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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憶中外記者參觀團訪問延安

點擊：  作者：金城    來源：黃土情聯誼會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3-10-23 13:09:59

 

 

上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英、美等國為了最后戰勝德、意、日侵略者，需要充分利用中國的軍力與物力，很重視我黨、我軍、我敵后根據地強大的有生力量。一九四四年二月，英、美等國十名記者，提出要到延安及黃河以東我解放區了解我軍力量及敵后斗爭情況，并考察我陜甘寧邊區及敵后根據地實施各種政策的情況。

 

三月九日，中共中央軍委周恩來副主席打電報給駐重慶的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轉外國記者團，電文中說：“我受毛澤東、朱德兩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電你們表示熱烈歡迎。”同時，周恩來請董老通知當時駐渝的《新華日報》記者龔澎及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交通科長龍飛虎護送記者團赴延。

 

國民黨頑固派深怕外國記者沖破他們的新聞封鎖，揭穿他們對我黨、我軍、我解放區的種種造謠誣蔑，因而設置重重障礙，加以刁難、拖延。但因這一要求主要出自美國、英國記者，并得到各國外交使節的支持，國民黨不敢公然拒絕。在外國記者們一再追逼下，國民黨最后只得表示同意。國民黨中宣部為了監視、控制外國記者，提出把外國記者團改為中外記者團，由國民黨中央社、《中央日報》、《掃蕩報》等記者參加，指派他們的人擔任正副領隊并規定中外記者都必須在他們的領導下統一行動。

 

由于中外記者祖是到延安并準備到前方去的大型團體，有國內外各大報著名記者參加，我黨中央對這次接待工作十分重視，中央政治局決定由周副主席親自負責這一工作。我們交際處在政治、業務上都歸中央軍委秘書長楊尚昆領導。

 

周副主席親自召集延安黨、政、軍、民、學等參加接待工作單位的負責同志和干部進行動員，介紹記者團的情況及其采訪的目的，交代了我們接待的方針、政策。他指出：外國記者在重慶已經向我們透露，他們這次來希望了解：

 

（1）各邊區的施政綱領；

（2）關于生產、物價、貿易、行政、教育、衛生保健計劃；

（3）日本俘虜情況；

（4）參觀人民代表機構；

（5）赴黃河以東訪問抗戰前線軍隊等。

 

多數中國記者也有同樣的愿望。周副主席指示各有關單位必須由主要負責同志親自出面接待，既要準備好全面介紹本部門的材料，主動介紹實際工作情況，又要準備解答他們臨時提出的問題。屬于本部門本單位業務范圍內的問題，必須明確負責地解答，不要回避敷衍；屬于別的業務機關范圍的問題，可請他們向直接負責單位提出要求。中國記者中的個別頑固分子，也可能提出一些故意刁難或挑釁性的問題，大家可以自己預先設想一下，以備解答或回撥。周副主席指出：中外記者訪問參觀，要讓他們看到我們工作中的成績，也要讓他們看到我們尚有不足之處，說明或解答我們前進中的困難和錯誤。為了做好這一次接待工作，周副主席、尚昆同志向各機關借調了一批優秀干部和翻譯人員。

 

我所在的交際處，由楊尚昆召開了全體干部大會，請周副主席再一次作了具體指示。會上，周副主席首先指出：交際處工作的根本任務就是“宣傳出去，爭取過來”八個大字。就是要把中央的各項政策、方針和我黨、我軍、我解放區黨、政、軍、民、學各條戰線在具體實踐中的具體政策和具體成績宣傳出去。我們除有計劃地組織他們參觀訪問外，還要準備對記者團在參觀訪問過程中反映出來的各種思想問題，多做解答解釋工作，揭穿國民黨的—切造謠誣蔑，提高他們對我們的認識，加深他們對我們的了解。要以誠懇、坦白、交往的精神同他們交朋友，以利于進一步開展國內國外的統一戰線。只有提出具體材料，說明具體事實，才能取信于人。周副主席再次著重指出：宣傳工作，要實事求是，介紹我們的成績，也要說明我們工作中有錯誤、有缺點，說明我們有克服錯誤、缺點的辦法，切不可虛張浮夸，更不可弄虛作假。中外記者、特別是外國記者中的中間分子，在重慶、在大后方對國民黨的宣傳反感甚深，認為國民黨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聽到國民黨的宣傳人人頭痛。我們交朋友要站穩自己的立場，以誠待人，在公開講明我們自己觀點的同時，也要聽取別人的觀點，互相交流，才能澄清分歧，爭取盡可能地取得一致。

