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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云：埃及文科生惡性膨脹的前車之鑒 與如何破解中國文科生就業難題

點擊：  作者：劉云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4-02-02 13:35:14

 

 

根據人才招聘網絡平臺智聯招聘《2022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2022年而人文學科畢業生的就業簽約率僅12.4%，而在就業形勢更嚴峻2023年，文科生畢業即失業的現象只能有過之而無不及，更嚴重的是把這幾年畢業即失業的文科生疊加起來就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量，也必然帶來更嚴重的社會問題，埃及失業文科生惡性膨脹所引發“阿拉伯之春”就是前車之鑒。為此，筆者建議，在通過市場經濟手段壓縮文科生過大招生規模同時，應通過緊缺工科專業的擴招，以“工科人口紅利”與“以工帶文”的就業模式來為文科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一埃及文科生空談誤國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講話中強調“空談誤國，實干興邦”，這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前車之鑒，后事之師，中國在空談誤國上也應吸取國外教訓，埃及人特別是埃及文科生也算是空談誤國的典型。

 

埃及《金字塔報》是埃及也是中東地區最有影響力的阿拉伯文日報，2012年初，《金字塔報》記者曾到浙江義烏進行采訪，隨后在《金字塔報》發表長篇報道，介紹了義烏中國小商品城與小商品經濟的盛況，記者在報道的最后提出一個疑問：為什么埃及沒有建立起類似義烏的小商品城與小商品產業，而是只能從中國義烏大量進口小商品？

 

2013年，時任義烏市委書記黃志平曾在當地報紙上發表文章，題為“請多關注小企業主的中國夢”，他在文中提到：三年多前，我來義烏履新，一位朋友介紹，義烏是一個神奇的地方，不是交通樞紐，沒有豐富礦產，也不是大型城市，但義烏小商品市場卻能連續18年創造了全國各大專業市場成交額榜首的奇跡。三年多來，這個“奇跡”還在持續，但作為負責這個城市全局事務的一名地方官員，我的體會卻有一些變化：義烏沒有“奇跡”，因為那些所謂的“奇跡”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突然間冒出來的，而是數十萬義烏人和上百萬從全國各地來的“新義烏人”一點一滴干出來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在為自己的夢想扎扎實實打拼，實現著自己的“義烏夢”，最終匯入13億人的中國夢。

 

義烏市委書記這段話以其親身經歷很好解釋了《金字塔報》記者的疑問，即義烏的小商品經濟奇跡不是從天下掉下來的，而是義烏人實干出來的，義烏人靠實干實現了自己的“義烏夢”，也間接助推了“中國夢”的實現。

 

從2011年導致穆巴拉克總統下臺的“阿拉伯之春”到如今的“阿拉伯之冬”， 埃及“空談家”太多也許是引發埃及及中東政局與社會動蕩的重要因素。

 

有句阿拉伯俗語說道：什么是好書——開羅人寫，大馬士革人出版，巴格達人閱讀。這句俗語意識是指，開羅人（埃及人）善于提出新思想，有商業頭腦的大馬士革人靠出版賺錢，而巴格達人熱衷于閱讀。去過埃及首都開羅的國人都知道，雖說埃及經濟落后，但傳媒出版業卻超前發達，街頭上出售報刊雜志品種很多。看來埃及人善于提出新思想不假，但只一味于提出各種新思想、新觀點，卻不努力付諸實施與行動，那就有空談誤國之嫌。正如法國前總統薩科齊所諷刺那樣： 法國思想家放在圖書館那些著作足夠我們研究好幾個世紀。西方演講學發展簡史根據文字記載提到，最早認識口才價值和意義的并不是后來擅長演講古希臘人，而是古埃及人, 時間可能要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的時代。大概由于歷史與遺傳，埃及人的口才不錯，不少人都能對國內外政局與時事發表自己的滔滔宏論，本來埃及的“空談家”就不少，可埃及高校卻不斷培養出超量的文科“空談家”，使埃及反受其害。

 

二埃及和其它中東國家高等教育失衡現象

 

埃及著名的曼蘇拉大學，2016年該校的工學院學生人數僅為8100人，醫學院為8200人，而文科類商學院卻為25500人，藝術學院為19500人，法學院為17000人，教育學院為14000人，僅從這組數據對比中就可發現埃及大學中，文科生與工科學比例失衡非常嚴重。別以為埃及工科生數量少，素質就一定高，在埃及，高中成績最好的理科生一般報考醫學院，差一些的才進入工學院學工科。

 

與埃及類似，在中東各國的大學中，高等教育失衡現象十分嚴重，其表現為工科高等教育過于薄弱，工科生招生和就讀比例偏低，而文科高等教育則一枝獨秀、急劇膨脹，文科生招生和就讀比例過高，這可以說是中東各國大學的通病。在中東國家的大學中，文科生比例大概占2/3，在剩下1/3的理工科大學生中，學醫的占大頭，除去醫學、農學、師范、基礎科學等專業，學工科的學生僅占在校生人數的10%左右，是絕對的少數派。但并不是少而精，工科生質量也不怎么樣。一些曾在中東國家工作過的中國工程師，對與之打過交道的中東國家工程師評價是，除少數工程師外，多數工程師僅勉強合格，部份工程師根本就名不符實，技術素質差，常犯低級技術錯誤，連一些簡單技術問題也搞不明白，不知道這些所謂工程師在學校是如何學的，在工作中是如何混過來的。

 

奇瑞老總伊同耀介紹說，奇瑞在敘利亞開了一家分公司，當地人對懂技術的中國工程師很崇拜，有一年伊同耀到斜利亞分公司為當地員工進行了一次培訓，一年后，伊同耀再次到斜利亞分公司視察工作，發現一年前他講課時在黑板上寫的字競被當地雇員完整保存下來，伊同耀笑著說，他當時感受到一種像神一樣被頂禮膜禮的感覺。

 

其實這一點也不奇怪，中東國家自己的技術不行、工程師不行，那就只能依賴別國的技術、產品與工程師，只能靠出口石油來換回自己所需的工業制成品，這充分表明了工科教育薄弱是中東各國的軟脅。一是國家層面上對工科教育重視不夠。二是由于伊斯蘭宗教對現代科技有一定的抵觸性，即你接受現代科技，就必須放棄自己信奉的一些宗教教義，至使不少學生不原讀工科。三是自身素質問題。中東多數國家是二戰后獨立后，這些國家原住民不少是沙漠游牧民族，其領導人也是江山易改，本性難易。原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出訪時，寧肯住在自己的搭建的大帳內，也不愿住豪華酒店。從世界范圍來看，農耕比游牧更復雜，農耕技術要求更高，因此，農耕民族智商要更高一籌。盡管這些中東國家可依靠石油財富一步跨入現代社會，但其游牧民族本性決定了其接受高深工科教育會感到困難和不適應，對工科有一定的抵觸和畏懼心理。

 

