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海洋世紀”第三個十年之際對中國海洋戰略的思考
【摘 要】“21世紀是海洋的世紀”是一個討論了無數次的話題。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發現，標志著世界升起了“海洋時代”的船帆，而中國的“海洋時代”啟航只有短短數十年。如何對國家的海洋戰略進行系統思考與整體設計及有效實踐，已成為我們這個農耕民族再也無法回避的重大戰略問題。所謂“海洋戰略”，就是國家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從一個當前與長遠、局部與整體、競爭與合作的角度來思考海洋對中國發展的重要性問題。過去，中國海洋戰略的失誤之處就在于主題空洞、籠統寬泛、言之無物，現在社會的發展卻需要具體，因而必須對海洋戰略進行具體解構，確定基本戰略與重點發展的地域和行業，否則任何戰略都會陷入空想與失敗。21世紀中國最大的挑戰就是海洋問題。海洋問題既是歷史問題，也是現實問題；既是基礎問題，也是發展問題；既是未來問題，更是理念問題。
“海洋決定國家的興衰”已經不止一次地被證明。一千多年前，我們直面海洋，把海洋當成縱橫馳騁的大通道與爭雄逐鹿的競技場，不僅開辟了舉世矚目的“海上絲綢之路”，在長風大浪的搏擊之中，也鍛造出了中華民族強烈的海洋意識與積極進取的民族精神；一百多年前，我們回避海洋，把海洋當成天朝上國的護城河與嬉戲玩鬧的小池塘，不但丟掉了所有的海上優勢，就連本土也成為列強競食的“腐肉”，最后甚至連走向海洋的自信和勇氣也丟掉了。今天，來自陸地上的安全威脅已近消失，可我們面臨的海洋形勢更為復雜嚴峻。一方面，中國空前依賴海洋，開發資源、出口商品、進口能源，一進一出通道都是海洋，海洋已成為國家命脈；另一方面，中國的海上戰略安全空間卻不斷被擠壓，一旦海上生命線遭到破壞，有可能導致國家經濟出現停滯進而引發社會動蕩。進入“海洋世紀”第三個十年前，海洋問題越來越多、也愈演愈烈，并逐漸呈現出從“量變”到“質變”的發展趨勢。中國人的海洋意識卻還沒有很到位，這就有必要對海洋進行重新重視、梳理和思考，從戰略的高度來審視我們的海洋。“海洋”已不再是單一的“地理概念”，而是具備了新的“歷史概念”、“現實概念”和“未來概念”等等在內的“綜合概念”了。對于“海權”的認知與理解，也從最初的“海洋權力”到“海洋權利”，發展到現在的“海洋權益”了。伴隨著國內社會發展和國際環境形勢的變化，中國的海洋戰略與之前相比，也應該發生變化。過去，海洋戰略的失誤之處就在于主題空洞、籠統寬泛、言之無物，現在社會的發展卻需要具體，因而必須對海洋戰略進行具體解構，落到實處，否則任何戰略都會陷入空想與失敗。國家需要具有時代性和歷史高度的海洋戰略，更需要適應現實形勢和應對未來發展的“海洋理念”，以實現建設一個海洋強國的目標。
一、海洋問題既是歷史問題，也是現實問題
雖然“歷史已經從一個時代進入了另一個時代”，可能還將再迅速地進入下一個時代，但對于現實和未來并非全然無用。我們回過頭去看就會發現，人類海洋社會及文明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以“海港”為基本特征的地中海階段、以“洋港”為主要標志的北大西洋階段和以“全球港”為核心理念的西北太平洋階段。港口成為聯結陸地和海洋的重要紐帶與節點，海洋則成為溝通貿易和文化的戰略通道與平臺。也正是從“海港”到“洋港”再到“全球港”的理念轉變，使世界進入了名副其實的“海洋時代”。回首上千年沐浴在“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下的中國人，站在這個被稱為“海洋世紀”的舞臺上，已經航行了近二十年時光。從1840年開始，或許更早，問題就從海上紛至沓來。西方的堅船利炮不但轟碎了古老中國的大門，其海洋理念也沖擊著農耕民族固有的大陸思維。時至今日，危機依然從海上卷浪而來。統一大業、海洋主權爭端、生態環境破壞、資源日益枯竭、海洋意識不足等等問題都實實在在的擺到了我們眼前。面對曾經飽嘗光榮和屈辱、盡染偉大與荒謬的海洋，我們不得不痛苦地意識到：一百多年來威脅民族生存與發展的種種矛盾并沒有徹底完結，反而在海上愈演愈烈。海洋問題已經不僅僅是遺留的歷史問題，也成了不得不解決的現實問題。幽藍深邃的海洋曾經被認為是人類共同的夢魘，是不可逾越的天險和障礙。由于時代發展和社會進步，人們逐漸開始探索海洋。中國人研究海洋則是從觀海起步的，由最初“望洋興嘆”的無奈到“滄海桑田”的感嘆，再到“海納百川”的豪邁，海洋不僅是單一的“地理概念”，而成為一種情感的寄托。隨著對海洋的理解水平不斷提升之后，中國人關于 “海洋是什么”的基本認知，大致經歷了如下三個階段。長期以來，中國都被認為是傳統的大陸國家，實質上我們是一個陸海兼備的國家。中國還有相當于三分之一陸地面積的海洋國土。因而從“海洋”的角度去重新回顧、梳理和思考我們的歷史就顯得十分必要。開創于先秦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足以證明：中國人在面對波濤洶涌的海洋的時候，沒有選擇逃避，而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氣迎難而上。與其說“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交流文化的海上通道，不如說是祖先留給我們的走向海洋的基因與積極進取的民族精神，是和平探索海權的寶貴經驗。在經歷了西漢對匈奴的陸地戰爭與魏晉南北朝的動亂之后，中國進入了隋唐大一統時代，政治穩定、科技發展、經濟繁榮，從而為走向海洋提供了充足的物質基礎，并于白江口之戰中一舉擊潰妄圖入侵的日本，確立了唐朝在東亞的中心地位。