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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起在河邊公園鍛煉，面對的都是從各種不同崗位退休的老頭老太。小區為城邊新建，因此小區及其附近其他小區內，有很大一部分是從周邊各縣移居到市區或者跟著兒女來養老的。似乎從小就受“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教導的影響，這一代人不管是文化高的還是低的，不管是從黨政機關退休的還是從破產企業退下的，不管是當過領導干部的還是普通工人職員或者農民，對政治、政策、時事等特別感興趣，議論也最多。由于沒有體制內的約束，說話也就少了許多顧忌。在當前社會嚴重不公，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在基層嚴重存在的情況下，這群人議論最多的，自然是對種種不正常現象的猜疑以及部門行業不正之風、辦事難及其普遍的吃拿卡要、官員腐敗、社會丑惡等等。

不知從何時起，他們的議題集中到退休養老金的不公平上來，幾乎每天都有人提起。由于來自于不同地方不同層次，因此各種情況也就越積越多，人們的抱怨情緒自然也就越來越大。作為從公務員崗位退下來的一名正縣級干部，雖然自己也從以前的同僚及其下屬與自己退休金的比較中感受到這種不公，但不管怎么說，自己還是相對受益者，也是大伙羨慕的對象。因此，不便多說什么，只能靜靜地聽著各種不同的反映和理由。

原本以為這種抱怨只是存在于中下層特別是從縣級破產企業退下來的一般人員，畢竟幾百元上千元甚至幾千元的差距，對他們生活品質的影響很大。未想到，這種抱怨，在不存在生活憂慮的老干部中也同樣存在。前不久，得知兩位退休的老領導從外地回到家鄉，便聯系過去的有關同事，與老領導們一起聚聚。在座的既有兩位老領導，也有剛退休的幾位同事。話題是由一位老領導談到他回鄉后看望自己初參加工作時的一位老書記引起的。

老領導所述的這位老書記，在1970年前就是公社（鄉鎮）革委會主任、書記，后又一直在縣直單位正科級崗位上工作，1999年底退休時，所在單位的性質由行政局變為企業性質。看到這位老書記家中遠遠落后于時代的陳設，二人的話題自然逐漸由生活關懷轉到退休后的退休金待遇上來。誰知這位老書記一提起就來氣：“我當了三十多年正科級干部，退休金才每月4000多元。而我當公社書記時的通訊員，最后也是從正科級崗位上退休下來，退休時給了個副調研員待遇，退休金比我的能多近一倍。現在人越來越老，毛病越來越多，醫藥費又不能全部報銷，就這點錢，連吃藥補貼都不夠，不要說生活了。不怕你笑話，我現在連一分錢的存款都沒有。要不是孩子們接濟，飯都吃不開。不知道國家老干部政策的陽光，什么時候能照到我們這些垂暮之年的人身上……”看到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激動得幾乎垂淚，這位老領導心中感到特別沉重。聽到老領導的敘述，大家的心情也隨之而沉重起來，于是話題便集中到當前的工資制度和退休金制度的不合理上來。

我的這位老領導屬于第一批工農兵大學生，由于德才兼備，一路升遷為市人大副主任，是正兒八經的副廳級干部，十幾年前到齡退休。還有一位也是正兒八經的副廳級干部，退休稍遲。雖然兩位退休后退休金也一直在增加，但總收入卻為在座的另外兩位去年剛退休（實職為正縣級崗位，臨退休前按照新政策享受了副巡視員待遇）的下屬的三分之二，相差了四千多元。在座的還有一位是從省城某研究機構退休的三級研究員，按照最初工資改革時政策，工資待遇應該比照行政單位的正廳級，也是去年退休，但退休金也卻與省直單位正廳級公務員相差五分之二，差距達近七千元。

當大家問到筆者的情況時，自己感覺到實在有點不好意思說，只談了一下有關情況：自己17歲插隊，工齡在同級別干部中居于前列，擔任縣級干部二十年、其中正縣級十多年，資歷相對較老，在職時工資居同級干部中的最高之列，但現在退休金卻比自己遲退休四年多的一位下屬科長（退休前享受了副調研員待遇）少了近千元；而另一位科長去年退休，竟高出自己兩千多元；與自己級別相同，工齡和任職年限差不多的新退休干部，比自己的退休金高出三分之一還多，差距近五千元......