學工科的人要經過嚴格的科學訓練——科學思維、科學實驗、科學研究。學工科的人往往有這樣一些特點：一是非常重視可操作性，光吹牛是不行的，要把東西做出來。二是只把東西做出來還不行，還要把東西做漂亮，才能得到同行的認可。因此，工科好學難混，數理邏輯是最嚴謹的，稀里糊涂混是混不出來的。這種嚴謹、求實、精細、踏實的作風和習慣，從校園帶到社會，會影響人的一生。凡有工科學業背景和技術工作背景的人，一般都崇尚實干，不愛空談。對比之下，那些熱衷于空談卻不愛實干的人中，以學文科居多，中外都是如此。

 

單就埃及人來說，不愿讀工科也是有原因，因為讀工科、當工程師，搞技術工作是無法靠空談解決問題的，搞技術釘是釘、鉚是鉚，不行就是不行，無法不懂裝懂。從時間上看，從一名工科畢業生成長為一名合格工程師，最少也得七、八年，“十年磨一劍”是最起碼的時間跨度，這是由工科技術人才成長規律所決定的。“十年磨一劍”要求青年學子必需得摒棄浮躁心理，得耐住寂寞，得腳踏實地，甘坐冷板凳，得長期刻苦鉆研，以積累寶貴的技術經驗。這顯然與埃及人熱衷于“空談”的民族性格有些不符。對比之下，文科人才是典型的“速成”人才，畢業后能在短時間內從事相關工作，如一位新聞專業畢業生馬上就能以實習記者身份去釆訪，不管新聞寫的好不好，肯定能寫岀來。對埃及人來說，與其選擇又苦又累，難以“空談”的工科專業，不如選擇“速成”的文科專業，既輕松好學，還可以隨心所欲進行“空談”

 

三  埃及工業屈居“老四”的代價

 

埃及等中東國家高校培養的工程師數量偏少，質量更不行。埃及等中東國家的教訓表明，一個國家沒有一個強大的工科高等教育體系，沒有培養出大批一流工程師，就不可能建成一個先進、龐大的工業體系，落后工科教育拖了埃及等中東國家工業的后腿。

 

埃及從總體上來看仍是農業國，工業僅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0%，埃業工業以附加值偏低的紡織業、食品加工等輕工業為主，工業從業人員僅500萬人，僅占全國就業總數的16%，如此小規模的工業為埃及提供的就業崗位明顯偏少。而埃業工業卻發展緩慢，技術落后，提供就業機會少，是與埃及人熱衷于空談所導致的工程師數量少、水平低密切相關。

 

埃及經濟有所謂三大支柱產業，即蘇伊士運河收費、僑匯、旅游業。蘇伊士運河收費一年有50多億美元，埃及僑匯是埃及人出國到中東石油富國打工所掙外匯，這兩項外匯收入雖能給埃業創造一定就業機會，但數量有限。憑借金字塔的金字招牌，埃及旅游業可謂一枝獨秀式的“超發達”，全國直接間接以旅游業為生的人多達就業人口的四分之一，是埃及容納就業人數最多的頭號經濟支柱。如果埃及類似于巴林、卡塔爾、阿聯酋那樣的中東小國，如果埃及是個僅一、兩千萬人的人口小國，那么這三大支柱產業是可以為埃及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偏偏埃及是中東首屈一指的人口大國，人口多達上億，其人口高出生率長期居高不下，所以這三大支柱產業不可能為埃及不斷增加的失業青年與青年大學生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而埃及的薄弱的工業連三大經濟支柱都排不上，頂多是“老四”，也不可能為失業青年與青年大學生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他們沒有工作，沒有前途，不上街“鬧革命”才怪。

 

學工科、干工業沒有任何徢徑可走，最忌諱空談，必須認認真真的學，腳踏實地的干，唯有實干才能“興工”，這就是埃及工業屈居“老四”的前車之鑒。

 

四失業文科生為何成為“網上空談”與“網絡革命”積極參與者

 

埃及一直實行從小學到大學的免費教育，依靠大學免費教育，埃及早在上世紀八十年初就實現了高等教育普及化與大眾化，而中國是在1999年高校擴招后才逐步實行高等教育大眾化。但埃及高等教育大眾化實質上是文科高等教育大眾化，并沒有因此培養出更多的工科生即未來的合格工程師來發展埃及工業，卻培養出大量過剩的失業文科大學生。所以盡管埃及高等教育大眾化比中國早了近二十年，非旦沒有為埃及培養出大批合格的工程師來發展埃及工業，反而為“網絡革命”提供了大量的失業文科大學生。

 

與中國類似，埃及來自農村與小城鎮文科生畢業后不大可能回自己家鄉，主要滯留在大中城市，然而埃及大中城市又不能給這些文科大學生提供多少就業機會。同時埃及人口城市化比例比我國還高，達到70%，僅首都開羅人口就集中全國人口五分之一，這也就意味著埃及失業文科生主要集中在開羅等大城市，他們的就業問題得不到解決，成為無住房、無配偶（無老婆）、無穩定職業的“三無青年”。

 

在埃及，不少過三十的“三無青年”仍無法結婚成家，也不會擁有自己的后代，這在特別重視傳宗接代的伊斯蘭國家必然被人歧視和恥笑，他們就會在社會的巨大壓力下，很輕易地變成了憤怒的“叛逆一代” ，通俗的講，成為中國人所說“憤青”，埃及這些“三無憤青”走上街頭鬧事是必然的。

 

德國《明鏡》周刊稱，埃及的一組數據陳列出了中東國家動亂之源的一個通病在那里，當埃及，30歲以下的年輕人占了2／3，而30歲以下的年輕人中，九成沒有穩定工作，半數人沒有結婚。德國《明鏡》周刊給出了這樣的總結：“阿拉伯危機：沒有工作，沒有住房，沒有老婆”。

 

當然，埃及的“三無憤青”既有普通民眾，也有失業文科生，對現實最不滿的自然是受過高等教育失業文科生，他們就利用網絡平臺發泄自己不滿。過去埃及人“空談”途徑主要是面對面交流與紙質媒體的報道，受眾范圍與影響人數均很有限，而網絡平臺極大擴展了受眾范圍與影響人數，這也許可稱之“網上空談”，但其影響和范圍不知比傳統低媒大多少倍。

 

埃及不少失業文科生無所事事，有的是上網時間，于是從2011年“阿拉伯之春”到如今“阿拉伯之冬”， 埃及數量龐大的失業文科生通過“網上空談”，利用互聯網“推特”、“臉譜”等“網絡2.0”技術興風作浪，掀起一場“網絡革命”，即在網上聯絡、組織和扇動更多的人走上街頭與廣場“鬧革命”。在埃及變局中，“推特”等網站成為青年人發動倡議與組織抗議活動的一個重要平臺。而2011年起源于埃及的政局、社會動蕩，之所以在整個中東地區形成了“多米諾骨牌效應”的“阿拉伯之春”，一個很重要原因在于互聯網的廣泛應用，“網上空談”與“網絡革命”推波助瀾成了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重要推手。

 

2008年，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就向白宮提交過《中東青年膨脹：機遇還是挑戰》等報告，建議美國利用中東國家的“青年膨脹”問題，重新塑造中東青年的政治觀、社會觀和價值觀，將“網絡與青年的結合”轉變為一支促進中東國家變化的巧力量，加速中東地區向“民主和自由”轉變。