 

要善于求同存異，只求他們能在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集中全國一切人力物力，共同打敗日本侵略者等重大問題上和我們取得一致，其它方面，不能以我們的觀點強加于人，這樣我們交的朋友就會更廣泛，更深入。周副主席指出：中外記者，既要一視同仁，也要有所不同，要明確工作的重點。一般集體訪問、參觀、宴會、歡迎晚會等以及生活待遇方面，中外記者一律平等。至于“記者中有人要求個別采訪談話，我們應當歡迎，以便打破國民黨對記者參觀團的控制，使我們能區別對象，分別對待，達到深入宣傳、爭取的目的。周副主席還指出：這次我們的工作重點，應放在外國記者身上。至于帶領中外記者來的國民黨人員，我們要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對他們要強調宣傳抗日、堅持民主、堅持團結，防止他們挑撥。周副主席最后指出，生活方面的接待，要熱情周到，在物質上我們盡量予以優待。但切不要搞鋪張浪費，宴會也不用山珍海味。我們的工作人員都是立場堅定、工作積極、刻苦耐勞的，在這次工作中更要發揚這些優秀品質。

 

記者到來以前，我們全處工作人員一起動手把交際處院內草坪打掃得干干凈凈，客房布置得樸樸素素。周副主席在檢查我們的準備工作后表示滿意。他特別欣賞我們自制的土沙發，這種所謂“沙發”，有的只不過是在開鑿窯洞時，在墻壁上按照沙發的樣式挖鑿而成的土靠椅，再加上棉墊子，有的是木板加棉墊的長木板椅，上面繃上藍白兩色土印花布，顯得挺漂亮。周副主席也很贊賞我們交際處對當時同盟國“四大領袖”畫象的掛法。我們要從表面上看無高低親疏之分，而實際上則有所區別，既要表達我們自己的立場和傾向，又使國民黨不能有所挑剔。我們的掛法是：從右到左為蔣介石、羅斯福、邱吉爾、斯大林。按中國人的習俗是以右在前，看起來是把蔣介石放在了首位，羅斯福第二，邱吉爾第三，斯大林放在了最后。而按外國人的習慣從左向右排列，第一位則是斯大林，把蔣介石放在后面了，對外國人也不會產生不好的印象。周副主席對這種安排很欣賞，他說這雖是一個技術問題，但體現了我們的立場和政策，后來延安其他單位掛象也都是按這樣的順序。

 

據中外記者團正、副領隊謝保樵（國民黨外事局副局長）、鄧友德（新聞檢查局副局長）到延安后提供的名單，參觀團的全體記者及工作人員的名單是：外國記者有美聯社、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曼徹斯特導報》的史坦因，美國《時代》雜志、《紐約時報》、《同盟勞工新聞》的艾潑斯坦，合眾社、倫敦《泰晤士報》的福爾曼，路透社、《多蘭多明星周刊》的武道，美國《天主教信號雜志》、《中國通訊》的夏南汗神甫及塔斯社的普金科。中國記者有《中央日報》的張文伯，中央社記者徐兆鏞、楊家勇，《掃蕩報》采訪主任謝爽秋，《大公報》記者孔昭愷，《時事新報》記者趙炳烺，《國民公報》編輯周本淵，《新民報》主撰趙超構，《商務日報》總編金東平。成員中還有屬于國民黨中宣部負責檢査外國稿件的宣傳處長魏景蒙及他的助手陶啟湘，管業務工作的張湖生，搞黨務工作的楊西崐，他們還帶了電臺。代表團路經西安時，他們又安排了一個特務科長化裝成一般工作人員，混在記者團內搞電臺。這個特務科長的真正任務是與國民黨埋伏在延安的點線取得聯系。一看國民黨人員名單及其所帶的電臺，就可以知道，頑固派和特務在大后方控制中外記者一切采訪、寫稿和行動自由的情況，他們企圖把國民黨在大后方壓制人民民主，破壞國共合作，窒息新聞出版自由的反動辦法，不折不扣地搬到延安和解放區來，而且企圖利用這個機會施行破壞活動。