內外因素的綜合作用也為后來“海上絲綢之路”在宋元時期達到鼎盛做了堅實的鋪墊。為了鼓勵海外貿易，南宋歷代皇帝都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策。憑借無可比擬的科技實力，宋代的船長們不僅牢牢掌握了環印度洋航運的控制權，而且將貿易航線延伸到了非洲東海岸。到1128年，海外貿易所得已占居國庫收入的20%。隨后的元朝更是將帝國經營成了一家跨國公司。這一時期，中國人的海洋意識和海權觀念才日趨成熟：海洋已經成為縱橫馳騁的大通道與爭雄逐鹿的競技場，是國家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課本中關于鄭和航海的描述：其規模之大、歷時之久、航程之遠，比世界航海家的遠洋航行早半個多世紀。我經常毫無意義地假想：如果是作為中央帝國的尖兵，鄭和與他的船隊本可以開疆拓土，建立千秋偉業；如果是作為交通貿易的商旅，鄭和與他的船隊也可以用豐厚的利潤激起國民的興趣，從而將“海上絲綢之路”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只要“如果”中的一個成為現實，鄭和與他的船隊就會“永垂不朽”。可惜，歷史不能如果。耗費巨資打造的世界第一船隊和耗時二十八年之久的七下西洋，在海上飄飄蕩蕩沒有帶來任何實際利益。鄭和之后，中國的海洋大門轟然倒塌。相比于保守、自足、封閉的農業文明，明王朝統治者更愿意將海洋當成家門口嬉戲玩鬧的小池塘與環繞田園的護城河。農耕民族在不經意間流露出的短暫狂野消失得和灘頭的退潮一樣快。中國船帆落下的時候，西方工業文明開始起航。當在海浪中搏擊了數百年的海洋民族遇到在土地中安逸了數百年的農耕民族，其結果可想而知。于是乎，倉皇海防、碌碌洋務，買來了最先進的機器，買來了最優良的戰艦，可卻買不來海洋意識和海權理論。小池塘一次次漲水，先前積累的海上優勢全部淹沒；護城河一次次沖垮農田，就連本土也難逃被列強競食的厄運。中國失去了海洋，也就失去了成為世界強國的可能性。歷史的船舶不會因任何人、任何事而停止航行，所有的歲月，都將如海面上泛起的層層波浪一樣而漸行漸遠，最終歸于平靜。當時間進入到公元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的懷抱，中華民族雪洗了近代以來百年的國恥家辱。也正是在這一年，一名駐守南沙群島的戰士驚喜地發現：中國的疆域不是一只“雄雞”，更像一把熊熊燃燒的火炬。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是奔騰不息的火苗，300萬平方公里的海域，是火炬的托盤和手柄。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海洋正逐步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影響著中國甚至世界的方方面面。黨的十八大就已經作出了建設海洋強國的重大戰略部署：要進一步關心海洋、認識海洋、經略海洋，發展海洋科學技術，推動海洋科技向創新引領型轉變。各國政府的注意力也不約而同地投向了海洋，紛紛制定了向海洋進軍的戰略規劃。中國人對于海洋的理解，也隨著“海洋時代”的到來而繼續深化。海洋已不再是一個交通和資源的載體，而是支撐現代中國發展的大托盤和照亮世界的藍火炬。放眼望去，海洋既影響著人類進程的歷史，也作用于人類立足的現實。海洋問題既是歷史問題，也是現實問題。而中國，這把照亮東方的“火炬”，其“燃燒”的基礎能量必將來自海洋，其發展的引擎和動力也將來自海洋。
二、海洋問題既是基礎問題，也是發展問題
大家知道，地球的表面積為5.1億平方千米，其中海洋的面積為3.67億平方千米，約占整個地球表面積的71%；而陸地面積為1.49億平方千米，僅占整個地球表面積的29%。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居住的地球應當叫水球似乎更加貼切。海洋與生命的起源和發祥密切相關，生物的演變進化離不開海洋，人類的生存發展同樣離不開海洋。浩瀚的海洋是孕育生命的搖籃，它為生命的誕生、進化和繁衍提供了必要的條件。距今大約35億年前，海洋中便出現了最原始的生命。同時她也為地球的生命提供了水循環，并且為地球儲存能量，吸收和分解地球生物排出的各種物質，使地球變得能夠適合生命的存在。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都與海洋息息相關。自古及今，人類對于海洋的探索從未間斷。海洋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和廣闊的發展空間。海洋是天然的聚寶盆，它為人們提供了豐富多樣的食物和取之不盡的資源。海洋是交通的要道，它為人類開辟海上通道，提供了便捷廣闊的選擇途徑。海洋是現代高科技研究與開發的試驗田，它為人們探索自然、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經濟轉型提供了充足的發揮空間。海洋正在被賦予越來越多、越來越重要的“發展概念”。可以說，人類的文明和進步直接受益于海洋。開發和利用海洋已成為各國解決人口膨脹、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等等問題的有效途徑。如果我們把國際社會看成是一個地球村，那么海洋就是人類的公共池塘。海洋主宰著我們的空氣、土地和生物，每個人、每個地方都與海洋密切相關。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我們不科學的開發過程中，也帶來了一系列海洋環境污染、生態平衡破壞、海洋主權爭端等等矛盾。