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毛澤東領導黨和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開創并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創立毛澤東思想；領導創建和不斷發展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帶領人民開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建立起獨立的、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制定了“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毛澤東從根本條件、政治保障、領導優勢、思想指導、發展方向、物質基礎、發展戰略等方面，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奠基和探索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全面、深入地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形成了體系完整、內容豐富的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概括提出并深入闡述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是黨的二十大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最新重大成果”。中國式現代化，是我們黨在長期探索中經過萬般磨難才取得的重大成果，我們必須倍加珍惜，并不斷加以拓展和深化。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經過多年抗爭，終于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實現現代化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在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又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了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現代化建設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在這個長期歷史進程中，毛澤東團結帶領全黨全國人民，從根本條件、政治保障、領導團體優勢、理論思想指導、政治制度基礎、社會發展方向、物質條件基礎、發展戰略方向等方面，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奠基和探索作出了重大貢獻。
一、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根本社會條件和堅強政治保障
毛澤東出生在風雨如晦的年代，當時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因此，早在少年時期，毛澤東就樹立了救國救民的遠大抱負。1936年，他接受斯諾采訪時講過自己當時的感受：“我讀了一個談論瓜分中國的小冊子……我甚至現在還能記得這小冊子的開頭第一句：‘嗚呼，中國將亡矣！’……我讀了這本書之后，我為我祖國的將來痛心，開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國的責任。”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期間，他親身經歷軍閥混戰、外敵入侵、國家破敗的現實，參加反抗“二十一條”的斗爭，努力探索救國救民的“大本大源”。1920年，他在領導新民學會的過程中明確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目標，走上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道路，開始投身中國革命實踐，探索中華民族走出低谷、實現復興的出路。在長期革命實踐中，毛澤東正確處理革命與工業化、現代化的關系，把現代化視為擺脫外敵侵略，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根本路徑。他認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存在兩個問題：其一，社會制度腐敗；其二，經濟技術落后。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中國，接連不斷的戰爭，使得中國的工業化缺乏發展條件和發展環境。所以，必須在取得革命勝利的基礎上，把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推翻，才能把中國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國，在此基礎上開展現代化建設。1945年，他在黨的七大上提出，工業化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的不懈追求，是黨領導人民發展奮斗的一個基本方向。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除了要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還要“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而只有當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了，政治條件達到了之后，政府和人民才能采取下一步措施，也就是在數年內，把中國的輕工業和重工業都建設起來，“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依賴外國，它的財政經濟政策是破壞人民的一切經濟生活的。國民黨統治區內僅有的一點小型工業，也不能不處于大部分破產的狀態中”。政治上不能夠做到根本改革，生產力就逃不過被破壞的命運。這一點不僅體現在農業上，也體現在工業上。如果不打倒反動統治，工業化就不可能開展，農業國就不可能轉變為工業國。為了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必須徹底消滅一切反動勢力，推翻“三座大山”的壓迫，“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把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解放出來，成立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這也是“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先決條件”。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再次強調，黨領導人民取得革命勝利，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的政權后，要把那些零散的個體農業經濟以及手工業經濟，逐步引導著“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建立起獨立而完整的工業體系，使我國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家逐步向先進的工業國家轉變。在這種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明確方向和堅定意志的鼓舞下，黨和人民在毛澤東領導下開展了艱苦卓絕的革命戰爭，最終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成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為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奠定了根本的社會條件。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推翻了“三座大山”，實現了民族的獨立、人民的解放，徹底終結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屈辱歷史，將西方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徹底廢除，“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使中華民族獲得了獨立，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股探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強大社會力量。這一勝利，徹底結束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屈辱歷史，充分激活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性。勤勞勇敢的中華兒女創造了自己的文明、自己的幸福，同時也向世界宣布，中國人民是愛好和平、自由的人民，不但要使自己的祖國安居樂業，而且要為促進世界的和平發展作出貢獻。“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革命勝利之后，黨領導人民進行全面的經濟建設，緊隨其后將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還實現了人民解放的目標，形成了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強大歷史主體力量。