 

中外記者參觀團是于五月下旬由重慶飛到西安的，因領隊堅持要先到山西看看，再去延安，所以記者團是五月三十一日從山西平渡關過黃河進入邊區的，當晚住在涼水崖。六月一日晨，三五九旅王震旅長親自從延安帶著一大批牲口來接，同來的還有翻譯陳家康、徐克立夫婦，當晚在固臨住宿。第二天因雨滯留固臨，由王震旅長召開茶話會，向記者們介紹開發建設南泥灣的經過。

 

六月四日當記者參觀團準備從固臨起程時，一件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了。原來有個別中國記者自進入邊區后經常單獨亂竄，企圖找出一點可資攻擊共產黨的岔子來，王震同志看出他們的惡意，即當眾宣布：“哪個記者要想搞什么名堂，就請他留下來！”他又說你們來采訪新聞，我們很歡迎，若來干特務破壞，我們不歡迎！”或許有人要問，王震這樣做是不是太“厲害”了一點？其實不然。大家知道，王震是我們黨內既善于打仗，又精通生產，還擅長做統戰工作的全才。他對于一切革命知識分子的關心、愛護和重用，很早就在黨內外出了名。他對于黨的上層統戰工作“又團結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策略方針十分諳練，表現得有“圓”有“方”。在原則問題上，堅持立場，嚴肅斗爭，寸步不讓，表現為原則性的“方”；在非原則的問題上，則求大同，存小異，妥協讓步，表現為靈活性的“圓”。

 

中外記者參觀團于六月六日到達南泥灣的金盆灣，當晚三五九旅旅部舉行歡迎晚會。會上，王震首先向大家報告了一個剛收到的振奮人心的好消息：盟軍已在法國的諾曼底登陸，開辟了歐洲第二戰場。與會者不分中外、不分黨派，莫不歡欣鼓舞。

 

六月七日中外記者參觀團參觀了南泥灣傷兵醫院。當外國者看到邊區醫院在國民黨頑固派的封鎖下嚴重缺醫少藥的情況時，十分不平。塔斯社記者普金科和《時代》雜志記者艾潑斯坦當場提議，以記者團的名義電請國民黨政府給陜甘寧邊區運輸藥品，有部分中外記者也表示一定要將此情況反映出去。記者團又參現了三五九旅開展大生產運動的成果以及該旅在前方作戰時繳獲的日寇兵器，還參觀了南泥灣干部休養所等。

 

六月九日，中外記者參觀團滿意地離開南泥灣，到達延安。外國記者到延安后即紛紛到郵電局向他們的通訊社或報刊社發電報，報導他們進入邊區后，特別是在南泥灣的所見所聞。

 

記者團到達延安的當天，首先由中央軍委秘書長楊尚昆出面，與正、副總領隊謝保樵、鄧友德及全體中外記者商定，他們訪問參觀的概略日程安排是：先在延安參觀訪問，然后去前方；在延安期間可邊訪問邊參觀，具體單位和時間由交際處負責與各方面聯系安排，到時通知。中外記者完全贊成，謝、鄧等人也表示同意。下午五時，第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設宴為記者團洗塵。出席宴會的還有楊尚昆秘書長和邊區政府的劉景范廳長。

 

為了打破謝、鄧對記者團的控制，在記者團到延的當晚我即用電話請示楊尚昆，說明我們不能讓他們擅設電臺，得到尚昆同意。為此我們與謝保樵、鄧友德的第一次斗爭開始了。

 