海洋問題既是關乎人類生存的基礎問題，也同樣是影響我們更好前進的發展問題。中國走向海洋不是一句宣傳口號，也不是因為中國是一個海洋大國才需要走向海洋，而是中國的進一步發展離不開海洋，所以必須從一個時代的角度與戰略的高度去理解、思考、開發和管理海洋。幾個世紀以來，中國戰略家思考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應對陸上的安全威脅。蘇聯時期，由于擔心遭受突然襲擊，中國將大量資源用于陸地防衛。蘇聯解體后，通過外交談判，中國與朝鮮、俄羅斯、蒙古、中亞各國、越南等國徹底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陸地劃界問題，在中印劃界問題上也取得積極進展。時至今日，來自陸地上的安全威脅已近消失。在此背景下，中國理所當然會將更多的精力和目光投向海洋。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領導人已經作出判斷：沖突更可能發生在中國的沿海地區而不是邊疆地區。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對海洋資源的爭奪、懸而未決的臺灣問題以及在東海和南海的主權爭端都促使中國決意走向海洋。自從實施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始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用驚人的速度積累了大量財富。1980年至200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達到9.7%，并在“海洋世紀”的第十個年頭，2010年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的日趨活躍和領導層對維持發展勢頭的堅強決心，引發了中國沿海地區海上貿易的井噴之勢。舉下列標志性數據為例：2017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達到27.79億元人民幣，在全球港口集裝箱吞吐量Top20中，有九大集裝箱港口入圍，其中上海港完成的集裝箱吞吐量突破4023萬TEU，創下全球港口集裝箱運輸史上最高紀錄，已連續八年位居世界第一。同年，《船舶工業深化結構調整加快轉型升級行動計劃（2016～2020年）》和《海洋工程裝備制造業持續健康發展行動計劃（2017～2020年》正式發布。至年底，全國造船完工4268萬載重噸，同比增長20.9%；承接新船訂單3373萬載重噸，同比增長60.1%。經濟的飛速發展必然引起對能源供應安全的重大關切。1993年，中國成為石油純進口國。2003年，中國首度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進口石油所占比重達30%以上。中國石油經濟技術研究院發布的《2017年國內外油氣行業發展報告》指出：中國石油表觀消費量約為5.88億噸，全國原油產量為1.92億噸。同年，海關總署發布的中國進口原油為4.2億噸、成品油為2964萬噸。也就是說，進口石油所占比重已達70%左右。一方面，中國空前依賴海洋，開發資源、出口商品、進口能源，一進一出通道都是海洋，海洋已成為國家命脈；另一方面，中國的海上戰略安全空間卻不斷被擠壓，一旦海上生命線遭到破壞，有可能導致國家經濟出現停滯。陸地思維觀察事物的出發點是陸地，而海洋思維觀察事物的出發點卻是海洋。比如說怎么看“中國”？如果從陸地的角度看，它叫東亞；如果從海洋的角度看，它叫西太。隨著國家海洋教育的不斷普及與深入，中國人對于海洋已經有了橫向和縱向認知結構。從橫向上來說，海洋思維發展至今，大致有三個階段：宋元時期的競技場、明清時期的護城河與火炬中國的大托盤；從縱向上來說，中國已經把海洋上升到了國家發展的戰略地位，十八大報告中就已經提出了“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目標。在中國，無論是精英階層還是普通民眾，對歷史都十分敏感，也習慣于運用歷史案例結合現實情況來尋找治國安邦的答案。可以說，歷史觀已成為中國人世界觀的一部分。中國人不可能忘記當年在海上的光輝歲月，也不可能忘記西方列強從海上入侵的屈辱歷史。尤其是，當一個在淚水血水里浸泡了百年的民族，重新站在這個被稱為“海洋世紀”舞臺上的時候，絕不可能讓近代史的悲劇再次重演。東亞和東南亞海域是往來中國港口的海運必經之地，擔負著東西方海上交通貿易與交流文化的重任，事關國家的生死攸關利益。從馬六甲海峽一路向北至渤海，所經片區也不是相互獨立的個體，而是相互作用的整體。這些片區被精心構筑成了一道“海上長城”，但功能和定位卻與真正的長城相反，成了以封鎖中國走向海洋為目的的長城，嚴重阻礙了中國政府戰略構想的實現。本章將重點關注下列地區：南海、臺灣、日本和朝鮮半島。1 南海既是中國的“加勒比海”，也是中國的“戰略儲備”如果我們將馬漢分析加勒比海戰略特征的研究框架運用到中國的南海地區，通過比較雙方的異同，就會發現兩者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馬漢認為加勒比海“天然地屬于海權國家”，該海域也只有一個偉大的海洋國家——美國。而中美洲地峽是連接大西洋與太平洋的交通樞紐，是美國通往大洋的門戶，具有重要的商業和戰略意義。對他來說，在尼加拉瓜或巴拿馬修建運河并確保經過的海路安全至關重要。任何時代的雄心國家由于自身特質，必然渴望并且計劃控制這些關鍵地區。同時，美國也有潛力建設一支足以保證沿海地區暢行無阻的強大海軍。與馬漢時代的加勒比海一樣，南海周邊也只有一個海洋大國——中國。