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黎平：談談傳統奴性文化對人亡政息歷史規律的影響
點擊： 作者：張黎平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24-03-06 08:20:31
本文主要剖析傳統儒家文化中的奴性文化。要講清這一問題，必須從中國傳統文化這一大概念談起。中國傳統文化，實際上主要是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所謂正統文化。自漢武帝劉徹遵循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兩千多年來，儒家文化一直占據著中華傳統文化的統治地位。誠然，學界有人強調：這種后來獨尊的儒術，并非完全是孔子原創儒術的本意。但不管怎么說，總是打著孔老夫子旗號的，按理應該與老夫子的藍本不差上下。盡管在民族文化發展過程中，也融合了其他文化，特別是道家文化與佛家文化，但根據邏輯推理，既然打著儒家的旗號，就必定是與儒家原創文化相互補的被融合，而相排斥的卻應該被拋棄。特別是佛家文化，由于其既是外來文化，又有著“出家教”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許多清規戒律是違反人性本能的，所被融合的應該較少。為此，筆者在文中所談的中國傳統文化，特指兩千多年來統治中華文化、并在今天仍然被極力推崇的這種被融合后的儒家文化，且主要解剖其中的奴性傾向。
提起儒家文化，可能會引來一些儒學大師們的敏感。筆者承認自己確實對儒家文化沒有多少深入研究，也承認儒家文化中確實有許多瑰寶彌足珍貴。按照從毛主席到習總書記一以貫之所強調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原則，在對儒家文化進行革命性改造的基礎上，有選擇地弘揚其中的“精華”，是完全應該的。但從一個時期以來的實際傾向看，似乎并不是這樣，而是照本宣科、全盤復古，精華糟粕一齊上，有時甚至是取其糟粕、去其精華。
為此，自多年前有關媒體開始大力推崇儒家文化起，有一個疑問就一直在筆者心頭縈繞，即從明末清初的李贄、顧炎武等人，到陳獨秀、李大釗等掀起的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到魯迅，到毛澤東，為什么一直會對儒家文化提出不少質疑和批判？盡管在那些儒學大師們面前，筆者確實是才疏學淺，但這么多的著名大人物，總不會比這些大師們差多少吧？因此，這也就增加了自己對儒家文化尤其是其中奴性文化傾向進行反思的某些底氣。
因筆者長期致力于反腐倡廉理論政策方面的研究與思考，因此，這種反思自然是從腐敗的形成、發展及其人亡政息歷史規律的探析角度出發的。正是為了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要求的那樣“找到傳統文化和現代生活的連接點”，文中所剖析傳統奴性文化之糟粕，旨在激濁揚清，絕無反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正當弘揚之意。
說起來，儒家文化的祖師爺孔老夫子這位圣人也確實夠悲催的，幾千年來，老夫子一直像坐過山車那樣，要么被推向神壇，要么被打入地獄。但縱觀中國歷史卻似乎有一個規律可循，即被剝削者要起來革命時，就打起反孔的旗幟；當統治階級需要穩固政權或者是出現政權危機時，就開始推崇尊孔。也有一種觀點認為，守成派需要尊孔，而創新派需要反孔，筆者認為也不無道理。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與傳統儒家文化中所包涵的奴性文化本質特征分不開的。今天我們傳承發揚儒家文化的優秀成果，則應該將這種奴性文化糟粕識別出來并剔除出去。
當年孔子創立儒家學術，其本質核心就是“克己復禮”，即主張恢復周禮，維護周王室的宗法制。圍繞這一本質核心，董仲舒又歸納出“三綱五常”的倫理哲學，與孔子所創立的“中庸之道”的處事哲學相配套，成為儒家文化的兩大支柱，以用來固化社會靈魂，作為“克己復禮”的實現方式。
