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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共兩黨開始第二次合作。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機關從“紅都”保安遷駐延安。要建設黨和鞏固陜甘寧邊區根據地，就需要創建學校，大量培養軍事干部和各類人才。毛澤東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與辦法》明確指出：“根本改變過去的教育方針與教育制度”并發出號召：“……知識分子和愛國青年到延安來，學好本領到前線打日本，救中國……”

全國抗日戰爭爆發，為拯救民族于危難，為了祖國的興亡和人民當家作主。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有志之士、愛國青年、知識分子、愛國華僑等，為追求革命真理。紛紛背起行囊，沖破日軍及國民黨的層層封鎖，爬山涉水，冒著槍林彈雨，毅然決然地奔赴到革命圣地延安。匯集在這片紅色的土地上，點燃和投身到火紅的熔爐中，攜手奮進，成為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先鋒。1937年11月~1945年底到延安的青年約4萬余人。中央高度重視，在延安創辦各類干部學校35所，也稱“戰火中的大學”、“窯洞大學”馳名中外。

 

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是第一所正規大學。是軍事干部院校，是培養軍政人才隊伍的建設，是承擔抗日救國的歷史責任。黨中央創辦的八路軍軍政學院、八路軍醫科大學、八路軍衛生學校、軍事學院、炮兵學校、部隊藝術學校、中央無線電通訊學校、工程學校等。這類學校肩負著黨和軍隊培養軍事、政治、通訊、技術、醫務、藝術和特種兵急需的人才，先后培養20余萬干部。

綜合性的干部學校，是培養適應抗戰和邊區建設。既懂軍事又懂政治，既懂經濟又懂文化多方位的干部人才。黨中央創辦的延安大學，是第一所高等教育綜合性大學。陜北公學院、華北聯合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這類學校是培養統一戰線，軍事思想教育的政工干部，是適應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的實際工作人才。在七、八年的辦學中，走出復合型干部約8000余人，抗日干部1萬余人，發展黨員3000余名，增添新鮮血液，壯大了黨的隊伍。“是插在敵人心臟上的一把利劍”。

 

 

?奔赴延安參加軍事訓練的愛國青年

 

黨群理論性干部學校，是培養深化各級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務實的黨群骨干。黨中央和陜甘寧邊區創辦的馬列學院，是第一所專門學習、研究馬列主義理論學校。中央黨校、西北黨校、澤東青年干部訓練學校、中國女子大學、延安民族學院、延安工人學校等。這類學校是培養大批治黨治政的英才，用馬列主義、用無產階級立場、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去認識這個世界。

科技、教育、文藝類等學校，是培養各行各業人才，適應敵后抗戰和邊區工作的需要。黨中央創辦魯迅藝術文學院，是第一所培養革命文學藝術人才的學校。自然科學院、新文字干部學校、中國外國語大學、西北醫藥學校、延安藥科學校、延安業余法律學校，還創辦日本工農學校、朝鮮革命軍事學校等。這類學校是培養大批教育、醫療、科技和社會各方面的人才，適應敵后抗戰和邊區工作需求，辦學七年出現大批優秀文藝骨干685人。貫徹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深入人民群眾中，到抗日前線吶喊、謳歌并寫出一大批優秀的作品，創作出更加輝煌的篇章。

1941年9月，35所學校合并為“延安大學”，這是毛澤東親自題寫的校名，也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綜合性大學。1945年，抗戰勝利后，根據中共中央的部署，延安時期辦的各類大學，分期分批遷往東北、華北等地辦學。

 

?延安時期的土窯洞（1938年）

 

1937年~1945年，中共中央在延河兩岸的山坡上創建，開挖了上千孔土窯洞，坐落著各類學校，訓練場地。一孔孔、一排排土窯洞潮濕、簡陋、擁擠，土炕上鋪些干草就是床。沒有洗漱用品，就用豬鬃做牙刷；沒有牙膏，就用食鹽代替；沒有教材，教員自己編寫、油印；學員沒有筆記本，學校給每人發一張油光紙或自己用馬蘭草制成土紙；沒有筆，每人每月發兩個鋼筆尖，學員將筆尖插在三寸長的高粱桿上；沒有墨水，就用染料兌上水，蘸著自制的墨水書寫心得筆記。在紀念館的櫥窗內，還可清晰地看到當年用土紙創作的歌曲、小詩、散文等文章。

