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防黨的干部由人民公仆變為人民的主人
每年的9月9日前，總想寫點什么，懷念一下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而今年的9月8日，又恰逢老人家發表《為人民服務》80周年。也許是上蒼的刻意安排，連續兩天，都是非常值得懷念的日子。老人家將自己無私的一生，全部奉獻給了他所熱愛的祖國和人民；用自己一以貫之、表里如一的言行，向世界昭示了一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是如何誠心實意地為人民服務的。實踐是最好的老師，對比是最好的教材，在老人家逝世幾十年后的今天，廣大人民群眾已經逐漸跳出那些野心家、陰謀家以及右派公知們精心布下的重重迷陣，對老人家初心的認識越來越清晰，也越來越認識到老人家的高瞻遠矚與英明偉大。
《為人民服務》，我們這代人在兒時幾乎全都熟讀于心，全文雖然僅有短短的700余字，卻完美地詮釋了共產黨和共產黨人為什么要為人民服務，怎樣才能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今天重溫，仍然倍感親切。毛主席在文中寫道：“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當讀到這段話時，筆者不由聯想起前不久自己一篇有著3萬余人閱讀量的反映社情民意、為弱勢者群體呼吁的文章被網絡封殺，且登載該文的國內某大平臺受到牽連，心中難免百感交集，感慨萬千。而當讀到“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希望，要提高我們的勇氣”時，自己又感到信心倍增，為此放棄了暫時擱筆的打算，無懼再次挫折，想再談一談“主人”和“仆人”的關系問題。從毛主席1944年9月8日提出為人民服務，到1945年4月黨的七大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確定為黨的根本宗旨，是我們黨對自己初心的進一步完善和深化，也可以說是初心的真正回歸。因為盡管黨的一大黨綱中就提出要“把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并承認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但仔細辨析，其主要還是把工農大眾及其士兵作為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而非服務對象。這在位置和情感上是有較大差別的。黨的二大誕生了我黨的第一部《黨章》，到黨的六大時四次修改，雖然也有如上類似表述，但仍然未跳出上述局限性。只有黨的七大，才正式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列入《黨章》“總綱”。
為人民服務，其實就是主仆關系的一種倫理規范。從黨的一大到七大前，中國共產黨人經歷了20多年的艱難探索，才真正從理性上認識到：只有從靈魂深處把人民當成主人，把自己當成仆人，才可能真正實現黨的宏偉目標。從本質上分析，這種關系的明晰，其實是一種人心置換或者說感情置換關系的確立，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真正的歷史唯物主義者。因為黨僅僅幫助人民打土豪、分田地，解除受剝削、受壓迫只是實現了初步愿望，更重要的任務是在人民得到解放后，時刻把人民的利益裝在心里，才可能帶領人民走向更加燦爛的金光大道。也只有這樣，人民才可能在黨的感召下，從心底里把黨的事業當做自己的事業。在戰爭年代，這種人心置換的結果就是人民爭先恐后地為黨取得勝利而出工、出兵、出糧、出錢，并不惜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來保護黨的利益和黨的干部。當年解放區曾流行著一首民謠：“最后一碗米，用來做軍糧；最后一尺布，用來縫軍裝；最后的老棉被，蓋在擔架上；最后的親骨肉，送到戰場上”，就是對這種人心置換結果的生動描述。正因為這種關系的確立，從1945年黨的七大到1949年短短四年內，我黨才在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不僅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而且僅用三年時間，就用極其落后的武器裝備，打敗了兵力超過我軍三倍以上且用美式裝備武裝起來的國民黨反動派。為此，不僅像陳毅元帥感嘆的那樣：“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推車推出來的”，而且，正像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解放戰爭展廳用“人民的勝利”所標志的那樣，整個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其實就是偉大的中國人民的勝利。在這里，黨的目標和人民的目標達到了高度統一和完美結合。