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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關于《從腐敗的橫行肆虐 看黨在長期執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重要性》和《推進“黨的自我革命” 必須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監督力量》兩篇文章在昆侖策研究院平臺發表后，收到不少朋友在群中的留言或私微，其中一些朋友在“群眾監督”與“群眾地位”問題上，與筆者的看法有所不同。比較典型的觀點有：“你把群眾抬到那么高的地位，是不是會帶來一些負面作用？諸如更加激起老百姓對自己現在所處地位的不滿，對現狀不滿等”；“如果群眾意識一旦被喚醒，在現階段官民嚴重對立狀況下，會不會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情”等等，還有個別人甚至說：“現在的老百姓都養成刁民了，根本不能抬舉得太高......”

本來，關于歷史周期率的話題，筆者只想用前述兩篇姊妹篇就打住，但看到上述對話后，又勾起了筆者的進一步思考。因筆者長期在黨政機關工作，這些朋友大多是黨政機關干部，甚至有不少曾經或者現在仍然擔任著一定的領導職務。盡管這些人都是平時與筆者比較要好的朋友，但從這些話題中，筆者卻似乎看出了一種可怕的觀念，即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現階段似乎不能再相信群眾，不能發動群眾，并有試圖想去愚弄群眾傾向。這又讓筆者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即為什么現階段我們的黨員干部離群眾的心越來越遠？為什么我們的干部難以走進群眾心底？為此，除對“刁民”一事直接怒懟：“沒有刁官，何來刁民？沒有苛政，民何以會刁？”，更多的回答，筆者想用二十多年前已經研究過的一篇論文觀點來系統闡述，這篇論文主要想回答的是“為什么黨在長期執政條件下，脫離群眾的危險會越來越大”。這也應該是形成歷史周期率的主要因素之一，為此，筆者想將本篇也作為“歷史周期率研究”的組成部分，結合現階段的一些實際闡述如下：

革命戰爭年代，許多人之所以要參加革命，主要因為他們是處于生活底層的被壓迫者。“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他們只有參加革命，才能擺脫受壓迫、受欺凌的處境。而黨員，則是他們中最優秀的分子。革命戰爭年代黨員這種基礎成分的構成，決定了他們必然與生活在底層的老百姓有著千絲萬縷的血肉聯系和深厚的階級感情，因此，即使這部分人掌握了權力，一般也不會無視群眾的艱辛，忘記群眾的疾苦。我國在毛澤東時代，大多數黨員干部之所以能密切聯系群眾，除去領袖帶頭，嚴格要求等因素外，與從戰爭年代走過來的第一代領導干部出身平民階層這一基礎成分，也有著必然的聯系。

但是，隨著執政時間的延長，黨員的這種基礎成分就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在和平建設年代，必然需要一大批有知識，有文化的人參與到黨和國家的建設中來，這必然使出身于優渥家庭的人占足先機。因為相較于平民子弟，這部分人更有先決條件受到優質教育，更有先決條件取得高等學歷。當這部分人進入體制內后，由于自身接觸層次較高及其家庭、親朋的交往層次較高，有著豐富的社會資源和政治資源，因此他們不管是在入黨上還是提拔上，都更有機會捷足先登。

但是，由于這部分人長期生活在優越環境中，根本不知道老百姓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艱辛，從感情上也沒有與老百姓建立起血濃于水的關系，更何況這些人中有不少人從來就是只懂得享受和盤剝，因此極易忽視老百姓的利益。所以，這些人一旦執掌權力，大多數人從眼界到感情，都不會站到老百姓利益立場上去考慮問題和處理問題；或者即使在上級要求下在概念上有，但由于沒有感同身受的體會，所拿出的主意及其所制定的政策等，離老百姓的現實需求甚遠。

一般而言，這種利益忽視的軌跡，總是從最初的感情忽視，逐漸演變為政策、體制的忽視。當這些人進入高層后，這種忽視的后果就是直接改變執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使黨的執政目標遠離了革命的“初心”。前蘇共垮臺就與這種忽視有著極大關系。而近幾十年來，由于黨的成員基礎成分的這種變化，更由于執政導向上發生偏差，使我們的許多政策，小到中小學生教學改革，大到教育產業化及其住房、醫療、養老以及各種不同類型單位不同的工資制度及其退休金制度等等改革，無不體現出越來越脫離基層實際，越來越侵害最底層老百姓利益的傾向。