從紀念館那一幅幅戰爭時期珍貴的圖片，一件件樸實的陳設，可以親身感受到那個艱苦卓絕的年代，學員們篳路藍縷，艱難困苦的生活。從舊址的山上那一孔孔簡陋、荒廢、坍塌的土窯洞，可以親身體驗到那個捉襟見肘的艱難歲月，學員們百折不撓，豁達進取的堅強。

在這座堪稱原始的大學里，學員們接觸到最先進的知識和理論學習。參與刻苦的軍事基礎體能訓練，射擊、格斗、擒敵、戰術、爆破等。在艱苦環境中，學員們迸發出高昂的學習熱情和革命斗志。在紅色革命大熔爐里錘煉了一批批德才兼備高素質的干部學員，身居土窯洞，心懷全中國，這就是他們救國救民的執著追求而奔赴抗日前線。為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做出貢獻，創造輝煌。在建設根據地，抗擊日本侵略者以及到解放戰爭和新中國的建設，他們都成為戰爭和建設中的中堅力量，成為新中國的誕生最堅強、最厚實的基礎，為中華偉業奠定了強大的人才基石，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黨校

 

中共中央黨校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史上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中央黨校前身是1933年3月13日在瑞金創辦的馬克思主義學校。1935年12月，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到達陜北瓦窯堡恢復辦學。11月與中共陜北特委黨校合并組成“中共中央黨校”，不久遷到保安任家坪。1937年1月~1947年3月，中央黨校進駐延安，在陜北歷時11年3個月。毛澤東兼任校長，李維漢、謝覺哉、彭真等先后任校長。黨校為中國革命，建設事業培養了成千上萬名優秀領導干部。在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推進黨的理論創新作出重大貢獻。

 

?延安時期的中央黨校舊址（1939.8）

我走進延安城北小溝坪半山坳，一座青灰色高大建筑映入眼簾，大門上方鑲嵌著當年毛澤東書寫“實事求是”幾個大字，這就是當年中央黨校大禮堂。在1937年1月中央黨校進駐延安時，校址曾設在橋兒溝天主教堂，校部設在教堂內，學員住在周邊農村山坡上的土窯洞。1939年遷到這里，為了改善辦學條件，由副校長謝覺哉帶領學員們上山伐木、挖土燒磚，修建土窯洞200多孔，青磚平房100多間。1940年10月，又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可容納1000多人的禮堂。大大改善和完備教學、管理各方面的設施。

1942年2月1日，中央黨校第一期在這座禮堂舉行開學典禮。毛澤東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由此拉開了全黨普遍整風運動的序幕。

中共中央黨校的徽章，是用硬紙而非銅做成的，底色為紅色，正面左上角是金黃色圖案，右上角是毛澤東的畫像，徽章下面印有黑色“學習”二字。徽章長2.7厘米，寬1.7厘米，厚約0.3厘米，重約0.1克。背面印有“中共中央黨校N0.2003”的字樣，外面包著一層透明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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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當年中央黨校“徽章”（1942.2.1）

 

這枚保存完整的延安中共中央黨校的徽章，現珍藏在中共一大紀念館中。據說，這枚徽章是當年中共七大代表張妙根同志捐贈的。

中共中央黨校校訓“實事求是，不尚空談”。2月8日，毛澤東在這里又做了《反對黨八股》報告，成為整風運動的重要文獻。1943年，中央黨校學員已達6000余人。毛澤東講：“我們辦黨校，就是要使我們同志的政治水平和理論水平提高一步，使我們的黨更加統一。”

這些學員來自延安的中央委員、專業學者，來自地委和團以上的干部，規模比較齊全。內部設總務、教務、自衛軍三部。課程有馬列主義理論、政治經濟學、哲學、黨的建設、中國問題、中國近代史、黨史和軍事、文化課程。學員分6個部。