通過比較，在座的除去年剛退休的兩位副巡視員外，其余人心中都感到極不平衡。而最不平衡的是一位從破產企業退休現在仍然打工當司機的老職工，僅為兩位副巡視員的五分之一多點，每月的退休金剛超三千元。

很顯然，現階段的工資政策及其退休金政策，既不憑能力，也不憑貢獻，更不憑資歷，只是憑命運，憑退休時間早晚。即使剛退休還滿意的人，幾年后對比后退休的人也會產生新的不滿。

造成目前狀況的直接原因是2014年以后在職公務員工資的急速增加——每兩年一次的調資，每次的調資幅度又很大，再加之新的政策又放寬了“非領導職務”（調研員、巡視員等）的條件，增加了“非領導職務”的職數。因此，2014年以后，退休越遲，享受上一級職務待遇的機會越多；調資次數頻繁，工資基數越高，退休金也就自然越高。但作為一個社會學問題的研究愛好者，筆者認為這只是表象，深層次的問題遠不止于此。

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告訴我們，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和靜止的。涉及到億萬家庭的工資制度，不僅是一定歷史基礎上的延續，更與當時社會的各種保障體系和其他社會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為此，我們有必要回憶一下我國工資制度的歷史沿革及其當時的有關情況。

建國后，我國從1956年起，正式取消戰時供給制，改為工資制。工廠實行的是工人八級工資制，機關工作人員為10等24級。據網查得知，一般工廠的“八級工”月工資高達126元（折合到今天為10000元以上），一個八級工的工資，比行政15級干部（124元/月，縣處級以上級別）的工資還稍高；工程師職稱則從102元起步，到207元；一般工人最低工資（五類地區一級工）為35.5元，比行政最低級別的23元高出54.3%。

從絕對值上來看，在一個縣域內，雖然最高工資和最低工資差距不小（縣委書記縣長很少能有達到15級的），但當時大多數人并沒有感到心理失衡。其主要原因：

第一，當時干部定級采用“等級線”上下交叉的做法，定級依據是資歷及其本人所擔任職務，但同職級干部不一定安排同級別職務。十八級以上較高工資的干部，大都是在戰爭年代參加革命的（1965年以后干部提職不提級別待遇），在一定程度上講，他們的待遇是提著腦袋換來的，因此老百姓感到待遇稍高一點也應該。

第二，當時的領導干部基本上沒有職務消費補貼及各種隱形的職務消費，從房租、水暖電費到下基層后吃工作餐、到農村吃派飯等，都得自己花錢，甚至開會時的一包茶都得自己出錢。

第三，工資增長幅度基本上與一般家庭正常開支需求規律相適應，機關工作人員的工資是按照參加工作年限（工廠根據工齡和技術確定工資等級）而逐步提高的，在縣一級城市，機關工作人員的工資有23456的說法，即20歲前20多元，30歲前30多元，以此類推，接近退休時為60多元。人到中年的一般工作人員，工資大多數為40-50元，如此，就使工資增長與大多數家庭增兒育女的開支同步增長。

第四，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當時國家對待人民就像充滿慈愛的家長對待兒女那樣，在社會管理中所采取的辦法是“大擔子國家扛，小日子自己過”。盡管對少數“精英”而言，如此會限制他們的隨心所欲，但對于像我們這樣的文盲半文盲占一定比例和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國家來講，卻會更多地照顧到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最底層的弱勢群體。就城市而言，社會基本生活保障體系可以覆蓋到全體居民，不僅住房、醫療、上學、就業等基本上由國家全包，有的只是象征性地付點錢，對有特殊困難的還采取了減免或者救濟的辦法，而且糧油、蛋肉、蔬菜等全部為平價供應。雖然在當時國情下整體上物質還不是很充裕，但在大多數家庭為男方一方工作，每家都是七八口人甚至更多的情況下，由于有基本生活保障體系，決定了越是人口多的家庭，享受到的社會福利絕對額越多，其基本生活還是能夠得到必要保障。