“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即仁、義、禮、智、信。從字面上看，這些都是維護正常社會管理秩序、保證和諧社會之必須，也許能忽悠很大一部分人。但從本質上分析，就是要求維護和盲從封建的等級制度和專制制度。因為只有維護住等級制度和專制制度，民眾才能服從官員的管理，社會才可能得以茍延。為此，連備受不少人尊崇的晚清著名政治家、理學家曾國藩也勸世道：“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見百度百科“三綱五常”詞條）。”這段話說徹了，就是作為下位者，不要管上位者的道德和品行怎么樣，你自己做到“絕對忠誠”就夠了。這也許正是歷代統治者之所以要把“三綱五常”奉為神明的主要原因。
而“中庸之道”，在儒學大興的今天，網上的解釋都是溢美之詞，其實質不外乎主張做事“不偏不倚，無過之而無不及也”。盡管“中庸”用在治國理政的方寸把握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沒有側重點的“中庸”是沒有意義的，在現實中也不存在。特別是“中庸”用在為人處世上，往往就是讓人善于守拙、絕不出頭，當然也不要落尾，凡事先觀望等待，看風向左右搖擺，做一個審時度勢的騎墻派。這是典型的胸無大志的機會主義者思維，是對國人血性的的奴化。
一方面要維護等級制度，并教導下位者特別是老百姓對朝廷、對官員要絕對忠誠，一方面又誘導百姓善于守拙，絕不當頭，這就是儒家文化的實質所在，也是歷代統治者極力推崇儒家文化的根本原因所在。而殊不知，這是一種極大的社會腐蝕劑。這種觀念的灌輸和固化，必然熏陶出社會特別是底層百姓的思維邏輯：作為下位者，就應該無條件地服從上位者的管理，讓上位者去“代表”你的一切，不管這種“代表”是不是符合你的利益和意愿，你都要表現出誠惶誠恐，心銳誠服，千萬不要拋頭露面，別出心裁地對這種“代表”表現出質疑甚至不滿，否則，一定會槍打出頭鳥，讓出頭的椽子先爛......為此，魯迅先生曾不止一次地憤慨指出：孔孟之道是“割頭不覺死”的“軟刀子”，是帝國主義用來“滅中國”的武器之一；是搞“愚民政策”；其政治目的，就是對內是搞倒退、復辟，對外搞投降、賣國。而先生深惡痛絕的國人“奴性”，正是通過這些理念的不斷灌輸而培育起來的。
有學者通過魯迅先生《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小說和雜文，總結出先生刻化的國人奴性的十大表現形式：一是幸災樂禍的看客心理；二是以當奴才為榮的心理；三是沒有反抗精神；四是迂腐；五是自欺欺人；六是欺軟怕硬；七是麻木冷血；八是從眾心理；九是生性多疑；十是不講誠信。
從監督的角度而言，這種奴性文化的主要功能，就是塑造了國人普遍的“活人心態”。這種“活人心態”的主要表現：在黨內，正像毛主席在《反對自由主義》中所例舉的那樣：取消思想斗爭，主張無原則的和平，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使腐朽庸俗的作風盛行。其實質還是小資產階級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第一”，這必然嚴重地渙散著黨的組織，松懈著黨的紀律，是極端消極的東西，客觀上起到了援助邪惡的作用。在社會事務中，只要不涉及自己重大的切身利益，只要互相間矛盾還沒有達到“白熱化”程度，只要還沒有被逼到懸崖邊上，面對邪惡特別是權勢的邪惡，總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但這種是非不分，卻受到現代社會不少人的追捧，這樣的人被稱之為“情商高”、“城府深”、“性情中人”。這方面筆者在紀檢監察機關工作期間感受頗深，有不少人平時對社會上的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慷慨激昂，表現出滿腔正義，但如果某個案件查處中，明知其是知情人，需要出具相關證據時，就表現得畏畏縮縮，不肯說實話，講實情。用私下里的話來講就是“咱不做那些不活人的事”。即使是事關自己的切身利益，只要所涉及的是群體性利益，也是不到萬不得已自己絕不去拋頭露面，而是觀望等待，希冀有人來出頭鬧事。大多數人都抱著同一種想法，誰也不愿意去主動出頭，最后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種群體利益被一步步地盤剝，直到連骨頭渣子都一點不剩時，許多人才開始互相抱怨，共同詛咒。我國許多中小型國有企業由利稅大戶走向破產重組，就與這種心態的普遍存在有著極大關系。這種“狼從門前過，盡量不傷人”的心態，在民間就被稱作為“活人心態”。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腐敗的本質是權力濫用”。在私有制度和私有觀念支配下的人性，具有貪婪的天然缺陷，社會差別則是激發這種貪婪缺陷的巨大動力。要使權力濫用得到遏制，扎緊籬笆，健全制度及其機制體制固然重要，而依靠主動的、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強有力的監督更為重要，否則，任何制度及機制體制，都如同墻上畫虎，成為一種中看不中用的裝飾。