馬六甲海峽作為溝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關鍵節點，就如同是東南亞的巴拿馬運河。而南海處于中國海運的龍頭地位，所有東亞各國船只返回本國最短最優的航線，也必先通過南海。唯一不同的是，中國在南海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盡管如此，現實情況仍不容樂觀。今天的南海儼然已是爭奪海權的天下。我們先來看看周邊這些國家是怎么做的：越南占了我們28個島礁，菲律賓占了7個，馬來西亞占了3個，印尼占了2個，文萊占了1個，包括臺灣駐軍的太平島在內，中國實際控制的只有9個。南海爭端從1974年西沙之戰算起至今已有44年。在這44年當中，周邊國家先后與200多家西方公司合作，在南海海域鉆探了約1380口鉆井，每年的石油產量達5000萬噸，相當于一個大慶油田。就這樣，南海問題逐步從地區問題上升為國際問題。長期以來，中國一直將南海作為戰略儲備。據國家海洋局統計，南海至少蘊藏有367.8億噸石油、7.5萬億立方米天然氣，還有豐富的礦物資源、生物資源與空間資源，能夠為國家進一步發展提供堅實有力的物質保障。1976年，中國軍隊從越南手中奪回了西沙群島。1988年，中國又狠狠教訓了一支越南海軍編隊，從而控制了南沙群島的若干戰略據點。同年，海南正式建省。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2012年，國務院批準設立地級三沙市。2018年，黨中央決定支持海南全島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愿望，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說到底，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而要實現統一大業與海洋強國的戰略目標，就必須首先克服這個最現實、最直接的問題。這當中不但要思考丟掉臺灣的嚴重后果以及收復臺灣之后中國將向何處去的問題。戰略眼光和民族抱負要立足臺灣也要超越臺灣。由于臺灣目前處于一種“未統未獨”的狀態，我們不妨先看看外國勢力與臺獨分子會怎么來分裂臺灣。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臺灣大致走過了三個階段：從蔣介石時代的“光復大陸”到李登輝陳水扁時期的“形式獨立”再到如今蔡英文的“事實分裂”，臺獨已經在形式上和本質上發生了一連串的“基因突變”。第一，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會讓臺灣正式宣布獨立，除非中國遭受不可預知的變故而元氣大傷。否則，他們只會讓臺灣與中國事實分裂。第二，在“事實分裂”的思想指導下，保持與大陸的積極接觸。高度關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促進臺灣社會繼續發展，同時讓大陸看到和平統一的光芒。至于這縷光芒是朝陽的曙光還是落日的余暉，完全看形勢發展需要。第三，準備好揮舞手中的大棒。與大陸保持積極接觸是“事實分裂”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為了防止大陸失去耐心下定決心以武力統一臺灣，還是要做好硬實力的準備。第四，要保持和美國、日本等外國勢力以及大陸境內藏獨、疆獨分子的“協調”與“合作”，造成“內外夾擊、遙相呼應”之勢。臺灣對于中國的戰略價值不言自明，在我們手中就是航向大洋的基點，在他國手中就是東海與南海整體戰略的分割線，也是永久威脅中國腹地的橋頭堡。攻守之勢瞬間就會逆轉。美國、日本不會輕易放棄臺灣，甚至會著手塑造臺灣的分裂觀與價值觀，以達到臺灣問題無限期拖延的目的。熟悉歷史的朋友都知道，中日之間曾爆發過五次大規模的戰爭，即白江口之戰、元日之戰、萬歷朝鮮戰爭、甲午戰爭和抗日戰爭。日本列島南北狹長，缺乏自然資源，且處于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國家福祉高度依賴海上貿易。與生俱來的地緣劣勢，不但造就了日本人強烈的憂患與海洋意識，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零和思維。1927年的《田中奏折》說得最為直接：“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倘中國被我征服，則其他異族之民必畏我敬我而降我，是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二戰結束后，作為美國“第一島鏈”的北端防線，日本列島、琉球群島和太平洋上的其他外圍島礁對中國的海上安全構成了嚴峻挑戰。進入21世紀，中日兩國雙邊經濟聯系日益密切，文化交流更為頻繁，但沒有改變“競爭為主、合作為輔”的本質。日本正逐步放棄和平主義政策，不但屢屢插手臺灣問題，甚至宣稱擁有對釣魚島的主權。在東海劃界問題上，日本也要求采用陸地間等距離中間線來劃分中日兩國之間的東海大陸架。迄今為止，日本都是美國治下的非正常國家。一方面，日本需要依賴美國恢復其世界大國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極度渴望獲得自由獨立。從競爭的角度看，日本是中國走向海洋的一大障礙，是切斷東海與黃海的手術刀；從合作的角度看，由于中日兩國共用一條海上生命線，如果發揮得當，日本也有可能成為拱衛中國沿海的一道屏障。