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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弗·弗：圍繞斯大林的十大謊言

點擊：6428  作者：格雷弗·弗    來源：烏有之鄉  發布時間:2023-10-23 11:45:20

 

 

目錄

一、斯大林與民主政治

二、赫魯曉夫的謊言

三、謝爾蓋·基格夫(Sergei Kirov)謀殺案

四、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血腥大陸:希特勒與斯大林挾持下的歐洲》(紐約:Basic Books,2010)

五、20世紀30年代的托洛茨基——右派與托派反蘇聯盟

六、托洛茨基與德日勾結的證據

七、三次莫斯科審判

八、1937年夏至1938年秋的"葉若夫時期"或者"大清洗時期"(the Great Terror)

九、1939年8月簽署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十、卡廷慘案

結語

 

【本文作者格雷弗·弗(Grover Furr)是美國新澤西州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教授，1979年獲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長 期研究蘇聯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等，是國際知名的歷史學家、俄蘇問題專家。他從1960年代就開始研究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在2007年赫魯曉夫二十 大"秘密報告"發表50周年之際，格雷弗·弗教授出版了他的專著《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徑》，徹底顛覆了西方“主流”歷史學家和報刊對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 高度評價，不僅推翻了他們關于“秘密報告”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的演講”之類的溢美之詞，而且還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赫魯曉夫整個“秘密報告”“全部 由謊言拼湊而成”，而其用于直接“揭露”斯大林或貝利亞的論據，沒有一件與事實相符。該書迅速成為俄羅斯暢銷書，在此研究領域內引起巨大震動。格雷弗·弗 還曾與俄羅斯學者合著《被誹謗的斯大林》、《1937年，斯大林依法審判，不容申訴!》等。

 

格雷弗·弗教授近年曾多次應邀到中國社科院、清華、北大等高校演講。用詳實的證據和自己長期研究的結論，揭露國際反共勢力對斯大林的造謠污蔑，期待這段被反共人士扭曲的歷史能夠重寫。

 

格雷弗·弗教授也是《紅色中國周刊》的讀者，通過自 學中文直接了解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這篇文章就是他概括總結了自己十部專著的研究成果，特意發給《紅色中國周刊》的專稿。我們感謝格雷弗·弗教授的關 注和支持!同時也相信具有堅定無產階級立場的《紅色中國周刊》廣大讀者、致力于社會主義革命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們，一定能從蘇聯和斯大林留下的革命遺產 中學到更多東西，通過汲取革命前輩的斗爭經驗來為未來中國乃至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做出應有的貢獻!】

 

【摘要自20世紀20年代起，約瑟夫·斯大林領導時期的蘇聯歷史就遭到了篡改。在尼基塔·赫魯曉夫以及后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篡改內容傳播得更為廣泛且變得更具可信性。托派作家以及資本主義世界的反共作家沿用了這些謬論。蘇聯解體后，大批蘇聯文獻向學者公開，使得學者們可以明確且有效地反駁關于斯大林時期的謊言與謬論。本文即揭露了諸多受到眾人甚至左派人士廣泛認同的謊言】。

 

自20世紀20年代起，約瑟夫·斯大林領導時期的蘇聯歷史就遭到了歪曲、捏造與篡改。1991年蘇聯解體后，眾多曾經封存的重要檔案得以公開。從這些檔案中我們可以得知，我們對"斯大林時期"的既有認知是徹頭徹尾的錯誤，是反共人士撒下的彌天大謊。

 

今天，我將要對我自己寫就的十部書籍或者論文進行簡要報告。這十部專著均是關于20世紀30年代(也就是"斯大林時期")的蘇聯歷史，闡明了現如今關于斯大林時期的主流歷史論斷錯得多么離譜。

 

一、斯大林與民主政治

 

2005年，我出版了由兩部分構成的長篇著述《斯大林及其民主改革斗爭》。書中談到了斯大林為了將掌管國家的權力由蘇聯共產黨交還給蘇聯人民而做出的努力。斯大林的意圖在《蘇聯1936年憲法》中得到了最終體現，憲法呼吁實施平等、普遍、無記名和競爭性(這是中心問題)的選舉。

 

斯大林及其支持者遭到了蘇共領導和中央委員會的諸多公開反對。競爭選舉本被安排在1937年12月。但是由于中央委員會內部反對聲音太過強烈，1937年10月11日(競選開始前夕)競選活動被迫取消。

 