因此，從這一意義上講，毛澤東時代從“三大革命斗爭”中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特別是讓城市青年長期到農村去，與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以及讓領導干部和知識分子深入一線，在參加勞動的過程中傾聽群眾呼聲，增加與群眾的感情，是非常明智的戰略安排。

而現階段，我們的高等學府和公務員隊伍卻越來越表現出“官僚出身化”和“貴族出身化”。如果任由這種情況繼續，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就會越來越脫離群眾，就會越來越甚地去剝奪和侵害群眾利益，人亡政息也就絕非危言聳聽。

在我黨革命戰爭年代，黨員入黨意味著帶頭吃苦、帶頭沖向前，特別是帶頭犧牲。哪里有艱苦，哪里有危險，哪里總會有黨員走在最前面，而“跟我上”也成為了共產黨干部與國民黨軍官“給我上”的最大區別。

但在和平建設時期，黨員入黨則意味著向權力邁進了一步。特別在現行體制下，職務和級別緊密掛鉤，不同職務的人不僅僅是顯性的工資收入差別巨大，而且權力所帶來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資源更為不同。在權力和利益的誘惑下，難免導致抱著各種不純目的的投機分子，想方設法混入黨內。隨著環境條件越好，執政時間越長，這樣的投機分子就越多，投機的竅門也就越來越花樣百出。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當社會價值觀由過去的以理想信念和道德良心為底線，轉化為以利益為軸心后，這樣的投機者更是如雨后春筍地冒了出來。而當這些人嘗到投機取巧、逢迎拍馬的甜頭后，就會得寸進尺，為了所謂的“進步”而不擇手段。人是社會導向的追隨者，當看到逢迎者在政治上得到榮譽，經濟上得到實惠后，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步其后塵、爭相效仿，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惡化也就成為必然，執政危機就會越來越嚴重。黨的十八大后，查處出數量眾多的腐敗分子，正是這種執政危機的巨大警示。

在革命戰爭年代，黨員干部和廣大革命者不管是在戰場上還是在地方工作，特別是做黨的地下工作，都時刻面臨著生死考驗。革命者要想保住自己的生命，完成好自己的使命，就必須主動地、誠心實意地去密切聯系群眾，和群眾搞好關系。在我黨革命戰爭年代，無數老百姓為了保護黨的干部，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為了保護革命者的子女，把自己的子女推向危險......這種超越親情關系的感情，就是老百姓與共產黨人之間階級感情。而這種感情，正是無數共產黨人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指引下換來的。用老百姓的話講：就是人心換人心，八兩換半斤。從這點上也可以看出，中華民族的老百姓是最懂得感恩、最容易滿足的。

但是，當取得政權以后，黨員干部的這種地位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盡管按照我黨的宗旨，仍然要求黨員干部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由于地位和環境的改變，一些黨員干部還是自覺不自覺地表現出高高在上的作派。因為黨的干部即使不去主動地密切聯系群眾，也不會危及到自己的生命，甚至不會影響到自己的地位和利益。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當全社會都以利益為價值標準時，許多人更是把利益多寡作為處理問題的天平砝碼，使許多問題的處理離開了公平公正的底線。黨員干部和群眾的關系由過去的“魚水關系”逐漸轉變為“油水關系”，長期以往，不少黨員干部就會自覺不自覺地由“為人民”的仆人地位，轉變為“代表”人民的主人地位。在民意渠道不暢通的情況下，這種“代表”常常會變為一種“強權政治”。當這樣的情況大量發生時，“人心換人心”的規律再一次顯現，老百姓與黨的感情會越來越遠，而執政危機也就會越來越嚴重。

戰爭年代的人才，大多數是從實戰中遴選出來的。攻打一個高地，堅守一座山頭，指揮一場戰斗，不是靠嘴巴吹出來的，更不是靠乖巧哄出來的，而是必須有實實在在的本事。主戰場的這種選拔機制，同樣會影響到后方人才的選拔。當人才邁向領導崗位后，下級對上級無形中產生了一種“逐級佩服”的意識。特別在我黨，由于毛主席“我們的干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等一系列指示的指引，使官兵之間真正建立了純真的、以命相交的無產階級革命感情。因此，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就會成為一種必然，黨的戰斗力、號召力和執掌權力的能力也就非常之強。

