在印度面前的“餓死或病死”問題，也將成為決策者不得不面對的另一個兩難困境。

這實際上揭示了一個客觀事實，即，社會公共事務的處理其實應該分為相互關聯的兩部分，其一是決策選擇，其二則是資源調配。可以認為，前文所言的公務管理所產生的對于技能的需求，實際就是需要通過技能所產生的科學判斷，來形成合理的決策，這決定了公務管理行為的正確性。但一個完整的公務管理行為除了形成科學的決策之外，還需要獲得對應的資源，使該決策得以實現，才能通過公務管理來對社會事務產生實際上的影響。對于有效的公務管理而言，這兩者缺一不可。恰如此次抗疫，就算再早形成“封城”決定，但是沒有中央提出“全國馳援”并全力實現這一資源調配結果，那么恐怕也會像現在的印度那樣形成反效果。這是社會管理制度中關于資源調配方面需要考慮的另一方面問題。

· 中央指導組的工作方式

此次抗疫行動中，為整個社會管理制度中資源調配相關問題提供解題思路突破的，是中央指導組以往不同的工作方式。

在以往印象中，所謂領導，或表彰，或講話，或親臨一線視察，其工作重點在于激勵士氣，在于表明對事情的重視，以此實現在精神層面領導全局的作用。但此種領導方式，總不免有“走過場”之嫌，且過多的講話、精神、意見，是否有利于工作進行，還是有可能因此影響一線工作者的抉擇判斷，進而產生妨礙，都值得商榷。

反觀此次疫情防控，中央指導組的工作與以往工作方式有了極大不同，“少說多做”，即是其主體表現。在實際工作中，領導小組更多的是聽取專家的意見，以及其所提出的需求，然后再提出決策方案，來實際解決這些需求問題。如果以前文所提及的“決策與資源”觀點來看，此次指導組不再針對技能方面的決策提出什么看法意見，而僅從資源配置角度來使技能決策得以實現。

換句話說，此次的領導方式，不再是通過實際干涉現場工作方式來實現權力上的領導，而是通過資源配置上的配合來感召現場工作人員，使其能無后顧之憂地全力工作，以此實現精神上的領導。

這一變化十分重要，這意味著“黨的領導”方式產生了重要變革，不再只強求自身能夠涵括所有行業的精英分子，不再強求自身一定能夠在技術層面提出最科學合理的意見，反之專注于社會資源的管理調配，使其能夠按照民心向背、按照事務發展的實際需求進行配置，從而使自身決策能夠契合社會發展的真實需求，并以資源配置方式影響社會事務的實際發展，由此總能代表著社會發展的方向，進而產生社會凝聚力引領全體國民共同前進，實現更高層次的精神上的領導作用。

這同時也就滿足前述關于社會管理制度中資源調配的兩點需求。從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這一制度基礎來看，社會全部資源屬于人民共有，而政府代表人民對其進行管理，這賦予了政府調配資源的合理合法性；而中國共產黨在階級層面上代表著“全體人民”，并通過政協、人大制度實現了這種精神上的代表，可以認為其將代表“全體人民”對各種社會事務進行抉擇，因此政府的資源調配決策就需要服從“黨的領導”，以此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本質。

而這種思維轉變對于社會管理制度的改進十分重要，只有“黨的領導”這一政治層面的實現方式發生變化，其影響下的社會管理制度才有可能進一步改進，并實現前文所言在“技能決策與資源配置”方面的變化。由此也才有可能破除“領導決策”這一既有的制度運作原則，將決策權下放給實際操作的一線公務員，從而激發系統自下而上的自發的革新能力與運作能力，以此為基礎，破除當前公務系統方面包括腐敗在內一系列的痼疾。

因此，疫情領導小組此次工作方式的轉變，才是此次“危機”中的機會之所在。

· 分析匯總

從上述分析來看，由于抗疫所需的診療技能與慣常所需的職能技能相比，帶有更明顯的個人技能特點，以及資源需求特征，此次疫情應對實際上突顯出了兩個客觀事實，一是個人技能與職能需求之間存在著差別，一是技能判斷與資源需求對于事務發展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這兩個客觀事實在原公務體系中常被混合為一體的，進而產生“單純以職能確定權力”的公務系統分權原則，以及“領導決策”這樣的公務系統運作原則。

