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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貴生：改變環境的主體是人民群眾

點擊：1980 作者：郝貴生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3-05-09 09:10:31

【作者按】馬克思在創立馬克思主義學說時，特別強調哲學與無產階級的結合。他說：“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人的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心臟是無產階級。”恩格斯也說，要努力增強工人階級的理論感。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毛主席在世時，就針對全黨的學習狀況指出，要認真看書學習，弄懂弄通馬克思主義。我黨懂馬列的不多。他特別要求領導干部和人民群眾學習哲學，并要求理論工作者“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上世紀60、70年代，全國掀起了群眾學哲學的運動。當代中國更加需要全黨和人民群眾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批判資產階級，批判修正主義，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為此，筆者作為一名專業理論工作者準備把被恩格斯稱之為“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的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詳細系統地解讀，以供廣大人民群眾學習掌握。第一至三講已發（見【相關閱讀】），本文為第四講，歡迎同志們批評指正！

改變環境的主體是人民群眾

——《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解讀之四

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也就是每個人也都自覺不自覺地都在處理與社會環境的關系。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哲學家們也從哲學的角度回答了這一問題，典型的就是18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哲學家提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簡稱“環境決定論”）的思想。馬克思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他從科學的實踐觀出發，批判了這種觀點，闡述了馬克思的人與社會環境的實踐的辯證的本質關系和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群眾史觀思想。

關于環境和教育起改變作用的唯物主義學說忘記了：環境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這種學說一定把社會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駕于社會之上。

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

一、對原文的解讀

這一條也有兩層含義：

第一層：環境決定論思想在人與環境的關系問題上有兩個主要錯誤

18世紀法國 “百科全書”派哲學家狄德羅、拉美特里、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等人在自然觀和認識論方面都是杰出的唯物主義，同時他們還力圖把他們的唯物論觀點運用到社會生活方面來。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提出和闡發了他們的“環境決定論”思想。

這種“環境決定論”包含三層含義。其一是認為環境決定人們的精神、道德、善惡觀念。他們認為，人的智力、情感、品德、才能等不是天生的，是后天的。愛爾維修說：“兒童在離開母胎、打開生活的門戶之際，是毫無觀念、毫無感情地投入生活的。……在搖籃里是感覺不到驕傲、妒忌、野心、欲望、尊嚴、榮譽等感情的。”其二是認為，現實生活中人們的品德、才能、情感千差萬別的原因是社會環境造成的，是后天教育的結果。霍爾巴赫說：“他之變成或者對自己、或者對他的同胞們有益或有害，乃是由于環境把他引得向善或向惡；也就是說，乃是由于人們給他的教育、他所見到的榜樣、他所聽到的言語、他經常接觸的人、他自己形成的或受別人灌輸的觀念、他所養成的習慣、尤其是支配他的行為的政府使他從自然獲得的那個基礎受到好的或壞的培養。” 他還說，一個邪惡的父親只能造就墮落的女兒；一個腐敗的社會只適于腐化心靈和精神，一個不義的政府只能造就一批不義的、不和的奴隸，不滿意自己，也不滿意自己的同伴，不但地彼此爭奪，同盡心機互相謀害。其三是認為，這種社會環境主要是指政治、法律、教育、輿論等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社會的法律制度和教育具有決定的意義。愛爾維修就明確地指出，人的才能和美德的來源，“既取決于支配人們生活的法律，也取決于人們所受的教育。”“為了培養出道德的人，就必須有賞有罰，制定合理的法律，建立一種出色的政治形式。” 在他們看來，國民的美德靠的是法律的完善，而法律的完善則是以人類的理性的進步程度為轉移的。對于法國哲學家的這種思想，馬克思在這個提綱中把它概括為，“有一種唯物主義學說，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因而認為改變了的人是另一種環境和改變了的教育的產物”。