在毛澤東時代，由于人民群眾主人翁地位得以發揮，更由于在法律上賦予人民群眾強大的監督權力和監督手段以及其他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那個年代老百姓對權力的監督，似“主人”對“仆人”的監督，而絕無奴性心態。這種監督是主動的、鋪天蓋地的、不容私情的、出于公心而較少摻雜個人恩怨的。這種強大而廣泛的群眾監督，之所以能對權力濫用形成有效制約，是因為人民群眾本身就是腐敗最大的、最直接的受害者，因此，他們最具有監督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更具有廣泛性。這是毛主席與黃炎培先生在延安“窯洞對”中提出的偉大思想在執政以后的成功實踐。對于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來講，這種在人民群眾中尋求監督根本動力源并充分利用這一巨大監督資源的思路，是十分英明和完全必須的。但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情況卻發生了變化。
首先，人民群眾主人翁地位在逐步消解。隨著農村集體經濟的瓦解和隨之而來城市工人階級由領導階級變為雇傭勞動者，后來又變為勞動力市場的商品，工農群眾失去了有效的組織，成為四處漂泊的“打工仔”，再次回到百年前的一盤散沙狀態。此時的工農群眾，猶如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中期研究法國農民階級后得出結論那樣：“他們（已經）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而“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693頁）當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群眾連自己都需要別人去“代表”的情況下，對權力濫用的監督就可想而知，更談不到有效抗衡。
其次，以職級掛鉤為特征的工資制度改革以及與職級相聯系的公務消費、福利待遇等，使等級制度進一步固化。級別不僅意味著收入差距，更意味著光宗耀祖，意味著權力大小、意味著社會地位、意味著社會資源，也意味著人格尊嚴......等級制度的固化，必然導致“官本位”越來越甚，官員唯我獨尊的意識越來越強化。百姓對官員再也找不到“主人”對“仆人”的感覺，有的只是敬仰、羨慕和某種程度的畏懼。
其三，各種“負責制”在強化責任的同時，不僅嚴重削弱了黨的集體領導，更使專制主義死灰復燃。行政首長和廠長經理掌握著下屬的工種崗位、職務職稱、收入多少、升遷去留等，也就控制了下屬及其家庭的前途和命運、今天和明天。在提高工作效率的旗幟下，更同時助長了獨斷專行，每時每刻都在奴化著下位者的靈魂。
其四，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體制中，當群眾監督這一監督的根本動力源被弱化后，體制內的其他各種監督，也在整體氛圍對權力極大寬容的大勢下，審時度勢地虛化、形式化。對一些“打擦邊球”的違規行為視而不見，對一些比較嚴重或明顯的違規行為，也在上級領導“改革允許試錯”的說教下，不得不放棄追究，從而導致體制內的各種監督普遍出現“上級監督鞭長莫及，同級監督軟弱無力，輿論監督關卡太多，群眾監督渠道太少”的態勢。
其五，逐步加大了對人民群眾“腐敗耐受力”的洗腦。長期以來，各級講壇甚至在領導的講話中，有一句令人耳熟能詳的話：“打開窗戶，新鮮空氣進來的同時，蒼蠅也就自然會飛進來”，成為越來越嚴重腐敗現象的“勸世通言”。好像這些專家或領導們，從來不懂得“打開窗戶是可以安紗窗的”。
監督與被監督，從來就像動力機車的動力系統和剎車系統那樣，必須互相匹配，否則，最終會導致車毀人亡。而上述一系列情況表明，一方面作為“剎車系統”即監督方的人民群眾和體制內各監督部門，力量越來越弱；另一方面，作為“動力系統”即被監督方的權力，卻被捧得越來越高，力量越來越強，因此，腐敗愈演愈烈也就難以避免。