4 朝鮮半島是一把切斷俄羅斯遠東利益以及對準中國或日本心臟的匕首作為從歐亞大陸伸出的三面環海的朝鮮半島，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既可以成為走向海洋的通道，也可以是進攻大陸的跳板，因而自古以來就是大陸勢力與海洋勢力爭奪的要沖地帶，且始終關系著中日俄三國的利益。歷史上，中日俄三國在朝鮮半島進行過數次大規模戰爭，從唐日白江口之戰開始，到萬歷朝鮮戰爭，再到近代的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再到新中國的抗美援朝，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一直影響著周邊國家的安全與利益。形象地說，朝鮮半島就是一把切斷俄羅斯遠東利益以及對準中國或日本心臟的匕首，就看它握在誰的手里。從中國的角度出發，朝鮮半島與中國的戰略要地東北毗連，與華北、華中隔海相望。仔細觀察東北亞的地圖就會發現，任何出入拱衛京畿的渤海海上交通線都要經過朝鮮周邊的海域。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朝鮮扼守著渤海和黃海的分界線，與山東半島之間最近距離只有150英里，與遼東半島之間最近距離只有80海里。南面韓國控制下的濟州島地處對馬海峽、黃海和東海的交匯處，戰略價值相當突出。顯然，中國海上交通線在朝鮮半島面前暴露無遺。在北方，青島是北海艦隊機關所在地和重要軍港；天津是面向北京地區進行商業與資源運輸的門戶；大連擁有規模浩大的造船廠，而周邊的旅順也是中國重要軍港之一。上述港口都與朝鮮半島隔海相望，一旦朝鮮半島建立親西方政權并部署一支規模中等的海空部隊，就可以很容易對出入渤海的軍民進行攔截、襲擾和監控。所謂“海洋戰略”，不是關于海洋的戰略，而是從國家發展層面來思考海洋的問題。歷史上的海洋強國都會根據國家發展需要結合本國的政治與地緣戰略條件來制定自己的海洋戰略。從20世紀80年代起，隨著中國向世界敞開大門，中國人逐漸開始重視海洋。概括起來，中國的海洋戰略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如下三個階段。策略是一種現實的對策，而戰略是一種未來的思考。在海洋問題上，作為一個海洋大國，中國過去的戰略被動性主要體現在，只有被動的海洋策略，而沒有主動的海洋戰略。當海洋環境污染、漁業資源衰竭、島嶼主權爭端等等問題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才能切實感受到海洋問題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于是乎，匆匆應對、盲目應對、急功近利的現象就比較嚴重。形成這種狀態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我們對海洋的關注還處在理論上的應該，而沒有進入現實中的需要。對海洋的認識是模糊的，對海洋的意義是遙遠的。第二：綜合國力。“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是一種有限綜合國力下的策略行為。它為我國的改革開放與經濟建設爭取到了穩定的周邊環境，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是和平解決領土爭端的新思路。更為重要的是，它為我國的海洋策略過渡到海洋戰略做了積極的嘗試與堅實的鋪墊。進入21世紀后，中國的海洋戰略也逐漸從單一的經濟層面擴展到系統的社會發展。200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應重視海洋資源開發與保護”的政策；2006年的“十一五”規劃綱要中提出了“促進海洋經濟發展”的要求；2011年的“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指出要“堅持陸海統籌，制定和實施海洋發展戰略，提高海洋開發、控制、綜合管理能力” ；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我國是海洋大國，要編制實施海洋戰略規劃，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提高海洋科技水平，強化海洋綜合管理，加強海上力量建設，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妥善處理海上糾紛，積極拓展雙邊和多邊海洋合作，向海洋強國的目標邁進。”這些文件為我國海洋戰略的制定和發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可靠的理論支持。中國的海洋戰略既要立足現實，也要面向未來。“現實”就是策略選擇，“未來”就是戰略考慮。現實是未來的顯現，策略是戰略的配合。從現實的角度來說，我國周邊存在著相當多的海洋問題，非常棘手，也非常迫切；從未來的角度來說，這些問題都是我們建設海洋強國的磨刀石，都是鍛造中華民族海洋精神的煉丹爐。來自海洋的挑戰只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要把每一次現實都當成改變未來的機遇。
三、海洋問題既是未來問題，更是理念問題
