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重啟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動力
點擊： 作者：弘毅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24-02-02 09:46:23
國有資本、青年人才、新質生產力
——重啟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動力
2023年12月29日，國家統計局發布《關于2022年國內生產總值最終核實的公告》“GDP現價總量為1204724億元，比初步核算數減少5483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3.0%，與初步核算數持平”。新冠疫情2020年GDP降至2.3%，2021年回升至8.1%，2022年再次降至3.0%。中國經濟如何走出低迷、重啟中高速增長，意味著民族復興征程如何勇毅前行。非常贊同1月29日昆侖策研究院網盧麒元發表的《2024年重啟繁榮，中國外匯收入必須回血中國！》：“重新啟動資本流轉，要靠國家資本作為原動力。外掛外匯要回國補充國家資本，財政增量資金要轉化為國家資本供給，國家資本要入市驅動接近沉默的海量資本。國家資本就是用來跨周期的，此其時也……重啟中國二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國有資本、青年人才、新質生產力合力形成原始推動力，將重啟中國二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
2020年7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2021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觀調控政策要有機結合”。“逆周期”調節，重視在經濟低谷期采取措施來刺激經濟發展，增加就業、提高社會保障水平、維護市場信心等。“跨周期”調節，不僅旨在降低傳統經濟周期的波動性，更關注傳統經濟周期之上的大周期和大環境的變化，以及建立應對這些中長期問題的政策框架。相對于“逆周期”調節依靠財政和貨幣政策解決通貨膨脹、失業等短期問題，“跨周期”調節需要同時重視長期發展規劃、人口政策、科技政策等長期調整工具。根據馬克思經濟周期理論，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無限制地發展生產能力和人民大眾的貧困及其有限的消費之間的矛盾。當前，民營經濟占比“56789”，經濟結構中私有制經濟占比過高，國有經濟難以發揮帶動輻射調控作用，資本要素分配占比幾何式增長，財富快速聚集于頂尖私有資本所有者手中， 不僅普通勞動者日益貧困失去購買力，而且中小微企業日益萎縮失去生產力。
早在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便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所有制結構逐步調整，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在發展經濟、促進就業等方面的比重不斷變化，增強了經濟社會發展活力。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更好體現和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進一步探索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實現形式，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新華網，2013年11月19日），這一重大課題的破解已經日顯緊迫，不僅是體現和堅持《憲法》和《黨章》確定的“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根本要求，而且已經成為以馬克思經濟周期理論“資本主義無限制地發展生產能力和人民大眾的貧困及其有限的消費之間的矛盾”，解決“普通勞動者日益貧困失去購買力、中小微民營企業日益萎縮失去生產力”的根本問題。將國家資本作為源頭推動力，外掛外匯回國補充國家資本，財政增量轉化為國家資本供給，讓資本從資產泡沫中流出，回到推動產業升級的新質生產力，必然成為經濟“跨周期”瓶頸突破的關鍵。
三年新冠疫情和地緣政治沖突的經濟恢復期，國有資本在經濟“跨周期”調節中起到了重要“頂梁柱”作用。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年，GDP現價總量為1204724億元，比初步核算數減少5483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3.0%。據財政部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5689億元，比上年增長10%。其中，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2343億元，比上年增長17.2%；地方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本級收入3346億元，比上年增長5.5%。通過對2017-2022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分析，2016-2021年國有控股企業“營業收入”總增長率46.68%，是私營企業26.15%的1.79倍；國有控股企業“利潤總額”總增長率98.27%，是私營24.63%的3.99倍（見筆者《重歸“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路徑實現》，昆侖策研究院 2024-01-27 ），進一步說明國有資本的高效能運營。重視國有資本經濟“跨周期”調節的源頭推動力，珍視青年人才社會進步的主體推動力，做大做強國有企業正當此其時也！帶動和促進民營企業共同發展，尤其破解“中小微企業日益萎縮失去生產力”的困境，是新時代新征程國有企業肩負的一項重要責任。