這個勝利“徹底改變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國積貧積弱、受人欺凌的悲慘命運，中華民族走上了實現偉大復興的壯闊道路”，扭轉了中國歷史發展的趨勢，徹底結束了幾千年來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情況，“中國的歷史，從此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中國人民通過抗爭戰勝了自己的敵人，中國以一個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世界舞臺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團結，從精神被動走向精神主動，從被蔑稱為“東亞病夫”到真正成為歷史創造者，歷史主體性得到充分激發，形成了強大的歷史自信和歷史主動，釋放出強大的主體實踐力量。這是最強大的生產力，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最根本的力量之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政權，為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提供了堅實的保障力量。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勝利成果和反對內外敵人的復辟陰謀的有力的武器”。人民政府鎮壓反動派的權力，是維護人民根本利益免遭侵犯的重要法寶，“是一個護身的法寶，是一個傳家的法寶”，在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沒有被徹底消滅之前，這件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
二、為中國式現代化確立了突出領導優勢和科學思想指導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之一，并在長期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把黨鍛造成為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堅強有力的政黨，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開創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領導基礎。1920年，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后就提出，“要有一班刻苦勵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沒有主義，是造不成空氣的……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這個“主義的結合”就是思想統一、團結戰斗的先進政治組織。他積極建立長沙的早期黨組織，并到上海參加黨的一大，參與黨的創建。建黨之際，毛澤東高度重視黨自身的建設，強調聯絡“真同志”，純潔黨的思想和組織，為黨的長期發展注入紅色基因。大革命時期，他強調必須堅持黨的正確領導，“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土地革命時期，他致力于從思想上建黨，創立思想建黨理論，提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著力用無產階級思想改造和純潔黨的組織和黨員思想，洗刷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把一個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黨建設成為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抗日戰爭時期，他提出黨的建設是一個“偉大的工程”，“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光榮而又嚴重的任務”。他領導全黨開展整風運動，把中國共產黨建設成一個在思想領域、政治方向、組織結構等各方面都是完全成熟的、偉大光榮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為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堅強核心。新中國成立前夕，他提醒全黨，在勝利面前，我們的同志必須時刻保持警惕，那些“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都不能要，防止“糖衣炮彈”的進攻，就要牢記“兩個務必”，要求黨員們在思想作風上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在生活作風上要繼續保持艱苦奮斗，不但要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還要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初步形成了執政黨建設的思想。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他強調必須牢固堅持“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堅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始終保持黨的政治本色，加強黨內監督，警惕和預防干部在經濟上腐化腐敗，在思想上變質變色，并提出了革命接班人的五條標準，即要懂馬列主義，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要團結大多數人，要講民主，要作自我批評。毛澤東的建黨學說和創造性實踐，在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得到繼承與發展；在不同時期，黨的建設這一偉大工程不斷全面推進，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始終走在時代前列，領導人民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前進，是這條道路上的堅強領導核心，是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強大的領導優勢，也是中國式現代化成功推進的根本前提。毛澤東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思想大師，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作出了巨大貢獻。他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事業，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科學命題，提出了命題的本質要求和發展方向的理論框架，還闡明了命題的根本原則和發展方法。他強調，“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換言之，就是要讓它符合中國的特點，這是“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他強調要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創造性地結合起來，讓馬克思主義能夠在中國扎根，形成“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同時，經過中國革命實踐而形成的豐富經驗，也要從經驗的層面提升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高度，“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形成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毛澤東還在哲學思想、政治思想、經濟思想、文化思想、軍事思想、黨的建設思想等多個方面創立或發展了新的學說，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體系，成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偉大勝利。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又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任務，明確提出并開啟“第二次結合”的歷史進程，創立了十大關系理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等，使得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在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根據不同時期的具體情況，對毛澤東思想進行了繼承、創新和發展，并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不斷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方面取得新的突破，使得中國式現代化的指導思想與時俱進，不斷深化和發展。