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正是為人民服務宗旨的確立，才進一步形成和加固了軍民一家親的局面，極大地提高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力、號召力和戰斗力，加速了中國共產黨宏偉目標和遠大理想的實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和國家更是把人民特別是占人口絕大多數最普通的工農群眾，提到至高無上的的地位。在1954年我國正式頒布的第一部《憲法》就明確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為了固化黨員干部的“公仆”理念和人民群眾的“主人”理念，不僅所有涉及公共事業的機關單位都冠以“人民”名義，而且在政治、經濟和民主權利等多方面，賦予人民真正的主人地位和權利。這種人心置換的最終結果就是人民群眾以忘我的熱情，投入到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中去，取得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工農業生產建設新成就。只要我們翻開歷史，就不難發現，新中國的建設幾乎是從零起步。農業面對的是百年炮火轟擊下支離破碎的土地和戰爭導致的強壯勞力稀少，而患麻風病等地方性疾病的人又占比很高的勞動力，以及近乎原始的耕作技術。工業即使到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任務完成后，人均工業產值仍然不足8美元[1]；國內生產總值（GDP）僅為人均119元人民幣（相當于45.47美元），人均儲蓄存款僅為1.5元人民幣[2]。而在國防上，不僅要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四面圍剿，虎視眈眈，還要時刻防備蔣介石集團反攻大陸以及清除國內的土匪殘余等。同時，初建國便投入巨大的軍力和物資進行抗美援朝。在當時武器裝備十分落后的情況下，面對漫長的國防線和海岸線，只能密布軍隊，最高峰時，我國的軍隊人數達到600萬之巨，而這必然要用巨大的財力來支撐......但是，面對這樣內憂外困的局面，全黨正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動搖，才置換出了全國人民史空前絕后的沖天干勁，也置換出巨大的工農業生產建設新成就。農業生產上，通過走組織起來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形式，山水林田路綜合規劃，綜合治理；通過發揚愚公移山精神，建成了八萬余座水庫以及像河南林縣紅旗渠那樣震驚世界的水利工程，不僅極大地消除了天災隱患，而且變害為利，使水利起到農業發展命脈的作用；通過農業學大寨運動，建成數億畝旱澇保收的“大寨田”；同時還治理了大量的鹽堿地，在荒無人煙的地方，開墾了大量的荒地......這一系列的努力，實現了糧食產量穩步提高，全國糧食總產量由1949年的1132.78億公斤提高到3315億公斤，增加近兩倍；在人口增加近一倍的情況下，人均糧食卻由從建國初的209公斤提高到1979年340公斤[3]，不僅基本上解決了全國人民的溫飽問題，而且極大地支援了城市建設，為工業經濟的騰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工業生產上，據世界銀行1980年對中國前30年經濟發展狀況評估公布的資料：我國從國民經濟基本恢復后的1952年到1979年期間，工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11%，其中，被稱為工業之母的重工業超過了13%，輕工業為9%。而全球50-80年代年平均增長速度則從4.8%降到2.9%。從投資角度看，“1954-1977年，工業基本建設投資1183億元，年均增長12.1%”[4]。從工業積累率角度看，1954年到1977年，工業資本積累率達到29.8 %，最低時為1963—1965年的22.7%，最高時為“四五”計劃時期的33.27%，遠遠超過一個國家經濟起飛需要的“投資超過GDP的11%”的國際認同標準[5]；從最終結果看，1949年到1980年，國民生產總值由1446億元增加到6619億元，增長了15.1倍，年均增長9.4%；國民收入增長了7.9倍，年均增長7.3%（包括三年困難時期年均-0.4%在內）。據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國建設簡史》記載，即使在被稱之為“崩潰”之年的十年文革期間，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均仍然增長8%，國民收入年均增長6%，比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增速快兩倍以上。”這就是被公知們誣蔑為“不懂經濟”的毛澤東在世期間創造出的人間奇跡！而在1976年老人家去世時，留給我們的家底不僅是既無外債，又無內債，而且國庫里還留下了5000億斤戰備糧，500多萬噸棉花，23.5億美元，1280萬盎司黃金儲備以及食鹽、食用油、石油等等戰略必須物資，這些實物相當于現在的數萬億人民幣。