法國“環境決定論”有一定的合理之處。他們反對人本性先天善惡觀點，主張后天觀點，他們看到了社會環境對人的巨大的制約和影響作用，特別是國家制度、法律、教育對人的作用。而且這種觀點也是法國資產階級反對和推翻封建政治制度的哲學理論依據。因為他們生活的所有社會問題都是封建專政制度造成的。馬克思從來不否認法國哲學家的合理之處。但是馬克思1844年底和1845年初把他的整個研究重點放在批判以費爾巴哈為總代表的舊唯物主義哲學家的唯心史觀思想時，就有必要把法國哲學家的“環境決定論”思想作為一種典型拿來進行認真的解剖，剖析其中的本質上的唯心史觀的內容。這對于認識費爾巴哈哲學在內的整個舊唯物主義哲學的歷史觀上的唯心主義實質和創立唯物史觀思想有極其巨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馬克思這里直截了當地指出了“環境決定論”思想的兩個要害錯誤：

第一，馬克思說，這種唯物主義學說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馬克思認為，在人與環境、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關系問題上，固然有環境對人的作用，教育者對受教育者的作用。但是二者之間的關系不是單向關系，而是雙向的相互的關系。因此，人還可以作用和改變環境，受教育者也可以教育教育者。而這種學說只是看到環境對人的作用，教育者對受教育者的作用，而沒有看到人對環境的作用，受教育者對教育者的作用。

第二，馬克思說：“這種學說一定把社會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駕于社會之上。”馬克思這里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環境決定論的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思想的實質。環境決定論主張環境對人的決定作用，但并不是簡單地認為，環境是永遠不變的。他們認為，環境也在改變，也應該由人來改變。但改變環境的“人”與環境決定的“人”并不是同一者。前者是教育者，是思想家、是理論家、是大人物，是權力者、統治者，他們凌駕于整個社會之上，是歷史和社會的主宰者。而后者則是受教育者、是小人物、是群眾、是勞動者，是被統治者被壓迫者，他們在主宰者、教育者面前，只能任其宰割和支配、受教育，而無任何的主體性和支配權。如霍爾巴赫認為，法律是“立法者”主觀意志的產物，執政者和立法者，只要擺脫宗教偏見，發揚理性，思想清明，就會政治修明、法律公正，就會使社會面貌為之一新，從而導致一個良好的社會。愛爾維修則公開說：“必須有天才，才能用好法律代替壞法律”顯然這是典型的英雄史觀思想。

另外，這里的“環境”并不等于唯物史觀的社會存在，它包含了社會存在的內容，但還包含政治制度和社會意識形態。

第二層含義：只有用實踐的觀點才能科學地解讀人與環境之間的本質關系

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

在“環境決定論”那里，“環境”也是可以改變的，是由人來改變的，人改變環境是一個過程，是少數人改變環境的過程。而改變了的這個環境又改變大多數人及其活動、大多數人自身的改變。這又是一個過程。二者并不相同。馬克思認為，這種觀點不對，二者是一致的同一過程。統一的基礎就是“革命的實踐”。每一個人無論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他們都改變環境，在改變環境的同時，也就都改造自己。

馬克思為什么能夠用實踐的觀點對法國“環境決定論”做出如此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馬克思本人社會實踐的結果。馬克思大學畢業后，投身到社會實踐活動中，在《萊茵報》做編輯和主編期間，經常深入到工人和農民群眾中去。他親身接觸和觀察了貧苦農民對《林木盜竊法》的激烈反對立場，他堅定地站在貧苦農民一邊為其辯護。馬克思離開《萊茵報》后所寫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在批判黑格爾國家、法決定市民社會闡述市民社會決定國家、法的觀點的同時，也闡發了國家權力以人民為基礎的思想。他說“人民的主權不是從國王的主權中派生出來的，相反地，國家的主權倒是以人民的主權為基礎的。” 1844年6月，德國爆發了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馬克思非常關注這場斗爭。他說，紡織工人起義在他們的那首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銳地、直截了當地、威風凜凜地厲聲宣布，它反對私有制社會。西里西亞起義一開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國和英國工人在起義結束時才做到的事，那就是無產階級的本質。”