 

實事證明，埃及大量失業文科大學生是中東“網絡空談”與“網絡革命”最積極的參與者與組織者，“網絡空談”到一定程度而失控就會引發“網絡革命”， “網絡革命”最終轉化為現實中“街頭（或廣場）革命”。所以埃及等中東國家的高等教育失衡即害了國家，也害了學生自己，這是我們應當引以為戒的。

 

五 謹防中國的“大齡蟻族”演變為中國版的“三無憤青”

 

其實在中國也存在類似埃及的文科高等教育過度膨脹所導致的文科生就業難的問題，文科擴招不需要配備昂貴的實驗設備，培養成本低，招幾個老師，找幾間教室就可開課，于是自1999年高校擴招來，經管、金融、法律、新聞、英語、藝術、播音主持等熱門文科擴招幅度達十多倍甚至更多，中國高等教育大擴招成了文科大擴招，社會那容納得了如此天量的文科生，文科生就業難是必然的。

 

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上海教育科學研究院原院長胡瑞文牽頭進行的一項國家級課題“大眾化階段的畢業生供求狀況與高等教育轉型發展”顯示，1998年全國高校開設新聞系的僅有70余所，總招生人數是5920人。但是到了2010年，全國已有500多所學校開設新聞系，招生人數達75000人。中國的新聞媒體崗位有多少？2000年，新聞記者14萬人，播音主持7萬人，兩者總計21萬人；2010年記者19萬人，播音主持減少到5.6萬人，兩者總計24.6萬人。這也就意味著，十年時間，傳媒崗位增加不到4萬人，平均每年增加不過4千人，可2010年大學新聞系招生人數卻比1998年增加了12倍。當畢業生帶著滿腔的新聞理想推開校門走出社會時，馬上會發現，等待他們的不是無冕之王的位置，而是殘酷的就業冬天。很難進入到正規的新聞單位，陷入畢業即失業的困境中。

 

文科生是與社會和人打交道，較之于與數字、公式、圖表、機器打交道工科生，文科生更有思想、更激進，更不能忍受社會的不公平。從某種意義上說，文科生個個都是“思想家”，人人都愛高談闊論。對中國那些就業難的文科生，或“蟻族”之類低薪不穩定崗位的文科生而言，他們對社會不滿情緒正日益增長，雖不至于像埃及等中東國家失業文科生去積極組織“網絡革命”，但互聯網是他們最重要言論平臺，他們會充分利用網絡平臺進行“網上空談”，以各種方式發泄對社會的不滿，網絡上激進的網貼、留言、微博、博客等大都出自于擅長思考與寫作的文科生，有些激進的網上言論明顯是造謠惑眾，蠱惑視聽，這勢必危及社會穩定。

 

相關調查材料顯示，中國所謂“蟻族”大學生大都是學供大于求的文科專業，對這些就業難的文科生來說，找不到相對穩定、薪酬合理的工作崗位那就只好先當“蟻族”作為人生的“起步”。“蟻族”不僅大量存在于北京，而且是遍布全國各大城市，如上海的“滬蟻”、武漢的“江蟻”、成都的“蓉蟻”、重慶的“山蟻”等，全國天量的“蟻族”們靠低薪養活自己還勉強可以，但難以買房成家。所以“蟻族”只能是大學畢業生的一個過渡階段，不能永遠當“蟻族”。30歲是“蟻族”們最重要的年齡“門檻”，如果本人年滿30歲仍未擺脫“蟻族”的命運，還是所謂無老婆（配偶）、無住房、無穩定工作的中國版的“三無憤青”，其前景堪憂。這不僅讓父母操心，而且本人也會怨天憂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大城市，以文科生為主的年過30歲的“大齡蟻族”正急劇增加，這些“大齡蟻族”中的一部份人就有可能轉化為類似埃及的中國版的“三無憤青”，就會給社會治理與社會穩定帶來很大麻煩。

 

所以，文科生就業難比理工科就業難更麻煩，更不利社會治理。既然不能解決文科生就業難，文科專業就不能盲目擴招而應適當“減招”，這不僅能避免人為加劇文科生就業難問題，還能節省教育經費，有利于社會治理與社會穩定。

 

六  通過緊缺工科專業的大擴招所產生的“工科人口紅利”能直接、間接帶動更多文科生就業

 

下圖為1月19日“國家工程師獎”表彰大會上的“國家卓越工程師”獎章圖片：

 

 

正如筆者在1月23日昆侖策“一篇十年前發表的對今日中國預判的重要論文及現實意義”一文所分析那樣，中國雄居世界第一的龐大工科教育規模是中國的強項與優勢，這使中國收獲了豐厚的“工科人口紅利”(注：由于工程師基本上是學工科的，所以“工科人口紅利”也可稱之為“工程師紅利”)。與埃及薄弱工科教育不會產生多少“工科人口紅利”形成鮮明對的是，中國則可靠發揮“工科人口紅利”的巨大優勢來破解文科生就業難題，來為文科生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應該說這方面潛力巨大，急亟高校系統與用人單位共同深入挖掘。

 

“工科人口紅利”產生的前題是工科生必須有業可就、有活可干，所以“工科人口紅利”的多少是與工科生就業率成正比，越是容易就業的工科專業畢業生所能產生的“工科人口紅利”必然越多。特別是艱苦工科專業(如傳統的地、礦、油、核等專業) ；培著“一專一能”專才型工程師的特色工業專業(如軸承等)，這兩大類工科生就業率幾乎是100%。一個常識是物(人才)以稀為貴，越供不應求的領域發展潛力越大，所蘊藏的“潛在紅利”越多，所以這兩類艱苦、緊缺工科專業理應作為工科專業擴招的重點。

 

國內外相關研究均表明，一個工科生就業后能以產業鏈、就業鏈方式來直接、間接帶動3個以上文科生就業。如比亞迪工程師平均月薪為1.1萬，這在如今經濟不景氣的大背景下應是不錯收入，而高科技的華為，有21萬個高薪崗位（華為平均月工資2.5萬元）。無論是比亞迪，還是華為，其大量的高薪崗位對當地服務業與文科生就業帶動作用之大可想而知。

 

不久前，比亞迪老總王傳福提出：比亞迪現有6萬工程師，但數量遠遠不夠，每年都從名校大量招聘工科畢業生來培養，未來將把工程師數量增加到20萬以上。從汽車產業鏈角度分析，這20萬工程師(工科生)主要集中在汽車產業鏈上游即汽車制造上，看似文科生就業占比不高，但在汽車產業鏈的中游與下游，文科生就業人數會多得多，在全世界幾個汽車產業大國中，整個汽車產業鏈就業人數相當于該國就業總人數占比10%，是就業人數最多產業。以此來看，將來比亞迪把工程師數量增加到20萬以上。即使按最低比例1比3計算，至少能為文科生創造60萬以上直接與間接就業崗位，這可是一個極為可觀的數字。再把國內其它汽車企業在產業鏈中、下游為文科生所創造的就業崗位計算在內，少說也在一千萬以上，所以文科生真得感謝汽車產業大發展給自己帶來的就業機會。文科生不應抱怨工科類高校以“壓文擴工”回歸主業與對工科生的低學費是對文科生的“歧視”或“不公”，這恰恰是給文科生自己創造就業機會，眾多的文科生也將從中受益。