第五，更重要的一點是大多數人沒有沒有后顧之憂，退休金是按照在職時的工資乘以工作年限的比例而確定的，一般退休人員的退休金都高于社會平均工資水平。而直接創造社會財富的企業員工，盡管一輩子辛勞，但卻比同等條件下的機關工作人員工資和退休金高出不少，政治上又處于領導階級地位，因此更不會有怨言。

但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從1986年7月起，我國開始實行改革后的工資制度，行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的工資重新進行分類設置。同時，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實施，國家對社會管理的思路也轉變為“大小負擔讓老百姓一肩扛”，許多涉及公用事業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上都走向市場化，全部要由老百姓來自己買單。因此，盡管工資調高了，但老百姓的實際生活負擔也在逐步加重。

就工資而言，初開始差別還不是很大，有的國有企業甚至比行政機關同等條件下的工作人員還高。但隨著打著改革旗號的“海歸派”“精英”們針對企業的一系列“組合拳”的設計，沒多久大多數企業就被打得暈頭轉向，幾乎所有的中小型國有企業由此而全面走向“絕境”。這套“組合拳”包括實行企業破產、推行企業經營承包、搞股份制改革等，實質上導致工人階級退出“主人翁”的歷史地位，廠長經理成為不受約束的老板。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由“國有”最后走向“私有”也就成為必然。因此，這一時期就成為國有資產“崩潰式”流失和黨風社會風氣全面惡化的最快時期之一。正像當時職工流行的一段順口溜所描述的那樣：“（企業）高頭大馬變瘦驢，最后剩下一張皮；工人飯碗裝不滿，老板吃得撐肚皮。”

不僅國有企業被買斷工齡的下崗工人日子非常艱難，而且尚存的國有企業之間，由于效益狀況的不同工資差異很大；在同一企業內部，由于所處地位的不同，領導與員工之間工資差異也急劇拉大。

1997年推出的以“繳多領多，繳少領少”為特征的“企事業單位職工退休養老金制度改革”，對事業單位而言，大多數由財政撥款，影響不大，但對于大多數經濟效益不佳或者瀕臨破產的市級以下國有企業職工而言，無異于傷口上撒鹽。試想：當大多數企業連發工資都捉襟見肘時，每一分錢都直接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承包經營者，會讓工人的工資有多高？更不會拿出大量的資金去為工人繳納企業應承擔的“單位繳費”部分。有的企業以經營困難為理由，干脆不繳納單位應該承擔的部分，有的即使繳納，也是按照最低標準去交。到后來，當企業走向破產地步時，更沒有人去管已經下崗的工人今后的養老金問題。到這些人達到退休年齡時，不少職工“單位應繳納”的養老公積金部分，均由職工個人籌集資金繳納。而由于當初繳費基數低，必然導致企業員工比事業單位人員特別是后來實行養老金制度的公務員養老金要低許多。這種政策設計把直接創造社會價值的工人階級置于任由宰割的底層地位，才導致廠長經理撈飽喝足，企業崩潰，最后卻要由工人買單的不合理現實，這自然會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

從2014年10月起，又將以前未納入養老公積金制度改革的公務員納入改革，公務員從正式參加工作起至實行此制度前沒有實際繳納社會保險費，被定為“視同繳費年限”。此后，又對在職公務員的工資進行了大幅度改革，在公務員工資結構中除增加“職業年金”和“績效工資”外，對基礎工資和職務工資又進行了大幅度提高，使公務員與事業人員的工資檔次，又拉開了明顯的一大截。