孔老夫子曾講：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老夫子的這句名言是無比正確的！腐敗畢竟是見不得陽光的，而人一旦走向腐敗之路總是會做賊心虛，因此也就不敢理直氣壯地堅持原則，管理下屬。為此，腐敗者的治下，大多必然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腐敗分子越多，這樣的情況就越普遍。當社會很大一部分權力指揮系統就這樣失靈后，社會各種矛盾必然日益增多，有時甚至會集中爆發。
但這些似乎還沒有讓一些人警覺。傳統儒家文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共和國的大地上再次大力興起，但不管儒家文化講得如何美妙，其中的“三綱五常”和“中庸之道”等內容總是回避不過的，而這些內容中的奴性文化實質也不會改變。那種良莠不分的宣傳，無異于在教化社會，要承認等級制度，承受專制主義，不當出頭鳥，更“不折騰”，回歸到“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官員貪與腐”的老路上去。如果指望以此來緩和現實中的黨群矛盾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顯然是消極的、于事無補的，反而危害極大。
須知，貪欲是會成癮的。貪欲的閘門一旦放開，就會像脫韁的野馬，肆無忌憚地橫沖直闖。漸漸地不少人感到，隨著傳統奴性文化的越來越普及和深入人心，官員貪腐的環境更是越來越寬松。如果說過去的貪腐只是暢行無阻的話，奴性文化大興之后的貪腐，就是有不少“以當奴才為榮”的人主動地去為權力的貪腐助紂為虐。這些都進一步激發著貪官貪腐的動力越來越足，膽子越來越大，貪腐的數額也就越來越多。改革開放初期，盡管黨風和社會風氣已經開始敗壞，但也僅僅限于年節期間下級對上級偷偷摸摸的禮節性“孝敬”；上級到下級檢查指導工作或下級到上級辦事，也僅僅限于送點土特產品等。但到后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利益的巨大，這些已經遠遠難以滿足不少官員逐漸撐大的胃口，見面必送禮，辦事必收錢，甚至敲詐勒索、索賄受賄在官場已經成為盡人皆知的“秘密”。十萬八萬也已經拿不出手，成百上千萬以至上億元的也屢見不鮮。
貪欲更是會傳染的。看到大官大貪后，小官也必然去爭相效仿。既然有權力的能利用權力去貪，那沒有權力的人也可以去設法制造權力。于是，各部門七花八樣的辦事前置條件也就紛紛出籠。不否認有些前置條件是客觀必須的，但某些前置條件卻是一些部門出于各自利益和權力擴張而制定的，有的就是辦事人員自行設定的。在基層，常常出現辦同一件事，不同的辦事員對不同的辦事對象提出不同前置條件的情況（這一情況至今仍然嚴重存在）。特別是由于部門之間各自為政，部門與部門之間的許多前置條件又常常互相矛盾，出現“政策打架”的情況，因此，幾乎沒有人、沒有一個企業能完全達到條件。但這些部門要的就是這種效果，輕易能達到的條件就不叫“條件”。達不到“條件”你就得求人，求人就不僅能擴大辦事人的人脈資源和權力資源，而且求人沒有白求的，就得請客送禮補人情，部門的“吃拿卡要”就是這樣盛行起來的。這種“熟人辦事制度”里邊所隱含的也同樣是奴性文化所主張的宗法制度原則。此時老百姓只能叫苦連天，甚至不得不發出“不怕黑社會，就怕社會黑，黑社會我們有的躲，社會黑我們沒法躲”的感嘆與吶喊！
而更讓老百姓欲哭無淚的卻在權力與資本的聯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包括土地在內的各種社會資源及其社會公共福利事業是最豐盛的蛋糕，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其必然緊盯。而要吃到蛋糕，離不開權力與輿論的緊密配合，權力可以讓你吃得滿嘴流油，輿論可以讓你吃得名正言順。于是，在權力和知識奴才們的配合下，各種資源在“發展地方經濟”“有水快流”的幌子下被廉價批賣；老百姓的住房和承包的土地，在“推進城鎮化”和“美化城市建設”等口號下被強拆強征；無數鄉鎮企業及中小型國有企業在“激發企業活力”的理論忽悠下走向破產重組，最終被“改革家”或私人資本廉價收購；而涉及更大群體的上學、醫療、住房、養老以及不同身份下工資收入懸殊等政策，在“改革”的旗號下和知識奴才們的精心設計下，也堂而皇之地成為剝奪弱勢群體的“利刃”；甚至威脅公眾健康和國家安全的事情，也不顧有關專家呼吁與社會強烈反對而被冠冕堂皇推出；而完全失去人格、不惜出賣國格、死心塌地為外國主子效力的官員也不在少數......老百姓此時才仿佛從迷霧中走出，一些人也才意識到“活人心態”帶來的嚴重社會惡果，才感覺到奴性文化這把“割頭不覺死”的“軟刀子”的可怕與可惡，但一切為時已晚。