20世紀40年代，斯大林再一次試圖復興民主運動，但是同樣以失敗告終。有證據顯示拉夫連季·貝利亞(Lavrentii Beria)想要在斯大林死后繼續進行民主運動，這是他在1953年遭到蘇共中央處決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赫魯曉夫的謊言

 

就其對世界歷史的實際影響而言，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算是20世紀甚或迄今為止最具影響力的報告。在該報告中，赫魯曉夫將斯大林描述成推行恐怖統治超過20年之久的殘忍嗜殺暴君。該報告造成的直接影響是非共產主義陣營國家里約半數黨員在兩年內退黨。

 

在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及其支持者對斯大林進行了更為惡毒的攻擊，后來又有許多蘇聯歷史學家對赫魯曉夫的謊言添油加醋。在冷戰時期，羅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等反共人士沿用了這些說法。此外，這些謊言還通過托派分子、無政府主義者以及理所當然相信赫魯曉夫的"親莫斯科派"(pro-Moscow)共產主義者而進入左翼話語。

 

在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和鮑里斯·葉利欽執政期間，赫魯曉夫的謊言被蘇聯以及俄羅斯的歷史學專家們進一步夸大。戈爾巴喬夫將更仆難數的反共虛假信息匯總在一起，為蘇聯重塑剝削行為并且最終放棄社會主義改革、重返掠奪性資本主義釋放了意識形態上的煙幕彈。

 

2005-2006年，我通過研究寫下了《赫魯曉夫的謊言》一書。在書中，我首先理出了赫魯曉夫針對斯大林的61條指控[其中有幾條針對的是貝利亞(Beria)]，然后通過已公開的蘇聯檔案逐一分析每條指控，最后發現61條指控中有多達60條都可論證為不實，這讓我吃驚不已。

 

赫魯曉夫竟能隨意捏造事實并且在長達50年的時間里不被拆穿。這一真相說明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時期蘇聯犯下的全部所謂"罪行"都應該得到仔細論證。

 

三、謝爾蓋·基格夫(Sergei Kirov)謀殺案

 

1934年12月1日下午4點30分左右，失業黨員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維奇·尼古拉耶夫(Leonid Vasilevich Nikolaev)開槍射中了布爾什維克黨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謝爾蓋·米洛諾維奇·基洛夫(Sergei Mironovich Kirov)的后腦勺。尼古拉耶夫隨后企圖開槍自殺，但沒有成功射中自己，反而昏了過去。

 

尼古拉耶夫起初似乎聲稱謀殺基洛夫一事是其自主自發行為。但一個星期未滿，他就承認自己陰謀參與了反約瑟夫·斯大林、親格里高利·季諾維也夫(Grigorii Zinoviev)(基洛夫前任的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秘密小組。

 

通過對尼古拉耶夫招供的同謀者們進行審問，進一步指認出更多牽連者，從而獲取了許多全面或者不全面的供述。謀殺案發生三個星期后，14個人被指控陰謀殺害基洛夫。他們于12月28-29日受審、判刑并且很快受到處決。

 

在此后的三年中，基洛夫謀殺案的重大意義逐漸顯露出現。因為有線索將基洛夫事件的主謀指向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Kamenev)，因此1936年、1937年和1938年發生了三次莫斯科"擺樣子公審"(Show Trial),1937年發生了針對軍隊領袖的"圖晗切夫斯基事件"(Tukhachevsky Affair)。

 

赫魯曉夫在其"秘密報告"中對基洛夫遇刺的官方版本提出質疑。赫魯曉夫及其追隨者竭盡所能地搜尋斯大林是基洛夫謀殺案主謀的證據。苦于證據不足，他們最終定下了尼古拉耶夫單獨行動的故事版本。但是，斯大林謀害基洛夫的消息仍在蘇聯內外廣泛流傳開來。

 

1990年以來，俄羅斯官方接受了尼古拉耶夫單獨行動的觀點，并且認為斯大林"利用"基洛夫謀殺案來陷害原有對手或者假想對手，逼迫成千上萬的人坦白子虛烏有的罪行并且受到處決。

 

我所著的《謝爾蓋·基洛夫謀殺案:歷史、學術與反斯大林范式》一書已于2013年付梓。在書中，我盡可能客觀地檢查了所有的證據，在研究過程中帶著適當的懷疑但是并未持有先入為主的觀點。我所得出的主要結論是尼古拉耶夫絕非"孤獨的刺客"，1934年12月蘇聯調查人員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后續起訴也并無錯誤。尼古拉耶夫正是以季諾維也夫陰謀組織成員的身份刺殺了基洛夫。

