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在二十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再一次提出“如何成功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問題，并提出深入推進黨的自我革命實踐中需要把握好的九個問題，以確保黨永遠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這是習近平總書記自2015年5月5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上講話中第一次提出“黨的自我革命”理念后，數十次向全黨提出的反復告誡。我們在為總書記的高屋建瓴和高度政治警覺鼓與呼的同時，心中更感到一種沉重。為此，筆者想結合學習習總書記提出的“以自我監督和人民監督相結合為強大動力”推進“黨的自我革命”講話精神，從權力和監督角度以及中國特有的國情實際，對長期執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重要性做一些探討。
一、 “黨的自我革命”與馬列“不斷革命”、毛主席“繼續革命”是一脈相承的
毛澤東時代，中國能成為世界上最清廉的國家之一，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落實了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及其指導下的各項路線方針政策。盡管這一理論被認為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依據，但是，我們不應該潑臟水連孩子都一起潑出去，就此而否定這一理論核心實質的科學性和正確性。毛主席“繼續革命”理論是對馬列“不斷革命”理論的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同盟書》中首次提出：“無產階級要不間斷地進行革命......直到無產者的聯合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舉足輕重的國家內都發展到使這些國家的無產者間的競爭停止，至少是直到使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集中到了無產者手中。”（《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68頁。） 在《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馬克思又指出：“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79頁。）列寧同樣認為：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鏈條中的兩個環節。前一個革命可以轉變為后一個革命，后一個革命可以順利解決前一個革命的任務。他指出：“我們主張不斷革命。我們決不半途而廢。”（《列寧全集》第11卷，第223頁。）毛主席正是在領導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在黨內自我革命的基礎上，鑒于當時國際國內和黨內情況的不斷變化，將不斷革命理論和革命發展的階段性目標辯證地統一起來，提出了“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其實，我們黨自成立初期起，就沒有停止過自我革命的步伐。遠的不說，在毛主席領導下，從“三灣改編”上井岡山實行“黨指揮槍”和“三大民主”，到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提出“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問題”，“黨內批評是堅強黨的組織，增加黨的戰斗力的武器”，以及延安整風運動、七屆二中全會的告誡，再到建國后的“三反”“五反”、整黨整風及其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無不是黨內自我革命以及繼續革命的成功范例。因此，“黨的自我革命”理論是與馬列主義“不斷革命”理論和毛主席“繼續革命”理論一脈相承的。而“以自我監督和人民監督相結合為強大動力”推進黨的自我革命，則是習總書記在新時代作出的十分正確的重大明智抉擇。
二、毛主席“繼續革命”基于對權力特性和腐敗根源的深刻把握，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形成對權力強有力的監督和制約，使腐敗得到最大限度的遏制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腐敗的本質是權力濫用”。而權力就是掌握一定政治資源和社會資源的團體，為了實現政治、社會、經濟等管理目標，通過法律、政策、規章制度及其國家機器等，來對這些資源的占有、支配等進行分配的一種強制性力量。馬克思認為：權力是社會關系的一種表現，即一方支配另一方的力量。因此，在一個國家中，執政黨和政府的權力，就是產生于社會而高于社會之上的一種強大力量，其目標就是掌控各種利益的分配，因而具有鮮明的階級性、社會性及強制性等特征。權力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必須通過特定的人來執行才能實現權力應有的效應，這種特定的人，被稱為權力擁有者。