此時，不少人不得不屈從于權勢，為了順利辦好自己該辦的事而去求人、去行賄。于是乎，一種十分奇特的現象便由此而誕生：一方面人人罵社會腐敗，另一方面為了自己辦事方便又不得不去送禮行賄，為腐敗添磚加瓦；一方面對腐敗深惡痛絕，另一方面又從心底里羨腐，希望自己的子女或親屬能有機會進入公權力部門，有機會去升官發財——公務員招考競爭比博士考試競爭都激烈，買官賣官普遍興起就是例證......在這種情況下，底層社會最終必然會失去道德人倫底線，“笑貧不笑娼”登峰造極，連身體、青春、良心都可以買賣，而有毒食品、假藥、假貨等普遍泛濫，各種詐騙防不勝防等等，也就不足為奇了。
總之，縱觀傳統奴性文化，其實質就是通過不斷愚民，來扼殺民間智慧，阻礙社會進步。當大量的民眾思維被這種奴性觀念固化后，必然束縛其頭腦和力量，全社會的智力水平也必將大幅度降低。這種官強民弱的社會格局一經形成，雖然從現象上看實現了一種內部的短期平衡，似乎有利于社會暫時的穩定及和諧，但這種平衡是異常脆弱的，一旦遇到外部競爭，其缺陷就會明顯暴露。宋代弱民，被元所滅；元代愚民，被明所滅；明代愚民，被清所滅；清代愚民，在近代史上受盡列強的欺侮和凌辱，就是這種暫短平衡的最終結果。
1. 奴性文化的推崇，必然會孕育出大批奴才。在中國歷史上，由于奴性文化的不斷熏陶，奴才精神經過兩千多年的歷史繁衍，到清代發展到鼎盛時期，出現了奴才跪奏、諂媚之詞充斥朝廷奏折，人人以爭當奴才為耀的宮廷現象和官場現象。這就必然導致正直的士大夫和官員廉恥觀念和傲氣被越來越疏遠，國人的血性被逐步蕩滌，清官更是天下難尋，“也由此而打造出一個奴性十足的奴隸民族”（魯迅語），中華民族就是如此而進入百年屈辱年代的。
但在社會已經進入信息化的今天，一些人似乎很善于健忘，并沒有接受這些深刻的歷史教訓，仍然試圖重蹈覆轍。當“三綱五常”和“中庸之道”逐漸浸入國人的骨髓之后，不少先天缺鈣的人脊梁就漸漸變得彎曲起來，膝蓋也就軟了下來，似乎不做奴才就對不起自己的人生。這樣的奴才，不僅在下層遍布市井小巷，機關廠礦，更可惡的是在上層出現了許多“知識型奴才”。這些奴才們的共同特征是：完全處在依附地位，失去了自己獨立的人格和立場，把自己變為一種“軟體蟲”式的動物。其表現：一是對上司竭盡點頭哈腰，獻媚取寵，而對下特別是普通百姓，卻是橫眉冷對，兇神惡煞，自己失去人格尊嚴就以為天下人盡皆沒有了人格尊嚴，自己做奴才就認為天下人都愛做奴才。許多社會矛盾的激化，正是由于這些抬轎子的奴才們誤判后的肆意妄為才導致的。二是對上司想到的做到了，對上司沒有想到的也要做到。但這種做到，絕對不是指工作和事業，而是指金錢、生活以至私欲等方面的滿足。有的奴才們不僅失去了基本原則，而且為了討好主子完全失去了人格和道德底線。三是唯權力是從，只要權力說話，就好好好、是是是，從不知道自己也有頭腦，更不知道自己還有靈魂。常常是為了迎合權力的胃口睜眼說瞎話，對百姓的苦難視而不見，對社會的矛盾聽而不聞，只懂得報喜不報憂，為主子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四是甘做幫兇，或顛倒事實，或“強迫遺忘”，即使是主子在吃人宴席上灑下的血跡，也被涂抹得一干二凈。而幫助主子貪腐，更是小菜一碟......當然，奴才的表現還有多種多樣，這里就不一一例舉。
相對于許多“行動型奴才”，一些“知識型奴才”更令人難以容忍，危害性也更大。這些“知識型奴才”除有上述所舉的奴才的共同特征外，更可惡的是唯資本利益是從，或唯外國主子的好惡是從。他們內心深處沒有始終堅守如一的信念，也沒有原則和意志，只是根據主子的需要，變換著用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今天這樣，明天那樣，前后矛盾，自打嘴巴，連臉都不會紅。這些“知識型奴才”，既有各種“磚家”“叫獸”，也有各種所謂的文學家、藝術家等。這類人無異于魯迅先生所指的“才子加流氓”。盡管他們看起來粉絲無數、煞是風光，但實際上已經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獨立性，骨子里還是依附型人格，恰恰沒有自己的主體性，因此仍然不過是奴才相罷了。也許他們內心深處也知道自己已經失去了人格，但為了得寵，為了討得半碗殘羹剩飯，不得不彎下自己的脊梁，去為資本和外國主子效力。