延安時期中共中央黨校為黨培養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和德才兼備的黨政英才，很多人成為國之棟梁，為中國革命做出卓越貢獻。

中國女子大學

 

抗日戰爭以來，有多少英雄壯烈犧牲，有多少巾幗英雄奮戰殺敵。在槍林彈雨，馳騁沙場都活躍著女同胞的身影，無論是硝煙彌漫的前線，還是兵荒馬亂的后方，都涌現出許多優秀的新女性。在民族解放戰爭事業中，培養適應抗戰需要的婦女干部是非常重要，也是刻不容緩要解決的問題。

1939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于開展婦女工作的決定》，在抗戰時期培養婦女干部的重要性，在學習內容、政策方針、任務、教育等各個方面，讓婦女成為支援和參加抗戰的主力軍，提高婦女社會地位，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7月20日，在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委員會批準在延安創辦了一所女子大學（簡稱“女大”）校址就在楊家嶺后山溝東側，黨中央和八路軍總部之間的一座半山坡上。在3月中央就動員當地民工200多人，用40多天建起了一個簡易的禮堂和3孔簡陋的土窯洞當做教室。后來陸續新開挖100多孔新窯洞為住宿（建國初期是延安第三招待所），5月開始接收來自全國各地新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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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中國女子大學成立（1939.7.20）

當時，陜甘寧邊區受到日、偽、蔣介石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籌備女子大學條件非常艱難。毛澤東擔任國民參政議員并帶頭捐獻薪金100元，周恩來、鄧穎超、董必武等也將參議員的薪金捐作建校費用，購買書籍。王明拿出500元參議員薪金為女大購買生活和學習用品，其他中央領導也積極支援物資。

女大成立之初有學生500多人，來自全國二十二個省。有海外愛國華僑，參加過“一二.九”運動。有經過長征的工農干部，有從敵占區的青年，也有不識字但有豐富斗爭經驗的戰士等，平均年齡在18~22歲之間。

首任校長王明，繼任校長李富春，政治部主任孟慶樹，教務主任張琴秋。授課的教授來自各界名流的學者、作家、音樂家、革命家，陳伯達、李初梨、柯慶施、趙毅敏、丁玲、冼星海等。

女大的校訓：“緊張的學習，艱苦的生活，高尚的道德，互助的作風”。

7月20日，在延安中央禮堂為女子首屆學員舉行莊嚴而隆重的開學典禮。參加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人員，前方回來的八路軍、新四軍代表，還有印度援華的醫藥隊長愛德華。都來慶祝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第一個偉大的女性大學的誕生。正如國際友人、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在采訪延安時所寫，中國女子大學是“一個真正女英雄的大學”。

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出席了開學典禮，毛澤東在會上講：“女大成立，在政治上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她不僅是培養大批有理論武裝的婦女運動干部，準備到前線去，到農村，到工廠中去，組織二萬萬二千五百萬婦女來參加抗戰。假如中國沒有占半數婦女的覺醒，中國的抗戰是不會勝利的。”“女大現在辦起來，將來還要維持下去，要維持下去，就要經過更大持久的戰斗。”

據7月25日中共中央機關《新中華報》報道，這是一次萬人參加的慶典。大會由女大政治部主任孟慶樹主持，合影后全體齊唱國歌、國際歌和校歌，并提出名譽主席團和大會主席團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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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學員在上課（1939.8）

女大校長王明講：“中國女子大學的創辦，對全國婦女運動開展，對全國婦女解放的事業，有重大意義。女大的成立，并不是偶然的，她是大時代的歷史產物，她有事實上的必要……”為什么要培養婦女干部，王明接著講：“女大需要培養干部的特點和品質‘……以培養抗戰建國的婦女干部人才為目的’。……‘以培養成具有革命理論基礎、革命工作方法、婦女運動專長和相當職業技能等抗戰建國知識婦女干部為目的……’”