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黨的二十大再次明確強調：“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1月1日，《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的意見》發布，強調“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主要用于促進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夯實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的體現全民共享、強調“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關系國計民生的公共服務、應急能力、公益性領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的優化布局結構等，對于落實國家戰略、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將產生重要宏觀調控作用。國有資本是全體人民的共同財富，是應對各種風險挑戰、保障人民群眾福祉、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支撐。在傳統中小微企業難以跟進新質生產力發展，新型生產關系亟待重新建立的背景下，國有資本必然成為經濟“跨周期”發展的資本原動力。
“國有資本”，指國家對企業各種形式的投資和投資所形成的權益，以及依法認定為國家所有的其他權益（參見《企業國有資本與財務管理暫行辦法》（財企[2001]325號）），該概念主要側重在經濟運行、財務管理意義的使用，法律層面的概念稱為“國有資產”，指在法律上由國家代表全民擁有所有權的各類資產。廣義的國有資產，是指國家以各種形式投資及其收益、撥款、接受饋贈、憑借國家權力取得或者依據法律認定的各種類型的財產或財產權利，包括經營性國有資產、非經營性國有資產、以自然資源形態存在的國有資產。狹義的國有資產，即經營性國有資產，是指投入社會再生產過程，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資產，存在于各類國有及國家參股、控股的企業中。
據《國務院關于2022年度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的綜合報告統計》：2022年，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339.5萬億元、負債總額218.6萬億元、國有資本權益94.7萬億元，平均資產負債率64.4%；全國國有金融資本權益27.6萬億元，金融企業資產總額400.9萬億元、負債總額358.2萬億元。如上均為狹義的經營性國有資產，權益總額為122.3萬億元。全國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總額59.8萬億元、負債總額12.4萬億元、凈資產47.4萬億元。如上大部分為非經營性國有資產，也包括行政和事業單位所辦企業的狹義經營性資產。同時，以自然資源形態存在的國有資產，包括國有土地總面積52360.5萬公頃，管轄海域面積約300萬平方公里，水資源總量27088.1億立方米。國家資本必然以經濟“跨周期”調節的資本原動力，并通過外掛外匯回國補充國家資本，財政增量轉化為國家資本供給，驅動接近沉默的海量股市資本和房產資本，重啟中國高速經濟增長二十年。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造就規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隊伍，把培育國家戰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當主角”（習近平《總在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新華網，2021年9月27日）；“青年是社會中最有生氣、最有闖勁、最少保守思想的群體，蘊含著改造客觀世界、推動社會進步的無窮力量……有責任有擔當，青春才會閃光”（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22年5月10日）。我國高等教育快速發展，為青年人才“挑大梁、當主角”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99年前，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不到15%，處于精英教育階段。2002年，毛入學率超過15%，進入了大眾化階段；2012年，毛入學率為30%；2019年，毛入學率為51.6%，超過50%，進入普及化階段；2022年達到59.6%，較10年前提高了近一倍。2010年高校畢業生631萬人，2023、2024年分別達1158萬、1187萬（見圖1）。
同時，博士、碩士研究生高層次教育快速增長。據中國統計年鑒：2011年，全國研究生招生560168人。其中：碩士494609人，博士65559人；專業學位159942人，學術學位400226人。2021年，全國研究生招生1276526人，其中：碩士1050703，博士125823人；專業學位667091，學術學位509435。2021年相對于2011年，研究生總數、碩士、博士生數增長幾乎均為110%。“偏重理論和研究”的學術學位增長27%，而“伴隨著現代科技與社會快速發展，針對社會特定職業領域需要，培養具有較強的專業能力和職業素養、能夠創造性地從事實際工作”的專業學位增長高達317%。在研究生學科構成中，更具產業發展推動的工科、管理學、農學、醫學、教育學等學科分別增加1%。
尤其，始終高度重視學科專業優化調整，優化同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學科專業結構、人才培養結構。目前，普通高校本科專業布點總數6.6萬個，較2012年新增1.7萬個、撤銷和停招了近1萬個專業點，每年調整幅度將近5%。近日，教育部等五部門聯合印發《普通高等教育學科專業設置調整優化改革方案》“到2025年，優化調整高校20%左右學科專業布點，新設一批適應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學科專業，淘汰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學科專業，基礎學科特別是理科和基礎醫科本科專業點占比進一步提高”，為新質生產力的新型勞動者與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等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年新冠疫情對經濟造成重大沖擊，高校生就業面對的嚴峻形勢與就業期盼，成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與堪當民族復興重任一代崛起的嚴峻考驗。2021年以來26-24歲人口失業率一路走高（見圖2）。
