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畫:遵義會議 邱瑞敏 章德明 等作
遵義會議,永放光芒。
正因為其永放光芒,所以誰參加過遵義會議,就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
新中國成立后,遵義會議紀念館在1955年開放時,參加人員是沒有小平的。那時候,為了嚴格遵循史實,展廳中參加遵義會議的人員名單,是由周總理親自審定的。
按照周總理審定的名單,由邱瑞明、章德明等創作的油畫《遵義會議》,參加人員畫了18人。
周總理既是一個工作作風非常嚴謹的人、也是一個記憶力超強的人,由周總理審定,那是最權威的認定,大家都服。
而毛主席對這類細節是不太在意的。一般諸如此類的具體工作,都委托周總理把關。對此,老人家很放心。
1958年11月18日,時為政治局常委兼書記處總書記的鄧小平在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遵義會議參會者)陪同下,參觀了遵義會議紀念館。看到展廳中參加會議人員沒他,說他當年參加過遵義會議,并指著會議室靠里邊的一角說“我就坐在那里。”
小平提出這個問題后,1959年,遵義會議紀念館為了核實參加人員名單,致函中央辦公廳請求幫助查找有關檔案資料。中央檔案館于1959年5月28日回復(時任中辦主任楊尚昆是參會者):在可以找到的檔案資料上,按照陳云同志的記錄,沒有找到小平的名字。
根據小平的現場追憶,1965年,遵義會議紀念館經請示貴州省委有關領導,在參加會議人員名單上列入了鄧的名字。
僅僅一年之后,1966年,鄧的名字又從遵義會議說明牌上被取消。
直到1980年,遵義會議紀念館在介紹遵義會議參加者時,才又重新加上了小平名字。
我看過一篇回憶文章,說對如此重大的問題,貴州省委不敢擅自做主,請示過周總理。后來是經總理同意將小平列入在會場人員名單的。可是,為什么小平1958年11月18日提出后,1959年中央辦公廳(時任中辦主任楊尚昆是遵義會議參會者)檔案館答復說參會人員原始檔案沒有找到小平名字,直到1965年周總理才同意加上?以總理的工作作風之嚴謹、工作效率之超人,怎么能拖7年之久?這從邏輯上有點說不通。所以也無法證明這篇文章的真偽。
還有一個問題,假如小平在遵義會議現場,是參會人員還是工作人員?
比如說部委、廳局的黨組會議,黨組成員才是參會者。黨組秘書雖然參加會議,但只是負責記錄的工作人員而已,是既沒有發言權,更沒有表決權的,并不是參會者。
遵義會議是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參會人員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
當年參會的政治局委員是:秦邦憲(博古)、朱德、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陳云。候補委員是:王稼祥、鄧發、劉少奇、何克全。共10人。
擴大到軍團首長。列席的有:劉伯承(紅軍總參謀長、軍委縱隊司令員)、李富春(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紅一軍團軍團長)、聶榮臻(紅一軍團政治委員)、彭德懷(紅三軍團軍團長)、楊尚昆(紅三軍團政治委員)、李卓然(紅五軍團政治委員),共7人。
李德,作為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參加了會議。伍修權作為翻譯雖然也在場,但他是工作人員,并不是參會人員。
所以,由邱瑞明、章德明等創作的油畫《遵義會議》,參加人員只畫了18人。
那么,小平如果在場,是參會人員還是工作人員,需要通過考證其當年的職務認定。
按遵義會議紀念館1980年以來的說明,小平參加會議時的職務是中央秘書長。
可是,經過近年來有關黨史工作者考證,小平當年在中央蘇區時是“鄧毛謝古”(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之首,屬于被錯誤打擊和排擠對象,不可能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職務。
因為“鄧毛謝古”當年是擁毛的,所以毛主席后來一直念念不忘。1972年8月14日,毛主席在鄧的來信上批示:“鄧……應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毛澤東年譜》1949至1976第六卷,第445頁)
那么,小平在長征時擔任的是什么職務?
根據《王稼祥年譜》記載,1933年6月前,鄧小平任江西省委宣傳部長,1933年6月被撤職,受到黨內最后嚴重警告處分。后經主持總政治部工作的副主任賀昌建議,王稼祥贊同和支持,調鄧到總政治部當了宣傳部干事兼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報》主編。(徐則浩著《王稼祥年譜》第10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所以,從1933年8月6日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期間,鄧一直是《紅星報》主編,而不是中共中央秘書長。
根據《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2卷)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8~1937.7)》和其他黨史文獻資料,長征期間是沒有“中共中央秘書長”這個職務設置的。所謂“中共中央秘書長”,實際上是長征行軍序列中的“中央隊”(中央領導同志均編在此隊)的秘書長。
遵義會議紀念館展板
小平的“中央隊秘書長”后來由劉英接替(見上圖)。劉英回憶說,“中央隊秘書長”的職責是:1.照顧中央首長生活;2.給警衛員做思想工作;3. 開會做記錄。(劉英《在歷史的漩渦中》第66~67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這就對上了。遵義會議在行軍途中召開,臨時讓跟隨中央隊行軍的“中央隊秘書長”到會做記錄,是符合邏輯的。
只可惜,小平做的會議記錄后來不知掉到哪里去了,到現在都找不到。
陳云親筆寫的《遵義會議傳達提綱》中提供的出席者和列席者名單中,既沒有寫鄧小平的名字,也沒有寫伍修權的名字,也對上了。陳云記錄的是出席者和列席者,沒有寫工作人員的名字,也是符合邏輯的。(陳云《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1935年2月或3月)》)
綜上所述,小平當年如果參加了遵義會議,其身份,也既不是出席者也不是列席者,而只是會議工作人員。
油畫:遵義會議(后作)
后來的一幅遵義會議油畫,會場人員增加到了20人,畫面右上方隱約還有1人,一共成了21人。或許是為了配合把李德、伍修權、鄧小平這三個人都加上而畫的。
還有,遵義會議召開的時間,本來是1月7日到9日,不知道80年代后為啥改成了1月15日至17日。也存疑(點擊可看:遵義會議到底是哪天召開的,我只信毛主席)。或許,參加的是另一個不是遵義會議的在遵義召開的會議。
在最新的遵義會議紀念館展板中的參會人員照片中,將李德、伍修權、鄧小平這三人另外列在了一處。以示區分,這或許也是一種進步。
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生命線。
不管是黨史,軍史,還是國史,只有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正本清源,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才能夠增加可信度和向心力。
反之,也然。
2024年10月,我第二次來到遵義會議紀念館,站在參會者名單前面,真是感慨良多,思緒萬千。
沉思良久,寫成了這首:
卜算子·參加遵義會議人員名單考
遵義放光芒,與會誰都想。小平紅星報總編,職級排不上。
筆下如椽沉,要學董狐樣。寫史如能不說謊,必使人心向。
注:董狐,春秋時期晉國的太史,以不畏強權、堅持原則而著稱。其秉筆直書的事跡開創了中國史學直筆傳統的先河。
2024年10月28日于遵義赤水河
文:冷觀;來源:百年夢圓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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