六月十日早餐前，住在交際處旁邊客店的國民黨電臺人員要把他們帶來的電臺，搬進交際處，預備架設發報。我們傳達室的同志把他們擋住了，發生了爭執。鄧友德從住的窯洞直跑到交際處門口，氣勢洶洶地說：“電臺是我叫報務人員進來架設的。有我的命令，不得阻擋。”硬要我們的傳達人員放行。我見鄧友德在交際處門口大聲爭吵，也走去與鄧講明不準他們架設電臺的理由。鄧竟蠻橫地責問我：“我是國民黨政府派來的領隊，你們有什么道理不讓我們工作？”我也不客氣地告訴他：“我是陜甘寧邊區政府派來接待你們的工作人員，我只能按邊區政府的法令辦事。沒有經過邊區政府批準，誰也無權在邊區境內架設電臺。”鄧友德一時語塞，但擺出一副兇狠架勢，支支吾吾地還想說什么。謝保樵見勢不妙，忙知趣地插話說：“不要為此小事有傷和氣。”一面說著一面把鄧友德拉走了。他們的電臺終于沒有架成。

 

早餐時，中外記者面對一面盆一面盆的牛奶和稀粥，一盤一盤的雞蛋、面包、饅頭、酥油（土制奶油）和小菜，興致勃勃，津津有味的吃著。這時正是我解放區開展大生產運動兩年之后，延安已初步達到了豐衣足食。

 

這時，我們交際處也已不是抗戰初期的狀況了，在新市場南邊向東的半山腰打了三十多孔冬暖夏涼的窯洞，在山腳下建造了二十來間客用房和工作人員的宿舍，還建造了可供七八十人使用的餐廳和會客廳，廚房能做中餐和西餐。為了響應黨中央“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我們參加了邊區政府組織的開荒、種菜、打柴等項農業生產，而且辦起了一個食品商店“足食園”，自己利用土產作牛奶糖、梨脯、餅干、核桃酥、雞蛋糕、月餅、葡萄酒、梨子酒等，除供應交際處本身所需外，還向市場供銷。國民黨頑固派勸阻外國記者不要來延安的謊言之一就是“延安生活艱苦！去不得”。中外記者們來到實地一看，國民黨頑固派的種種捏造，不揭自穿了。原來外國記者在重慶，早餐時也只是稀飯、饅頭和咸菜，對牛奶已經“久違”了，雞蛋也是偶爾才能吃到。

 

在早餐中間，我向記者團宣布了當天的工作日程及注意事項：（一）下午朱德總司令宴請記者團，請全體出席。（二）外國記者先生們發新聞稿，按戰時各國慣例，需經過檢查才能發出。為了做到方便迅速，我們委托翻譯組組長浦化人負責，由他審閱簽發。（三）中國記者的新聞稿亦須經柯柏年同志檢查。

 

下

 

十日下午五時，朱總司令在王家坪禮堂設宴款待中外記者團。葉劍英參謀長代表朱總司令致歡迎詞后，艾潑斯坦代表外國記者講話，他開誠布公地說：“來到延安是件很不易的事，我們感到很愉快。”“在同盟國國家陣營里，不應該有任何一個地區被關閉起來，對于職業的新聞記者，也不應該有任何一個地區不讓他們看一看，因為他們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委婉地抨擊了國民黨頑固派對我邊區的封鎖政策。他接著又誠懇地說：“為了共同的事業，我們對于你們的缺點是會批評的，對于你們的優點是會贊揚的。”“只有團結，中國才能成為四大強國之一。”他的講話，博得了熱烈的掌聲?？渍褠鸫碇袊浾咧v話，他在略述了進入邊區后沿途參觀的情形以后說：“我們一定要把見到的一切忠實地報道給全國。”講話之后，舉行了盛大的音樂會。由《同盟國進行曲》開始，然后演奏了各種民歌及《黃河大合唱》。

 

十一日，全體中國記者參觀了新華社、《解放日報》社及中央印刷廠，并進行了新聞業務上的座談。

 