但是，人的行為是受其思想意識支配的，而個體的思想意識則取決于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則決定于社會存在，其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社會意識的主要決定因素。因此，不同思想意識的權力擁有者，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對權力的認識及其支配方式會完全不同，所形成的利益分配結果也就完全不同。腐敗，就社會管理意義而言，實質是一種利用權力化公為私的剝削行為。“沒有制約的權力必然帶來腐敗”，這是因為權力的腐敗是與私有經濟關系相聯系的產物。在人類進入私有制社會后，生產資料和社會財富的私人占有，必然造成權力者的私欲不斷膨脹，只要權力得不到有效約束，腐敗就會不斷產生。我國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雖然從經濟制度上實行了公有制，但國內小私有生產關系的存在有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同時長期根深蒂固的封建傳統意識以及國際資產階級勢力的影響，腐敗意識仍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些人心目中殘留或滋生。如果不防微杜漸，腐敗意識就會逐漸膨脹和泛濫，幾千萬烈士用生命換來的人民江山，就會毀于一旦。正是基于對權力特性和腐敗根源的深刻洞察，基于對人類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嫻熟把握，毛主席才對腐敗保持著一貫的高度警惕。早在中國革命初期，熟讀歷史的毛主席就對腐敗的危害性有著清醒認識。中央蘇區時期，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由于受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勢力的侵蝕，黨內出現了鋪張浪費、貪污腐化、以權謀私、官僚主義等腐敗現象，為此毛澤東就同張聞天、項英、何叔衡等中央政府領導人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腐廉政斗爭。1931年冬，剛就任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就親自簽發了《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訓令》。1932年5月，在決定因貪污腐化、生活墮落的瑞金縣九區葉坪村蘇維埃主席謝步升槍決時，毛澤東曾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污腐化作斗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而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更是向全黨提出“兩個務必”、提出“警惕糖衣炮彈襲擊”、提出“絕不當李志成”等具有前瞻性的告誡，規定了“任何黨員和黨的組織都必須受到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監督”。建國后又先后開展了一系列反對黨內腐敗的運動，以致不惜殺掉“紅小鬼”出身的劉青山、張子山兩個嚴重腐敗分子，以震懾全黨。但是，由于國際國內和黨內形勢和情況的不斷變化，運用“黨內自我革命”的形式，已經不足以解決黨內自身存在的矛盾和問題。為了防止腐敗泛濫成災，毛主席才提出“繼續革命”的理論，試圖直接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使權力受到更加強有力的制約，讓權力者產生一種巨大的畏懼感，以最大限度地防止權力的濫用和腐敗的泛濫。盡管由于經驗的不足和各種因素的作用，使這種大民主式的嘗試確實給黨和國家帶來一定的混亂和損失。但我們不能因為“形式”的不當就否認“目標”的崇高和理論的正確。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文革期間絕大多數干部能做到清正廉潔、依規行政。這并不完全是干部不想腐敗，而是由于“繼續革命”的執政理念是“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堅信“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把人民當家作主落實到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監督各級權力行為，所以形成了強有力的人民民主約束，干部才不敢腐敗。但是，當我們的經濟體制轉化為“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市場經濟，且私有制經濟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后，事實再一次證明了馬克思關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論斷的科學性。在“等價交換”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價值觀，無時無刻不侵蝕著我們黨的肌體，滲透到各種權力領域。