 

工科生、工程師如何以間接方式來為文科生創造就業機會？華為與蘋果手機是兩個典型，幾年前，蘋果手機中來自中國配套元器件占比例高達50%以上，且蘋果手機主要在中國組裝，蘋果手機產業鏈的大頭在中國，確實為中國創造了不少就業機會。但自中美關系嚴重惡化后，蘋果“站隊”美國，大幅削減對物美價廉的中國配套元器件采購比例，目前己降至不足10%。而釆購自美國的配套元器件占比迅速提升到30%以上。美國人工費用昂貴，如果你現在買一臺蘋果新手機也等于間接供養美國高薪工程師。網上一個說法，“阿三”組裝的充滿咖喱味的印產蘋果手機因西方拒收而“特供”中國，雖蘋果對此否認，但大家可以去聯想，你買蘋果手機，還得間接供養“阿三”，是否有點惡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華為新手機從硬件到軟件是100%中國貨，其產業鏈是100%在中國，對每個消費者來說，你每買一部華為手機，就是間接供養華為手機產業鏈的高薪工程師與招聘更多的高薪工程師，這些高薪工程師又能帶動服務業與文科生就業，這就是利已利國的“內循環”。

 

中國青年報有一個創業周刊，筆者閱讀創業周刊一個體會是，一般而言，由于文科大學生對技術是外行，或對技術的了解有限，所以文科生創業項目大都集中在沒有多少技術含量的生活服務業領域如衣、食、住、行、吃、喝、玩、樂等。而這些創業項目正因為其技術門檻較低，有資金就可進入，創業者進入容易，但由于創業者過多，市場接近飽和，創業成功難度較大，失敗率較高。而工科大學生則發揮專業所長，多選擇技術項目（如某項發明）來創業，由于其創業的技術門檻高，競爭者少，更易取得成功。其實蘋果電腦創始人喬布斯、微軟的比爾·蓋茨，均是靠技術創業項目取得成功的，蘋果、微軟的創業成功是眾所周知的，也就是說工科生能通過創辦蘋果、微軟這樣的技術型企業，來為文科生創造不少直接、間接就業機會，這也算是文科生依附工科生就業的一個典型。

 

七 依靠工科生、工程師做大“蛋糕” 靠“以工帶文”就業模式來帶動文科生就業

 

從生活常識來看，如果沒有“做蛋糕”師博的辛勤勞動，那么負責“分（賣）蛋糕”的售貨員將無蛋糕可分、無蛋糕可賣。從這個角度講，“分（賣）蛋糕”的售貨員是依附于做蛋糕的師傅而生存的，那么只有“做蛋糕”的師傅增多了，才需要更多的售貨員去“分（賣）蛋糕”。因此，售貨員的就業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做蛋糕”的師傅的數量與努力程度，“做蛋糕”師傅的數量越多，所需要的售貨員越多，為售貨員創造的就業機會越多。所以要鼓勵更多的人去“做蛋糕”，努力增加“做蛋糕”師傅的數量，這樣才能給依附于“做蛋糕”師傅而謀生的售貨員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這就是靠增加“做蛋糕”師傅數量的來帶動售貨員崗位的增長與就業。

 

文科生就業難有一個被忽現的重要原因，那就是文科生就業與“分（賣）蛋糕”的售貨員類似，具有較大依附性。當然，并不是所有的文科生就業都具有依附性，但相當部份文科生就業具有依附性特點。工科生(工程師)工作性質是通過技術創新與應用來做大(“工科人口紅利”或財富)“蛋榚”，而文科生工作性質大都是側重于如何分“蛋榚”。只有工科生通過技術運用與創新做出、做大（財富）“蛋榚”，文科生才有“蛋榚”可分，文科生才可通過“分蛋榚”方式創造就業機會。這就是以“做蛋糕”工科生數量的增長來帶動“分蛋榚”文科生就業數量的增長，這可簡稱為“以工帶文”就業模式，比亞迪新能源汽車與華為新手機是“以工帶文”就業模式的典型，全國少說有上百萬文科生依附這兩家企業的產業鏈而就業。

 

現在我國鋼鐵、機械等傳統工科專業畢業生嚴重供不應求，地、礦、油等艱苦工科專業畢業生更緊缺，大量“做蛋榚”性質工科生崗位虛位以待，那就無法為依附性質文科生創造更多的直接與間接就業機會，這是導致文科生就業難一個重要原因。所以緩解我國失業文科生“膨脹”的新思路是大力推行“以工帶文”的新就業模式，通過強化工科教育，培養出更多合格工科生來滿足工業企業用人需求。

 

如果不少行業的“工程師荒”、 “工科生荒”能得到緩解，有了充足技術人才支撐，可以相信我國工業企業在技術創新、產品研發、提高質量、降低消耗上將做得更好，企業將因此發展得更快更好，相應企業需要招聘更多的大學生，其中也包括一些文科大學生。此外工科生一旦就業就可通過增加其衣、食、住、行等消費與服務開支為其它人創造間接就業機會，而技術門檻較低的服務業更適合文科生，這就為服務業領域文科生創造間接就業機會。

 

但“以工帶文”就業模式的實現存在一個嚴重障礙，浮躁心理嚴重的城市考生特別是獨生子女喪失了對傳統工科專業興趣，他們只對大有“錢途”、能迅速出名得利的“分蛋糕”性質熱門文科（如金融、播音主持）感興趣。所以強化工科教育只能寄希望于仍信奉傳統價值觀與踏實肯干的農村寒門學子，這就需要釆用筆者在昆侖策2023年6月9日《王澤山錢七虎院士的選擇對農村大學生成長成才的啟示》一文主張，以“免費工科生”來吸引全國優秀考生特別是農村寒門學子勇躍報考相對冷門卻是國家急需的工科專業，這才有助于靠寒門學子的“做蛋糕”來緩解失業文科生“膨脹”現象。

 

八  工科類高校以“壓文擴工”方式重回工科主業后 應將剝離的文科專業以“國有民辦”方式運營

 

埃及文科生惡性膨脹的前車之鑒與今后必須更多的靠“工科人口紅利”來緩解文科生就業難，決定了大幅壓縮文科專業過大的招生規模勢在必行。靠“十幾個人，七八條槍”與培養成本低，找幾問教室就可“開張”的文種專業不同的是，培養成本高達文科專業七至十倍的工科專業就是有違市場經濟逐利本性的“賠本買賣” (如重型機械相關專業)。所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調控文科與工科應采用完全對立的調控手段，對國家緊缺、急需的工科專業(如重型機械相關專業)應釆用“反市場做法”，應以不惜代價、不怕虧本的決心，應以計劃經濟手段強行調控來大幅擴大招生名額。而對低成本與“有利可圖”的文科專業則應基本上用市場經濟手段來調控，本節提出的針對文科專業“國有民辦”這一市場經濟調控手段可供教育主管部門及高校參考(說明：“國有民辦”系筆者自創新詞，后面解釋)。