當歷史的包袱、現實的無奈、未來的希望，與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同時指向大海的時候，我們更應當沉心靜氣，謀定而后動。過去，海洋戰略的失誤之處就在于主題空洞、籠統寬泛、言之無物，現在社會的發展卻需要具體，因而必須對海洋戰略進行具體解構，落到實處，否則任何戰略都會陷入空想與失敗。海洋問題既是未來問題，更是理念問題。國家需要具有時代性和歷史高度的海洋戰略，更需要適應現實形勢和應對未來發展的海洋理念，以實現建設一個海洋強國的目標。十九大報告指出，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21世紀本來就是一個海洋世紀、海洋時代。所以，海洋思想是時代思想。但是，海洋思想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面，在社會主義思想方面，尤其是在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系列當中，幾乎是嶄新的。海洋思想的發展，我給它概括為五個階段。第一是海洋策略思想，第二是海洋戰略思想，第三是海洋經略思想，第四是海洋方略思想，第五是海洋謀略思想。此內涵的核心在“策略”。“策略”的機理在刺激、激將、激勵和鼓勵。它主要是對應一個對海洋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的態勢上我們將采取的方式和方法，以達到一個發力、發揮和發展海洋的目的。它的作用是一種引導，站在時代前面的引導，引導人們和社會朝著發展海洋的方向挺進。由此要區分開，海洋政策與海洋法律的不同:海洋政策更多的是一種激勵和鼓勵，需要的是一種只要是你做了對海洋開發和利用有益的事你就能得到政府的政策和資金支持的狀態。此內涵的核心在“戰略”。“戰略”歷來與“戰爭”有關。而“戰爭”又與爭議、爭端、爭斗和爭奪有關。它雖然是一種最后通過武力來解決問題并取得勝利的謀略，但更重視一種長遠和持久的甚至不為一般人所理解的思考和布局。國際上至今所有的爭議、爭端、爭斗和爭奪一般都是以“戰爭”能否取勝為標志的。它往往又是一個國家強大的典型標志。所以，我們要在海洋問題上有話語權，就必須發展軍事、軍備和軍人。要隨時準備在海上打仗，打海上仗。此內涵的核心在“經略”。“經略”的機點在“忽略”和“疏漏”上，是指對“海洋”不僅要有籠統的主權意識，而且還要有經營不曾被人注意的地方的思路。其實，從整個人類看，海洋還是陌生的，還有很多甚至甚多的方面都是處女地。但現實的人所注重的往往都是已經被人注重的方面。它從而形成了一種”熱得很熱，冷得很冷”的兩極狀態。而“經略海洋”的思維首先在于要盡快和盡早地發現這些被至今的人們所忽略的海洋資源。此內涵的核心在“方略”。“方略”的機理在“整體性”上。它強調“方略海洋”在具體做法上要注重其整體性、系統性和連續性。它不僅往往具有集以上三點即“謀略性”、“戰略性”和“策略性”為一體的特征，而且還具有把“海洋哲學”“海洋科學”“海洋技術” “海洋藝術”和“海洋智慧”為一體的特性。它的基礎既是一種整體的和綜合的思維方式，也是一種細致的和技術的思維方式，還是一種歷史和現實思維相結合的方式。它一般體現在一種經過周密思考后的“海洋布局”的措施上。此內涵的核心在“謀略”上。“謀略”注重的是一種對 “思維”和“智力”的強調、提高和完善。它特別注重要以“思維的角度”取勝。它對應的是一種“實力的角度”。同時，它還要求，要謀全局。“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城”，“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要特別注重和處理好大局與小局、長遠與眼前的關系問題，從而來尋求最優的理念和最可持續的發展。（二）持久戰與速決戰相結合是中國海洋戰略的基本方針“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今天的中國不但要在全局上面臨來自霸權國家的嚴重威脅，同時也要在地區上處理周邊國家帶來的各種挑戰，真可謂“剪不斷、理還亂，是煩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樹立多個敵人。在每一階段中，要抓住主要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去對付主要敵人，以求得本階段的發展，并為下一階段做好準備。從整體上看，無論是海洋經濟、海洋科技、海軍實力還是海洋意識等基本方面，我們與世界海洋強國相比，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因而決定了中國的海洋事業必然是一場“戰略的持久戰”。從局部上看，在經濟總量、資源投入、建設速度等突出方面，我們與之相比，又存在著明顯的優勢，因而也決定了中國的海洋事業同時是一場“戰役的速決戰”。“敵強我弱、敵眾我寡”的基本態勢，雖因我們建設海洋強國的堅強決心和執行力度而有所改變，但情況并沒有立即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我們依然處于劣勢一方。我們的優勢一時間也不可能發展到足以補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敵之劣勢也沒有很快發展到足以抵消其強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現時仍然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守”階段。一定會有更多試探我們底線的矛盾發生，也一定會有更大考驗我們抗壓能力的事件在不遠處恭候。我們所面臨的海上爭端只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嚴峻。因此“戰略相持的平衡階段”不會很快出現。相反，在今后的一定時期內，我們依然會面臨較大的被動，“敵”仍舊會獲得一定程度上的主動。但不會出現敵我全勝或全敗的局面。原因有三。