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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至今，已經走過了一百多年的光輝歷程，一部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史，就是無數共產黨人為了理想信仰，前赴后繼，勇往直前，用奉獻與犧牲寫就的歷史。在共產黨人前進的征途上，荊棘叢生，困難重重，險象環生，處處充滿了危機與風險，黨和紅軍不但要面對并戰勝強大的敵人，更要克服和糾正來自黨內的左、右頃機會主義錯誤。

上世紀初的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東方大國，這也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具有復雜性和長期性的特點，由于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中國革命的能否成功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影響很大，故共產國際對此極為重視。中共從誕生之日起，就得到了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指導。為了培養大批干部，中共在成立初期及后來一段時間，先后派出了大批青年到蘇聯學習或去歐洲勤工儉學，黨寄希望這些人，在學成之后回到祖國，能夠將學到的蘇聯革命成功經驗和其他國家好的作法用于中國，使得中國革命能夠早日成功，這些人后來的確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后來成為了黨和軍隊領導人的朱德、周恩來、鄧小平等人，都先后去過法國；張聞天、博古、任弼時、王稼祥、張國燾、王明等也先后去過蘇聯。青年毛澤東雖然致力于研究中國問題，但很支持向西方學習。早在黨成立之前，他就支持過“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學會方針的新民學會會員蔡和森、向警予、蔡暢、李維漢等人赴法國勤工儉學。對于黨派出去的這些人，他不但大力支持，從各方面為黨籌措資金，還以個人名義向社會名流人士章士釗借兩萬大洋，資助這些人出國，解放后，這筆本應由黨來償還的本金及利息，毛澤東卻用自己的稿費還清了這筆錢。

大多數出國學習的人在回國之后，都能夠結合實際努力的去為黨工作，有的人后來還成了黨和軍隊的領導骨干，被黨委以重任擔任了要職，為黨和人民軍隊的建設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也有一些人，回國之后就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自己是誰了，之后便在黨內以太上皇和欽差大臣自居，指手畫腳，一切唯共產國際馬首是瞻，滿嘴講的都是馬列主義，就是不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使王明等人占據了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后，從此也就拉開了導致中國革命受挫和失敗的序幕。這些教條主義者一朝權在手，便來把令行。他們在掌握了黨中央的領導權之后，就使得左傾錯誤路線在黨內大行其道，暢通無阻，一意孤行，當他們把黨和紅軍折磨了四年之久，使其遭受到重大損失，再也領導不下去了的時候，直到1935年初的遵義會議才被迫得以收場。這些教條主義者給黨和紅軍造成的危害是空前的。

如若以遵義會議為界來看黨的奮斗歷程，我們不難發現1935年無疑是決定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分水嶺，是決定中國革命生死存亡的關鍵一年。在這一年里發生的以遵義會議為引領的三個重大事件，無一不與黨和紅軍的前途命運息息相關，無一不是在考驗以毛澤東為首的黨的領袖群體的領導力和智慧。如果沒有遵義會議，左傾錯誤路線繼續領導黨和紅軍，仍然排斥毛澤東，紅軍就跳不出近四十萬敵軍的包圍圈，就可能招致黨和紅軍的全軍覆沒，給中國革命帶來無法挽回的災難性后果，還極有可能使中國革命就此止步。正如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的：“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也正是由于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長征，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了并鍛煉了黨和紅軍的基干，勝利地克服了堅持退卻逃跑并實行成立第二黨的張國燾路線，挽救了左傾路線所造成的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危機，正確地領導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運動，正確地解決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組織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毫無疑問1935年的確是黨的歷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年。

一、成功的召開了遵義會議

今天我們來看遵義會議，視乎覺得不算什么大事，不就是正常的開個會嗎。但在當時，卻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教條主義者把持著黨和紅軍的領導權，借著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助威，不僅拉大旗作虎皮，迷惑了許多人，更聽不進其他人的正確意見，這就使得黨內的正義進步力量力圖通過召開黨的會議來糾正左傾路線錯誤，改變對紅軍的領導指揮，變得異常的困難。不召開黨的會議，就無法糾正左傾路線錯誤。如若不是他們把紅軍帶到了絕境，且有來自黨內大多數人要求改變領導人的呼聲和強大壓力，他們是不會同意召開遵義會議的，更不會輕易就交權的。

