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初，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新質生產力”概念之后，學界進行了新一輪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闡述新質生產力的出場邏輯。二是界定新質生產力的科學內涵、特征。三是關于新質生產力的實現路徑。四是制定衡量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指標體系。

總體來說，現有研究圍繞新質生產力的出場、內涵、意義、實現路徑等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但鮮有從微觀主體的角度來研究和回答國有企業在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中的角色與作用。因此，本文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理與方法，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有關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主導作用的精神，闡釋國有企業引領和主導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理論依據和實踐路徑，以期更好更快地發展新質生產力。

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是新發展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向前的重要任務，是夯實中國式現代化和高質量發展物質技術基礎的重要舉措，也是應對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的時代要求。在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作為國民經濟重要支柱的國有企業理應按照《憲法》關于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的規定和要求，承擔起時代賦予的重大使命，主動服務于國家戰略的需要，在推進科技創新、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和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中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第一，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是適應我國當前經濟發展階段的必然選擇。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改變傳統的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發展模式，優化經濟結構，培養新的增長動力。新質生產力正是“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

第二，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是應對激烈的國際競爭的戰略舉措。我國經濟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雖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仍然處在大而不強的發展狀態，價值鏈長期處于中低位，產業鏈中的核心技術仍然有待突破，關鍵零部件仍然需要進口，科技創新能力還不夠強。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來進行完善和補足，也就是通過發展新質生產力這一路徑來彌補。

第三，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是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科學判斷。新一輪科技革命所帶來的一系列創新技術，為生產力實現質的飛躍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產業變革意味著傳統產業面臨升級重構，同時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加速發展，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壯大提供了必要的空間和市場。

第四，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是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的必然要求。新質生產力的提出和形成更能適應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變化，可以促進戰略性產業和新興產業的發展，摒棄無效和低端的供給，極大地提升生產效率和產品品質，為人民群眾提供更豐富和更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

新質生產力是一個內涵豐富的經濟范疇，是科技創新在其中發揮主導作用的生產力，尤其是以關鍵性顛覆性核心技術實現突破的生產力，具有高效能、高質量的特征，區別于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和發展路徑，是一種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的生產力質態。準確把握新質生產力內涵，具體來講，可以從“新”和“質”兩個方面來理解。

其一，新質生產力的“新”直接體現在新的構成要素上。從生產力構成要素上看，新質生產力是實體性要素提質增效、滲透性要素尤其是科技起主導作用的全新質態的先進生產力。

其二，從具體表現來看，新技術主要是強調關鍵性顛覆性技術突破，包括人工智能技術、量子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可控核聚變等；新產業主要指新能源、新材料、先進制造和電子信息等新興產業，這些產業具有技術含量高和創新能力強的特點；新模式包括新型商業模式和服務模式等，主要特征是個性化、定制化和體驗化，如平臺經濟、分享經濟、電商經濟等新興業態，能夠更好地滿足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

其三，新質生產力的“質”表現在新性質與高質量。“質”是事物成為其自身并區別于其他事物的規定性，所以說新質生產力不是傳統生產力的局部優化和簡單迭代，也不是單純量的增長，而是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的當代先進生產力。

任何一種生產力的革新都要通過微觀載體完成，國有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必然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主力軍。國有企業為何能夠引領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從內在依據上看，主要是國有企業的性質、實力和政治屬性決定了它必然在新質生產力發展過程中扮演引領者角色。

國有企業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表現形式，其本身就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在承擔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國家發展戰略上可以發揮《憲法》所賦予的“主導作用”，并在此基礎上攜手非公經濟的生力軍作用，共同擔負起相應責任與使命，引領新質生產力更好地為共同富裕服務。

首先，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性質，決定其具有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責任與使命。一方面，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性質更符合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性質決定了企業利益與國家利益、社會利益是統一的。國有企業不是單純地追求利潤最大化，更要在適應市場競爭的同時不斷滿足國家和社會的需要，因此，國有企業能夠更好執行國家戰略。

其次，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性質，決定其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能更好地促進共同富裕。中國的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屬于全體人民，在分配上采取按勞分配的方式，因而能夠直接推動共同富裕。

國有企業不僅具有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責任與使命，也具有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強大的實力，主要表現在強大的實體經濟、雄厚的研發基礎和強大的資金實力上。