十二日下午五時，毛主席在中央禮堂后面客廳接見了中外記者代表團，毛主席首先致詞，對記者團的到來表示歡迎。毛主席說：我們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軍閥和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國、全世界都在這個共同基礎上團結起來。毛主席對代表團來延適逢第二戰場開辟表示熱烈慶祝。毛主席在談到中國國內情況時再次著重表明：我們擁護蔣委員長，堅持國共與全國人民的合作，為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立獨立民主的中國而奮斗。中國共產黨的這種政策始終不變，因為這是全國人民所希望的。在致詞之后，毛主席逐一回答了記者們提出的問題，歸納起來有三點：一、關于國共談判；二、關于第二戰場；三、關于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毛主席在回答第三個問題時，著重指出：遠東決戰快要到來，但是中國還缺乏一個為推進戰爭所必須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戰才能夠有力量。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系上的。只有民主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與新世界。會見后，毛主席宴請了記者團，很多領導同志出席作陪。晚間并請記者們觀看了平?。淳﹦。?。

 

中外記者都沒想到毛主席能這樣快地接見他們，并且詳盡地回答了他們的問題，回到交際處，大家都感到十分興奮。幾天后，記者團中有人在醞釀要求單獨見毛主席，先由史坦因私下向我們的翻譯同志探問，說他想單獨見一次毛主席。我們的翻譯根據周副主席的指示精神，答應代為報告，史坦因非常高興。一天，毛主席決定個別接見史坦因，因此史坦因未參加全團的集體活動。當全團人員上車出發參觀時，鄧友德清査人數時發現沒有史坦因，問我方人員，我們的翻譯人員告訴他，史坦坦已聲明他今天不去了。鄧友德立即大發雷霆，當眾叫喊說：我們這個記者團，在重慶出發時，已宣布了紀律，所有人員必須統一行動，史擔因為什么不去？他轉過臉來責問我，我對他說：“你們團內的紀律，我不想干預，史坦因去不去我們只好聽他自便。我們解放區記者有新聞采訪的自由，你們團有你們的紀律，你是領隊，可執行你的職權，請你親自去請史坦因迅速來上車就是了。”鄧友德還是嚷嚷不休，但并不行動，他很清楚，即使他自己去請，也會在史坦因那里碰一鼻子灰。許多中外記者等得不耐煩了，要求開車，司機就把車開出大門外向北轉彎而去。只見鄧友德久久仍悻悻然地在車上搖晃著。經過史坦因這么一沖破，又加上鄧友德在上車時的一場吵鬧，記者們敏感地察覺到以后他們可以不受鄧友德的控制，單獨行動了。從此，所有外國記者都陸續要求單獨見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總司令。繼史坦因之后是福爾曼公開提出來，我們立即表示同意。接著幾個中國記者也提出，我們一視同仁地表示同意。二十五日上午和下午，朱總司令和葉參謀長應美國記者史坦因和英國記者福爾曼的要求，分別與他們進行了四個小時的談話。談話中朱總司令和葉參謀長向他們說明了幾個問題：

 

（1）從軍事觀點說明共產黨軍隊在戰時戰后的潛在力量；

（2）共產黨對國民黨的關系、態度及與國民黨、美國、英國武裝力量合作能夠采取或應該采取的形式；

（3）戰后共產黨軍隊為保持遠東和平，在軍事方面能負何種任務等。

 