教條主義者剛愎自用，傲慢武斷，不僅態度頑固蠻橫，還把錯誤輕描淡寫。在嚴峻的軍事斗爭形勢面前，教條主義者不得不接受大多數人的意見，同意召開遵義會議，對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來的教訓及錯誤進行反思和總結。在會上，他們極力為自己辯解，把打了敗仗使紅軍遭受重大損失的責任歸于敵人過于強大這個客觀原因，不承認自己犯了脫離實際的瞎指揮錯誤這個主觀原因，而且還大放厥詞要走著瞧。他們不承認錯誤的目的，就是不想交權。在會上，盡管政治局已作出決定由洛甫代替博古為黨的總負責人，但直到中央行軍到了云貴川一個雞鳴三省的地方，已經沒有人再聽他們的那一套了，迫不得已博古才交出了總負責人這把交椅。遵義會議之所以能夠成功地召開，無疑是廣大紅軍指戰員在看清了左傾錯誤路線真面目后的不斷覺醒，黨內正義進步力量的不斷增長和積蓄，同左傾錯誤路線之間矛盾斗爭的總爆發，是一次脫胎換骨的會議，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并找到了真理，敢于沖破思想牢籠的禁錮，頂著各種壓力，起來抵制錯誤路線的結果，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進步力量真正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始。是中國共產黨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而召開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它終止了左傾錯誤路線對黨和紅軍長達四年的領導，果斷地取消了李德的軍事顧問和三人團，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和紅軍，撥正了中國革命前進的航向，保證了黨和紅軍能夠沿著這條正確的路線方向前進，成為了黨的歷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里程碑。

在黨和紅軍的發展歷程中，盡管也歷經了陳獨秀、李立三等人的錯誤領導，但唯獨第一次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對黨和紅軍的危害時間最長影響最大，這與共產國際東方部領導人米夫的支持是分不開的。正是由于米夫的支持，在1931年初黨的六屆四中全會，才使王明等人奪得了黨中央的領導權的，才有了之后長達四年之久在黨內的統治。

遵義會議的核心和關鍵是毛澤東入圍政治局并成為常委，如果把毛澤東排斥在中央領導層之外，那遵義會議就是沒有絲毫意義的會議，即便是改換了領導人，那也不過是在吃過洋面包的人之間的擊鼓傳花而已，黨和紅軍被敵人剿滅的命運仍然無法改變。不要說黨和紅軍能夠勝利到達陜北，出不了貴州就有可能被敵人剿滅，因為蔣介石是不會給中國共產黨人再繼續摸索革命的時間的，必欲置于死地而為之。蔣介石在剿滅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之后，必然就會集中全力去圍剿四方面軍、二、六軍團和陜北紅軍的，直到全部剿滅為止。再退一步講，即使中央紅軍不被蔣介石完全消滅，剩下的部隊不論通過那種方式渡過了長江與四方面軍會合，那也只能成為張國燾個人軍隊的一部分。幾萬人馬都集中在藏區，無法北上抗日，失去了全國人民的支持，最后的命運只能是自生自滅了。只有毛主席能夠帶領紅軍走出低谷，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正如周恩來在1963年曾說的：“讓紅軍走出死亡之谷，是因為聽了毛主席的話，而不是聽了什么集體智慧。是因為有了毛澤東思想，才使集體有了智慧。中國領袖沒有那個人都無所謂，但沒有毛主席，革命勝利早著呢！每當革命危機時刻，都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而不是什么集體智慧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紅軍總司令朱德也寫詩贊遵義會議：“群龍得首自騰翔，路線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揚”。不論怎么說遵義會議都是決定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一次生死攸關的會議，沒有遵義會議，就沒有之后的黨和紅軍。

二、戰勝了張國燾的分裂

1935年6月，一、四兩個方面軍在懋功會師之。此時的四方面軍號稱有十萬人馬，而中央紅軍則僅有三萬人，實力對比過于懸殊，使得張國燾有了向黨討價還價的資本。為了統一兩軍的行動，中央召開了兩河口會議，確立了北上抗日的方針。但面對擁兵自重的張國燾，中央擔心起了張國燾能否共同北上的問題。因此，黨中央要求中央機關和一方面軍，除了講團結，講一、四方面軍在軍事行動上相互配合之外，其他一切問題一概不予提及，避免給張國燾依此不愿北上的口實。