 

筆者在1月3日、21日昆侖策“盲目照搬美國寬口徑教育模式的惡果與建言”與“建議停止創辦全國首所“金融大學”，盡快籌辦三所重型機械學院”兩文提出，由于北大、復旦等老牌綜合性高校的文科專業與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大、中國政法大學等老牌獨立性文科高校所培養的高質量文科生已足以滿足社會需要，而工科類高校轉型為綜合型高校所培養的“工科版文科生”，因不被用人單位認可而就業艱難，建議為避免重蹈埃及文科生惡性彭脹的覆轍，大幅壓縮文科專業過大招生規模勢在必行，特別是要把工科類高校培養“工科版文科生”作為壓縮重點。

 

清華等原工科類高校應以“壓文擴工”來重回與強化工科主業，為靠“以工帶文”模式來帶動文科生就業創造有利條件。同時把工科類高校靠“十幾個人，七八條槍”而濫辦的文科專業基本剝離出去，以“國有民辦”方式運營，以市場經濟手段來節省教育經費，降低入學“門檻”，抑制文科專業過度招生，避免重蹈埃及文科生惡性膨脹的覆轍。

 

九算不清的大學生培養成本

 

教育部等五部門在2015年的《關于2015年規范教育收費治理教育亂收費工作的實施意見》(注：以下簡稱《意見》)提出，高校學費標準調整要按照“平穩有序、逐步推進”的原則進行，學費標準應嚴格按照不高于生均培養成本25%核定。也就是說落實《意見》的前提是必須先算清“生均培養成本”即平均每個大學生的培養成本，才能以此作為(收)學費標準，但高校“生均培養成本”能否算得清令人懷疑。

 

現在高校的多收費、亂收費早己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廣泛批評和學生家長的強烈不滿，可不少高校“很委屈”地認為自己并沒有多收費，也沒有亂收費，因為很多高校都聲稱“我們是嚴格按25%的標準來收取學費，絲毫沒有提高比例”。而問題的關鍵并不在是25%比例，25%學費標準是統一固定的，關鍵在于“生均培養成本”如何計算？各高校頂多只公布平均每個大學生培養成本是多少，爾后乘上25%的比例來收費。然而高校大學生培養成本有那些具體的單項構成？各單項是如何逐項計算并累加起來的？各高校一概不公布相應的會計帳單，各高校學生培養成本的真實成本到底是多少？不該計入和不合理的教育成本到底是多少？成了“三不清”，即教育主管部門搞不清，專家學者算不清，缺乏相關信息的家長更是弄不清，高校培養一名大學生一年究竟要花多少錢的成本成了一筆誰也算不清的湖涂帳。那么依據這個“三不清”的湖涂帳，按25%的比例所收取的學費也成了一筆數額巨大卻說不清、道不明的湖涂學費，家長們對此是怨聲載道。

 

在高校大學生培養成本的計算中，也存在著一種思維定勢，那就是非算不可。教育主管部門和一些專家老想通過算清高校學生培養成本倒底是多少，以此作為各高校收費的依據和評判高校收費是否合理的標準，以向眾多的學生家長有個明確交待，家長們也一直期待各高校公布學生培養成本的真實數據。可全國3000多所高校，地域不同、專業設置不同、管理水平不同、教職工多少不同，學生培養成本自然各不相同，更不用說培養成本中水分很大，不少不該計入學生培養成本的不合理支出也計入其中。這意味著每所高校學生培養成本可能根本算不清，也不算不過來，連專家都算不清。

 

很多家長抱怨他們節衣縮食為子女交的巨額學費被學校花在那里？如何花掉？要求高校能讓學費使用情況透明起來。但連專家都算不清，高校財務信息又不透明，更何況學校永遠是強勢的一方。那又如何使用情況透明起來？

 

《意見》執行與核查一直是個大問題，各高校學生培養成本到底是多少？教育部是算不過來的，只能由各高校自己算，爾后由教育部派人去核查與監督，問題是全國有3000多所高校，如逐一核查教育部根本核查不過來，就算核查了，也難以對每所高校眾多的開支成本是否合理、合規來進行逐一準確核查。既然教育部核查不過來、核查不準，眾多的高校就會有空子可鉆，繼續虛增、虛算、虛報本校的學生培養成本，學生培養成本仍可能算不請，高校可借此繼續“理直氣壯”地多收費、亂收費。

 

筆者要強調一點的是，高校的那些開支應納入學生培養成本，那些不應該納入學生培養成本？至今沒有明確清晰的標準和權威的解釋。于是大量不合理開支也被納入學生培養成本，這主要有以下三項：

 

第一冗官冗員的巨額支出。

 

官滿為患、冗員成堆是高校普遍存在的嚴重問題，有一首校園“民謠”嘆道：“校長一走廊、處長一禮堂、科長一操場”。此外，還有五花八門的校級巡視員、處級調研員、正處級書記、副處級支委、正科級主任、副主住科員等，構成中國大學獨一無二的景觀。

 

高校除龐大的冗官外，還有一支更大的冗員隊伍即普通職工，主要是行政人員和從事教學輔助工作的人員，其人員比例在二分之一以上，多的高達三分之二。而在民辦大學，這類人員比例不會超過10%。

 

改革雖歷時40多年，高校仍是未受任何改革風暴沖擊的“世外桃源”，從未搞過“減員增效”，至使高校行政系統中冗官冗員現象非常嚴重，如某北大學的教職工總數是30000余人，但行政、后勤人員卻占2/3。

 

大量的冗官冗員“冗師”導致我國高校人員開支負擔冗重，被白白吞噬掉的財政撥款(教育事業費)將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僅靠有限財政撥款根本不夠填補養冗官冗員虧空，于是就向學生和家長多收費、亂收費來填補養人的虧空，導致高校收費高得離譜，這是否可稱之為高校冗官冗員變相剝削學生和家長，讓學生和家長來養活高校眾多的冗官冗員。

 

第二，豪華辦學、盲目擴張的巨額支出。

 

在不少地方，高校只重大樓、不重大師，豪華辦學、盲目擴張之風愈演愈烈。在校園建設上追求大、全、高、新，校園圈地面積越來越大，大樓越蓋越多、越蓋越高級。廣場、綠地越建越大，遠遠超過了實際需求，成了高校“形象工程”。有的圈地建大學城，有的建高爾夫球場，有的花幾百萬建豪華校門。高校之間比著花錢和揮霍，你說“五十年不過時”、我說“一百年不落后”，追求一步到位，成本很高。例如某高校新建圖書館，原本計劃投入5000萬，后來盲目擴張，追求所謂一步到位，建成花了1個億，多出0.5億不合理的支出肯定會被攤入成本，

 

不少高校成本意識淡薄，花起錢來大手大腳，很多高校沒有不敢花的錢、沒有不敢借的債、沒有不敢上的項目，盲目投資擴建使很多高校負債累累，靠有限的財政撥款僅能維持日常運轉，于是把還貸和利息打入學生培養成本，學生培養成本自然居高不下，再以25%比例攤入學費，轉嫁負擔，對學生和家長進行變相剝削，引起學生和家長強烈不滿。