1939年8月~1941年9月，女大先后兩年開辦了13個班。有高級班、陜甘班和特訓班，是從紅軍中婦女領導干部和從敵占區來的。普通班是從敵占區來的初、高中文化程度的愛國青年，培養了上千余名優秀婦女干部。她們與男人一樣的平等權力，同樣擔負起抗戰的繁重任務，不斷吸引各地青年。實行真正的國防教育，學習最先進的革命理論，并應用到實際斗爭中去。培養理論與婦運工作相結合，形成教育、學習，提高覺悟和日常生活軍事化，在戰爭實踐中培養婦女工作能力，辦學的模式和特點，推動了抗戰時期婦女運動的開展，在火線上培養了一批文武雙全的女干部，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女大的建立是重視女大的建制，是加強黨的建設，加強政治教育，更注重的是理論聯系實際，提高思想覺悟，建立適應戰時需要的教學體系。學習內容、課程設置、選修課、管理等方面，有計劃的專門訓練、培養、提拔和愛護黨和非黨的婦女干部。

由于邊區的經濟緊張，提倡“精兵簡政”，將陜北公學、澤東思想訓練班合并在延安大學，1941年9月結束。女大培養出1000多名優秀婦女干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自然科學院

北京理工大學的前身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為了培養科學技術干部，適應抗戰發展，陜甘寧邊區經濟建設和祖國未來的需要。1939年5月，在延安創建的第一所理工科最高學府“自然科學研究院”，地址延安南門外的杜甫川，曾有50多孔窯洞，30間平房就辦起來了。開創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高等自然科學教育與研究的先河，走出了一條中國共產黨興辦高等教育與研究的道路。

1942年毛澤東題寫的校名“自然科學院”，院長先后由李富春、徐特立、李強擔任。學校校訓：“德以明理，學以精工”。學院設大學部和中學部，學制三年。大學部設：物理、化學、生物和地礦四個系。課程采用一般通用的教材內容：葛斯龍的微積分、達夫的物理學、薩本棟的普通物理、譚明的普通化學、工程制圖、政治、力學、熱機學、機械原理及零件等，跟不上的上補習班。中學部設：預科和初中。1940~1945年，學員300多人。院內建有一座科學館，在里面進行各種專題講座、學術報告、討論會等。1941年10月，徐特立校長提出：科學教育機關，科學研究機關和經濟建設機關，這三位一體才是科學教育思想體系，理論聯系實際。為了更好的適應學院的教學和科學研究的需要，在附近建立了化工、機械實習廠和實驗室，南泥灣墾荒種地，提出科學依據。培養了一大批技術骨干隊伍，為配合邊區建設的需要做出努力。

延安自然科學院舊址杜甫川（1939.5）

當時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1941年6月12日，發表社論《提倡自然科學》在創刊號徐特立撰文：“自然規律是必然的。科學，你替人類服務也只能遵循必然的途徑。”“沒有實際理論是空虛的；同時沒有理論的實際是盲目的，所以學科與術科是科學不可分離的兩個方面。”也發表了徐偉英的《對自然科學教育及其技術的我見》文章。

1943年春，延安自然科學院與魯迅藝術學院等并入延安大學。1944年后，歷經晉察冀邊區改為工業專門學校。1952年改為第一所國防工業學校，校風為“團結勤奮，求實創新”。1988年改為北京理工大學。

今天，這所學院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抗日戰爭時期，艱苦困難的條件下一步步走來，致力于科學技術教育和研究，繼承老一輩開拓、創新、探索、勇于積極進取的科學精神和崇高思想，對我國現代教育和科學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民族學院 

 

延安民族學院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1941年9月18日，在延安創建的，是中央民族大學的前身。10月10日舉行開學典禮，毛澤東在誕生之初親筆題詞“團結”二字，為學院辦學確定了“三項主要任務”。她開創了辦民族學院的先河，是一所血液中流淌紅色基因，肩負著光榮使命，特色鮮明的高等學府。

她是在陜北公學民族部的基礎上，把抗日軍政大學、中央黨校民族班、其他高校的少數民族、工作隊等集中起來，建立的民族學院。位于延安北門外文化溝（即原澤東青年干部學校舊址），是我黨和國家為研究和解決民族問題，培養少數民族干部、高級專業人才而成立的，也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所民族學院。院長由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高崗兼任，副院長高克林，教育處長烏蘭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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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民族學院舊址（1941.9）