盡管一、四方面軍長期被阻隔在兩個不同的地域，加之兩支部隊之前沒有合作的歷史，且部隊之間相互了解的也不多，但中央對四方面軍總的情況還是有所了解的。面對日益嚴重的軍事斗爭形勢，為了實現北上抗日的戰略意圖，中央對其始終保持著極謹慎又忍耐的態度，只字不提及四方面軍的任何問題，這就為日后爭取張國燾，使其能夠執行中央戰略方針，預留了一個大的空間。然而，中央的良苦用心沒有能夠感動張國燾，兩軍會師之后，張國燾在了解到中央紅軍已遠不能與他的十萬之眾相比的情況后，便先將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責任推向中央，進而向黨伸手要權，露出了他要“用槍來指揮黨”個人野心的馬腳。中央在看出了張國燾不愿北上，并以此要挾中央進而達到向中央要權的目的之后，迫不得已也作出了讓步，不得不將周恩來擔任的紅軍總政委的職務讓位于他。為了能夠共同北上，8月3日，中央決定對一、四兩個方面軍進行了混編，又對領導人進行交叉任職，組成左、右路軍經草地北上。將一、三、四、三十軍為右路軍，由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為政委，葉劍英為參謀長；將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軍為左路軍，由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總參謀長劉伯承率領。同時，為了能扼阻張國燾更大的“企圖”，求得一、四兩個方面軍能夠共同北上，中央也不得不在此時亮出本不該亮出的底牌，要求釋放現仍在被關押著的同志。其意就是要向其傳遞出這樣的信息：四方面軍利用肅反殺害了許多自己同志的錯誤，中央是了解的，而在此時提出此事并不是要追究此事的責任。中央的目的也僅只是想起到點一下張國燾“穴位”的作用，讓其適可而止，即刻收手，使其行為能夠有所收斂，不要再得寸進尺。

張國燾陽奉陰違不執行中央北上方針的行為，中央不得不繼續對其采取規勸和忍耐的態度，等待著他回心轉意。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會議上通過的《中央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中也指出：“四方面軍的黨的領導在基本路線上是正確的，是執行了四中全會后國際與中央的路線的。四方面軍英勇善戰，不怕困難，吃苦耐勞，服從命令，遵守紀律等許多特長……，是現在一方面軍應該學習的。但四方面軍絕不應該以此自滿……。必須使一、四方面軍的每一個同志了解，一、四方面軍都是中國工農紅軍的一部分，都是中國共產黨中央所領導的。在我們中間只有階級的友愛與互助而沒有分歧和對立。”中央對四方面軍的肯定和苦口婆心的規勸，目的只希望能夠一起共同北上。張國燾為什么要隱瞞肅反，他怕因肅反引出了其他的問題，敗露了他的分裂行為，因而在與中央的交鋒中始終躲避肅反問題，但他也視乎從中央的決議中隱隱約約地感到了一絲的不安。由于他不僅繼續堅持錯誤，還向中央伸出了要權之手，又怕自己的罪行暴露，便將公開肅反變為了秘密肅反，為殺人滅口他秘密地殺害了紅軍的優秀指揮員曾中生，對于廖承志，張國燾考慮到他是民主革命的先驅廖仲愷、何香凝之子，加之有周恩來、朱德的秘密保護，始終未敢動手，總算是保住了性命。

自一、四兩個方面軍會師之后，為了能夠求得共同北上，中央迫不得已不得不在川西北苦等他三個月時間，但中央的良苦用心終究未能換回張國燾的醒悟。他的個人野心更是惡性膨脹，在錯誤的道上不僅越走越遠，而且到了要用武力來要挾中央南下的地步，中央為了實現自己北上的戰略方針，9月10日，不得不率領一、三軍團迅速脫離險境先行北上。當陳昌浩得知右路軍在沒有命令就已經北上后，問徐向前要不要打時，徐向前雖然也不知詳情，但說了“那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而陳昌浩也沒有動用政委的最后否決權，才避免了紅軍的內訌和互相自殘。試想，如果徐向前、陳昌浩下令追擊中央紅軍，一、四兩個方面軍就有可能要打起來，如果追上了不讓北上，張國燾必用武力脅迫中央和一方面軍南下，那后果就可想而知了。關于中央和一、三軍團單獨北上，1986年9月5日，楊尚昆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召集的一次座談會上說：如果沒有一、三軍團單獨北上這一步，等到胡宗南、馬步芳和朱紹良，把臘子口、西蘭公路完全封鎖起來，采取蔣介石在江西的辦法，筑碉堡，那我們飛也飛不出來。毛主席率一、三軍團單獨北上，是極為關鍵的一步，沒有這一步，也就沒有一年后三大主力紅軍在西北的大會合。如果沒有北上這一招，一、二、四方面軍統統集中在藏民區的貧瘠地方，慢慢地就會自生自滅，因為那里既沒有條件擴大軍隊，更沒有條件搞生產，那是草原和不毛之地，敵人把幾個山頭一封，你就沒有任何辦法了。毛澤東后來也說：一、三軍團脫離險境先行北上，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好在部隊行動迅速，徐向前、陳昌浩也沒有下令追擊和阻攔。這一招足顯毛澤東高超的謀略和智慧。如果張國燾的陰謀得逞，那一、四兩個方面軍就只能在藏區坐以待斃了。