首先，國有企業代表強大的實體經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進一步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根基在實體經濟，生產力實現質態躍遷離不開實體經濟量的長期積累，而國有企業正是強大的國家實體經濟的最重要載體。

其次，國有企業研發基礎雄厚。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是需要突破重大核心技術，國有企業雄厚的研發基礎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有力支撐。

最后，國有企業資金實力強大。國有企業對于投入很大、風險很高的重大核心技術創新具有財務承諾優勢，對風險的容忍度更高。

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因而發展新質生產力也是中國共產黨的莊嚴使命。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以科技創新促進各類產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必須倚靠黨領導下的國有企業這一可靠力量，發揮好黨的領導的獨特優勢，統籌好發展與安全的關系。

首先，黨領導下的國有企業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有助于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一方面，黨領導下的國有企業是壯大綜合國力和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黨領導下的國有企業可以集中力量突破一些關鍵性的“卡脖子”技術，進行一些高端價值鏈的創新，突破西方脫鉤斷鏈式的科技打壓和產業圍堵，在發展過程中逐步贏得國際競爭戰略主動權和經濟自主權，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其次，黨領導下的國有企業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具有很強的組織整合優勢。黨和政府領導下的國有企業能夠很好地超越個人利益、個人目標和個人知識的藩籬，參與集體利益、集體目標和集體知識的形成過程，通過經濟政治資源獲得獨有的聯合優勢，通過投資產業鏈上的企業獲得相應的產業鏈整合優勢，能夠真正發揮出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機制優勢。

在確定了國有企業在新質生產力發展中的引領作用之后，還需要進一步明確國有企業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著力點與主要作用。國有企業作為黨和國家執政興國的經濟基礎，是國民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是國家調控國民經濟的重要微觀基礎，也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和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力量，能夠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和重大的國家戰略。因此，在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國有企業理應主動擔當、積極作為，發揮好引領作用，努力成為發展新質生產力可靠的微觀主體。

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科技創新起主導作用，特別是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企業是科技創新的主體，而在推進重大科技創新中，國有企業因其獨特的創新優勢、雄厚的創新實力和一流的技術管理水平而在重大科技創新中發揮主導作用。

首先，國有企業是實施國家創新戰略的“排頭兵”。國有企業具有自覺承擔國家創新驅動戰略的責任與使命，尤其是在事關國家安全、國計民生、國家核心利益的高資本和高技術行業，國有企業的作用不可替代。

其次，國有企業是原創技術的“策源地”。近些年來，我國重大的科技進步，甚至超越世界先進水平的創新，比如載人航天、探月、高鐵、特高壓、核電、造船等，主要是依靠國有企業創新取得的。

最后，國有企業承擔著協同創新和技術擴散的重要角色。一方面，國有企業充分發揮技術、產業、資金和人才等方面的綜合優勢，將產業鏈上下游的中小企業、政府、科研機構和高校等緊密聯系起來；另一方面，國有企業技術創新的溢出效應明顯，主要通過打造新興產業鏈、提供新興技術服務和輸出創新型人才等方式，引導創新資源和要素不斷流動和合理配置。

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構建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內容，通過科技創新助推產業創新，進而催生新產業、新模式和新動能以發展新質生產力。國有企業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中應該積極發揮引領支撐作用，助力新質生產力的大發展、大繁榮。

首先，發揮國有企業現代產業鏈的“鏈長”作用，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立足于全國全局的產業鏈，著力打造產業鏈領軍型企業，以鏈帶面、織鏈成網，助力構建具有完整性、先進性、安全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其次，引領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需要國有企業從智能化、綠色化和融合化三個方面著手，加快技術改造和設備升級，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持續推進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全面提升我國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

最后，帶動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化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也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主要載體。近年來，國有企業不斷加強在戰略新興產業中的布局。

發展新質生產力，首要的是以關鍵性顛覆性技術為抓手，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水平，保證產業體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降低產業對外依賴所引發的經濟安全風險。

首先，發揮國有企業對國家經濟安全的戰略支撐作用，突破“卡脖子”風險。國有企業有責任和使命承擔起這些“卡脖子”的關鍵核心技術的攻關，突破西方國家的技術壟斷，確保國家經濟主權安全。近年來，國有企業不斷加強技術研發，創新效率和質量不斷提升，一批有國際影響力的科技創新成果不斷涌現。