 

第三管理不善，浪費嚴重。

 

高校一邊喊沒錢，一方面花錢如流水，如在風景名勝區建豪華賓館，購買豪華進口車，公費吃喝，以出國考察為名的公費旅游。有些學校的群眾稱他們的領導打“飛的”(頻繁地坐飛機外出)；至于招待費上的奢華，更常常讓外國同行膛目結舌，不少高校的招待費、慶典費、應酬費居高不下，直接導致運行成本虛高，最終又轉嫁給學生和家長，讓他們埋單，大學學費自然水漲船高。

 

以上幾項不合理開支既不應由學生和家長承擔，也不應納入學生培養成本作為收取高額學費的依據，而高校將以上幾項不合理開支也納入學生培養成本之中，實際是縱容高校以虛報成本或高報成本方式對學生和家長進行變相的“剝削”，這必會遭到社會輿論和學生家長的強烈反對。

 

各高校基本上以開支定成本，學生培養成本的多少在相當程度上仍是由高校自己說了算。換句話說，由于高校太多，《意見》的執行和核查成了一大難題。

 

高校教育成本的增加仍缺乏硬約束，無論是教育主管部門，還是家長都難以對其成本、收費是否偏高進行監督核查，高校多收費、亂收費現象仍將難以杜絕，那就無法做到“規范教育收費”。

 

教育經濟學界一些專家學者早就指出，如果不給予有效約束，高校教育成本有無限增加的可能。西方學者鮑恩的高等學校教育成本最大化理論也證明這一點，該理論認為：“學校作為經濟人，總會窮盡一切理由試圖增加收入，提高收費標準則是最好的辦法，高校成本越高越可以提高收費標準，則高校可能獲得更多的收入。所以，高校不但不試圖使教育成本最小化，而且還有成本最大化的傾向”。

 

鮑恩的理論在中國高校中得到了很好的驗證，這也就不難理解，盡管高校收費這么高，可不少高校仍“喊冤叫曲”，還聲稱培養成本如何之高、學校經費如何之緊張，把自己扮成了令人同情的“受害者”。不少高校對外公布的學生培養成本總是年年上漲，盡管25%的比例是不變的，對學生的收費照樣可以水漲船高，且不違反政策。一旦上面查起來或輿論監督，一些高校可以振振有詞的說“我們一直按25%的比例收費，這并不違反政策”。“真理”總在高校一方，教育主管部門和家長對此是無可奈何。

 

十功利性熱門文科專業該由誰來買單

 

“成本最大化的傾向”在某種意義上說是高校“剝削”學生與家長的“最大化的傾向”，高校“剝削”與家長學生最厲害的專業當屬低成本熱門文科專業，其投入少、成本低、“利潤”高。而學生勇躍報考，又使高校可借機以高收費方式“剝削”學生，因此，高校對熱門文科專業的擴招是情有獨鐘。實際上一些高校是借擴招之名，行“剝削”之實，熱門文科專業擴招成了一些高校斂財剝削的手段。

 

考生和家長也清楚熱門文科專業就業難，但為何仍如飛蛾自投羅網那樣蜂擁報考？這是因為熱門文科專業大都屬功利性專業，雖就業風險大，但其名利的誘惑也大，如同抄股一樣，高風險伴著高回報，故考生和家長都不惜冒險一博。

 

經濟學專業可算功利性文科專業的一個典型。經濟學家梁小民先生回憶說，上世紀60年代初期，北大經濟系五個年級只有區區200多名學生，經濟系教授在社會上默默無聞。而如今，當年經濟系己成為北大兩個學院(經濟學院和光華管理學院)和一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學生數千人，重量級學者己成社會名流。高校經濟學專業可以說熱得發燙，最重要原因是當經濟學家可以名利雙收、發財致富。

 

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國內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此言一出，輿論嘩然。

 

丁學良教授解釋說，一個基本情況是，中國的經濟學在過去幾十年是顯學，資源很大，從事經濟學研究的人很容易得到各種資源，很容易參與決策，也很容易出名、發財和做官。任何一個學科，只要有這樣優越的條件，就一定會對各種各樣的人產生巨大的吸引力，所以很多人都跑到經濟學研究領域，都想成為經濟學家，并且以經濟學家名義講話、做事和撈錢。

 

丁學良教授言外之意是在這種情況下很難產生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丁學良教授說得是實情。

 

經濟問題是全社會最關心的問題，經濟學家的言行格外受人注目，很容易成為媒體關注的明星群體。在京城，一流經濟學家年進百萬甚至數百萬，二流經濟學家也能掙幾十萬，最知名經濟學家有多達數千萬家產。

 

在眾多報考經濟學專業的考生中，確有部份考生對經濟學感興趣，有志從事這方面的學術研究，但更多的考生卻另有所圖。常言道：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多數報考經濟學專業的考生，有著很強功利性目的，即使自己將來像現在知名經濟學家那樣名利雙收、發財致富。

 

與經濟學專業類似，很多熱門文科專業都屬于容易出名得利、回報豐厚的專業。很多選擇熱門文科專業的考生都有強烈的功利主義思想，可以說“動機不純”。如選擇金融專業就是為了進銀行守著金山銀山拿高薪；選擇管理專業就是為了將來當高管乃至廠長經理；選擇法律專業是為了當律師掙大錢；選擇藝術專業是為了當明星掙大錢；選擇外語專業是為了出國或進外企；選擇旅游專業是為了將來當導游、拿回扣；選擇新聞專業是為了當記者拿紅包，還可借工作之便免費到全國旅游，到那都好吃好喝好招待。這使很多熱門文科專業早己變了味，成為追名逐利場所。與經濟學專業類似，那些熱門文科專業的不僅學習容易，而且將來工作也輕松，卻能享受高福利、高待遇，弄得好還可像某些經濟學家那樣名利雙收、發財致富，甚至靠胡說八道、誤導民眾也可發大財，這類的功利性熱門文科專業，考生自然是削尖腦袋往里擠。

 

考生選擇這些熱門文科專業大都帶有很強的功利心理，但經濟學中有一句名言，天底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這句名言告訴我們一個明白無誤的道理，即有得到就必須有付出，得到多少就必須付出多少。這些出名得利的功利性文科專業理應由學生與家長買單，憑什么由國家為你出名得利買單？更何況熱門文科專業正因為其熱門，收費通常較高，寒門學子大都讀不起這些專業，報考這些熱門文科專業的考生大都來自經濟條件好的富裕之家，如收費最高的藝術類專業考生幾乎100%來自富裕之家。如果這些熱門文科專業培養成本仍主要由國家買單，就意味著熱門文科專業招生越多，享受“教育免費午餐”的富裕家庭學生就越多，寒門學子享受“教育免費午餐”反而少，“教育免費午餐”即遠低于學生培養成本的學費主要是補貼了富人的孩子，而不是補貼給窮人的孩子，這不成了“劫貧濟富”，或者說富人搭窮人的便車，富人變相剝削窮人。而熱門文科專業瘋狂擴招必然導致“劫貧濟富”，加大貧富差距，讓更多的寒門學子上不起學，只能加劇教育不公平現象，。那么我們為什么要招這么多熱門文科專業的學生，這既加大貧富差距，又浪費國家寶貴的教育資金。

