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情,李銳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2卷)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8~1937.7)》無此記錄。
鄧小平同志在中央蘇區時是“鄧毛謝古”之首,屬于被錯誤打擊和排擠的對象,不可能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職務。《王稼祥年譜》對鄧小平同志受到錯誤處分后的任職有如下記載:
1933年6月,向博古提出,調鄧小平到總政治部工作,任秘書長。在中共臨時中央“左”傾路線的統治下,鄧小平同毛澤覃、謝唯俊、古柏被指責為“江西羅明路線”的“領袖”,受到錯誤批判。五月五日,江西省委作出決定作出組織處理。鄧小平被撤銷江西省委宣傳部長職務,受“黨內最后嚴重警告”處分,派往樂安縣屬的南村區委當巡視員。到樂安不足十天,又令他回省委。王稼祥負傷后,實際主持總政治部工作的副主任賀昌,過去同鄧小平共過事,彼此非常熟悉,他出于對鄧小平處境的同情,總政治部工作又很需要這個非常能干的人,于是提岀調鄧小平到總政治部工作。賀昌的建議得到王稼祥的贊同和支持。鄧小平擔任總政治部秘書長約兩個月后,改任總政治部宣傳部干事兼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報》主編。從八月六日至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共出版六十七期,從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又出版七八期,這七十多期《紅星報》都是由鄧小平主編的。[1]
請注意,鄧小平同志此間任職為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干事兼《紅星報》主編,而不是中共中央秘書長。所謂“中共中央秘書長”,實際上是長征行軍序列中的“中央隊”(中央領導同志均編在此隊)的秘書長。據接替鄧小平這個任職的劉英同志回憶,當時因“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調他去前方”,中央領導同志決定由她接替鄧小平的“中央隊秘書長”。而中央隊秘書長的職責是:1. 照顧中央首長生活;2. 給警衛員做思想工作;3. 開會作記錄。[2]
《遵義會議傳達提綱》中提供的出席者和列席者名單中,也沒有鄧小平同志的名字出現[3]。所以,鄧小平同志與會的身份,應該是“會議工作人員”。
也就是說,長征期間,無論是在遵義會議前還是會議后,鄧小平同志都沒有擔任過“中共中央秘書長”。所以,《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2卷)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8~1937.7)》和其他黨史文獻資料中均找不到長征期間“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記載,也是正常的。
另外,遵義會議選出的總負責人是張聞天,毛澤東進入常委,“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4]。如果鄧小平同志的確在此間擔任了“中共中央秘書長”,那也只能是協助黨中央的總負責人,而不是毛澤東。當然,毛澤東同志在此間事實上起到了軍事指揮者的作用,是事實上的領導地位,那還是得到了所有當事人的公認的。
宣傳是一時之需,治史是百年大計。治史者,史筆先得如鉛,才能如椽!
史家嘛,且得托著下巴頦兒,說話!
注釋:
[1]《王稼祥年譜》(徐則浩著)第10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2] 劉英《在歷史的漩渦中》第66~第67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3][4]《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1935年2月或3月)》,《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229頁,第234~第23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作者系知名歷史學者;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雙石茶社”,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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