但這類人的社會危害卻不敢小覷，他們的胡說八道，常常在誤導著大眾，影響著社會，特別是對于信息不對稱或不善于思考的某些公眾以及缺少社會經驗的青少年來講，很具有蠱惑力。一些歷史虛無者的奴才們，甘愿做西方主子“和平演變”我國青年一代的代理人，主子給戴了一頂破紗帽就覺著自己很了不起，或無視歷史，滿口荒唐；或抓住一點，不及其余；或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或捏造事實，抹黑民族，攻擊人民領袖，侮辱革命英雄，丑化偉大祖國，否定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正確性，否定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取得的巨大成就......一些被資本豢養的知識奴才們，不僅在煞費心思地鼓吹著剝削有理、剝削有功，而且在一步步地精心設計著怎么樣才能把民眾的口袋掏光還要讓其“感恩戴德”......而一些儒學大師們，卻在不遺余力地奴化著年輕人，引導年輕人“學會人情皆學問”，學會對權勢屈從，對原則放棄；或不要冒進，茍且偷生；或安于現狀，聽任命運......漸漸地，不少年輕人失去了理想和信仰，有的沒有了社會責任感，更沒有家國情懷；有的沒有了道德底線，只以利益為軸心；有的失去了奮斗意志，干脆躺平；有的沉湎于追星，迷醉著“娘炮”，失去了民族應有的血性，等等。總之，這些知識奴才們不僅擾亂社會視聽，誤導社會思維，導致新的社會矛盾不斷出現，而且更嚴峻的是通過自己的所謂“影響力”，為社會傳輸著低級趣味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將年輕一代引向歧路。若對此不高度重視、及時清除，必將給未來的民族復興留下巨大隱患。
2. 買官賣官的猖獗，必然對正當的執政權力提出挑戰。縱觀我國兩千多年的歷史，可以說是開明盛世少，昏暗歲月多，大多數年代無不都是貪腐橫行、民不聊生。正像著名史學家吳晗曾經指出的那樣：中國的貪污與歷史同壽。當代學者王亞南先生也曾指出：“一部二十四史，實為一部貪污史”。
而甄別歷史，我們也會發現，搜刮民財等經濟貪腐行為總是與買官賣官結伴而行的，這不僅是出于腐敗者攫取財富的需要，更是由于腐敗的特性所決定。
首先，腐敗一旦開始泛濫，權力就成為最好的投資項目。不管腐敗者貪腐的錢財來自于哪里，實際上最終都是民脂民膏，是強勢者通過權力對弱勢者的各種剝奪。而只有升官，才能掌權，才能發財。“三年清知府”還有“十萬雪花銀”呢，何況有買官心思的人從來就不準備當“清知府”。因此，買官是一本萬利的買賣，是體制內最賺錢的投資項目，這決定了許多人會對買官趨之若鶩，在買官的道路上爭先恐后地競相賽跑。既然有買方，必定就會有賣方，買官賣官的市場上就必然會車水馬龍。
其次，狼狽難以分離，貪腐者最需要奴才的配合。盡管腐敗是見不得人的事，但又常常非一人所能夠實現，必須得有人密切配合才能完成腐敗的全部流程。這是進入新世紀儒學大興之后，許多案件由過去的單人作案變為窩案、串案（高層結論）的重要原因所在。而這些腐敗分子的配合者，正是儒家文化塑造出的合格的“奴才型人才”：對權勢無原則屈從，對上司無限效忠，巧言令色，不乏機靈，會看領導眼色行事。而這些人之所以能成為領導的心腹，或成為重要崗位上的把門人，一般而言大多與貪腐成性的領導之間在經濟交往上清廉不到那里去，而“敲門磚”也常常足以讓領導心動。正因為如此，才一步步得到領導的信任，也才敢把“隱秘”的事交給這些奴才們去辦。
而這些奴才們之所以敢于冒著一定的風險去配合主子完成腐敗流程，就在于自己想通過此來獲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就像老百姓曾經戲言的那樣：“跟著領導做一百件好事，不如跟上做一件壞事；只要跟著領導做過一件壞事，就有一百件好事等著你”。當然，此“好事”非彼“好事”也。因此，這些人在腐敗的主子面前常常如魚得水，在官場上混得風生水起，屬于仕途上進步最快的一類人。
再次，是保護既得腐敗利益和獲取未來更大利益的需要。做賊畢竟是會心虛的，當一個地方或單位買官賣官成風以后，賣官者為了保護自己賣官的隱私，必然會與買官者結成一定的利益同盟，官場的“圈子文化”就是如此而逐漸興起的。當不同的賣主與不同買主結成一個個不同的“圈子”后，雖然有時為了分得“官位”這個“贓物”，不同“圈子”之間也會產生一定的抵牾，但更多情況下是心照不宣的互相妥協。各種“圈子”就是在這種摩擦過程中互相適應，互相融合，互相交叉以至互相聯盟的。這種“圈子聯盟”一旦形成，不僅基本壟斷了“官員市場”，而且足以與正常的執政權力抗衡。有時，上級為了打破這種壟斷，改善某些地方的用人狀況，也會“空降”一些干部擔任地方主要領導。