三、為中國式現代化規定了根本制度屬性和正確發展方向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明確提出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觀點，指出“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又強調，“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就是說，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權之下，我國將“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這些重大論斷，闡明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根本出路和方向就是發展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團結帶領全黨全國人民，大力推進“一化三改”，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使生產資料所有制從私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開創了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在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1955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提出，中國已經處在了新的歷史時期，要讓一個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改變其歷史方向和國家面貌，就“要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內使國家基本上工業化，并且要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這表明，中國在這一新的歷史時期開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階段，朝著新的目標發展。1956年，黨的八大報告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國家的內外關系、社會性質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因為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得到了解決，在中國土地上實行了幾千年的階級剝削制度也隨著新中國的成立、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而基本結束。此后，黨開始領導人民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和工業化發展。因此，中國式現代化在開創時期就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制度屬性。在領導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過程中，毛澤東始終把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強調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建設就是要朝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方向努力，決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20世紀50年代中期，面對國際國內復雜形勢，他毫不動搖地宣告，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他講道：在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統治后，很多人對于中國的下一步究竟該向著哪個方向走，是向著資本主義走，還是往社會主義去，是不清楚的，而“事實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毛澤東強調，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優秀成果，但是這種吸收必須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下，根據中國需要進行獨立自主的吸收，必須“洋為中用”，堅決反對“全盤西化”的主張，反對教條主義的學習。在中國建設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黨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制度屬性和發展方向。鄧小平強調，必須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根本原則；江澤民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畫龍點睛”之筆；胡錦濤強調，科學發展觀必須堅持以人為本這一本質與核心；習近平強調，要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的現代化。我們黨始終以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和制度要求為基礎，來促進現代化事業的深化與發展，毫不動搖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同時充分吸收世界各國現代化建設的優秀成果，牢牢堅持以發展生產力為基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著力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從而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特點包括：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有世界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體現出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而且立足于中國具體國情而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四、為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重要經濟基礎和有利物質條件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領導黨和人民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創建了中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得社會生產力實現了長足發展，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奠基、開創和推進奠定了堅實經濟基礎，創造了有利物質條件。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之后，在黨的領導下，我國開展了大規模經濟建設和全面的社會主義建設。探尋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極其困難的，毛澤東領導全黨全國人民對此進行了長時間的探索，歷經曲折，在工業、農業、科技、國防以及文化、外交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從經濟發展速度來看，國內生產總值從1952年的697億元增長到1976年的2965億元，年均增長5.9%，其中工業年均增長11.1%。社會主義工業化快速推進，工業擺脫了貧窮落后的面貌，工業體系和布局基本形成，鋼鐵、石油、化工、冶金、機械等行業均有較大發展，生產能力得到大幅提高。鋼產量從1949年的16萬噸增長到1976年的2046萬噸，原油產量從1949年的12萬噸增長到1976年的8716萬噸，原煤產量從3200萬噸增長到483億噸。農業現代化實現重大進展，基礎設施得到明顯改善，機械化水平不斷提升，1978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突破6000億斤。科技現代化大力推進，科學技術的發展成果得到了廣泛運用，國防尖端技術攻克難關突破封鎖，取得了顯著成效，國防現代化初具規模，成功發射了“兩彈一星”，形成了強大的國防保障能力，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得到了大幅提高。文化教育衛生體育等事業不斷繁榮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顯著提升，從1949年到1976年，小學在校學生從2439萬人增加到1.5億人，高校在校學生從11.7萬人增加到56.5萬人，居民平均預期壽命從35歲提高到64歲。對于這些成就，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概括道：“黨領導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實現了一窮二白、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大步邁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飛躍。”除了在經濟建設中取得的物質成就，我們黨還取得了巨大的獨創性理論成就，這些成就和成果為其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作好了理論準備，也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特別是毛澤東領導黨和人民正確處理農輕重比例關系，探索了適合中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從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之始，毛澤東就強調要根據中國的具體國情，獨立思考，走自己的路，開創符合中國具體實際的建設道路。1956年3月2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不應該照搬蘇聯模式，要根據實際情況作出中國人自己的思考，“探索在我們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1956年4月4日，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強調，我們黨一定要獨立思考，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他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提出并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建設中幾大要素的重要關系，制定了以工業為主導、農業為基礎的方針，并且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堅持工業和農業并肩發展、重工業和輕工業并肩發展、中央和地方工業同步發展、大中小企業并舉。