民族學院的校訓：“平等民主、團結友愛、艱苦奮斗”。“我們是各民族的優秀子孫，我們是中國真正的主人。漢、滿、蒙、回、藏、苗、彝，親密團結在一起……”這就是民族學院的校歌。每一個音符，每一個詞語，都唱出各民族兒女的情感，都渲染著紅色基因的印記。在這里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學習理論和文化知識。

1938年11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我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但是國內各個黨派、各個階級的，而且是國內各個民族的。”這個講話發表后，國內各地各民族的青年紛紛奔赴延安。

1939年7月~1941年3月，隨著日本侵略者在中國大地上燒殺搶掠，抗日形勢日趨嚴峻，培養民族干部成為迫切急需解決的問題。由內蒙古的蒙古族、甘肅的滿族、寧夏的回族、青海的藏族、四川的苗族、貴州的彝族等少數民族青年和邊區周邊各縣的漢族學生。沿途以貨郎、打工的身份，沖破敵人的封鎖徒步奔赴延安200多人在這里學習。

我國著名的法學家王仲方，在沒有任何教材的情況下，根據學員不同民族、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程度，自己搜集資料刻鋼板、油印、編寫教材。《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黨的抗日十大綱領》等歌詞、理論、生產勞動都是他的必修課和教材內容。

1944年，民族學院遷出延安，在定邊與三邊師范合為三邊公學。1945年，又從公學分出，在定邊、靖邊、吳起、鄂托克前旗的城川，轉戰陜北、內蒙。在極端困難中，保存民族平等，團結友愛，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優良校風等地辦學。在8年的辦學歷程中，培養了各民族優秀學員干部400多人，為中國各民族的解放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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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民族學院遷入鄂托克前旗城川舊址（1945）

 

民族學院是從延安土窯洞，抗日烽火中走來，一路輾轉多地辦學。培養出各民族優秀人才，研究民族理論、政策、主張、問題和弘揚優秀民族文化等方面，做出開創性、奠基性的貢獻。成為“少數民族人才成長的搖籃”。在浴火重生與百廢待興的共和國初創時期，在工作和抗戰實踐中錘煉了少數民族干部，投身革命的洪流中，為學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如今，這所院校的學員正大步走進中華騰飛的新時代征程。

 

摩托學校

               

在黨中央的關懷下，1937年4月，在延安清涼山東面飛機場，建起了我軍培養特種兵的第一所汽車、裝甲車軍事技術學校——延安摩托學校。

“摩托”指的是發動機或內燃機，軍事裝備無論汽車、坦克、飛機等都以發動機技術為核心，學習這些知識對抗日戰爭是非常重要。這所學校主要是從前線調來科長、參謀和警衛員30多人，又從抗大調來部分連營團干部。除學習軍事理論和文化知識外，主要學習裝甲和航空兩個專業方面的內燃機原理知識及汽車、坦克、戰術、航空、修理人員5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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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鼎與學員們在一起（1937.6）

 

建校初期是白手起家，下面有一個小實習廠，只有三、四名技術工人，設備只有一個鐵匠爐，幾把鉗子、銼刀、鐵錘、扳手，條件非常簡陋。沒有宿舍、場地；沒有黑板、教材；一切都是自己動手挖建、編印。沒有汽油就派人去延長油礦幫助煉出混合油，再拉回來使用，我軍第一所摩托學校就是在這樣艱苦環境下辦起來的。后來，軍委將紅軍僅有的5輛破舊汽車給學校用于教學使用。

為了打好學員的文化基礎，學校開設補習數學、物理和地理知識。教員一遍遍認真、耐心地講，學員刻苦鉆研一次次認真復習、消化。毛澤東非常重視學校的生源，5月7日毛澤東特意給慶陽步兵學校校長周昆、政委袁國平發電報，為學校選調20名學生來學習。摩托學校的教員大都從奔向延安，追求真理的知識分子中挑選而來，也有從國民黨軍隊、軍校的進步技術人員中挑選而來。經過教育他們認清了挽救中國的危亡，只有中國共產黨而積極、努力、熱情地投入摩托學校的教育工作中。