二是馬克思恩格斯合作進行理論研究成果思想的延續。1848年8月，恩格斯從英國回國途中在巴黎拜見了馬克思，從此開始了兩位歷史巨人的一生合作。其實，在此之前，他們之間已經有所了解。《德法年鑒》創刊時，恩格斯的兩篇論文都被馬克思采用。其中《英國狀況》一文所闡發的恩格斯對英國工人階級的歷史作用的高度評價的思想對馬克思也發生了巨大影響。所以，當他們第一次真正合作完成《神圣家族》一書時，恩格斯承擔了較多的批判鮑威爾等人鼓吹英雄創造歷史，貶低和詆毀工人群眾的言論的部分。他們在這本書中用大量篇幅駁斥了鮑威爾等人的謬論，闡述了“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無產階級能夠而且必須自己解放自己。” 《提綱》中的思想是《神圣家族》思想的繼續和深化。

三是科學實踐觀思想的邏輯的必然產物。《關于費爾巴哈提綱》第一條針對包括費爾巴哈在內的舊唯物主義哲學的主要缺陷，提出和闡發了科學的實踐觀思想，以及實踐活動在人類認識和社會生活中的決定作用。馬克思正是以科學的實踐觀思想為指導，繼續深入批判舊唯物主義哲學家歷史觀上的唯心主義。馬克思對法國環境決定論思想的批判武器就是科學的實踐觀思想。馬克思在第一條中指出，舊唯物主義對現實、事物、感性只是從客體或直觀的方面理解，馬克思提出還要從人的實踐活動方面從主體方面理解。實際上指出了人與事物之間的關系本質上是實踐關系，而實踐關系所揭示的主客體關系是雙向的相互的關系。人與自然物的關系如此，人與社會環境的關系也是如此。因此在承認環境對人的影響、作用的同時，也必須承認人對社會環境的作用。社會環境也是由人來改變的。每個人在與環境的關系中，從實踐的物質特性講，他必然要受到客觀的社會環境的制約和影響；但從實踐的主體性特征來講，他又能夠改變社會環境，能夠把自己的意愿深烙在社會環境中。馬克思認為，任何人同環境的本質關系都是實踐關系，大人物、權力者是，小人物、無權無勢的普通群眾也是實踐關系。受環境制約的主體和改變環境的主體是同一主體。而環境決定論在大人物與環境的關系中，只是看到大人物的 “意見支配世界”，而沒有看到大人物也要受環境的支配和制約。而在小人物與環境的關系中，則只是看到環境對人的作用，看不到小人物的主體作用。實質上都沒有把他們同環境的本質關系看作實踐關系。所以馬克思認為，環境的改變和人本身的改變不應該看作是兩個過程，而是一個過程，其同一的基礎就是人的實踐活動。同時，馬克思認為，社會生活在本質是實踐的，而社會實踐的主體是絕大多數的直接從事物質生產的工人、農民和廣大勞動者。他們不僅能夠改造自然，也能夠改造社會。他們在改造社會的過程中也在改造和清除自身落后和錯誤的因素。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講：“革命之所以必需，不僅是因為沒有任何其它辦法能推翻統治階級，而且還因為推翻統治階級的那個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臟東西，才能建立社會的新基礎。”無產者“非常清楚地知道：只有改變了環境，他們才會不再是‘舊人’，因此他們一有機會就堅決地去改變這種環境。在革命活動中，在改造環境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 馬克思從社會生活的實踐的本質還推論出，歷史發展就是歷史環境和歷史的人們相互作用、相互改變的過程。他說：“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于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毛主席在《實踐論》中說，無產階級在改造世界的斗爭中包含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主觀世界，改造主觀與客觀的關系。

二、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理論意義

1、群眾史觀理論是唯物史觀的兩大基本支柱之一

群眾史觀是唯物史觀中的極其重要內容。其核心思想是講，人類群眾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力量。人民群眾創造歷史受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同時又承認杰出人物在歷史發展中的巨大作用。群眾史觀在唯物史觀理論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呢？筆者認為群眾史觀是唯物史觀的兩大基本支柱之一。第一個基本支柱就是社會基本矛盾原理即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所有的社會現象都可以從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揭示其根源。經濟斗爭就是社會基本矛盾在階級社會的突出表現。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杠桿。第二個支柱就是群眾史觀。因為社會基本矛盾、歷史發展規律不是脫離人的純粹客觀的現象，歸根結底，它是人的活動規律，歷史就是人的活動。但歷史是發展的前進的，有的人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進步作用，有的人起阻礙、反動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的主體是推動歷史發展前進的大多數人民群眾。所以馬克思恩格斯說，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離開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就根本談不上歷史及歷史的發展前進。