但現在這些混淆的概念有必要加以區隔，進而產生新的系統原則。

個人技能與部門職能需要被區分。部門職能代表著各個公務管理的職能范圍，并依據各種公務處理所需的技能判斷需求，產生對相應技能公務員的人力資源需要，因此職能事務實際上是各種技能公務員自身技能判斷的匯總結果。因為是各種相關判斷最終的匯總，其并不一定滿足單一方面技能判斷的需求，（例如抗疫的同時也需求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所以難以保證職能決策能夠實時正確。但是，如果從技能角度為技能人員提供一個純技能方面的信息交流途徑，（例如各種專業平臺，以及ＳＡＲＳ時建立但此次因種種原因沒有發揮預定作用的疫情通報系統，或者是以后可能實現的電子化病歷共享平臺），那么技能信息的交互最終總能對職能決策產生一個糾正的作用。

而一旦將個人技能與部門職能進行了區分，那么許多現階段覺得混亂的問題也就能得以疏解。在此基礎上，“個人技能決定公務員權力，所屬職能部門決定公務員行使權力的范圍”將成為新的公務權力劃分原則，由此對應的各個職能職位，將根據其所需要的專業技能與能力等級，成為判定其履職個體的合格標準，并由此產生“部門內部確責”，“瓦解關系網”的衍伸作用，為“反腐防腐”工作形成基本的制度保障（相關防腐方面理論將另外撰文分析，在此不再展開）。

同時，為公務個體確定技能等級，實際上也就進一步提升了公務系統的人力資源調控能力，并隨著部門職位確責與部門內部關系瓦解，打碎了各個職能部門之間的區隔，使其成為統一的公務系統的一部分，各個職位的人力配置將跟隨實際社會公務管理的需要，能夠由人事職能部門進行對應的調配，那么各種突發事件就會對應產生各種緊急公務管理需求，并依此運作方式產生對應行使管理權力的全權應急部門進行管理，這使得公務系統具有自發的應急反應能力。而當該階段性事件消失后，其對應管理需求也會消失，這使得對應產生的應急管理部門將隨著該職能方位的消失而失去其行使權力的范圍，從而使部門解散，技能公務員被重新分配到新職位，則部門臃腫問題就有可能得到解決。

而隨著職能部門內部關系的瓦解，以及技能公務員的獨立，原本職能部門所具有的例如預算編制、分配等相關的資源管理功能也將隨之消失，或者說，其被歸結成為一種獨立的系統技能需求。在此，結合資源調配對于公共事務所具有的與技能判斷同等重要的作用，中國政治制度對于“黨的領導”這一制度性的客觀需求，以及社會主義公有制“人民當家作主”基本理念和由此產生的人大制度，實際上可以認為，將反映公共事務資源需求，結合社會資源管理共識，按照黨的“以民為主”執政理念，為公共事務調配資源這樣的公共資源管理能力，歸結為一種特殊的技能能力——“領導技能”，將是一種合理可行的公權力設定方式（相關政治改革方面理論將另外撰文分析，在此不再展開）。在此基礎上，政治領域內的特殊客觀需求，可以在遵循社會公務管理系統設定原則的前提下得以實現，在能夠領導、指引社會事務發展方向的同時，也不會影響專業技能對于公務事務的科學判斷。

綜上所述，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在帶給我們危害的同時，也帶給我們一個制度改進的機遇，其放大了原本較為混淆的個人技能與部門職能漸漸的差異，使我們能夠有可能將原本單一的“職能決定權力”分權原則，進化到更為準確的“技能決定權力，職能決定行使權力的范圍”分權原則上，同時，將公務管理權力進一步分為“技能決策”和“資源調配”兩方面，使之同時滿足決策方面的科學性要求，以及政治方面的領導性要求，并最終集中體現為“以人民利益為基本出發點”的公務管理結果。按此方式，中國公務管理系統中的原有運作原則將被打破，而由此產生的痼疾，也將隨之得到破解。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