圖2呈現：2021年1月16-24歲人口失業率為12.7%，7月為16.2%；2022年7月為19.9%；2023年1-6月分別為17.3%、18.1%、19.6%、20.4%、20.8%和21.3%，8月暫停發布。最后一次統計數據21.6%，將意味著五個青年人中至少一人失業。2023年12月，重新發布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25-29歲、30-59調查失業率分別為14.9%、6.1%、3.9%。
2024年1月“人社通”公眾號發起匿名問卷調查（見圖3）：20-30歲已畢業大專、本科學歷人群“未就業/失業”比例超過20%，碩士及以上比例為15.6%（參見《調查結果：20-30歲已畢業人群就業/失業情況（統計圖）》，人社通 2024-01-29 ）。
【圖3 20-30歲已畢業人群就業/失業情況】
面對居高不下的青年失業率，以及高房價、高教育、高醫療三座大山的沉重壓力，尤其對“社會走向何處”的預期迷茫，甚至“生孩子就是給人家優秀資產家庭的孩子當炮灰”的深刻迷茫（《上海一女生說，窮人生孩子，就是給富人家庭當炮灰的？！》， 魯國平先生 2022-04-13），人口出生率不斷下滑。
2020-2023年全國出生人口分別為1202、1062、956、902萬人，不僅少于1949年的出生人口1950萬人，也少于三年自然災害1959-1961年的出生人口1650、1392、1197萬人（見圖4）。更為重要的是，與出生人口數量變化相對應的人口基數，1949年只有5.4億，1959年只有6.6億，而2021年為14.12億，可見出生率是斷崖式下跌。
對于國家和社會而言，出生人口的急劇下降不僅意味著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而且將意味著已建房屋過剩、公共設施過剩、消費市場低迷、農村破敗、土地荒廢等系列性問題出現，勞動力數量的減少，更使經濟發展受到根本制約。如果人口持續減少，民族復興必然受到根本性影響。“歷史就像是大國興衰更替的鏈條，一環扣一環，有始無終，興亡無常。而今日之中國就是這條鏈環中的一個環節。中國正在崛起，而正在崛起的國家有的最終成長為世界性的大國，也有的行百里而半九十，功敗垂成”（張文木《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與中國的選擇》，《戰略與管理》2004年第2期）。因此，青年失業率過高、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的問題必須得到根本性扭轉。
面對嚴峻的就業形勢與社會不確定性，國有企業成為高校生就業期望占比第一的選擇且逐年增加，2021-2023年分別為42.5%、44.4%、46.7%，3-4倍于三資企業、民營企業、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等其他就業選項（見圖5）。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100周年大會上，以列寧引用恩格斯的話指出：“我們是未來的黨，而未來是屬于青年的。我們是革新者的黨，而總是青年更樂于跟著革新者走。我們是跟腐朽的舊事物進行忘我斗爭的黨，而總是青年首先投身到忘我斗爭中去”。青年是常為新的，最具創新熱情，最具創新動力。不僅基于“人才是第一資源”，而且基于“民族復興脊梁”的定位，必然需要高度重視高校生更高質量就業，激發高校生由被動等待就業轉向主動主導就業。無論原始創新策源戰略，還是邁向全球產業鏈中高端戰略，都需要國有經濟做強做優做大，這也必然成為釋放高校畢業生潛能潛質、實現更高質量就業的關鍵。我國眾多學科專業的發展還面臨一系列“卡脖子”問題，一些經濟社會發展重點領域急需在信息、工程、材料等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上取得突破，要求高校生能夠瞄準科技前沿和關鍵領域，增強學科專業服務國家戰略的能力。在重啟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尤其國家崛起、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中，絕不能因青年失業、因短暫迷茫、因人口下滑而“行百里而半九十，功敗垂成”，青年人才必然從“社會走向何處”的預期迷茫實現“理論覺醒”的常為創新，成為“挑大梁、當主角”的人才原動力。
202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黑龍江考察時指出：“積極培育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增強發展新動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新質生產力是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的當代先進生產力，它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質變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為核心標志”（《發展新質生產力 培育新產業是重點任務》，《人民日報》2024年1月15日）。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是社會生產力從低級到高級不斷發展的過程，“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而不斷發展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8頁）。“新質生產力”的提出，是伴隨近年來科學和技術的快速進步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創新和發展，豐富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內涵，對于新時代構建新發展格局、高質量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生產力是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同生產資料相結合而形成的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相結合構成生產力的三要素。從勞動者要素角度，新質生產力需要“打造新型勞動者隊伍”，與傳統生產力相匹配是普通工人和技術工人，與新質生產力相匹配的則是智力工人，即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高校生與青年人才必然成為“新型勞動者隊伍”的主體。從勞動資料角度，新質生產力需要“用好新型生產工具”，與傳統生產力相匹配的主要是普通機器設備和電子計算機，與新質生產力相匹配的則是一系列“高級、精密、尖端”設備，高校生與青年人才必然成為“用好新型生產工具”的主體。從勞動對象角度，新質生產力需要“強化科技與數據對象”，與傳統生產力相匹配的主要是以物質形態存在的自然物和原材料，與新質生產力相匹配的增加了非物質形態存在的科技新發現的自然物、注入新技術的原材料以及數據等，高校生與青年人才必然成為“強化科技與數據對象”的主體。