第一，“敵強我弱”的基本態勢本來就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敵”是相對的強，我是相對的弱；“敵”是相對的主動，我是相對的被動。第二，由于我們建設海洋強國的決心和力度，更加造成了這種相對的形勢。盡管“敵”之不利因素沒有立即發生作用，抵消到足以破壞其優勢的必要程度，但確確實實在削弱；我之有利因素也沒有立即發生作用，發展到足以增強其優勢的必要程度，但又的的確確在上升。第三，形勢是不斷變化的。敵我雙方都會在長期的拉鋸戰中經歷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只要我們能靈活機動，適應變化，必能繼續發展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敵的戰略態勢。“敵強我弱”，確實有失敗的危險。但敵有其劣勢，我也有其優勢。因此客觀來說，勝利和失敗的可能性同時存在。我之優勢可因堅持不懈的努力而得到加強，劣勢也可因堅持不懈的努力而最終克服；敵之優勢可因我之努力而不斷削弱，敵之劣勢也可因我之努力而持續擴大。我們必須為最后的勝利而不懈努力，條件多具備一分，早具備一日，勝利的把握就多一分，勝利的時間就早一日。雖然目前“敵我懸殊”較大，但各種有利因素配合主動戰略，相持階段必然到來。這時候的“敵人”由于其肩負的“全球責任”和力量的相對不足，不會在各條戰線上全面出擊，只會在一定限度上重點進攻，并傾盡全力保護其既得利益，鞏固其已占區域。同時配以較大的宣傳攻勢，并建立多個相關利益集團，大造聲勢。南海和臺灣由于其突出的地理位置和戰略價值，必然會成為“主要戰場”。在南海，“敵”會不遺余力地策動各方加入對海權的爭奪戰中；在臺灣，則會著手塑造其分裂觀和價值觀，建立“偽政府”從而據其為己之所有。我們相當清醒的認識到：這一階段，是最難熬最殘酷的階段，但同時也是發生質變的階段。一方面，中國的海上壓力較之過去將更加嚴重，甚至爆發新的沖突。另一方面，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將達到一個新的平衡。是勝利還是失敗，不取決于我們在第一階段丟掉多少主動，而在于所有國人的共同努力程度。戰略相持階段，從表面上看是敵我雙方力量的最大消耗階段，但實際上是雙方在精神信仰上的比拼。中國需要更大的戰略耐心和信心，“反攻階段”才會真正到來。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解決海洋主權爭端，主要依靠中國人自己在前期和現在所積蓄的力量，但也要適時運用有利的國際形勢和國際力量。因此外交工作必然是任務艱巨。“反攻階段”是“持久戰”的最后階段，中國人在長期殘酷的考驗中，必然能夠鍛造出自強不息、積極進取的海洋精神品格。持久戰的長期性和嚴峻性是確定了的，但到底要經過多少時間、到底會有多么復雜，誰也無法預料。這個完全要看敵我雙方力量的根本變化。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盡我所能去增加自己的力量、消耗敵人的力量。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具體來說，就是“實干興邦”。惟有致力于全民族海洋意識的提高、海洋科技的提升、建設速度的加快等等，才能真正縮短持久戰的時間。坐著不動，空談誤國，最終只有被消滅。在“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守階段”中，我方會呈現出兩種變化。第一種是向下的變化，經過持久戰的消耗，國家資源會有所損失，主要是在量的方面。第二種是向上的變化，國民海洋意識的提升、海洋科技的進步、海軍建設的強大等等，主要是在質的方面。這種質變就提供了持久戰最終勝利的依據。“敵方陣營”中，也有兩種變化。第一種是向下的變化，力量的分散、貿易的萎縮、國內人民的不滿、國際輿論的譴責等等。然而也要充分估計到“敵”向上的變化。那就是他占領了一些島礁，獲得了一定資源，完成了一些部署。這些向上的變化由于我們建設海洋強國的堅強決心與執行力度，因而只能是暫時的和局部的。在“戰略相持的平衡階段”中，敵我雙方的基本態勢將繼續變化。“敵”由于力量的繼續分散、建設速度的不快等等原因，將繼續其向下的變化。而我則由于資源不斷的投入、國民海洋意識的不斷上升、處理海洋爭端的經驗不斷積累，將繼續向上的變化。這個階段或許會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但同時也是敵我雙方力量發生巨變的關鍵時期。中國必將滑出劣勢，進入平衡狀態，并大體上做好“戰略反攻”的準備。由于各地區社會發展存在不平衡的狀態，因此不會同時出現全面反攻的局勢，相反會在某個關鍵點上集中突破。在此階段中，“敵”分化削弱中國的圖謀不會減弱，我們所面臨的壓力更大，各地區的協同與配合將是嚴峻的考驗，務必不能使戰略反攻半途而廢。以上就是中國海洋戰略發展的全過程。中國從劣勢到平衡再到優勢，從防守到相持再到反攻，是必然的趨勢。持久戰是基本特征，但還不是具體方略。只有在持久中進行速決，才能將其落到實處，否則必然陷入空想與失敗。持久戰并不意味著對眼前的問題和困難視而不見，一門心思搞建設、一心一意求發展，期待整體實力到達之后再統一解決。相反，面對日益復雜的具體爭端，中國要積極主動快速的作出應對，當斷不斷，必受其亂。“敵”目前雖然處于“戰略上的進攻”狀態，但具體到某個事件，我們依然可以調集充足的資源，“以多兵打少兵”，完成從整體劣勢到局部優勢的過渡與轉變。因此我們所要考慮的并不是短時期內在全面的斗爭中獲勝，而是做好持久戰的準備，同時盡快建立、維持和發揮局部優勢。