我的一位知青朋友趙首華就是踏著父輩的足跡來到黃陵縣隆坊公社南河寨村插隊的北京知青，她的父親趙群，經過長征來到延安的紅軍戰士，先是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后，被選調到延安摩托學校學習和工作的老革命。這所學校的教員和學員大都成長為八路軍、解放軍軍工事業與技術特殊兵種的骨干力量，為中國的空軍事業做出突出貢獻。

朱德總司令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強調：“世界上所有新式武器，在抗日準備期中，我們學會使用。飛機、大炮是會有的，不要等待那時才學習。要訓練摩托人才，輸送一兩千名摩托人才到紅軍中去。只有這樣，才有把握提高新的軍事技術，來戰勝敵人。”1937年5月5日，來學校視察并在講話中指出：“摩托學校的任務，就是為迎接革命的勝利，建設軍隊機械化兵團、坦克部隊和航空兵。”在這種情況的指導下，中央又決定組建空軍，選拔飛行員。趙首華的父親又被選拔到航空隊學習，成為延安培養的新中國第一批飛行員。

摩托學校的校長是劉鼎，政委孫開楚，教務長傅江，總務科長沈丁祥，學員大隊長劉華清，校址在東關飛機場附近。劉鼎除校務工作外，還擔任學校的理論和航空基礎課的教學工作。他，1920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業電機科學習，1926年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和空軍機械學校學習并兼任教官。1929年奉命回國，1933年曾在方志敏的祥源兵工廠任政委。1937年擔任摩托學校的工作和其他教員一邊講學，一邊了解戰士們學習情況，一邊將學習的知識運用到實踐中，教他們焊接、修電機，發現汽車出現故障，讓學員自己動手，分析問題，拆零件重新組裝。師生間攻破一個個難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軍工泰斗劉鼎（19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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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鼎校長在考察工人操作

為了讓學員們更好地掌握專業課學習，在東關飛機場用破舊的汽車，學員先學會駕駛汽車技術。車壞了就上修理課，車修好了就上駕駛課，學員們就是在這樣實踐中完成學習任務的。

在學習汽車的基礎上，又開始學習坦克。學員們都沒有見過坦克，教員就在黑板上畫草圖講解，坦克的外形、性能、構造、威力以及步兵如何配合等方面的戰略戰術知識。在教學中，師生大膽用汽車外形，裝上假槍、假炮，步兵擺成戰時的隊形，在飛機場模擬操作演習。

1937年9月，據有關歷史資料記載，延安摩托學校自制的“坦克”配合抗大學員，在東關飛機場進行軍事演習。這在中國軍隊史上第一次“步坦協同”的演習，中央首長、各部隊領導、當地百姓都前來觀看。幾顆信號彈騰空而起，5輛破舊汽車改裝的“坦克”緩緩駛來，炮筒又大又笨并涂上了顏色。坦克燒的是混合油，發出的聲響像炸雷一樣震耳欲聾。緊跟后面是步兵擺開的“敵”陣地，這新奇的戰斗場面，吸引了眾多人的眼球，眼前不知是何物，人群隊伍中發出陣陣的歡呼聲……

在采訪中我認識了一位插友的老父親，他在北京裝甲兵部隊擔任技術的老革命，曾在這所學校工作過，告訴我：“延安摩托學校的師生都渴望擁有一臺真正的坦克來武裝自己，后來動手研究和研制出能運動的坦克，是如何炸斷坦克履帶而癱瘓又不損壞內部發動機等各種技術。1938年后，偶爾有外國飛機抵達延安，我們興奮極了，幾天都睡不著覺……大家才有機會進入機艙見識一下飛機構造、駕駛室、性能和外部機型。為了讓學員們更好地了解和掌握機場的地勤工作，上級決定將飛機的保養、加油、加水、加溫以及飛機升降，地面信號工作，交給我們學員管理。那個時候我們一次次進入機艙，認真熟悉、觀看、模擬，才對飛機的性能、操作、駕駛、戰術、投彈等有了初步認識和掌握。我們非常渴望親自駕駛飛機翱翔在陜北的藍天上空，可惜只是一種愿望，延安艱苦環境，國內緊張形勢，沒有這個條件……”