同時，毛澤東時代我國還引進了幾十億美元的飛機制造設備和工業設備等。無怪乎，連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莫里斯·邁斯納經過大量研究也做出這樣的結論：“毛澤東時代為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的時期相比，毫不遜色。”中國取得了“全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和主要發達國家在同一時期取得的最高增長率”。美國20世紀70年代出版的《日本與俄國的現代化》一書認為：“新中國取得了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取得過的成就。”連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都驚呼：“中國以世界上6個最大工業國的姿態出現了。即使是認為新中國經濟已經走向“崩潰”邊緣的鄧小平先生也承認：“我們在三十年間還是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6]
工農業生產的發展，無疑為國防科技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獨立自主方針（這一條極端重要）指引下，我國從建國初連鋼釘、煤油、水泥等都得依靠進口（當時稱為洋釘、洋油、洋灰）的基礎上，獨立研制出“兩彈一星+核潛艇”以及包括導彈驅逐艦+洲際導彈在內的導彈及其反導系統等一系列高科技成果，一躍成為世界主要核強國，為國家幾十年的和平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在其他領域，我國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首次培育成功強優勢秈型雜交水稻，首次提取出后來獲得諾貝爾獎的“青蒿素”和“雙氧青蒿素”，自主研發了12.5萬千瓦雙水內冷發電機組、自主制造出萬噸遠洋貨輪以及在劉天關線（中國第一條330千伏輸電線路）、大慶至秦皇島輸油管道、中同軸1800路載波通信干線、微波通信干線、人造金剛石等方面都取得了領先國際的先進水平，同時自行設計建造了第一座長江大橋——南京長江大橋。在基礎領域研究中，陳景潤在自己的書房里專心致志地摘取了數學“皇冠上的明珠”、設立了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研制成功了百萬次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實行了領先世界先進水平的地震預測等......到1964年，我國主要機器設備的自給率已達90％以上，1965年國內需要的石油已經全部實現自給。而在大飛機制造、芯片技術等尖端領域，也都進入世界先進行列。遺憾的是，當時居于世界前列的運10飛機和芯片等，在毛主席逝世后不久，就根據“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指導思想，最終被迫下馬，使我國在這兩大領域至今都受制于人。而更遺憾的是，毛主席逝世后，隨著政局的更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已經逐漸被“一切為經濟建設服務”所替代，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也轉向相信和依靠“精英”與“資本”。現在回頭看，這種改變首先是從“中心”的改變開始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其次便是各種人員成分的變化。毛澤東時代，人民當家作主，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均以第一線的工農代表及其各條戰線的英雄模范人物為主體。第四屆全國人代會時，工農代表占比達51.1%。而毛主席逝世后，在后續的人代會上，這些工農代表逐漸被“精英”和“老板”所替代，工農利益的代表參與“最高權力”決策的份額大幅度減少。毛澤東時代時，上至中央、下至基層各級領導班子，都有從生產第一線提拔上來的工農代表。這部分人，從領導能力和水平以及文化程度上講，也許不及那些職業政治家；耍手腕，搞陰謀，更難以和一些政客相比，但他們大多數不會忘本，在各級決策過程中大多會站在自己所代表的工農利益立場上發聲。這是長期執政條件下，防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嚴重脫離群眾的重要之舉。但毛主席逝世后，這部分人大多被以各種名義踢出各級領導班子。在毛澤東時代，各級擁有一大批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干部，他們不僅能力水平超群，更牢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持“一切以人民利益為中心”的底線。