以上原因，是造成現階段同等條件下的公務員、事業人員、地方國有企業人員工資及其退休金“斷崖式”差別的主要原因，同時也是造成同等條件下先退休和后退休公務員退休金出現巨大差別的直接原因。

歷史是現實的鏡子。盡管這種差別只是表現在經濟方面，但其嚴重性卻不僅為現實的社會管理帶來難以估量的負面效應，而且會造成社會心理失衡，影響到國家的長治久安。

第一，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基本原則，但現行的工資制度及其退休金制度卻背離這一原則。其主要在于：

三是未考慮貨幣貶值和物價上升的因素。從90年初期代至今，我國的物價水平隨著工資水平的增長在逐年快速增長，人民幣急速貶值，以純面值計算，貶值數十倍。國家對個人和單位繳納的（稱之為統籌養老金）養老金的比例也在逐步提高。而養老金的計算辦法卻是根據個人累計繳費年限、繳費金額等計算。這就必然導致一種結果：資格越老退休越早的人，養老金繳納的絕對額越少，退休金越低。當按退休金比例調資時，每次增加的絕對額就越少。而調資次數越多，與后邊退休的同類人員絕對額相差就越大。雖然在此過程中也實行“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中人中辦法”的政策，但由于基數和繳費年限等本身相差巨大，結果自然會懸殊越大。

第二，按照貢獻大小進行分配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基本原則，更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守的底線，但我國現行的工資制度及其退休金制度卻嚴重違背了這一原則，甚至無情踐踏了社會倫理。這主要表現在：我國現階段的飛速發展，沒有前幾十年老同志們艱苦奮斗奠定的基礎，是不可能的。年齡越大、退休越早的同志，其當時的工作條件和環境也越是艱苦，因此，對國家的貢獻也應該越大。并且這部分人由于步入老年，所需要的醫療、護理、營養等方面的支出也就越大，按道理退休金應該越高。但現實卻恰恰相反。這種結果，不僅不符合黨的初心和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與我國“尊老愛幼”和“敬重功臣”的傳統倫理背道而馳，而且形成了一種錯誤的政策導向：誰為黨為國家做的貢獻多，誰就必須吃虧！

第三，即使是從“價值規律”的角度看，現行政策也嚴重背離。價值規律的特點之一，就是越是緊俏的東西，其附加值就越高。對于市場經濟的功過是非，筆者在這里不便評述，但筆者認為，作為國家調節社會勞動力資源重要手段的工資及其養老金政策，遵循上述規律倒是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即越是爭取的人多的崗位，待遇應該降低；越是缺少人干的崗位，待遇應該提高。但我國現在的工資和退休金政策恰恰相反，這大概是導致目前千軍萬馬搶著擠上公務員這一獨木橋的重要原因。這種現象，不僅不利于我國人才的合理分布，絕大多數公務員與所學專業并不對口，而急需人才的非公務員崗位卻又常常難以招到自己需用的合適人才。對于國家而言，是一種巨大的資源浪費和損失。

社會和諧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所追求的目標，而維護社會的基本公平正義，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石。基石不牢，地動山搖。這種公平正義，應該體現在方方面面，而與絕大多數人生活質量與做人尊嚴直接相關的工資政策，無疑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毫無疑問，上述有關工資及其養老金政策的不公平、不合理性，已經引起巨大的社會心理失衡，給社會和諧穩定埋下巨大隱患。長期以往，必將聚集巨大的社會戾氣。在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的今天，而這種戾氣的傳染率是很高的，那我們社會的和諧穩定還有可靠的基礎嗎？

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外無數的歷史教訓都告訴我們，當忽視群眾利益的問題從作風問題演化為政策導向時，亡黨亡國就絕非危言聳聽。因此，改革目前的工資政策包括退休金計算等不合理、不公平政策，勢在必行。只有如此，才能徹底改變目前社會進步的成果只是讓少數人吃肉、大多數人喝湯的狀況，還社會一個和諧穩定的晴朗天空。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山西省呂梁市黨建研究會常務理事、特邀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