黨中央對摩托學校給予極大的關懷，只要有這方面的技術人員都介紹到這里工作。為了發展航空事業，從學校調選一些政治思想、技術過硬的學員去新疆航空隊學習。1938年元月的一天，劉鼎校長在全校宣布：從新疆送來10輛汽車，學員們激動的歡呼后，努力學習的積極性更加高漲。中央又決定從摩托學校抽出40多名學員，成立了延安汽車隊。從駕駛到出行，再到維護、修理，許多學員都可以單獨開車執行任務。一度成為延安的科技中心，為我黨我軍培養科技人才積累了經驗，奠定了基礎。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前線急需投入大量軍事干部和士兵，一部分奔赴戰場。延安摩托學校建校一年半時間，前后培養150多名學員。其中50名優秀學員前去新疆學習，又轉到蘇聯學習坦克、飛機和修造。新中國成立后，有些成為空軍和裝甲兵等各個方面的領導干部和技術人才。

航空工程學校

 

陜北安塞，歷史上就是抵御外族入侵的邊防軍事重鎮，素有“上郡咽喉，北門鎖陰”之稱。我們沿著當年原始路面，驅車前行，遠遠就看見一面朔大的腰鼓雕塑聳立在群山之巔。似乎一隊隊、一排排舞動著身影、揮動著手臂、捶打著腰鼓、蹦跳著腳步，驚天地泣鬼神，排山倒海、氣勢磅礴、塵土飛揚的雄風，從黃土溝壑、從高原密林中狂奔而來。

繞過陜北樸素而粗獷的群山，來到平坦開闊的安塞縣城西侯溝門探訪。這里塵封了八十多年前的幾孔簡陋、破舊的土窯洞映入眼簾。1941年，這里竟然是新中國航空悄然啟航的地方，踏著前輩的蹤跡，尋覓延安時期散落在千溝萬壑動人的故事。

在老鄉的指引下，沿著坑洼不平的土路來到舊址門前，院墻上掛著一塊字跡模糊的牌匾介紹。望著“按圖索驥”，將我的思緒帶回到那戰火紛飛的年代，揭開“軍委航校”的真實身份。拜祭新中國航天事業的發源地，尋根溯源，慰藉心靈的地方。

1926年，我黨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就派第四期黃埔軍校的學生，共產黨員常乾坤等人到蘇聯空軍學校學習，播下了第一顆航空的種子，成為早期飛行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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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航空工程學校舊址（1941.4）

 

1938年9月，王弼、常乾坤等人，從蘇聯莫斯科如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學院畢業后，歷經艱險、輾轉一年后于1940年11月回到延安。

1941年3月10日，延安航空學校在安塞土窯洞里秘密誕生。王弼任校長，丁秋生任政委，常乾坤任教育局長，王蓮、劉峰等人任教師、助教。對外稱第十八陸軍工程學校，對內稱軍委航校。

1941年4月，經過層層選拔100多名優秀青年陸續來到延安，6月航校正式開學。當時，蘇聯政府答應援助我黨建立航空事業。學員們熱情高漲，積極研究、探索航空理論與技術，努力學習俄語，都有一顆飛上藍天的渴望。就在這個時候，國際形勢突變，6月22日希特勒下達向蘇聯閃電襲擊的作戰命令，直搗莫斯科。蘇聯政府已無力援助中國共產黨的航空承諾，10月，中央決定航校暫時停辦。

學員們燃起的希望，被國際形勢突變而被迫分到各個地方。在沉寂四年后，人們企盼的機會終于來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日軍曾在東北建造的反侵華戰爭后的航空訓練基地，并遺棄了大批航空設施、器材、機艙內的設備而倉皇潰退。中央領導意識到這是創建空軍力量重大機遇的來臨，迅速下達命令，召集所有的航空學員，趕到東北去，創辦一所航空學校。

常乾坤接到命令后激動地回答：“這是我們盼望已久的一天終于來到了，堅決完成中央交給的這次光榮任務。”1945年10月，常乾坤帶領部分航空學員和家屬，懷著激動興奮的心情，告別了根據地。拖家帶口，歷經大半年徒步跋涉，經過寒風凜冽、風霜勞累，抵御了東北嚴寒氣候和惡劣的環境，來到了東北吉林通化。