其次，發揮國有企業在國家經濟安全中的保障作用，有效應對外資的壟斷與擴張，保護我國重要產業的安全。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我國處在大型跨國公司建構的資本全球化環境之中，經濟安全面臨嚴峻的內外形勢。為防止大型跨國公司和國際金融資本操控我國的重要產業，應該發揮大型國有企業在維護經濟安全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才能真正促進我國經濟穩定、經濟安全和國民福利。

現實實踐中，國有企業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是一項系統而復雜的工作，既要發揮原創技術策源地作用，著力攻克核心技術；又要優化產業布局，加快形成以新產業為主導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同時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不斷提高國際競爭力。

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客觀要求國有企業必須打好關鍵技術攻堅戰，必須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技術，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一是建立和完善國有企業科技創新容錯機制和激勵機制。國有企業進行科技創新必須解決創新風險與現實考核的核心矛盾。應該深化國有企業科技創新的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完善國有企業經營者的容錯免責機制，營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創新生態系統。同時，建立針對國有企業領導者選拔任用制度和經營績效考核評價機制，在考核中納入研發投入與創新績效等反映科技創新的指標，并對國有企業科研投入和產出進行分類考核，同時在薪酬制度和激勵制度中突出創新導向。

二是加快整合創新資源和要素。新質生產力的形成需要以核心技術的突破性創新為前提，這就離不開重大科技項目攻關。為進一步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國有企業努力成為新型舉國體制的技術攻關平臺，協調各個公共部門（高校、科研機構、國家實驗室等）和各類要素資源，各方協同行動，合力攻堅。

三是積極培育和吸引科技創新人才。一方面，提高國有企業已有勞動者素質，培養符合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新型勞動者。另一方面，推進科技人才隊伍建設，加大人才吸引力度。國有企業應該建立起更為完善的人才管理制度，制定更為穩定和開放的引才政策，以便進一步從世界范圍內吸引更多高水平和高層次的科研創新人才和戰略型科學家。

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產業載體，加快形成以新興產業為引領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對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尤為重要。

一是加快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一方面，加強核心技術研發和新技術、新產業所需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通過國有資本并購重組，發展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增強國有資本在新產業的控制力，盡快培養一批有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產業集群。

二是加快實現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新質生產力的形成過程既是新產業的形成過程，也是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我國傳統產業尤其是制造業大多是國有企業，因此，需要加快實現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推動傳統產業與新技術深度融合，將新技術、新科技融入生產、管理、流通等各個環節中去，引領傳統產業向技術先進、產品高端升級。

全球化的歷史經驗表明，造就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是新質生產力形成的關鍵主體。為此，必須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培育新型國有控股公司，發展國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加強國有企事業在新質生產力及其產學研聯盟的有效投資和在國內外的戰略布局。

一是培育國有資本控股、控技（核心技術）、控牌（品牌）、控鏈（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四控型”跨國公司。國有企業必須適應我國引領公正的經濟全球化發展、共同塑造國際經濟新秩序和國家經濟安全的新形勢需要，認清單純比較優勢的缺陷，充分發揮自主知識產權優勢和國有平臺，打造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國際知名品牌，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強大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和綜合商社。

二是重點推動和發展國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不僅要在關乎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行業和領域居于主導地位，在發展新質生產力所需要進行的重大科技創新和新興產業方面，也應該重點發展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及其重要平臺，這樣可以通過國有企業強大的資金、技術和人才優勢為重大科技創新提供更穩定的保障，同時也能使產業鏈中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合作企業和民營企業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來，國有企業（還有中國科學院、工程院等相關國有事業單位）“姓黨為民”的經濟政治本色和主導科技、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作用始終彰顯，黨政部門在科技和新質生產力方面的立法、規劃、政策、組織的作用始終彰顯。歷史一再證明，關鍵核心技術有錢買不來和市場換不來的，只能靠自力自主和舉國體制。那種認為單純實施比較優勢政策就能實現科技領先和高質量發展，那種認為政府“不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組織者和實施者……不是政府制定政策、出臺規劃、利用政府各類投融資平臺直接投資去發展新興產業或未來產業”的觀點，都是片面或錯誤的。

（作者：程恩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王君璽，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政治經濟學研究與海派經濟學雜志”，原文刊于《海派經濟學》2024年第4期，此為觀點精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