六月二十二日，葉劍英參謀長在王家坪禮堂向中外記者參觀團作了報告。為了使外國記者正確地聽清這個重要報告，我們分發了譯成英文的小冊子，其中附有說明八路軍、新四軍七年來抗戰的成績，民兵的分布及八路軍、新四軍發展情況的圖表，還列舉了在八路軍、新四軍中與我軍共同抗日而犧牲了的國際友人的名單。葉參謀長說：“為使各位中外友人便于研究目前中國共產黨抗戰的具體情況，我向各位做一個關于敵后戰場軍事情況的一般介紹。這里所指的敵后戰場，就是我八路軍、新四軍在華北、華中、華南堅持抗戰的戰場。自一九三八年武漢失守以后，敵后戰場實際上成了中國的主要戰場，但是由于國民黨采取壓制言論的政策，不但外國人不了解此種情況，就連中國也有很多人不了解。”葉參謀長說：“我八路軍、新四軍在這個敵后戰場上，堅持了七年抗戰的過程是極其殘酷、緊張，并且是極其復雜、曲折的。”他在報告中分敵、偽、友、我四個方面介紹了敵后戰場截至一九四四年三月前的基本情況。在介紹我們的情況時，葉參謀長指出：中共領導的一切部隊，都執行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執行孫中山三民主義及中共一九三七年九月間宣布的共赴國難宣言。在華北、華中、華南三大敵后戰場上團結各界人民，創立了十五個以上抗日民主根據地，軍隊發展到四十七萬，民兵二百余萬，人口為八千六百萬。在各根據地，都由人民選舉抗日地方政府，執行“三三制”，減租減息，發展自衛軍、民兵突擊隊，發展生產，肅清漢奸等項政策。由于我們密切地依靠群眾，黨政軍民結合一體，我們能在七年當中斃傷敵軍三十五萬一千一百一十三人，斃傷偽軍二十三萬九千九百五十二人，使敵我傷亡比例總計為二比一。葉參謀長還專門宣讀了在八路軍、新四軍中，為中國人民的抗戰偉業而獻出了生命的國際友人名單，并對歷年來盟國朋友對我國的援助表示感激。葉參謀長在揭露國民黨頑固派派遣軍隊對我根據地進行侵犯、包圍、封鎖，派遣特務進行破壞，斷絕一切接濟，并阻斷國際朋友對我們的援助，封鎖我黨我軍進行抗戰與民主建設的消息，使國內人民與國際友人不明真相等惡劣作法后，于報告結束時，誠懇地表示：“我們希望盡可能迅速地結束這種狀況，改善國共關系，而開辟一個真正團結抗戰的新環境來。”這是一次全面介紹情況的報告，在中外記者中反映十分強烈。

 

在回交際處的路上，在飯廳里，多數人喜形于色。外國記者飯后立即回到自己房間埋頭打字發稿了，但是有的中國記者裝成“不以為然”的樣子，環顧左右而故意另找話題，更有甚者，故意乘機進行挑釁煽動。如中央社的一名記者，在聽完報告發電稿時，有意進行歪曲，將葉參謀長在報吿中講的“我們可以斷言，只要我們得到最高統帥部的命令，我八路軍、新四軍就能將國旗插到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城頭”這樣一段話中的“只要我們得到最高統帥部的命令”這一至關重要的句子給去掉了，篡改成“在戰略反攻時，一旦時機成熟，八路軍、新四軍可以開入北平、天津、上海、武漢”，并將“插上國旗”篡改為“懸掛我們的旗幟”，這完全是一種蓄意挑釁的行徑。我們與之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最后他根據葉參謀長的報告進行了更正。

 

葉參謀長的報告通過中外記者的手傳播到中國大后方和世界許多國家以后，引起了全國人民和世界許多國家政府和人民的強烈反響。國內外輿論對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給予了新的評價。總之，葉參謀長的報告在當時的形勢下起了很重大的作用，意義十分深遠。

 

六月二十四日上午，延安文藝界在邊區銀行大樓舉行了中外記者的集會。這是一次別開生面的聚會，人們三三兩兩地談論著哲學、文學以及邊區生活等各種問題，會場上充滿了輕快氣氛。在分散閑談一陣之后，詩人柯仲平介紹了延安文藝協會的一些情況，隨后由丁玲、吳伯簫、艾青幾位作家向記者講了幾件有意思的事情。丁玲說：“有位先生問我，在延安發表一篇文章需要什么手續？初聽這句話，我感到奇怪，因為在我們這里不需要任何手續的，但是想起重慶的作家們反對出版法，就恍然大悟。原來這位先生是習慣了重慶的不自由了。”吳伯簫在發言中告訴記者們，聽說在西安有一批小人扮作他的朋友，在今年三月份為他開了一個追悼會。“大家看，我現在不是還健康地活著嗎？”聽到這里，記者們都不由得捧腹大笑，但是吳伯簫嚴肅地對記者們說：“這是對我的一種侮辱，希望記者先生們把我的抗議帶到西安去。”