 

赫魯曉夫想要推翻當時對20世紀30年代蘇聯歷史的權威論述，然后憑空捏造出全新的歷史，將斯大林描述為陷害處決大批無辜黨員的罪人。赫魯曉夫很清楚，如果要對蘇聯歷史進行徹底改寫，就必須對基洛夫事件做出截然相反的解讀。

 

反過來也一樣。對1934年12月基洛夫案被告的原始判決進行復原，可以發現幾個陰謀反蘇案(1935年1月，莫斯科中心審判;1935年，克里姆林事件;1936年、1937年和1938年，莫斯科審判;1937年6月，圖哈切夫斯基事件)的被告很可能確實犯有罪行。因為三場"擺樣子"審判和圖晗切夫斯基案中的供詞均牽連到列夫·托洛茨基，所以托洛茨基很可能確實有罪。同理，在未公開審判中被判刑或者處死的其他領導人也可能并未蒙冤。

 

四、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血腥大陸:希特勒與斯大林挾持下的歐洲》(紐約:Basic Books,2010)

 

2010年，耶魯大學東歐史教授蒂莫西·斯奈德出版了《血腥大陸》一書。迄今為止，只有該書最成功地將斯大林與希特勒相提并論，將蘇聯與納粹德國等量齊觀。該書在眾多報紙和雜志上好評如潮，斬獲諸多史學方面獎項并且被翻譯成逾20種語言。

 

斯奈德少有關于納粹的觀點，他攻擊的主要對象是斯大林、蘇聯政策以及整個共產主義。他公開宣稱納粹殺害約1400萬民眾，而蘇聯也謀害了600萬-900萬無辜民眾。蘇聯和納粹的罪行具有諸多相似性。

 

我用了兩年半的時間系統地查閱了斯奈德書中與斯大林、蘇聯或者親蘇維埃共產主義者罪行相關的每一條腳注和參考文獻。斯奈德的資料主要來自波蘭和烏克蘭，所涉書籍或者文章很難查閱。

 

我發現斯奈德所謂的"罪行"全都是不實的捏造。斯奈德常常故意曲解參考文獻的原意。他還頻繁引述波蘭和烏克蘭反共人士的二手資料為其謊言增磚添瓦。他所做的指控中沒有一件是真實可信的。

 

斯奈德通篇的胡編亂湊造成了極為深重的影響。首先是他的書籍現在被視為權威著作，受到廣泛引用。他在《血腥大陸》中"講述"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事實真相。即更進一步講，有一批極端反共的波蘭和烏克蘭民族主義研究者在為斯奈德提供援助。斯奈德基本上是將這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兜售"給英文讀者。斯奈德本人倒是花費了多年時間研究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東歐歷史。

 

但是斯奈德無法找到任何關于蘇聯、斯大林甚至親共產主義團體所犯"罪行"的真實證據!波蘭和烏克蘭這兩個從蘇聯解體出來的國家對國內極端反共人士非常支持。反共人士既有檔案可供查閱，又通曉東歐各國語言，照理說應該能夠挖掘出斯大林或者蘇聯犯下的真實罪行一一只要罪行確實存在過。這恰恰證明了所謂"罪行"是憑空捏造的。

 

針對斯奈德的《血腥大陸》，我已于2014年9月出版了一本書，姑且命名為《血腥謊言》。

 

五、20世紀30年代的托洛茨基——右派與托派反蘇聯盟

 

1980年1月，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Houghton Library)公開了關于列夫·托洛茨基的檔案。不久之后，托派歷史學家皮埃爾·布魯埃(PierreBrou)就發現了列夫·謝多夫(Leon Sedov)和父親托洛茨基之間的通信。這些通信證明蘇聯內部存在著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對集團組成的反蘇聯盟。

 

與此同時，美國歷史學家阿奇·蓋提(Arch Getty)發現托洛茨基至少與拉狄克(Radek)、索科爾尼科夫(Sokolnikov)、普列奧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ii)、柯倫泰(Kollontai)、李維諾夫(Litvinov)等人通過信。前三者曾是托派分子，后來公開改變了立場。蓋提并未找到這些掛號信的原文，只發現了其收據。蓋提認為托洛茨基檔案已受到"清理"，信件內容己被移走。其他材料也無疑遭到過清理。