但是，由于他們中不少人對當時的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以及侵害老百姓利益的決策及其行為，勇于抵制，敢于斗爭，為此被譏諷為“跟不上時代前進步伐的人”。在“不換腦筋就換人”的高壓政策下和“年輕化”的悖論[7]下，這部分人也被從各級領導班子中逐漸清除。從最高決策機構到具體決策組織，當一大批“跟不上時代步伐”的人被清除后，自然就需要符合“時代”標準的人來補缺。當時的提法除“年輕化”外，還有“革命化、知識化、專業化”，限于篇幅關系筆者不想在此方面展開贅述，但有一點應該特別指出，即通過查詢簡歷得知，黨的十八大后，被查處的腐敗高官，幾乎無一例外都是那個年代在政治上起步的“四化干部”。三十多年來，我國從上到下就是在這樣的“四化”精英指導和操作下，昂首闊步邁入“改開新時代”的！在這里，我們有必要分析一下這些“精英”以及“公知”們對人民群眾的感情！從“精英”的構成看，上層的“精英”多出生于家庭條件較好的“海歸派”“三門干部”“紅二代”等，下層的“精英”則多為家庭條件較好，且有較高學歷者以及“官二代”“富二代”，中層的“精英”則多為上下層“精英”的混合體。依靠“海歸派”，固然有吸收國外先進經驗的一面，但也有吸收國外腐朽價值觀的一面；更不排除有些“海龜”已經成為國外某些利益集團的代言人，甚至成為國際間諜（這一點已經被大量事實所證明）。而“三門”干部和各種“二代”們，一方面了解上情比了解下情多，另一方面與人民群眾特別是底層老百姓沒有深厚的感情基礎，因此，他們出主意、想辦法往往是站在想當然的角度，有的甚至完全是看上層的臉色行事，而失去獨立的自我，更難以站在最底層的老百姓利益上考慮問題，提出政策。而上層的“公知”及其下層的粉絲，則大多為毛澤東時代受到沖擊者或者其后代。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是：在靈魂深處就認為自己應該高人一等，不應該與老百姓為伍，更不應該和老百姓一樣吃苦受罪。因此，對毛澤東時代所要求的領導干部與知識分子要到工農中去，與工農群眾打成一片的政策極端不滿，對毛主席抱有刻骨仇恨，對毛澤東時代竭盡詆毀。因此也自然不會站在最底層的老百姓利益立場上去思考問題。“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當各級充滿這樣的智囊和具體權力執掌者時，執政航向的改變只是時間問題，而一旦改變，離黨的初心和最底層人民的愿望就會漸行漸遠。最終，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地位、權利、利益等，也以某種創新發展的名義被極少數人強制性“代表”。如此，從思想到組織，從理論到實踐，從決策者到智囊團隊，都逐漸開始了從“仆人”到“主人”的角色轉換。自古道，為政之要 以德為先，為政之德，首看慮弱。任何清醒的執政者，治國時必須考慮處于生活最底層的最弱勢群體的利益，這不僅是檢驗一個執政集團道德水準的重要標志，也是保證國家穩定和安全的現實需要——否則，不僅可能導致官逼民反，帶來極大的社會隱患，而且在國有危難時，也不會有多少平時心理已經嚴重失衡的人去為國舍生忘死，勇赴國難。中華民族歷來就有“貼羊貼瘦的，親兒親弱的”傳統。中國歷史上所有真正的改革家之所以受到后世追念，就在于每一次真正的改革，都是通過剝奪剝奪者，將強勢群體霸占的利益分給弱勢群體，以緩和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維護王朝的茍延。而試圖通過剝奪弱勢群體的利益，來讓“一部分”強勢群體越來越強的只能是“假改革”，雖然會受到當朝既得利益集團的竭力擁戴，但最終必將遺臭萬年。所以，作為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必須把廣大人民特別是處于最弱勢地位的勞苦大眾的生存與發展，作為為政之德的基本底線。毛澤東時代，盡管國內物質基礎非常薄弱，但從為政之德角度看，國家還是采取了“大負擔國家扛，小日子自己過”的策略，使全國人民特別是弱勢群體基本生活可以得到必要的保障。不僅在城鄉普遍實行了上學、醫療等基本免費制度，而且，在農村由于堅持走集體化道路，包括孤寡老人、五保戶、殘疾人在內，都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即使是雷鋒式的孤兒，也不會因無人照顧而失學，而且在學校畢業后還被優先安排到縣委去當了通訊員。在城市，盡管公職人員的工資收入較低，但由于在住房、上學、醫療、養老等方面基本有所保障，在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上，全部實行按人口憑票平價供應，因此，決定了越是人口多的家庭，享受到的社會福利越多。在那個年代，不管是城市還是農村，一個勞動力養活七八個非勞動力的情況比比皆是，雖然艱苦但還能將就生活下去。不知道在世界經濟飛速發展的浪潮下，在我國經濟總量已經提升到世界第二的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有沒有人敢于說，一個生活在社會下層的勞動者，通過正常的勞動收入，可以承擔起養活七八口人的重任？正是由于最弱勢有了生活的基本保障，因此注定了毛澤東時代社會上極少有因正常生活過不下去而偷盜搶的案件發生，晝不關門、夜不閉戶的情況隨處可見，見義勇為、拾金不昧等高尚行為比比皆是，更少有因為生活困難而不贍養老人、遺棄殘疾子女以及因為經濟問題殺人和自殺的現象發生。