三、勝利到達吳起鎮

毛澤東將紅軍的作戰定位為游擊戰爭，他套用唐詩絕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來比喻根據地建設與紅軍發展的關系，并形象地解釋說：“人不能老是走著，老是站著，也得有坐下來的時候，坐下來就靠屁股，根據地就是紅軍的屁股”。長征以來，黨和紅軍就一直處于沒有根據地依托的狀況，能夠找到一個坐下來歇息的地方對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就顯得非常重要。幾次找到了，又幾次被迫放棄。也可以說紅軍長征就是在找家。

紅軍要北上抗日，在戰勝了敵人的圍追堵截，尤其是擺脫了張國燾的武力危險之后，黨中央和一、三軍團便繼續北上，9月12日在甘肅迭部縣的俄界，在此黨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再次電令其改正錯誤，率部北上。隨后中央將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改編為了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17日部隊突破天險臘子口，19日，黨中央順利抵達了哈達鋪。20日，在此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了組織部工作問題及繼續北上的相關問題。決定派謝覺哉、毛澤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并設法打通與共產國際的關系，為中央落腳西北建立起一個較穩固的戰略靠背。在哈達鋪期間，毛澤東從國民黨報紙上看到了陜北還有紅軍和蘇區的消息，他在給出席陜甘支隊團以上干部會議作行動方針與任務的報告時指出：民族危機在一天天加深，我們必須繼續行動，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計劃。首先到陜北去，那里有劉志丹的紅軍，有塊根據地，到了那里，我們就到家了，就有了立足之地，就能發展、壯大。南下是沒有出路的，要吃虧的。我們現在北上，就是要起火車頭的作用，有我們帶頭，不出一年，四方面軍的同志一定會跟上來的。9月27日，黨中央和陜甘支隊到達了甘肅通渭縣榜羅鎮，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議，改變了俄界會議做出的在接近蘇聯的區域建立根據地的決定，正式確定把中共中央和陜甘支隊的落腳點放在陜北，以陜北來擴大蘇區。

就在黨中央即將到達陜北之際，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理番縣的卓木碉，公開成立了第二中央，并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張聞天的中央委員及黨籍，分裂行為達到了頂峰。此時的黨中央對張國燾已經是無能為力。

10月19日，僅剩了七千多人的中央紅軍歷盡艱辛終于到達陜北吳起鎮，國民黨軍便仗其有機動性強的騎兵優勢，以四個騎兵團尾追而來，妄圖乘已非常疲憊又無后方依托的中央紅軍在立足未穩之際，對其進行跟蹤偷襲，想一舉將其剿滅。即使不能剿滅也想達到擊潰或者消耗紅軍實力，使其難以立足不能與陜北紅軍會合之目的。

鑒于嚴重的敵情，為了切掉這根討厭的尾巴，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中央領導，在到達吳起鎮的當日，便不顧長途行軍的疲勞，在保衛部門已安頓好了住處，卻顧不上休息，就立即聽取了前來迎接中央紅軍的陜甘邊區工農紅軍第二路游擊隊政委龔逢春的情況匯報。龔逢春向中央領導詳盡地匯報了陜北蘇區黨政軍民的情況，尤其是匯報到當前的敵情，及左傾路線正在陜北搞肅反的問題時，引起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極大關注。他在了解到陜北正在搞肅反并且不斷地升級和擴大化，左傾路線在江西蘇區搞得“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一幕還在陜北蘇區繼續上演時，非常氣憤，斥之為“瘋狂病”，聽完了匯報，他就當即做出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責成立即成立由董必武、李維漢、張云逸、王首道、郭洪濤等五人組成的中央黨務委員會，接管保衛局，審查和處理陜北肅反問題。11月初，王首道等人到達瓦窯堡，代表中央釋放了劉志丹、習仲勛、馬文瑞等一百多人，12月中旬，毛澤東又親到瓦窯堡，接見了劉志丹等人。毛澤東向在場的人員說：我一到陜北，就看到人民群眾很懂得革命道理，政治覺悟很高，鄉村政權很鞏固，游擊隊戰斗力量很強，蘇維埃政權能鞏固地堅持下來，我相信創造了這塊根據地的同志們是黨的好干部。大家放心，陜北“肅反”問題，劉志丹的問題，都可以得到正確的解決。請大家放心，中央會處理好這個問題的。接著，中央便派出王首道，劉向三，賈拓夫代表中央去了瓦窯堡，很快便將肅反控制了下來，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隨后，中央又指定組成在博古指導下的“黨務委員會”負責審查陜北的肅反。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黨務委員會”拿出了處理意見，毛澤東、黨中央肯定了他們的做法，并指出:逮捕劉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錯誤的,是莫須有的誣陷,是機會主義“瘋狂病”，應立即釋放，恢復工作。