東北航校創建初期，學員們付出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辛、酷寒，住鐵皮房、挖野菜、吃難下咽的粗糧。在這片荒涼的黑土地上，經常為煤、柴，生活用品，在冰天雪地上付出一切艱難困苦。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創辦了人民軍隊第一所航空學校，被譽為“中國人民航空事業的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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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第一所航空學校（1945.11）

 

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會議上就指出：建立東北根據地的重要性。劉少奇起草并致各中央局《目前的任務和戰略部署》的指示，提出“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年底，中央又作出“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的戰略決策。延安及各軍區的許多學校、機關，先后進駐通化，為建立東北航空儲備了大批干部。中央從山東軍區、新四軍及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和延安總部派出2萬多名干部，10多萬名部隊迅速開往東北，建立穩固的根據地。

1945年11月，在東北局書記彭真的指示下，發動群眾在東北各地收集被遺棄的舊飛機、發動機、儀表箱、油料桶和航空器材來武裝航校。

1946年1月1日，中央指示，在此基礎上成立航空總部，共有500余人。3月1日，又成立民主聯軍航空學校，朱瑞任校長，白起任副校長，吳溉之兼任政委。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決定空軍組織機群通過天安門，接受新中國的檢閱。11月1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正式成立。18日，根據“先辦航校，再創空軍”的指示，先后創建了7所航校，由老航校的技術骨干輸送到各個航校。中國空軍，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一步步起步、崛起到騰飛。1950年9月，中國空軍參予抗美援朝，面對以美國為首“聯合國軍”1200多架戰斗機的空中作戰。我軍不畏強敵，以“出奇制勝，近戰殲敵”的空軍戰術，消滅來犯之敵，并擊落美國王牌飛行員喬治.安德魯.戴維斯，成為中國人民航空事業上的堅強基石。

站在八十多年前原貌、簡陋、破敗的土窯洞院中，那凝固歲月的歷史鏡頭，那微弱、昏暗的一盞燭光，照亮了延安寶塔山、延河水，照亮了未雨綢繆新中國的萬里晴空。一張張黑白、泛黃的照片，猶如歷史長河掀起的點點浪花。她是紅色窯洞航空雛鷹，前輩建功，披星戴月的源頭，是開創航空事業的先河，是中國航空啟航展翅的心靈升華。

 

中共中央在延安時期，延河兩岸創建和散落著35所院校，人們習慣地稱“窯洞大學”。今天，全國90%的大專院校，追根它的前身都是在延河山坡上。十三年的風雨滄桑，崢嶸歲月，在這片火紅的土地上鍛造、錘煉、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革命人才。讓偏僻、閉塞、隱臥在黃土高原的小山城——延安，不僅成為革命圣地，也成為人才圣地。在中國抗日烽火之中誕生和培養了一大批德才兼備高素質的干部，無數熱血青年在這里追求光明和真理，擁有了“紅色基因”，為我們的黨創造了輝煌，成就偉業奠定了強大的人才基石。

百年的黨來路波瀾壯闊，征程篳路藍縷，圣地鸞翔鳳集。延安處處有學校，遍地有歌聲，在這里鑄就了“紅色”的中國和渲染了歷史的畫卷。

1939年，中共中央開始有計劃地組織各個學校畢業人才向外分流發展。毛澤東在送行學生時講：“你們去東北的任務是爭取青年辦大學。”還特別叮囑校領導：“軍隊要建設一個團或一個師比較容易，要建設一個大學，從領導班子到隊伍是很不容易的。在行軍過程中各地可能找你們要干部，不能把班子人員輕易搞散，要千方百計把學校班子搞好。”將革命新鮮血液輾轉河北、華北、東北等地辦學，發展教育。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的成熟發展，在各個領域取得了顯著成效。其中：以民族生存和解放，以及抗日戰爭勝利培養所需的領導干部和人才，在建國初期都滲透到各個領域而奠定了堅石的基礎。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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