2、群眾史觀揭示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大多數人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

當說什么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精髓”時，是說這種觀點在馬克思主義整個學說體系中的極其重要地位。鄧小平曾說，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精髓。我認為是正確的，因為實事求是就是從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對立的思想路線和方法論角度講的。講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可以從不同角度界定，我認為可以從多個角度、視角認識之。從哲學的功能角度，“改變世界”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因為馬克思說過“哲學家們只是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從階級斗爭的角度可以說，“造反有理”就是精髓。因為毛主席說過，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我認為還可以從群眾史觀的角度、視角認識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就是說，真正使人民群眾成為社會的主人。為什么這么說呢？有兩種含義：一是從歷史的本來意義說，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歷史的真正主人。但以往的階級社會中，無論是統治者、權力者，還是人民群眾自身，都沒有把人民群眾看作歷史的主人，而是看作奴隸、群氓。唯物史觀創立之后，理論上才正式承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二是在私有制和剝削階級國家的前提下，人民群眾事實上也做不到成為社會主人，只是建立公有制和無產階級專政之后，從法律上承認人民群眾是社會的主人。從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制度的重要目的，就是讓人民群眾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

3、群眾史觀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的理論基礎

（二）現實意義

1、批判現實生活中變相的“環境決定論”思想

馬克思在這一條中批判法國環境決定論的錯誤思想，闡述了人與環境的辯證的、實踐的關系。在今天社會生活中。法國環境決定論中所包含的片面夸大社會環境和個人作用、貶低人民群眾的思想卻仍然存在，在某種意義上還很嚴重。主要表現為：

一是片面夸大社會環境對自身的制約和支配作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包括我們每一個人的周圍不同程度地確實還存在著許多腐敗丑惡現象和錯誤傾向，生活中的許多人對這些現象雖然有時也予以譴責，但也常常表現出無可奈何的狀態，還有的人甚至片面地引用黑格爾的“凡是現實的也是合理的”的思想為依據，把這些丑惡現象和錯誤傾向當作“正當”、“合理”的因素，以“適應”社會為由，盲目地迎合、遷就、照辦、模仿，甚至包括相當多的學者和領導者。

二是片面夸大制度建設的社會作用，導致制度萬能論。人們在認識和分析社會生活中許多丑惡和腐敗現象的社會原因時，常常從制度建設方面進行分析。所以常聽到一些人說，關鍵在制度建設。似乎有了一定的規章制度，一切社會腐敗和不正當行為都可以得到徹底的根治。制度健全與否成為制約和治理社會問題的萬能藥方。而制定和形成合理的規則制定又主要依賴于權力者。

三是片面夸大權力者的社會作用。握有一定社會權力的人在其行使權力的社會范圍內對改變社會環境確實起著較大的社會作用。但這種較大作用并不是最終決定作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看到，一些權力者完全漠視甚至壓制下級和群眾的作用，把權力和權利劃等號，自覺不自覺地削弱和剝奪群眾應當享有的權利特別是對權力者的批評和監督權利。他們聽不得下級和群眾的批評意見，更容不得對自己的監督行為。他們常常利用手中的權力對敢于批評和揭露他們錯誤和腐敗行為的群眾打擊報復。一些領導決策者在反腐敗斗爭中，也常常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不敢發動和依靠群眾。

四是片面夸大學者、媒體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作用。面臨著社會生活中種種社會問題，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學者、知識分子、宣傳媒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負有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而現實生活中許多人也確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也出現了一種錯誤傾向，就是過分夸大這些學者、宣傳教育工作者、媒體的社會作用，以為依靠媒體的揭露、學者的研究、教育者的教育，一切社會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五是貶低和完全否定群眾和多數人對社會的作用。現實生活中一些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權力擁有者、學者、教育者在看到自身社會作用的同時，卻看不到甚至有意貶低和完全否定其地位低于自己的下級和普通群眾的社會作用。他們看到更多的是群眾身上的落后、消極因素，甚至指責群眾這也不是、那也不是，認為群眾只有被動地接受權力者、教育者教育的權利，而沒有主動批評、教育、監督權力者和教育者的權利。而下級和普通群眾也看不到自身的社會作用，特別是普通群眾在遭到權力者的打擊報復之后，更不敢行使自身的正當權利。在生活中常常聽到人們這樣說：“你說了有什么用，最后還落得自己這不是，那不是。”有些群眾也極端憤恨腐敗和丑惡現象，但是他們自己不愿付出努力，付出代價，總是盼望和寄托在新的“清官”“皇帝”“救世主”身上。