 

"清理"此類檔案的唯一原因只能是想要把可能會證明托洛茨基有罪、可能對其聲譽造成負面影響的材料移除出去。僅就托洛茨基向拉狄克寫信這一件事而言，就能說明這些移除的信件至少可以證明托洛茨基在20世紀30年代曾經撒謊。他聲明自己從未與蘇聯內部反對派保持聯系，但他自食其言;他還聲稱從未同意其支持者與其他反對派團體組成秘密聯盟，但事實上秘密聯盟確實存在。

 

六、托洛茨基與德日勾結的證據

 

我從五年前開始搜集原始資料，用以證明列夫·托洛茨基是否如第二次和第三次莫斯科審判所示與日本和德國軍閥進行勾結。2010年，我在網絡雜志《文化邏輯》(Cultural Logic)(2009年刊)上發表了相關論文。我用了很多篇幅對各種證據進行分析。現在，已有的全部證據應該經由某種解釋整合起來。每個證據自然都能夠根據不同的假設從多個角度進行解讀，但是只有下述兩種假設能夠對所有證據做出合理解釋。

 

 (1)托洛茨基確實與日本、德國勾結。

 (2)所有相關證據都是斯大林，或者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領袖雅戈達(Iagoda)和葉若夫(Ezhov)，或者三者合力偽造出來的。

 

第二個假設同樣需要證據作為支撐證明在不同時期或者地點蘇聯內部存在對托洛茨基相關證據的偽造，并且這些證據的文獻記錄無法或者不得公開。

 

我專門針對20世紀30年代的托洛茨基寫了一本書，很快就會出版。在書中，我用了兩章篇幅講述杜威委員會(Dewey Commission)。眾所周知，成立該委員會的目的是研究1936年8月第一次莫斯科審判和1937年1月第二次莫斯科審判中關于托洛茨基的指控。杜威委員會最終完成了兩份長篇報告，一篇是委員會聽證會記錄，題為《列夫·托洛茨基案》;另一篇是委員會對證據的研究及其結論，題為《無罪》!

 

我發現沒有人根據后來公開的哈佛托洛茨基檔案和蘇聯檔案對杜威委員會的這兩項研究成果進行重新檢驗。盡管1991年蘇聯解體后，有多達十本托洛茨基綜合傳記面世。但是，沒有一部傳記對杜威委員會報告做過重新分析。此外，我還發現杜威委員會存在著諸多其他問題一一只要讀者有心，這些問題早該在多年前就被察覺。

 

我將會在2015年出版一本關于20世紀30年代托洛茨基的著述，并將在書中對上述問題進行探究。

 

七、三次莫斯科審判

 

最新公開的證據可證明下述結論:

 

1936年8月、1937年1月和1938年3月的三次莫斯科審判中，被告確實至少犯下了其所供認的罪行。"右派與托派反蘇聯盟"確實存在，該聯盟計劃通過政變(他們稱之為"宮廷政變")暗殺斯大林、卡岡諾維奇(Kaganovi七h)、莫洛托夫(Molotov)等人。該聯盟確實刺殺了基洛夫。

 

右派分子、托派分子以及軍隊陰謀反蘇者均與德國和日本勾結。萬一"宮廷政變"失敗，他們就會在日本或者德國入侵蘇聯時通過效忠德日來奪取權力。

 

托洛茨基本人以及若干支持者直接參與了勾結德日的行為。尼古拉·葉若夫(Nikolai Ezhov)[1936-1938年底任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頭目]同樣參與了勾結德國人的行為。

 

審判供詞是偽造的嗎?

 

所有反共學者都空口無憑地默認這一問題。他們假設審判的供詞受到篡改，卻沒有說明此假設從何而來。許多研究蘇聯歷史的史學家都做了這個假設，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夠證明假設為真，甚至連一條相關證據都提供不出來。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莫斯科審判遭到偽造，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被告口述了他人事先編排好的供詞。

 

沒有證據能夠證明供詞經過捏造，反而有很多證據可以證明供詞真實可靠。如果有證據能夠證明內務人民委員部編造了供詞，編造了所謂的陰謀反蘇聯盟，那么證明供詞真實的材料就可能經過了偽造。但事實是，審判造假的證據并不存在，供詞未經事先編排的證據倒是垂手可得。

 

根據上述事實，任何秉持客觀態度的稱職研究者都不能對審判記錄中的證據置之不理。

 