但由于這些地方勢力的根深蒂固、過于強大，“空降干部”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是想干事而干不成事。而在干部考核評價制度還不健全、基本上是以“民意”為主評價干部的情況下，這些“圈子”里的人特別是核心人物，往往被評價為“最優秀”的領導。如此，買官賣官者不僅保住了已有的既得利益，而且一旦有機會，還會被優先推薦到更高的位置，為獲取更大的利益奠定基礎。更有一種“除害式提拔”的特別情況：即上級組織或本級主要領導為了平息地方或單位的某些矛盾或平衡某種力量，有利于削弱某些山頭，將一些明知不符合提拔條件的“占山為王”的“禍害”或“刺頭”，推薦提拔到更上一級領導崗位上。黨的十八大以后查處的許多腐敗分子，有不少正是這樣一路腐而一路飆升起來的。
3. 奴性文化統治下的官場，沒有為人民謀利益的改革創新者的生存環境。一方面，奴性文化從本質上講，是唯上是尊、為統治階級服務，奉行的是“崇上”原則，不可能培養出敢于為人民說話、真正為人民謀利益的改革創新者，只可能假“改革”之名，為少數人謀利益。另一方面，改革創新是與奴性文化的“中庸”本質內涵相抵牾的。奴性文化處世哲學所提倡的“中庸之道”，就在于培養人不偏不倚的騎墻意識，這必然誘導出官吏普遍的不思進取和唯求自保。而改革創新是要改變當前不合理的規則規章及其機制體制，創造新的規則規章及機制體制，這必然傷害到一些權勢者的既得利益，遭到他們從心底里的反感和反對。在中國歷史上，許多改革者的最終下場是悲慘的。改革創新的實質就是通過利益的再分配和再調整，改變社會政治結構或經濟結構以及運行方式，使社會發展更加順當。與現代某些改革所不同的是，我國歷史上的所有改革，均是通過限制或剝奪強勢群體的已有利益或未來既得利益，而分勻給弱勢群體，從而緩和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維護王朝的茍延。而這些強勢群體，很大一部分是當朝官僚，他們必然會聯合起來奮力反抗抵觸。即使是有開明的君主開始時支持這些改革者，但每遇君主更迭或者是當朝君主抵擋不住鋪天蓋地的權臣讒言，為了平息矛盾，維護政局穩定，有時也不得不將這些改革者推向祭壇。正因為如此，才有了商鞅變法使秦國強盛，最終尸身遭車裂之刑；王安石熙寧變法富國強兵，遭讒言圍剿郁然而死；張居正推行萬歷新政，被抄家滅子撤銷官爵封號；范仲淹推行慶歷革新，終被流放江湖之遠；司馬直不愿同流合污，只能留下抨擊遺書以死明志；戊戌六君子試圖變法維新，最后血染法場身首異處......這些情況，不僅發生在古人身上，在現代社會中也同樣，其實質取決于新舊勢力的政治較量結果。而在奴性文化統治下，真正為人民的改革創新者往往處于弱勢，甚至被排擠打擊出局。這也致使某些不合理的體制政策失去及時糾偏的機會，對執政能力的危害也就可想而知。
綜上所述，傳統奴性文化孕育了大批奴才以及買官賣官的猖獗，必然侵占大量正直的有識之士者應有的躍升空間。盡管一些地方和部門，領導出于自己政績創造的需要，或者為了維持面上平衡，也會提拔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才，但這些人很難進入權力的核心。在奴性文化熏陶下，“木秀于林、風必摧之，行高于眾、人必非之”的官場鐵律，決定了這部分人必然受到各方面的排擠和孤立，導致生存環境不佳甚至下場可悲。在“武大郎開店”的規則下，這些人更難得到進一步的提升。久而久之，這部分人中的不少人也懂得了收斂，對工作、對事業不再那么專注和熱心，只能與其他人一樣去“混”官場。為此，多年前高層一直強調“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是有極大現實針對性的。只是不知是否有人系統反思過，這種局面的形成，改開后奴性文化的蓬勃興起是否“功不可沒”？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研究我國反腐倡廉歷史，了解我國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國歷史上反腐倡廉的成敗得失，可以給人以深刻啟迪，有利于我們運用歷史智慧推進反腐倡廉建設。總書記的指示，既給我們提出了任務，又為我們指明了方向。要跳出歷史周期率，必須系統總結歷史上反腐倡廉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發掘汲取我國傳統廉政文化之精華，批判摒棄傳統奴性文化之糟粕，從人民根本利益出發，筑牢反腐防變的思想文化基礎和制度機制體系。筆者認為，在當前要特別注重做好以下兩點：