通過變整體劣勢為局部優勢，再加上局部優勢的不斷作用，積小勝為大勝，從而達到改變整體戰略格局的目標。整體上的對峙要有足夠的戰略耐心和定力，厚積薄發；局部上的爭端要主動迅速的作出應對，以免錯過和平崛起的大好時機，造成國家資源不必要的更大消耗。這就是戰略的持久戰，戰役的速決戰。兩者相反相成，相互配合，才能相得益彰。確定海洋戰略的基本要點所依據的是地理位置和行業目前、未來的發展趨勢對中國海洋事業所發揮作用及其重要程度。位于沿海經濟帶與長江沿岸經濟帶交匯處、全國海岸線中部的浙江舟山群島，擁有著得天獨厚的位置資源、深水岸線資源和群島資源，理應成為中國海洋戰略發展的重點地域。2011年3月14日，舟山群島新區正式寫入全國十二五規劃，規劃瞄準新加坡、香港等世界一流港口城市，要拉動整個長江流域經濟。2011年6月30日，國務院正式批準設立浙江舟山群島新區，舟山成為中國繼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重慶兩江新區后又一個國家重量級新區。發展目標已經確定，到達路徑可以商榷。無論是將浙江舟山群島新區放在“現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背景下，還是全國整體海洋戰略的考量中，去滿足地方乃至國家的發展需求，我們都應該立足現實，展望未來。新區，關鍵是新在它的發展思維和理念。舟山最大的資源是什么？海，被污染的海。舟山最大的短板在哪里？鄉村，島上的鄉村。所以舟山要發展，首先要從這個最大的資源開始做起，從最大的短板開始做起，打好基礎，做好基本功，變害為利，這才是新的思維和理念。進入“海洋世紀”第二個十年后，人們對 “海洋”的認知與理解已不再是單一的“地理概念”，而是具備了新的“歷史概念”、“現實概念”和“未來概念”等等在內的“綜合概念”了。從《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一書出版開始，人類對“海權”的探索就再也沒有停止。海權發展到今天，大致經歷了如下三個階段。第一是海洋權力階段，通過主張建立強大的海軍實現對海洋的控制權力。第二是海洋權利階段，提倡向海洋進軍是各國實現其權利的途徑和手段。第三是海洋權益階段，海洋權益首先屬于國家的主權范疇，它是國家領土向海洋延伸形成的權利。其次是指國家在海洋上所獲得的利益。不僅有著深刻的法理意義，而且還有極強的實踐性。在海權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如何解讀并發展馬漢海權論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重大戰略問題。因其特殊的影響力，從誕生至今便不乏追隨者，世界上所有的海洋強國無一例外，都會根據時代發展的要求和本國的具體國情來解讀馬漢的海權理論，制定自己的海洋戰略。最突出的案例便是德意志帝國與大日本帝國，兩國都深受其思想的熏陶，又最終都走上了通過戰爭爭奪海權的不歸路。因此就很有必要重溫馬漢理論的重要論點。馬漢認為海權既是地理決定的必然，也是國際關系的必然。他提出了“國家海權的六大要素”，即地理位置、地形特征、疆域大小、人口多寡、國民性和政府的政策。這些是海洋強國所必備的要素。國家的繁榮與富強維系于海洋；海權的執行既包括平時發展貿易創造財富，也包括戰時運用海軍控制海洋。中國當然不可能步德國和日本的后塵，制定馬漢式的海軍戰略，從而陷入與強大對手的地緣競爭中無法自拔。但我們也要清醒的認識到，如果不能從“戰爭”角度去思考海洋，那么我們最終會“被戰爭”而失去海洋。我們研究馬漢的理論，是為了有效防御來自海上可能的侵略，維護國家合法的海洋權益。因此如何掌握海洋戰略的基本原則，使之與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是當務之急。第一，中國快速增長的海上貿易必將帶來海權的進一步振興。這是與歷史上所有海洋強國都相同的。第二，發展海上貿易所面臨的地理局限也將成為中國關注的焦點，進而產生控制海上交通線關鍵部位和節點的要求。第三，經濟利益的驅動與國內政治的發展將進一步促使中國從多個維度去全面、客觀的解讀馬漢的海權論。毫無疑問，海洋時代是一個需要大量船舶和海洋工程裝備的時代。“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進入“海洋世紀”第二個十年后，隨著人類不斷走向遠洋，走向深海，對于船舶和海洋工程裝備的需求也在大幅度提升。2016年，中國正式發布了《船舶工業深化結構調整加快轉型升級行動計劃（2016～2020年）》，當中明確指出“船舶工業是為國民經濟及國防建設提供技術裝備的現代綜合性和軍民結合戰略性產業，是國家實施海洋強國和制造強國戰略的重要支撐。”2017年，《海洋工程裝備制造業持續健康發展行動計劃（2017～2020年》也相繼發布，“海洋工程裝備制造業是《中國制造2025》確定的重點領域之一，是國家實施海洋強國戰略的重要基礎和支撐。”這些文件的發布為深化發展造船業和海洋工程裝備制造業不但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強有力的政策支持。進入“海洋世紀”第三個十年前，國際形勢錯綜復雜，海洋問題越來越多，也愈演愈烈，并逐漸呈現出從“量變”到“質變”的發展趨勢。因而海洋戰略也不應等同于之前的海洋戰略。中國的海洋事業前無古人、囊括萬象，既包含歷史，也面臨現實；不但立足基礎，也面向發展；不僅著眼未來，更注重理念。
（作者：陳國強，浙江大學管理學院；來源：昆侖策網【原創】，有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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