他提出，要高度重視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重視農業合作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農業現代化，這對工業化有著很大的全局性的影響。“工業和農業、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農業改造這樣兩件事”，我們“決不可以只強調一方面，減弱另一方面”，要把這兩件事情的關系處理好，絕對不能厚此薄彼，失之偏頗。基于這樣的思想，我國在發展國民經濟和推進工業化的過程中，既沒有照搬照抄蘇聯的模式，也沒有不加改動地完全移植西方現代化的道路，而是形成了中國自己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建立了一套獨立的、相對完整的、具有本國特色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1979年9月29日，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上向全世界莊嚴宣告，經過30年的奮斗，“我們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一重大成就為中國經濟獨立自主發展、為新時期開創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奠定了堅實基礎，時至今日依然發揮著至為關鍵的作用，使我們能夠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應對美西方國家對我國的封鎖、制裁和打壓，能夠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五、為中國式現代化制定了宏偉發展目標和長遠發展戰略
毛澤東曾多次強調，中國的繁榮和發展離不開現代化這一必然選擇，而現代化又是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條重要路徑。以此為根據，他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目標以及歷史任務。1954年9月，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提出，要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周恩來對毛澤東這一思想作了進一步的闡述，提出要建設一個有“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的國家。黨的八大以后，毛澤東對中國現代化發展的目標和戰略進行了反復思考和斟酌，提出要用50年到100年的時間，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強盛的、富足的社會主義國家。20世紀60年代初期，在經過實踐曲折、多次調整和深入思考后，他作出慎重決策，明確提出要用100年左右時間趕超西方發達國家。1963年12月，他在總結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這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目標。從那時開始，這個宏偉目標就一直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不懈追求。在新中國成立后幾十年的發展中，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根據不同時期的情況制定了階段性目標并逐步實現，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對這個宏偉目標的持續深化和實踐。毛澤東在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之外，還基于當時中國的具體實際，領導制定并開始實施“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1957年，他提出要“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1959年底，他又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總體內涵，也就是在上述三個現代化的基礎上又增添了國防現代化。1964年，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提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從而趕超世界水平，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前列。毛澤東制定的四個現代化戰略，絕不是憑空的想象，也不是憑著主觀熱情提出的空想，而是腳踏實地、立足于中國具體實際而制定的發展戰略，是可以劃分階段且能夠貫徹落實的發展戰略。在制定并實施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時，毛澤東實事求是地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時間久任務重，想要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落后狀況，勢必要耗費很長的時間才能實現。他多次談道，中國是一個大國，但同時也是一個窮國，在建設社會主義、發展現代化方面沒有經驗，需要自主探索，這一定會遭遇很多的困難，必須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當時的中國，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都還是比較落后的，因此想要“實現國家的富強和工業現代化，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只有有了足夠的時間才能夠提高自己的經濟水平和文化水平，才能夠為建設現代化的工業和農業提供基礎；中國有一句老話，叫欲速則不達，社會主義建設也是如此，特別是不能操之過急，“越急就越辦不成，不如緩一點，波浪式地向前發展”。就中國的現實情況而言，由于“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可能會需要10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這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落實到四個現代化戰略上，就是分步驟推進的“兩步走”思路。1963年夏，毛澤東提出，1963年到1965年的這3年，是一段過渡期，要繼續堅持“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過渡時期結束后的15年內，初步形成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或是工業體系；此后，再用15年的時間，建成一個具有“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以上對數十年的規劃，實際上就是“兩步走”的現代化發展戰略。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提出，我們要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這個時間不會太長。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有兩步計劃：“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這是符合中國具體實際的戰略安排，在實踐中雖然受到很大干擾，但總體上還是得到了落實。到1979年新中國成立30周年時，我國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個把遠景目標與具體步驟相結合的戰略安排，為此后黨與時俱進地制定現代化發展戰略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參考和經驗啟示。20世紀80年代黨制定的“三步走”戰略，20世紀末制定的“新三步走”戰略，新時代提出的到21世紀中葉將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兩步走”戰略安排，都體現了這種遠景目標與具體步驟相結合的特點。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在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實踐的基礎之上，黨的十八大后，黨又在理論和實踐上有了新的突破，中國式現代化得到了進一步的推進和拓展，形成了完整的發展道路和理論體系，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有力支撐。在新時代新征程上，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3]王立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與人類文明新形態》，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22年。[4]金民卿：《毛澤東現代化思想中的四個重要關系》，《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21年第2期。[5]辛向陽：《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中國式現代化》，《馬克思主義研究》2022年第10期。（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授權】，原刊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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