2、依據馬克思關于人與環境的實踐的、辯證的關系正確處理人與社會環境的關系

第一，既要看到社會環境對人的制約作用，更要看到人對社會的改造作用。現實生活中我們必須正視社會環境的客觀性及其對人的影響。但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者，也是實踐唯物主義者。任何人在受到社會環境對自身的制約和支配的同時，也能夠作用和改造社會環境。人在社會環境面前不是奴隸，不能讓外界環境牽著自己走，而是在承認其客觀性的同時，對其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區別其正確與錯誤，在最大限度地吸取社會生活中的積極因素和抵制其消極因素的同時，力所能及地最大限度地改變周邊的社會環境。黑格爾的“現實即合理”并不是“存在即合理”。黑格爾這一思想的方法論意義不是盲從現存，而是強調要對現存進行分析，強調適應符合必然性的進步的向上的事物。我們今天強調的“適應”社會，也決不是“適應”一切存在的現象和事實，而是要對其分析，去適應合乎規律的符合社會發展方向的進步的事物和現象，同時還要主動去改造那些腐敗丑惡現象和錯誤傾向。

第二，在重視社會制度建設的同時，更要重視人自身的發展和人對制度建設的作用，特別是人民群眾對制度建設和改造社會環境的作用。在當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歷史時期，加強制度建設包括經濟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包括黨內的各種制度和監督機制是非常必要的。當前社會生活中出現的一系列的問題也確實與我們的各種制度的不完善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系。但是任何制度都是由人來制定的，也是由人來執行和遵守的。如果沒有更多的人提出和要求改革舊的和制定新的制度，沒有人來遵守和執行制度，再完善的制度也只能是一紙空文。現實生活中的許多問題并不是完全出在制度上，而是出在一些執法人員在私利驅動下，知法犯法，執法犯法，出在一些人的規范制度意識淡泊。這樣的事例生活中比比皆是。因此，我們在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制度建設的同時，更要重視人自身的建設和發展。而制度改革和建設的根本動力和源泉是大多數的人民群眾。

第三，正確認識權力的實質不是單向關系，而是雙向關系。從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點分析，人類的領導活動實質上也是一種實踐活動，是以人為對象的實踐活動。實踐是物質性和主體性的統一，體現了主客體的相互關系。領導者行使權力發揮社會作用的過程，同樣既有領導者對群眾的支配關系，也有群眾對領導者的制約關系。固然在權力關系中，直接行使權力的少數領導者的社會作用要大于作為個人的被領導者。但任何權力都是受制約的權力，不受制約的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而制約權力的主體就是被領導者，就是群眾。從領導者角度，群眾在領導活動中處在客體地位，但從群眾的角度講，群眾也是主體。離開群眾在領導活動中的主體作用，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領導活動。特別對于當前的各級領導者來講，更需要自我教育和接受群眾的再教育。

第四，任何理論研究和宣傳教育活動必須立足于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中。理論研究和宣傳教育活動固然也是社會生活中發揮社會作用的一個重要方面。任何一個新的思想理論的提出和社會輿論的宣傳教育活動在一定意義上說，往往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但這種關鍵重大作用，決不能歸結為唯一作用。馬克思認為，任何教育者也是受教育的。理論研究的源泉和動力是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任何理論研究工作者、媒體工作者、宣傳教育工作者都必須自覺主動向群眾學習，自覺地接受群眾的教育。恩格斯說過，知識分子向工人學習的地方比工人向知識分子學習的地方多得多。毛澤東說，只有首先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第五，重視對中國特色的英雄史觀的批判。英雄史觀就是無限夸大少數英雄人物及其思想、意志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否認人民群眾的創造歷史作用。馬克思主義之前的思想理論家都主張這種觀點。中國也有種表現，中國傳統社會是權力至上的文化，也就是官文化。它也是典型的中國特色的英雄史觀思想。這種以剝奪和扼殺人的主體性把人變為“奴才”為主要特征的被魯迅稱為“吃人”的文化在今天中國的土地上仍然根深蒂固。魯迅對此也有深刻的批判。影視演員王剛到基層，一位地方官員握著王剛的手說，你演的和珅太好了，我從和珅身上學到了好多東西。王剛聽了很悲哀。他心想，他演的和珅是個反面腳色，人們應該憎惡他，你怎么喜歡他呢？由此表明這種英雄史觀的文化影響多么至深。這種觀念已經成為制約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人民群眾主體作用的嚴重的思想桎梏。剛進入21世紀時，我國部分歷史學家呼吁，要把批判封建主義的任務帶入到21世紀。筆者非常贊同這種觀點。