八、1937年夏至1938年秋的"葉若夫時期"或者"大清洗時期"(the Great Terror)

 

2004-2005年，我寫了由兩部分組成的《斯大林及其民主改革斗爭》。此后，涉及反對派，1936年、1937年和1938年三次莫斯科審判，軍隊肅反(即"圖晗切夫斯基事件")以及隨后"葉若夫時期"的大量證據陸續公之于世。因為羅伯特·康奎斯特在1968年出版了謊話連篇的《大清洗>(TheGreat Terror，直譯為大恐怖)一書，后人多將"葉若夫時期"稱為"大清洗(大恐怖)"時期。

 

相比于2005年，目前關于尼古拉·葉若夫的資料更為豐富。作為內務人民委員部領袖，葉若夫本人也陰謀反對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領導。同時，他還曾受雇于德國情報機構。

 

與右派分子和托派分子一樣，葉若夫及其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心腹也將希望寄托于德國、日本或者其他資本主義強國的入侵。他們折磨大批無辜人員，迫使其承認犯下死罪。他們以莫須有的罪名處決了許多無辜人士，有些處決甚至根本連罪名都未提供。

 

葉若夫希望通過大規模屠殺無辜人民激起人民對政府的反抗，從而為日本或者德國的入侵行為埋下內部動亂的基礎。

 

早在1937年10月，斯大林和蘇共領導就開始懷疑某些鎮壓活動并非合法。當拉夫連季·貝利亞受命擔任葉若夫副手時，葉若夫及其黨羽認識到其已失去斯大林和蘇共領導的信任。他們最后孤注一擲，決定在1938年11月7日布爾什維克革命(即十月革命)21周年紀念慶典時刺殺斯大林。不過計劃還未執行，葉若夫的黨羽就已被捕。

 

此后，葉若夫被迫辭職。在隨后開展的深入調查中，內務人民委員部大量濫權行為被揭露出來。葉若夫掌權時期的許多判決得到重新審核，超過10萬人從監獄和集中營釋放出來。內務人民委員部諸多成員遭到逮捕，在坦白折磨無辜人員的罪行后，受到了判決并被處死。其他更多內務人民委員部成員被革除職位或判決入獄。

 

與1937-1938年葉若夫執政的一年相比，貝利亞上臺后的1939-1940年這一年間，案件數量驟降至不足前者的1%。而且，許多判決是針對犯有大規模非法鎮壓及殘害無辜人士罪的葉若夫本人和內務人民委員部成員。

 

反共學者隱瞞真相

 

所有"主流"(即反共產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的研究者均錯誤地認為所謂陰謀反蘇聯盟并不存在。在他們看來，莫斯科審判中的全體被告、所有軍人被告以及所有因為間諜行為、陰謀破壞或者其他行為受到審判的人，全部都是無辜受害者。某些研究者認為斯大林懷疑蘇聯遭到進攻時上述人員或者將成為"第五縱隊"，因此要將他們趕盡殺絕。還有反共人士傾向于將"大清洗"運動解釋為斯大林意圖通過恐嚇行為使廣大群眾對其順服。

 

這本是意識形態上的反共立場，卻被偽裝成歷史定論。此類論調沒有歷史證據為其佐證，甚至與歷史證據背道而馳。反共歷史學家對原始資料置之不理，甚至無視自己文章中引述的文獻資料。

 

俄羅斯或者西方反共"學者"為什么不約而同地無視所有證據?他們為什么繼續宣傳陰謀反蘇聯盟并不存在、斯大林(而非葉若夫)下令處決成千上萬無辜受害者等錯誤觀念?唯一的解釋是這些所作所為僅出于意識形態的考慮。原始資料揭露出的真相會讓多數民眾認為斯大林和布爾什維克黨"不像壞人"。

 

布哈林(而非斯大林)才應該為大規模鎮壓受到譴責

 

右派代表以及領導人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在獄中聽聞當時正在進行"大清洗"運動后，給斯大林寫了一封對"大清洗"贊揚有加的信。

 

布哈林知道葉若夫跟自己同為右派陰謀反蘇聯盟成員。正是如此，他才支持葉若夫當選內務人民委員首腦一一此觀點被記錄在其遺孀的回憶錄中。

 