 

艾青在吳伯簫講話之后也發表了一個抗議性的發言。他說，大后方有個名叫《良心話》的刊物，實際上是發表些沒有良心人的話。他們在那里造謠說什么我要逃出邊區，走到富縣被保安隊捉回了。艾青憤慨地說：“這真是活見鬼！現今的中國，哪里還有比邊區、比共產黨建立的根據地更好的地方呢？我為什么要逃呢？”記者中有正義感的人，對于西安、重慶這種追悼活人，說沒有良心話的行為，也感到憤憤不平。座談會結束后，大家一起到大眾戲園看秧歌。記者們和在場的兩千多老百姓一起，不斷為精彩節目鼓掌，笑聲不斷。有些記者十分喜愛秧歌這種形式，甚至提出希望能學會秧歌。

 

在此期間，中外記者參觀團還參觀訪問了陜甘寧邊區政府、自然科學院、日本工農學校、兵工廠、被服廠、難民工廠、皮革廠、振華紙廠、光華農場、中央醫院、和平醫院、洛杉磯托兒所等單位，聽了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秘書長羅邁（李維漢）和各廳局長關于邊區政府工作情況的報告，聽了譚政關于我軍政治工作情況的報告。通過一系列的參觀訪問和介紹、報告，使記者們對邊區的情況有了實際的觀察和具體的了解。

 

在一個多月的參觀訪問中，由于國民黨的壓力，中國記者一般表現謹小慎微，不多言語。唯有副領隊鄧友德到處挑毛病，如到醫院參觀，當我負責人介紹邊區缺醫少藥的情況時，他極不耐煩地說：“你們老說沒藥沒藥，大后方也不是王道樂土。”在《解放日報》社看剪報時，他不僅隨手亂翻，而且挑畔地說：“你們的報紙不報道中央社的消息，有也不全，而且還放在很不重要的位置上。”對這種惡意挑釁，我有關單位的負責人都毫不客氣地予以回擊。

 

訪問參觀到七月上旬，中外記者都希望赴八路軍前線訪問，但正、副領隊怕擴大我黨我軍的影響，竭力阻止，后來又采取分裂中外記者團的辦法，把全部中國記者拉回重慶去。離延前，他們向朱總司令辭行，總司令接見他們并講了話。七月六日，周副主席為他們餞行。十一日離延前夕，朱總司令再次在交際處為中國記者餞行，他們于七月十二日離延返渝。但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國記者回到重慶后，許多人在報上或私下仍如實地介紹了他們在陜甘寧邊區的所見所聞?！缎旅駡蟆分髯w超構公開出版了《延安一月》，比較客觀而巧妙地介紹了他在延安訪問參觀的所得和感受，在國民黨特務統治下沒有新聞報道自由的重慶，這也可以說是“透露出一線新民主主義新中國一角的曙光”了。一九四五年三月，董必武同志在一次報告中還提出：“一個外國新聞記者對我說，他在來延安前，覺得我們的宣傳，有些夸大，來延后，他覺得我們的宣傳太不夠了。”

 