在這種情況下，法國啟蒙時代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鳩早就講過的“一切有權力的人都會濫用權力” 和英國思想家阿克頓勛爵所說“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也就得到了極大的現實佐證。條件和環境的變化，決定了許多權力擁有者自私貪婪的社會本性必然通過權力的濫用暴露出來，各種權力“尋租”、官商勾結、利益鏈條和利益集團的出現也就不奇怪了。也正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只要“糞坑”不除，“圍著糞坑打蒼蠅”改變不了“越反越腐”的趨勢。所以在官場上，共產主義理想信念被逐漸削弱甚至淘汰，人生信仰從迷茫到實質性轉變，“毛澤東思想”僅僅成為一個概念，群眾的“民主監督和管理”僅僅成為一句空話，權力濫用也就難以有效遏制，腐敗泛濫成災也就成為一種必然。而在權力腐敗的現實教育下，人民群眾的期盼則必然越來越回歸毛主席“繼續革命”的思想，必然與腐敗的官場和官員越來越對立。
三、“繼續革命”是毛主席對權力監督根本動力源的深刻探尋結果，只有在這一思想理論指導下把群眾組織起來，才能對腐敗形成有效抗衡
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腐敗的主體是掌握一定政治資源和社會資源的權力擁有者，在長期執掌權力的條件下，面對權力可以帶來的利益誘惑，許多人的自私貪婪是會成癮的。就像資本對利潤的追逐那樣，“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何況權力所帶來的利益是“無本萬利”，遠不止300%！當權力和利益一旦聯姻，泯滅一切道德良心，踐踏一切公平正義就成為一種社會必然。而為了獲取更大的利益以及增加腐敗的保險系數，許多腐敗分子會“連橫合縱”，結成一定的利益同盟，包括在各種監督部門尋找和培養自己的代理人。在這種情況下，同體監督下的體制監督更加弱化，而正義的個體對腐敗的挑戰，無異于雞蛋碰石頭。而且這些腐敗集團為了從根本上保住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階級利益，勢必不滿足于只是改變黨的執政導向和方針政策，還會把眼光盯向獲取更高的政治權力乃至奪取最高權力。人亡政息的歷史周期率就是這樣一遍又一遍地在人類歷史中循環上演著！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為了防止這種歷史悲劇的重演，唯一的辦法就是組織足夠強大的力量，對腐敗勢力進行有效抗衡。早在17世紀，英國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約翰·洛克就曾經指出：“對于濫用權力的真正糾正辦法就是用強力對付強力”。18世紀法國啟蒙時代思想家孟德斯鳩也提出：“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然而事實證明，資產階級的那一套所謂“三權分立”的權力制衡游戲，不過是資本利益集團之間的政治權利爭奪。靠資本控制權力，不僅不可能真正制約權力腐敗，而且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就是靠無奇不有的權力腐敗來維護資本的統治，美國就是典型。
真正強大的力量在哪里？作為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主席堅持唯物史觀，從來都把人民擺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就是毛主席人民觀的最好體現。連英國元帥蒙哥馬利結束訪華后也感嘆道：“毛澤東的基本哲學非常簡單——人民起決定作用。”因此，只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在黨一元化領導的國家中，盡管黨內同體監督有天然的局限性，但在毛主席的人民觀面前，也就變得根本不算問題。因此，早在延安時期，當黃炎培先生問道怎么樣才能跳出人亡政息的歷史周期率時，毛主席才脫口而出：“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由此可以看出，在毛主席的理念中，人民群眾才是共產黨執政條件下監督的最根本動力源。而“繼續革命”理論，正是毛主席這種人民觀的高度體現和具體深化。要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就必須給人民創造條件。一是要確立人民的地位。黨的七大后，我黨就確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而共產黨人卻定位為“人民的公仆”；建國后，毛主席的人民觀在國家體制中更得到充分體現，用法律的形式把人民擺到至高無上的主人翁地位。這種人民觀激發著億萬人民的各種積極性。就對權力的監督而言，一方面，作為國家的主人，廣大人民群眾對黨和國家的利益及其自身利益，有一種主人的天然維護意識；另一方面，權力一旦腐敗，人民群眾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人民群眾最有監督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這一地位的確定，對有效發揮人民群眾監督根本動力源的作用至關重要。二是要建立完善人民民主管理監督的基本制度。毛主席規定，從中央到地方，必須選拔優秀工農兵勞動者代表直接進入權力結構，形成一整套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各級權力機構的制度機制。三是要有民主監督的武器和平臺。為了確保人民群眾的有效監督，當時《憲法》賦予人民群眾“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力，讓人民群眾有必要的手段來維護黨和國家利益及其自身權益。今天的互聯網，應該說是最好的民主監督平臺，應該充分保護群眾運用網絡監督的民主權利。