 

十一用算不清就干脆不算的“國有民辦”新思路來破解“戈蒂恩結”難題

 

目前在大學生培養成本的計算上己陷入了一種非算不可的思維定勢，實際上由于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大學生培養成本可能誰也算不清。建議打破思維定勢，對部份功利性熱門文科專業采用“國有民辦”的模式運轉，引入市場競爭機制，用算不清就干脆不算的“國有民辦”新思路來破解“戈蒂恩結”難題。

 

公元前333年的冬天，古希臘將軍亞歷山大(即后來的亞歷山大大帝)率領軍隊進入亞洲的Gordium城，扎營避寒。亞歷山大在城中聽說古波斯的戈蒂亞斯王用粗繩系了一個碩大的“結”，叫“戈蒂恩結”。他預言，如果有誰能解開此結，誰就能統治整個小亞細亞，成為亞細亞王。亞歷山大對這個預言非常感興趣，就請人帶他去看這個難解之結。他略一觀察，便拔出佩劍，把結砍成兩半，果不出所料，亞細亞終究由他統治。

 

在亞歷山大之前，曾有很多人躍躍欲試，企圖解開“戈蒂恩結”，但都以失敗而告終。其原因在于這些人都習慣于用手去解“戈蒂恩結”，可實際上并沒有限定非得用手去解“戈蒂恩結”。如有人給他們一個提示，除了用手外，也可用其他方法去解“戈蒂恩結”,可以相信大部分人是可以解開“戈蒂恩結”的。看來凡人與偉人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凡人總是跳不出舊的思維框框，那就只好當凡人。

 

此例說明，我們的思考不是絕對自由的。事物存在的模式、生活經驗、傳統的習慣，會妨礙我們自由的思考；公眾的輿論、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個人的情感因素和智力水平也會左右我們的思路。這些影響往往會形成一種思維定勢或者說習慣性思維，高校大學生培養成本的計算就是一個典型。

 

高校學生培養成本算不清就意味著無法有效制止高校以多收費、亂收費方式向學生和家長轉嫁負擔，要解決高校學生培養成本算不清的問題，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可考慮先從功利性的熱門文科專業入手，就像“戈蒂恩結”既然用手解不開，我們為何非要用手去解？同理，既然熱門文科專業學生培養成本算不清，那么我們為什么非得去算呢？可否像斬斷“戈蒂恩結”打破思維定勢，用“不算”的思路來解決“算不清的問題。

 

當前，高等教育有兩個突出的問題需要解決，一個是每所高校學生培養成本可能根本算不清；另一個是以“劫貧濟富”為特征的功利性熱門文科專業主要由國家承擔教育成本，為大量來富裕家庭的學生出名得利買單不合理。

 

筆者認為解決這兩個問題的辦法并不難，這兩個問題盡管性質不同，但可用同一辦法來解決，可謂一舉兩得。筆者建議把綜合類高校特別是工科類高校中的文科專業“剝離”出去，轉為“國有民辦”大學，按“國有民辦”的模式運轉。“國有民辦”是筆者自創的一個新詞，顧名思義，“國有民辦”是采用民辦大學運行機制，其文科專業主要靠按教育成本收取學費和國家少量投入來維持運轉。這類按“國有民辦”模式運轉大學的固定資產、設備、辦公教學樓都是國家投資形成的。這些資產所有權屬國家，可作為國家股投入，國家具有對學校的控股權，這是與民辦大學的不同之處，我們可稱之為“國有民辦”大學。

 

將綜合類高校特別是工科類高校“剝離”后的文科專業實行“國有民辦”，是調整文科高等教育辦學體制改革的有益嘗試。長期以來，“皇帝女兒不愁嫁”幾乎成為所有高校根深蒂固的共同心理。高校對國家有著較強的依賴，高校內部自我發展的機制和能力十分脆弱，高校之間沒有形成濃厚的競爭氛圍。文科專業“國有民辦”的實行，將迫使普通高校文科專業調整心態，主動自覺地接受市場考驗，力爭通過辦出有自己特色的文科專業使自已在市場競爭中生存下去。

 

高校文科專業多年擴招過度，已導致畢業生多年“滯銷”，但招生數量卻并不減少，有的高校負責人竟說“反正就業是政府和學生的事，我們不管。只有高校面向社會用人需求，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文科生供需不對口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面向社會用人需求”的口號已經喊了多年，為什么至今成效不大，這主要是由于高校文科專業所需經費多數來自財政撥款，學校沒有面向社會、面向市場設置專業與提高教育質量的壓力和動力。

 

在“國有民辦”的情況下，高校文科專業教育經費主要來自所收學費，其培養成本、教育質量和專業的設置將直接影響學校文科專業的招生和收入。文科高等教育收費教育所形成的教育市場同其它市場一樣，教育市場也存在競爭，在競爭的壓力下，高校才會把精力和資源放到降低文科高等教育成本，提高教育質量上，文科專業設置才可能真正面向市場。這樣就可把市場競爭機制引入高校的文科高等教育，實行優勝劣汰，提高文科高等教育質量，面向社會需要培養人才。

 

現在一提到“民辦”兩字，我們往往只強調公益性，把“不盈利”作為它的一個重要辦學原則。然而文科高等教育要按“國有民辦”的模式運轉和經營，就不僅具有公益性，而且具有盈利性。沒有盈利性就不可能正常運轉和經營，更談不上發展。所以，高校中的文科專業成建制轉為“國有民辦”后，允許其按教育成本加一定利潤的標準收取高額學費，同時在招生、師資聘任、專業設置、教學計劃、干部任免上擁有完全的自主權。從而使“國有民辦”文科專業真正成為自我管理、自我約束、自富盈虧、面向社會的自主辦學法人主體。這樣的話，“國有民辦”文科專業為了在教育市場上激烈競爭中求得生存和發展，就必須像民辦大學一樣認真研究人才市場供求關系和趨勢，合理設置專業，努力提高教育質量，積極參與市場競爭，發揮優勢，突出特色，形成自己的拳頭專業，“國有民辦”文科專業就能產生旺盛的生命力。

 

但要說明一點的是，目前“教育產業化”的提法早就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那么“國有民辦”模式下普通高校中的文科專業主要靠按教育成本收取學費來維持運轉，并且還要有一定的回報(利潤)，這是否是種變相的“教育產業化”呢？或者有“教育產業化”之嫌呢？

 

2004年2月25日國務院第41次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2004年3月5日，溫家寶總理簽署并發布了《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細則》，于4月1日起實施。

 

《條例》最大的突破是明確了民辦教育能否取得回報和合理回報的標準，在民辦教育20多年的發展中，能否取得“合理回報”一直是投資辦學者關注的熱點，而《條例》明確規定：民辦學校可以從辦學結余中取得合理回報。

 