在中外記者參觀團訪問延安這段時間里，周副主席很忙，對外要集體或個別地接見記者，對內要審閱各單位的報告。我們除了有事隨時向中央領導同志作書面報告外，為節省周副主席的精力，一般是向尚昆請示。但周副主席總是每隔一兩天要到交際處來探望一次，對我們的工作給予指示并分別約記者談話，幫助他們解決工作上的問題。一天早晨六點多鐘，電話鈴響了，我拿起話筒一聽，是周副主席的聲音，他問我上午記者團采訪日本工農學校，準備了幾個日語翻譯，我如實回答，他表示滿意。他聽我說話帶著睡意，就問“你還沒有起床？”我只好承認為了方便，不誤事，我把電話機移到了床頭，是躺在床上接電話的。我知道周副主席每晚睡得很遲，但起得很早，當時我感到很慚愧。當中國記者離開延安前的那幾天，正是連日大雨。在記者團離延的前一天，我接到尚昆的指示，說嶗山公路可能被雨沖壞，要我們把交際處的兩部汽車送到兵站檢修好，另外準備四輛膠輪大車，汽車過嶗山時如發生故障，可改用膠輪大車送記者過山去。翌日黎明，電話鈴又響了。我很快拿起耳機，是周副主席問我汽車檢修得怎樣，膠輪大車出發了沒有？我答汽車已經檢修好了，四輛膠輪大車，五點鐘先行出發去嶗山，在上山的路旁等著。看來天氣不會下大雨，汽車過去不會出什么問題。周副主席又問：你對負責膠輪車的同志是怎樣布置的？我答：讓他們在山下等著，看到汽車上山，才可回來。周副主席又問：汽車上了嶗山，你認為下山會不會出問題。我答：大概不會。周副主席對我這一回答很不滿意，說：你只知上山會有困難，就不想想下山也可能出問題嗎？你真是齊桓公用兵，既想興師動眾，又怕勞民傷財，做統戰工作是和打仗一樣的。一切工作都要預想到底，為什么只想其一不想其二呢？聽了周副主席的批評，我自知不對，很快回答說：我立刻轉告帶領膠輪車的同志，必須跟著汽車上、下嶗山，保證把汽車送上平路。周副主席嚴肅、認真、細致、周密的工作作風，給了我極大的教育。

 

在來延安參觀的外國記者中，除夏南汗隨中國記者返渝外，其余的都留在延安未走。經過一番準備工作之后，他們于八月離開延安，赴晉綏抗日根據地參觀。離延前，毛主席曾親自到交際處為他們餞行。

 

外國記者在王世英、朱明、王再興和翻譯柯柏年、凌青同志的陪同下，東渡黃河，到晉綏軍區第八分區的防地。他們曾到離汾陽五里遠的一個山頭上，觀看了我八路軍拔日寇據點的一場戰斗。據艾潑斯坦回憶，那是九月的一個晴朗的白天，在山頭上看汾陽看得很清楚。戰斗是羅貴波指揮的。我八路軍戰士冒著敵人密集的炮火，以坑道為掩護，將炸藥送到了敵人碉堡底下。一聲巨響，敵碉堡炸毀了，八路軍指戰員高喊著殺聲沖向殘破的碉堡，打死和俘虜了很多日本兵。指戰員將日本俘虜押到外國記者面前，外國記者還和日本兵進行了交談，了解日本兵的思想情緒。除了參觀拔據點的戰斗外，外國記者還參觀了襲擊日偽火柴廠的戰斗。當堆滿了火藥和木料的火柴廠被我軍點燃時，沖天的大火映紅了半邊天，十分壯觀，給外國記者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記者們還沿途考察了我黨政機關工作情況和人民群眾努力生產，支援抗戰的情況，均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外國記者返回大后方和本國后，許多人以翔實的文字，大量宣傳延安和解放區欣欣向榮的面貌以及八路軍、新四軍的偉大戰績。如福爾曼在一九四五年，出版了一本《紅色中國的報道》》，史坦因寫了一本《紅色中國之挑戰》于一九四六年在美國出版，他還寫過《中國共產黨與解放區》、《八千六百萬人民隨著他的道路前進》等文章，在美國、英國的報刊上發表，影響很好。武道也寫了《我從陜北回來》等文章，態度比較客觀。特別突出的是艾潑斯坦，他曾給《紐約時報》、《時代》雜志寫過不少文章，很有說服力地告訴人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是中國的希望之所在。他還寫了《中國未完成的革命》一書，一九五一年在美國出版。以后他參加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可貴的貢獻，在全國政協第六屆第一次會議上他被提名為全國政協委員。

 

總之，中外記者參觀團延安之行，沖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將我黨、我軍和抗日根據地的真實情況宣傳到了大后方和世界許多國家，對大后方人民和世界人民以及美、英、法盟國政府對我們的重新認識和估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作者：金城；來源：黃土情聯誼會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