馬克思指出：“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列寧選集》第二卷（卡爾·馬克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4頁）。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解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內在矛盾，方能推動生產力實現更高程度的發展，伴隨科學和技術的快速進步，需要“塑造適應新質生產力的生產關系，通過改革開放著力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讓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順暢流動和高效配置”（《發展新質生產力 培育新產業是重點任務》，《人民日報》2024年1月15日）。塑造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新型生產關系”，必須遵循馬克思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狀況的規律，回歸生產關系構成要素：生產資料歸誰所有；人們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如何；產品如何分配。其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決定著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決定著產品分配關系。面對《憲法》和《黨章》確定“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根本要求，面對“普通勞動者日益貧困失去購買力、中小微民營企業日益萎縮失去生產力”的根本問題，面對高校生對于國有企業3-4倍于其他單位類型的就業期盼，尤其面對“生孩子就是給資產家庭的孩子當炮灰”而拒絕生育的深刻迷茫，到了必須以“國有資本”為原動力，推動回歸生產資料歸全體人民所有的“公有制為主體”的《憲法》定位。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覺通過調整生產關系激發社會生產力發展活力，自覺通過完善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要求，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符合規律地向前發展。”（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二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8年5月4日）。生產關系滯后于生產力必然禁錮發展，改革開放之初，在落后的社會主義初級生產力發展階段，通過生產資料非公有制經濟的有益補充、公有制經濟主體的帶動輻射引領，必然能夠“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由此GDP不斷增長，2004年達到10%并連續4年增至14.2%的快速發展期，但是在新自由主義私有化對公有制經濟猖狂進攻，“2006年，整個工業產值里，國有企業生產僅占9.7%，非國有企業占到90.3%”，繼續叫囂“我們不僅完成了大部分國有企業的改革，而且已經找到了剩下的國有企業的改革思路，即繼續在國有企業非國有化的道路上前進！”（張維迎《市場的邏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38、240頁）。當生產資料組成違背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憲法》《黨章》定位，違背了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本質規律，必然出現經濟增速的下滑，2008年金融危機由2007年連續下滑為2008年、2009年的9.6%、9.1%，2012-2019年持續于7.7%-6.1%之間的中速增長，2020年新冠疫情降至2.3%，2021年抗擊疫情與恢復生產同步推動回升至8.1%，2022年再次降至3.0%（見圖6）。能否快速從持續低迷中走出，必然需要基于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規律進行“逆周期”“跨周期”調控，必然需要基于馬克思勞動關系要素構成塑造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新型生產關系”。
馬克思指出：“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頁）。“科學和技術為推動的新質生產力必然是全體人民的社會”，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更確立著“社會主義新質生產力必須是全體人民的社會”。有什么級別的生產力，你就應該配相應的生產關系。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不是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更不使落后的生產關系束縛先進的生產力發展。先進發達的新質生產力，必然需要拋棄私有經濟占比越來越高，甚至民營經濟“56789”根本性沖擊“公有制為主體”基本經濟制度，而產生的過于濃重的“資本主義無限制地發展生產能力和人民大眾的貧困及其有限的消費之間的矛盾”，以及由此基本矛盾出現的“普通勞動者日益貧困失去購買力”、“中小微民營企業日益萎縮失去生產力”及“生孩子就是給資產家庭的孩子當炮灰”的深刻迷茫，而激發高校生對于國有企業3-4倍于其他單位類型的就業期盼。國家崛起、民族復興絕不能因青年失業、社會迷茫、人口下滑而“行百里而半九十，功敗垂成”，國有資本、青年人才、新質生產力合力形成原始推動力，推動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一定能夠重啟二十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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