筆者提出“國有民辦”文科高等教育模式是符合《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細則》，不能因為“國有民辦”要收費和取得一定的合理回報，就把它與“教育產業化”等同或掛鉤。民辦大學都是靠收費維持運轉，并取得一定回報，難道反對“教育產業化”就意味把所有的民辦大學取消或關閉？那種完全以追求最大限度盈利為目的辦學收費才是人人喊打的“教育產業化”。為何不可對供大于求的熱門文科專業采用“國有民辦”模式進行“教育產業化”的試點。

 

“國有民辦”文科專業一個最大成效是可以徹底解決學生培養成本算不清這一老大難問題，我們到市場上去買商品，誰也不會去算商品的成本是多少？利潤是多少？并以此作為買與不買的依據，因為根本算不清，也算不出來，自然誰也不會去算，只按市場價格購買即可。在商品供大于求，市場競爭激烈的今天，相信絕大多數商家不會把商品價格定得過高，否則就不會有人來買。學校收費也不例外，在大家紛紛要求高校合理計算和對外公布學生培養成本時，卻沒人要求民辦大學這樣做。因為民辦大學沒有財政撥款，完全靠學費維持生存發展，民辦大學不僅面臨著同行激烈競爭，也面臨著吃“皇糧”的高校的競爭，因此每所民辦大學都會精打細算，竭力降低成本，所制定的收費標準必須是多數家庭能承受，才會有學生來就讀，否則就只能倒閉破產。對家長來說，可以在眾多的民辦大學之間進行選擇，那家收費低就可選那家，如果家長覺得那家收費高，與其勞神地去指責這家民辦大學，倒不如花精力去選揮另一家收費更低更合理的民辦大學。正是這種市場競爭的壓力和機制使每所民辦大學收費相對合理。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人去批評和指責民辦大學高收費、亂收費。如真有民辦大學像普通高校那樣多收費、亂收費，那早就在市場優勝劣汰的競爭中被無情地淘汰。而高校沒有那家因多收費、亂收費而被市場淘汰，多收費、亂收費自然是屢禁不絕、屢禁不止。

 

既然各高校學生培養成本根本算不清、算不準確、算不合理，那么我們為什么非得去算呢？可否像斬斷“戈蒂恩結”那樣打破思維定勢，干脆不算呢？要真正有效抑制鮑恩所說并在國內普遍存在的高等學校教育成本最大化傾向，辦法只有一個，即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其碼功利性文科熱門專業可以這樣做。

 

筆者筆者在1月21日昆侖策“建議停止創辦全國首所金融大學，盡快籌辦三所重型機械學院”一文中提出所主張的清華大學有必要停辦哈佛版經濟管理學院，應讓其搬出清華園到校外“租房辦學”，以高收費來自主招生與自負盈虧，就是一種“國有民辦”辦學思路。

 

如果讓由工科類大學轉型而的綜合型高校重回工科主業(如重新創辦重型機械學院)，把其文科院系“剝離”出去，轉為按“國有民辦”的民辦大學模式運行，在文科高等教育引入市場競爭的機制，那么“國有民辦”文科專業就無法像過去一樣以多收費、亂收費方式向學生和家長轉嫁負擔，也必須像民辦大學那樣竭力降低和控制教育成本，使其收費標準在教育市場有競爭力和吸引力，否則就辦不下去。無論是教育主管部門，還是專家學者就根本沒有必要去費盡心機地計算根本算不清的大學生培養成本，這個看來解不開的“戈蒂恩結”就可迎刃而解。同時，文科專業轉為“國有民辦”運營后，國家投入大幅減少，由于其收入主要來自學費，其學費將大幅度提高，這既能抑制熱門文科專業報考過熱，又能使來自富裕家庭學生無法再享受“教育免費午餐”，使教育政策更加公平與公正，體現和諧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使有限教育資源發揮更大作用。

 

既然高校那幫有留美經歷且被美國謊言理論洗腦的經濟學教授們天天為市場經濟經濟與私有化“唱贊歌”，那就干脆以“國有民辦”方式將經濟學教授就職的經濟學院從體制內剝離出去，斷絕其“皇糧”來源，到市場經濟“大海”以自虧盈虧的方式去掙錢養活自己，親身實踐其大肆鼓吹經濟經濟與私有化理論，做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種感覺一定“很爽”！

 

十二與其費力去克服高考弊端不如釜底抽薪取消高考

 

近年來，社會各界對高考招生制度批評之聲不斷，也有不少人提出改革高考招生制度的建議。可問題在于高考弊端是高考帶來的，只要高考還存在，高考弊端就不可能徹底克服。雖然專家學者們有關高考改革建議在一定程度上有可取之處，但畢竟是揚湯止沸，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像“戈蒂恩結”既然用手解不開，我們為何非要用手去解？同理，既然高考弊端難以徹底克服，那么我們為什么非得花九牛二虎之力去克服呢？與同上面主張的“用算不清就干脆不算的國有民辦思路來破解戈蒂恩結難題”，可否像斬斷“戈蒂恩結”打破思維定勢，用“不克服”的思路來解決“難克服”的問題？釜底抽薪之舉是干脆取消文科高考，其碼畢業生嚴重供大于求的財經、藝術等熱門文科專業高考可率先取消，既然高考取消了，由高考導致的各種弊端也就如同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不復存在，那就不需要我們去費九牛二虎之力去克服文科高考端。

 

在現行辦學體制下，文科專業教育成本大頭是由國家承擔，學生以遠低于培養成本的低學費方式承擔小頭，這是種國家提供給學生的“免費教育午餐”，學生勇躍報考熱門文科在一定程度上是爭奪“免費教育午餐”。由于報考者遠多于錄取名額，只能通過高考方式來錄取。而在“國有民辦”的情況下，國家對熱門文科專業投入大大減少，高校熱門文科專業教育經費主要來自所收學費，學費標準大大提高，“免費教育午餐”不復存在，為爭搶“免費教育午餐”的報考者大大減少，錄取名額與報考人數將趨向平衡，對非重點高校，錄取名額會多于報考人數，這種情況通過高考來限制學生入學就毫無必要，完全可取消文科高考，對文科專業實行100%的“寬進”，誰要來讀，交了高學費都可以免試入學就讀。學生們就可以不再為考大學而死記硬背，埋頭于書山題海之中。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減輕學生負擔，推行素質教育。

 

教育部一再要求高校減招乃至停招一些低就業率專業，說到底是種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行政辦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與其用行政辦法，倒不如用“國有民辦”這種市場經濟方法，用優勝劣汰的市場經濟規律來淘汰不被市場所認可的專業與學校。

 

“國有民辦”文科專業一大特征是100%的“寬進”，但在“寬進”的同時，學生有自由退學的權力。如同消費者買到劣質商品可以退貨，學生不是到“國有民辦”文科專業來享受“免費教育午餐”，而是高學費的自費讀書，理應“買到”優質的教育質量。如果“國有民辦”文科專業教育質量不高，學生有自由退學的權力。反正文科專業都是免試交錢入學，學生完全可以找個教育質量好的其它的“國有民辦”文科專業乃至民辦大學，退學的學生多了就會砸學校的牌子，以后來交錢讀書的學生就會越來越少，學校就難以維持下去，直到被市場淘汰，這才對學校產生壓力和動力。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