在其第二次招供中，在其于1937年12月10日為斯大林所寫的著名信件中，在1938年3月對其進行的審判中，布哈林都談到自己已經徹底"繳械"并且交代了所知的一切。現如今，我們可以證明布哈林說了謊話，他知道葉若夫是右派陰謀集團的領導成員卻并未將其供認出來。根據葉若夫的副手米晗伊爾·弗里諾夫斯基(Mikhail Frinovsky)的供詞，葉若夫很可能向布哈林許諾，如果后者不將葉若夫本人招供出來，就可以免其一死。

 

如果布哈林當時講出實情，如果布哈林將葉若夫招供出來，那么葉若夫就無法犯下大規模屠殺的丑行，成千上萬無辜者的生命就能得到拯救。

 

但是布哈林對其陰謀集團的同伙保持了忠誠。即便最終被處以死刑一一他說自己"槍斃十次"不足惜一一他也沒有講出葉諾夫參與陰謀集團的真相。

 

此觀點應該被著重強調:布哈林手上同樣沾有1937-1938年慘遭葉若夫及其黨羽屠殺的無辜受害者們的鮮血。

 

客觀性與證據

 

我認同歷史學家杰弗里·羅伯茨(Geoffrey Roberts)的下述觀點:

 

在過去約15年的時間里，俄羅斯公開了大批關于斯大林……的檔案。應該在此指明，作為歷史學家，我肩負著還原歷史真相的重大責任，不論真相是否讓人難以承受……我不認為有什么難以抉擇的:你只需將所見真相講述出來即可。

 

我對"大清洗"做出的結論讓以意識形態為動因的人們無法接受。得出這種結論，并非因為我懷揣著替斯大林或者蘇聯政府"辯解"的愿望，而是因為我認為基于現有資料，這是唯一客觀的結論。

 

九、1939年8月簽署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幾年前，某自由派反共人士在某會議上將《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即《莫洛托夫一里賓特洛甫條約》，反共人士常稱其為《希特勒一斯大林條約》)摔在我面前。"誰能為這個條約辯護!"他幾乎是在對我咆哮。

 

我認識到自己所掌握的信息還遠遠不夠，就花費了2009年一整個夏天來做研究。我的研究結果匯總在《1939年9月蘇聯是否入侵波蘭?》(答案是:沒有入侵)一文中。該論文貼在我的網站主頁上，僅證據和文獻資料就占了17個頁面。

 

我得到了許多發現!其一是《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并非"同盟條約"。蘇聯并未在1939年9月"入侵"波蘭，當時所有同盟國都認同這一事實。

 

我發現蘇聯是戰前唯一不存在不當舉動的國家。這是我依靠誠實研究得出的唯一結論。

 

我會在新書《血腥謊言》中詳細探討這一問題。

 

十、卡廷慘案

 

1943年，納粹德國當局宣稱在斯摩棱斯克(Smolensk，位于蘇聯西部)卡廷森林附近發現了1940年慘遭蘇聯官方屠殺的成千上萬名波蘭軍人的遺體。

 

納粹宣傳機器對此所謂發現進行了大規模宣傳。1943年2月，蘇聯贏得斯大林格勒戰役勝利。除非同盟國內部出現分裂，否則德國顯然必敗無疑，這一點人盡皆知。納粹無疑想要在西方同盟國和蘇聯之間制造裂隙。

 

約瑟夫·斯大林領導的蘇聯政府堅決否認了德國的指控。當激烈反共反蘇的波蘭流亡政府認同納粹關于卡廷慘案的宣傳之后，蘇聯政府與其斷絕了外交關系。

 

冷戰期間，在反共波蘭人士的推動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同樣認可了納粹對卡廷慘案的觀點。蘇聯陣營一直將卡廷慘案歸咎于德國。但在1990-1992年，米晗伊爾·戈爾巴喬夫和鮑里斯·葉利欽聲明，約瑟夫·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確實犯下屠殺波蘭人的罪行。

 

2013年初，我得知考古學家在烏克蘭發現了德國大屠殺遺址。多年來，我一直在關注卡廷大屠殺之爭，因此迅速理解了此次發現的深意。此次發現取得的物證可以證明蘇聯并未在1940年屠殺所謂14800名或22000名的波蘭戰俘。

 

這個位于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Volodymyr-Volynskiy)的集體墓地是對卡廷大屠殺"官方"版本的致命打擊。此事應該引起所有人的關注。卡廷大屠殺是扣在斯大林和蘇聯政府身上最臭名昭彰的罪行，也是迄今最有確鑿文獻證明的罪行。例如所謂的烏克蘭大饑荒就沒有證據進行佐證，僅僅是依靠推測斷定斯大林造成了數百萬烏克蘭民眾餓死于1932-1933年的饑荒。