但到了和平建設年代，許多工作任務變為軟性工作，失去了實戰式的直觀衡量標準，干多干少、干好干壞的效果不像戰爭年代那樣顯現。另一方面，由于干事的人犯錯的幾率也相對較高，很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嫉妒和擠兌，因此，在逐漸演化下，不少人就變得乖巧起來，對上級、對權力和利益竭盡點頭哈腰、賣乖耍萌。而這些人又常常會受到上級的賞識，在仕途上進步很快。特別是在近幾十年來，由于黨風和社會風氣不正，任人唯親、拉關系走后門、買官賣官已經非常普遍。當這部分人掌管了一定的權力后，不僅會想方設法撈取自己升官時的投入，并讓其產生巨大利潤，而且在“武大郎開店”的規則下，必然要想方設法去排擠比自己能力強的人。這是造成近幾十年來官場逆淘汰現象盛行的主要原因。

盡管從表象上看，這些官員也許有著一定學歷和工作能力，但在全社會學歷和能力普遍提高的情況下，這些官員的實際工作水平和處理問題能力，與其下級比較往往還是相對較低的。由于上位的并不比下位的實際能力、水平高，就必然由過去的“逐級佩服”變為“逐級蔑視”。在這種情況下，兵不服將、民不服官的情況就會大量出現，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就會成為一種必然。更何況許多“令”和“禁”，本身就超出了原則之外，黨的執政能力也就可想而知。

從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黨在長期執政條件下，由于各種情況的變化，脫離群眾的危險具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但是，馬克思主義從來認為，客觀必然性為人們的歷史選擇性提供了可能性空間，任何客觀必然性，都可以在社會歷史的“能動選擇”面前得到改變和矯正，而這種歷史選擇性，歸根結底就是人民群眾的選擇。所以，我們分析這種客觀必然性的目的，并不在于被動地去適應，而在于清醒認識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改變和矯正這一規律帶來的負面效應。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真正把習近平總書記“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落實到各級干部心中，真正恢復人民當家做主的歷史地位。而在大政方針上，要在持續高壓反腐、恢復對貪腐分子死刑的同時，確實把防止、反對和懲處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作為當前黨自我革命的重點來抓；要高度警惕和重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顏色革命”對我國的文化滲透和執政基礎的瓦解，嚴格控制意識形態陣地，嚴厲打擊那些宣揚資產階級人生哲學和瓦解人民斗爭精神的公知、大V、專家、學者；要制定底線原則，嚴厲打擊那些詆毀人民領袖、革命烈士和中國共產黨革命正確性的歷史虛無主義者；要嚴懲各種吃里扒外的賣國行為和損害老百姓利益的行為；要在吃透中國國情和毛澤東思想道德體系精髓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和建立真正能適應新時代的系統完善的思想道德體系和行為準則，并使之真正深入人心；要高度重視人民群眾呼聲強烈的住房、醫療、上學、養老等具體問題的有效解決......

在具體措施上，要從當前做起，從國家發展的長遠著眼，高度重視人才培養的“人民性”和“平民性”。要從基礎教育抓起，實現基礎教育資源的真正均衡；要改變高等教育產業化的態勢，通過“降分數”和“減免學費”等措施，降低平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特別是進入著名高等學府的門檻；對中產階級以上出身的從政子弟，至少要有二年以上在老少邊窮鄉鎮以下或邊疆地區工作的經歷；要限制上級“下派”毫無基層工作經驗的人到基層任職，侵占有基層工作經歷的優秀干部的正常提升幾率......只有這樣，才能極大地防止黨的干部越來越脫離群眾，才能防止前蘇聯悲劇在我國重演，也才能真正地使我們黨發“初心”回歸。

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

在文章即將結尾時，筆者不由地想到了《國歌》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歌詞，在看到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高瞻遠矚的同時，更感到了一種現實危機，深深地為當前一些地方的黨群、干群關系擔憂。特別是看到某地村民因埋葬老人問題和政府發生對峙等類似事件不斷發生后，這種擔憂更甚。如果我們任由這種情況繼續，在“溫水煮青蛙”效應下，許多黨的干部就會慢慢地見怪不怪，其結果必然像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不是在沉默中爆發，就是在沉默中滅亡”。那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可想而知！

但愿筆者的這種擔心是杞人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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