本來中央首先要解決的是敵騎兵的問題，但聽完了龔逢春的匯報之后，幾位中央領導隨之進行了討論和協商，一致認為：如果不制止肅反、不切掉敵騎兵這根尾巴，黨中央在陜北就無法立足。解決當下這兩大緊迫問題才是當務之急，刻不容緩，必須立馬著手進行。中央在派人制止肅反的同時，又著手讓彭德懷做消滅敵騎兵的準備。

根據嚴重和復雜的敵情，對如何才能有效地消滅尾追而來的敵人，當晚，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就主持召開了陜甘支隊團以上干部會議，研究部署了“切尾巴”戰役。毛澤東說，我們中央紅軍北上抗日到陜北，就要與劉志丹領導的紅26軍、與從鄂豫皖先期到達的紅25軍會合了，但是，我們的后面卻拖著馬鴻逵、馬鴻賓和何柱國等敵騎兵這根尾巴，那怎么辦呢，要給蘇區人民帶來勝利的消息，而不能把這個禍害帶進蘇區，我們必須切掉這根尾巴。為此，我們就要狠狠地打擊并消滅這股追兵。這一仗不僅是我們中央紅軍結束長征的最后一仗，也是進入陜北蘇區的第一仗，我們必須以打贏這一仗的勝利來迎接與陜北紅軍的會師。會議決定由陜甘支隊司令員彭德懷全權組織指揮實施這次戰役。

由于此役意義重大，且不同于以往的戰役，故毛澤東對此非常重視。為了打好這一仗，20日，毛澤東彭德懷親自同擔負主要作戰方向的陜甘支隊(中央紅軍)第一縱隊負責人一起研究敵情，勘察了地形，并向他們交代了任務。他再次要求，必須全力組織實施好“切尾巴”戰役，必須打退追敵，絕不能讓敵人進入根據地，要以打勝這一仗的實際行動，給蘇區人民一個見面禮。由于尾隨中央紅軍的這股敵人都是騎兵，機動性強，加之紅軍之前沒有打騎兵的作戰經驗，無疑給全殲帶來了很大的困難，為此，毛澤東令彭德懷必須根據這一新情況認真研究對策，要充分利用好有利地形，發揚我軍頑強拼搏不怕犧牲精神，誘敵深入，將敵人誘入到我們的伏擊圈后盡可能多的加以消滅。彭德懷根據毛澤東的要求，擬制了一份較為詳盡的戰役兵力部署實施方案，毛澤東看后極為贊賞，隨即批準了這個方案。

彭德懷按照這個方案，精心設計布局好了口袋陣張網以待，只等著敵人來鉆了。當敵騎兵完全進入到紅軍預設的伏擊圈時，陜甘支隊第一縱隊在正面、第二縱隊在左翼，同時向敵人發起了進攻，經過幾個小時的戰斗，全殲敵人一個騎兵團，擊潰三個團，斃傷俘敵兩千多人，繳獲戰馬一千多匹及大量槍支彈藥，圓滿結束了此役。

之后，中央紅軍又與陜北紅軍一起進行了直羅鎮戰役，全殲東北軍109師和一個團，斃敵師長牛元峰，俘敵五千多人，粉碎了敵人對陜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鞏固了蘇區，擴大了影響，為把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從此，使黨中央在陜北站住了腳。正如毛澤東所說：長征一結束，新局面就開始了。之后，共產黨人又與張學良、楊虎城建立起了三位一體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隨著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結束了國共十年內戰，紅軍生存的威脅得以解除，兩黨共同抗日，八路軍也開赴了抗日前線。陜北成為抗日橋頭堡的作用凸顯了出來，它既是紅軍的落腳點又是抗日的出發點。它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中央救了陜北，陜北也救了中央。如果陜北這塊根據地也被左傾路線搞丟了，黨和紅軍找不到落腳點，那中國革命的結果也就很難預料了。

1935年毛澤東成功的處理了這三個大事，使黨中央擺脫了危機，成功地著陸了陜北，為之后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創造了條件，接著又成功的處理了西安事變，結束了十年內戰，為了民族的存亡，拉開了國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幕，從而開始了中國革命的新紀元。

（作者：邵建忠；來源：昆侖策網【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