1. 維護社會的基本公平正義是防止歷史周期率重演的重要之策。縱觀中國歷史無數次動蕩及其周期率的循環上演，許多情況下，其帶頭人并不是因為貧窮和饑餓，而是因為社會不公和失去正義。喊出“我花開后百花殺”的黃巢和發出“等我親自來開科取士吧”的洪秀全，被逼上梁山的許多英雄好漢，都是利用了社會的貧富不均和不公道而舉義。老百姓有一句俗話：“罪好受，氣難受”，生活艱辛大多數人都不會感到絕望，但遭遇不公卻會引來不少人的殺心頓起。在腐敗橫行的狀態下，絕無政治清明可言；在社會財富懸殊的情況下，更難有遇到紛爭后的公平可言。當腐敗橫行，社會的整體運作紊亂后，受害最重的自然是習慣于逆來順受的老百姓。盡管面對權勢和奴性文化的長期教化，他們不習慣也不敢反抗，但并不意味著他們心中沒有怨氣。而人的忍耐總是有限度的，當相當多的一部分人心中時常憋著一肚子氣時，或者因某種偶發事件一退再退被逼到懸崖邊上時，遇到有人振臂高呼，大家就會一呼百應，歷史周期率的活劇也就開始上演。
因此，我們必須接受這些歷史教訓，在持續加大反腐敗及正風肅紀力度的基礎上，首先是在繼續做大蛋糕的同時，更要注重分好蛋糕，盡極大可能縮小貧富收入差距；其次是要結合全黨興起的調查研究之風和開展的黨內自我革命教育的契機，十分注重調整和修正政策所導致的社會不公，對因政策不公而非因個人努力所導致的住房、醫療、養老、上學、就業以及不同類型公職人員的退休金等方面的問題，拿出實質性的解決措施；再次是最起碼在新提拔的各級干部中，試行個人情況及財產情況申報公示制度，防止新的腐敗分子一路腐一路升的情況再次發生；最后是要嚴厲打擊、公開處理那些制造新的社會不公特別是司法不公的“典范”，以儆效尤。只有如此，才能極大地減少社會矛盾，消除社會戾氣，防止新的社會動蕩的發生。
2. 總結和弘揚傳統文化中的“廉政文化”，大樹特樹清官典型。在我國歷史上，清官一直是處于弱勢地位的老百姓對政權的最后一線希望。盡管在我國漫長的歷史中，明君和清官的出現頻率實在低得可憐，但總還是有一些清官脫穎而出：魏征的“犯顏直諫”、包拯的“秉公執法”、范仲淹的“剛正不阿”、司馬光的“直言正論”、海瑞的“兩袖清風”、于成龍的“鐵面無私”、張養浩的“寧屈官宦，不曲小民”等等……這些古代清官們所展示出來的高潔品行，組合成豐富多彩的“清官文化”，成為中華民族魂魄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清官”是封建人治社會下的產物，具有著歷史和時代的局限，“清官情結”也仍然是依附型政治人格和依附型文化崇拜，但在今天，我們仍然有總結和弘揚這種“清官文化”的必要性。總結他們的特點，最突出的就是普遍具有高尚的家國情懷，將個人的“官行”與國家、民族、百姓緊密聯系起來，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鄭板橋的“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包拯的“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及其所立家訓中提出的“不從吾志，非吾子吾孫也”等；于謙的“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狄仁杰遵老子所言的“ 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海瑞斷案中“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于成龍的“不以溫飽為志，勿昧天理良心”及“為民上者，務須躬先儉仆”等。總之，盡管這些清官做官不只是為了榮譽和名聲，但他們卻非常注重榮譽和名聲，他們普遍具有正氣、勤政、諫諍、遵法、愛才、律己和嚴于家教的特點以及對待財富清廉，對待工作清明，面對壓力清正的品格，他們將做人和做官融為一體、貫通一片，在做人過程中完成做官的責任和義務，在做官過程中完成做人的本性和尊嚴。我們應該在總結這些清官的特點的基礎上，大力開展“清官文化”教育，同時，理直氣壯地大樹特樹像5年揪出87個貪官的湖北省巴東縣原縣委書記陳行甲這樣的典型，才能逐步蕩滌官場“貪瀆文化”的污泥濁水，給人民群眾以新的希望。當然，更重要的還在于在文化彼岸上，讓官員普遍確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和堅定共產主義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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