 

卡廷慘案是"斯大林主義罪行"的最強證據。只可惜它是個謊言。

 

結語

 

現如今出版的所有關于斯大林時期蘇聯歷史的書籍或者文章，幾乎都被我稱為"反斯大林范式"的框架所禁錮和控制。在西方學術討論中，以反共的立場將斯大林描述為殘暴邪惡的獨裁者和劊子手，將蘇聯描述成大屠殺和殘酷之地，這些簡直成了義不容辭的必然之舉。如果不將研究限制在這個失之偏頗的框架內，學術生涯就會舉步維艱。

 

有兩位堅守客觀立場但并非左派的優秀學者，他們也在研究蘇聯歷史。他們曾對我說，學術出版機構根本不會出版對斯大林不帶批判性的書籍。這件事在西方國家千真萬確，我相信就算俄羅斯也并不例外。

 

換個角度說:如果你將研究方向定為蘇聯歷史，或者在西方某歷史學院教授蘇聯歷史，那么完成像我這樣的研究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一一不過我猜在中國應該有所例外。如果你以我的方式研究蘇聯歷史，你的研究成果將無法在正規期刊上發表，也無法通過主流學術機構進行出版。你很快就會離開蘇聯歷史研究領域，因為你連工作都保不住了!

 

這就是為何我的職位如此特殊。我供職于英語學院，我的學術生涯不依賴于蘇聯歷史方面的研究。

 

但我不得不將此研究繼續下去。世界上很多人認為我的工作十分重要。不僅僅對左派來說如此，對反共人士亦然，即使他們不喜歡我的研究成果。

 

許多右派人士不希望斯大林執政時期的蘇聯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真相公之于眾。他們繼續妖魔化的行徑，不斷講述著謊言，將斯大林和蘇聯與希特勒和法西斯相提并論。他們不是通過所謂的自身觀點或者偏見來被動地達成這些行徑，而是主動蓄意地篡改證據、資料，歪曲歷史。

 

馬克思恩格斯寫道，"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我認為二位的意思是，對無產階級來說沒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事情都應接受批判性審視。無產階級應該拋棄所有的假象與謬論。如果"我們"反對一切人與人的剝削，如果"我們"是國際勞動階級，那么只有"真理能為我們帶來自由"。

 

馬克思最愛的格言是"懷疑一切"(De omnibus dubitandum)，懷疑你對他人他物先入為主的偏見。這是取得真理的必經之路。

 

我自己一直在努力做到這一點。對斯大林和蘇聯進行妖魔化的人們，研究共產主義運動的所謂反共專家們，他們從未保持客觀的立場。因此，他們永遠無法取得真理，他們不愿取得真理。他們不過是寫下"帶著參考文獻的政治宣傳物"。這就是他們工作的實質。

 

在我看來，所有新公開的證據以及新取得的研究成果，其最主要的重要性都在于揭示出蘇聯歷史的"主流"論斷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一一這些謊言不僅被冷戰反共人士和托派分子視為"真理"，還被"主流"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視為"真相"。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理應感到如釋重負!流傳在世界各地的所謂斯大林和斯大林時期的恐怖傳聞全都是敗壞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名譽的工具。現在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恐怖的傳聞全都是不實的謊言。

 

蘇聯的共產主義運動沒有走向共產主義，反而退回到了資本主義。布爾什維克黨顯然犯下了許多錯誤。但是其錯誤并非在于謀殺和犯罪，而是在于先行者必然會犯錯。布爾什維克黨照亮了一條嶄新的道路，"走別人不曾走過的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的錯誤根本談不上犯錯，而是學習如何構建共產主義的必經部分。

 

我們，我們這些追隨在布爾什維克黨之后的人，應該認真研究布爾什維克黨的所作所為。只有掌握了真實發生的歷史真相，我們才能發現布爾什維克黨的錯誤何在，發現他們正確無誤、值得崇敬和模仿的所作所為。嶄新的共產主義運動只能通過堅實的歷史基礎得以重建，不需要仰仗反共人士一盤散沙的謊言。能夠為揭露歷史真相盡上綿薄之力，這讓我感到萬分榮幸。

 

作者: 格雷弗·弗 ；來源: 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