由此可見，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是維護高尚的為政倫理，捍衛為政之德。而當“決策團隊”和“智囊團隊”失去了對最底層老百姓的悲憫之心時，一切就都會改變。于是，曾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也被智囊們設計成為“雇傭勞動力”（以合同制為標志），直至淪為勞動力市場的商品；即使如此，噩運還遠未見底，在許多承包和租賃經營的廠長經理“代表”下，最后大多走向下崗失業。農民的土地經過精心設計后常被強占，房屋也被強拆。而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事關國計民生的大事，也都被設計成壓在人民頭上的新的“四座大山”；事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食鹽、自來水等，也被設計成與國外合資了；事關子孫萬代的轉基因也被設計的批準大面積推廣了......最終結果是，盡管幾十年來，依靠出賣資源（能源）和土地以及借外債為主，取得了一定的經濟建設成就，但在精英們的管理下，各級財政仍然普遍債臺高筑。而全體人民千辛萬苦創造出的財富，也被數以萬計的“精英”轉移到國外。延安時期以及建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曾經被老百姓頌揚的那種“沒有貪官污吏、沒有土豪劣紳、沒有賭博、沒有娼妓、沒有小老婆、沒有結黨營私之徒、沒有萎靡不振之氣、沒有人吃摩擦飯、沒有人發國難財”的“十沒有”景象，早已在精英們的管理下，成為人民可盼而不可及的天方夜譚了......盡管黨的十八大后，許多曾經的“精英”被抓了起來，并判以重刑，但是仍然有許多所謂的“精英”，繼續“代表”著人民的名義高高在上甚至胡作非為......而這一切的一切，預示著我們不少黨的干部，正在不知不覺中，逐漸地由人民公仆轉變為人民的主人！其實，古今中外，治國的核心問題，說到底就是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生活的道理往往就是這樣簡單：誰把人民當主人，人民就甘愿掏出心，由衷熱愛敬若神；誰把人民當牛馬，人民就要翻身做主人，砸爛廟堂推倒神！從這一意義上講，越來越多的人懷念毛主席，絕不是沒有緣由的！由此，筆者想到國歌中的一句歌詞：“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由此，筆者也想到前蘇聯統治者的背離人民、亡黨亡國！
[1] 據《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1952 全國地區生產總值為679億元人民幣，其中工業產值占17.6%，折合為119.504億元人民幣，1952年的全國人口總數為 57482 萬人，人均20.79元人民幣，當年人民幣與美元匯率為1美元=26170元舊人民幣，為此人均工業產值折合美元為7.944美元
[2] 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網《新中國70年：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創新與發展》，作者武力 2020-01-17 發布
[3] 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21和年度統計公報
[4] 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網《新中國70年：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創新與發展》，作者武力 2020-01-17 發布
[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網《新中國70年：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創新與發展》，作者武力 2020-01-17 發布
[6] 見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務虛會議上的講話
[7] 關于領導干部年輕化是“悖論”問題，筆者曾進行過專門研究，其主要觀點是，在干部正常淘汰機制沒有建立健全的情況下，今天的普遍年輕化就預示著明天的普遍老齡化。這是造成后來不少地方的領導干部“年富力強便下崗，名正言順吃空餉”的主要原因。因此筆者認為，當時所謂的要求領導干部年輕化，其實是一些人為了某種不正當的現實所需而提出來的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山西省呂梁市黨建研究會常務理事、特邀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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