四、事實雄辯證明，悖逆黨的自我革命、繼續革命原則，必然導致腐敗的有恃無恐
黨的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為了挽救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果，保證黨和國家政權的穩固，開始了強力反腐。從反腐敗的成果看，這些腐敗分子，并不是少數，而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一大批”，他們遍布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等各條戰線，上至黨和國家及其軍隊的重要領導人，下至基層領導干部甚至村官，他們有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結成了各種巨大的利益同盟，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打著改革的旗號，通過無所顧忌地改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肆無忌憚地侵占國家資產、資源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使許多所謂的“改革”，變為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盤剝機”。他們貪腐的手段新奇百出，貪腐的程度匪夷所思。他們雇傭所謂的“專家”“教授”，打著科學的幌子，信口雌黃，忽悠民眾，以為資本利益服務。他們系統設計，密切配合，使新的“四座大山”壓得老百姓毫無喘氣之力。他們不僅在國內培植自己的利益代理人，而且有許多里通外國，在國外尋找自己的保護傘，進而推出一系列賣國的“改革”舉措。他們不僅與國內資產階級和國外資本主義遙呼相應，更像前蘇聯的一些腐敗高官那樣，希冀推翻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以使他們通過腐敗得到的利益和未來的長遠利益不受法律追究并進一步得到保障......請問，這些難道還不夠觸目驚心嗎？難道這樣的斗爭，還不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嗎？難道在今天，我們還不應該系統地、深刻地反思嗎？認真反思，導致這種嚴重腐敗的形成原因，就在于毛主席逝世后，一些人用所謂“執政黨”告別“革命黨”，拋棄黨的自我革命、繼續革命的理論原則，導致了黨的自身思想、政治、組織、作風等各方面建設的極大紊亂和倒退。他們在政治上混淆階級陣線，無視階級矛盾，淡化和否認階級斗爭，把處于領導地位的工人階級淪為雇傭勞動者（以合同制為特征），進而變為勞動力市場的“商品”，使工農聯盟變為一盤散沙，使勞動人民的主人翁地位逐漸丟失。他們在理論上否定“繼續革命”，拋出一系列歪理邪說，摧毀了遠大的理想和信念，搞亂了社會思維，使全社會陷入了思想觀念的迷茫。他們在組織上否定毛主席從“三大革命斗爭”中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把工農群眾代表逐漸清理出各級領導班子，搞拉幫結派、任人唯親，重用對人民毫無感情、對民情毫無了解的所謂”嫡系“干部、“三門”干部、“精英”人士和“海歸派”。在輿論陣地上，他們利用毛澤東時代的所謂“受害者”為基礎力量，豢養了一大批公知、大V和這“家”那“家”，與他們的反動路線遙相呼應，通過大搞歷史虛無主義，攻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的歷史正確性，否認全體勞動人民建國后的勞動成果，侮辱抹黑革命烈士和英雄人物，更是喪盡天良地貶低、造謠、誣蔑開國領袖......這些教訓，還不足以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嗎？上述論證說明，在長期執政條件下，牢固確立“繼續革命”和“黨的自我革命”的理念，不僅非常必要，而且別無選擇。套用網上流傳很火的一位年輕美籍華人帖子的話語邏輯：“繼續革命”是針對干部的，如果這一理論被批倒后，干部隊伍變好了，那就說明這個理論是錯誤的；如果這一理論被批倒后，干部隊伍變壞了，那就說明這一理論是正確的。道理就是這樣簡單，事實就在哪里明擺著，孰是孰非，相信歷史最終會做出公正的評價。最后強調一下，筆者從反腐敗角度指出“繼續革命”的正確性和重要性，并非否認而是旨在更好接受文革的歷史教訓，再認識群眾監督的偉大作用及意義，并通過機制體制制度改革，建立起一套有序有效的、科學的群眾監督機制。在此方面，筆者將在后面專文予以探討。（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山西省呂梁市黨建研究會常務理事、特邀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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