第六，加強對“英雄和奴隸共創論”的批判。這種觀點的錯誤：一是對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做了錯誤的解讀，把“人民群眾”只是理解、解讀為作為多數的孤零零的一個一個的“普通個人”，把群眾史觀所講的對歷史發展起過巨大作用的杰出人物、英雄人物完全排除在“人民群眾”概念之外。二是把兩種根本不同的“英雄”概念混為一談。否認群眾史觀中的“英雄”也是普通人物，是普通人物轉化而來的。在人民群眾與杰出人物、英雄人物之間劃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實際是用“英雄史觀”中的“英雄”含義解讀群眾史觀中的“英雄”的科學含義，或者說把本質上不同的“英雄”概念混為一談，犯了偷換概念的錯誤。三是折中主義地對待兩種根本對立的歷史觀”，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觀點與唯心史觀的荒謬的英雄史觀思想混為一談，不分真理與謬誤，各打五十大板。然后調和、拼湊在一起，實際也把那些逆歷史而動的反面和反動人物也當做“歷史的創造者”了。

第七，努力增強人民群眾群眾作為個體在社會生活中的主人和主體意識。社會生活中群眾的社會作用作為個體來講確實不如權力者、思想家、教育者。他們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微乎其微的作用并不等于零作用。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并不是講群眾的某一個成員創造了歷史，而是由許許多多的個體的群眾所組成的合力、集體力量創造了歷史。正是一個個的微乎其微的作用，才會有巨大的合力和集體力量。反之，離開了一個個的微乎其微的作用，也就沒有群眾的集合力。即使杰出人物的歷史作用是巨大的，他只不過是同作為個體的群眾比較而言，他對于作為集合意義上的群眾的歷史作用而言，也是微乎其微的。而現實生活中，不僅權力者把群眾的個體的微乎其微的作用看作零作用，因而把群眾的集體作用也看作零作用或微乎其微的作用，甚至許多群眾自身也這樣認為。所以才會出現“群眾個人說了有什么用？”的疑問。每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都有可能扮演強者和弱者的地位。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其處世原則就應該是：對上是主人，對下是仆人。相對處于弱者地位的人都有權利教育強者，他們對于強者的教育、監督、制約正體現了人民群眾的巨大的歷史作用。如果更多的弱者都能夠認識到自身的社會職責，并都在努力發揮自身的微乎其微的作用，并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鼓勵、相互合作，群眾作為一個集合的力量才能真正體現。當一個群眾的個人作用較比其它群眾個體大一些的話，他就會成為杰出人物，但對于更大的人物來講，他的社會作用仍然體現了群眾創造歷史的作用。而相對處于強者地位的人更應該看到弱者的社會作用，自覺地向弱者學習，自覺地接受弱者的監督，自覺地為弱者發揮社會作用創造更多的條件。

最后筆者引用列寧的一段話作為這一講的結尾。列寧說：“意識到自己的奴隸地位而與之作斗爭的奴隸，是革命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奴隸地位而過著默默無言、渾渾噩噩、忍氣吞聲的奴隸生活的奴隸，是十足的奴隸。對奴隸生活的各種好處津津樂道并對和善的好主人感激不盡以致垂涎欲滴的奴隸是奴才，是無恥之徒。”

郝貴生：馬克思提出和闡發科學實踐觀——《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解讀之二

郝貴生：闡發真理的本質與檢驗真理的客觀標準——《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解讀之三

（作者系天津師范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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