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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亭友等：開展意識形態斗爭，要避免“左”左不分

點擊：作者：汪亭友等來源：紅色文化網發布時間:2024-06-22 17:47:32

“左”右傾含義之辨及對當前反傾向斗爭的若干思考

汪亭友賴鴻

摘要：開展反傾向斗爭，是建黨以來、新中國成立以來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重要內容，有著極其重大的思想政治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右或“左”有其特定的政治理論內涵，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革命的不同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表現與特征。要注意區分左和右以及左與“左”,注意區分重大政治原則問題、思想認識問題和學術觀點問題。面對嚴重威脅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和國家政權安全的反馬克思主義思潮，要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開展反傾向斗爭。要避免“左”左不分，避免照搬西方概念，不能以批判“民粹”為名誤導輿論斗爭，激化社會矛盾。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科學研判輿情特點和意識形態狀況。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只要不違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不違背黨的政治立場、政治原則、政治方向，不違背國家法律、社會道德、學術規范，就應當允許學術界輿論界自由地討論，允許批評與反批評。要高度警惕和批判各種錯誤觀點和錯誤傾向，做到防微杜漸、防患于未然，同時積極弘揚社會正能量，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積極穩妥地開展意識形態工作，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

反傾向斗爭，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新中國歷史上、改革開放歷史上意識形態斗爭的重要內容。反傾向斗爭的成效，影響著黨的思想戰線成就之大小，黨的事業之成敗。當我們黨正確地開展反傾向斗爭時，黨的事業的壯大、發展、鞏固就會前進一步；而當我們黨不能夠正確地開展反傾向斗爭時，黨的事業的壯大、發展、鞏固就會退一步。在當今的中國，如何區別不同的思想傾向?如何開展反傾向斗爭?如何認識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狀況?對這些民眾和學術界比較關心的重要問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是必要的。

一、“左”右傾的思想政治理論內涵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作為批判對象的錯誤傾向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右傾，一種是“左”傾(有時也叫“極左”)。左不同于“左”:不帶引號的左是個褒義詞，一般指思想上政治上追求進步、要求革命的派別；這一政治術語起源于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期間，當時要求把革命繼續深入下去、徹底消滅封建制度的雅各賓派通常坐在國民公會會場的左邊，而害怕武裝起來的人民會威脅到自己的利益、不愿把革命推向前進的吉倫特派通常坐在會場的右邊，后來人們就用“左派”一詞稱呼革命派，而用“右派”一詞稱呼反動派，并沿用到無產階級革命實踐中。

打了引號的“左”,專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的錯誤傾向。因為它表面上積極、革命，實則冒進、盲動，于革命有百害而無一利，本質上是假的、冒牌的左派，歷來是馬克思主義否定和批判的對象。馬克思、恩格斯特別是列寧曾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傾向，進行了尖銳批判和斗爭。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也深刻批判了“左”右傾錯誤傾向，對保障黨和國家事業健康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馬克思主義對“左”右傾的劃分及界定，不是隨意的、主觀的。毛澤東從哲學上界定了“左”傾、右傾的含義。1939年，他在同張聞天討論孔子的哲學思想時說：“‘過’的即是‘左’的東西，‘不及’的即是右的東西。依照現在我們的觀點說來，過與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時間與空間中運動，當其發展到一定狀態時，應從量的關系上找出與確定其一定的質，這就是‘中’或‘中庸’,或‘時中’。說這個事物已經不是這種狀態而進到別種狀態了，這就是別一種質，就是‘過’或‘左傾’了。說這個事物還停止在原來狀態并無發展，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滯，是守舊頑固，是右傾，是‘不及’。”[1]“什么叫‘左’?超過時代，超過當前的情況，在方針政策上、在行動上冒進，在斗爭的問題上、在發生爭論的問題上亂斗，這是‘左’,這個不好。落在時代的后面，落在當前情況的后面，缺乏斗爭性，這是右，這個也不好。”[2]

毛澤東主要從事物發展的時間性，即“事物在時間中運動”,分析“左”右傾的內涵及其特征。當事物的運動還沒有進入到進行某項工作、發展某項事業的時候，也就是在條件和時機都不成熟的時候，著急辦、勉強辦，急于求成、急躁冒進，聽不進正確意見，沖動蠻干、亂斗一氣，就是“左”傾；反過來，當事物的運動已經進入到進行某項工作、發展某項事業的時候，也就是條件和時機都具備的時候，缺乏歷史主動性，不思進取、消極無為，落在時代和事物發展的后面，成為落后守舊的力量，這就是右傾。“左”右傾的表現雖然相反，看似從各不相同的兩個極端出發，但在思想方法上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主觀主義——把主觀和客觀分割開來，使認識與實踐相脫離，不能正確判斷事物發展的狀態以及事物發展的要求。因其思想基礎是一致的，兩者可以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所以在反對一種傾向的同時需要警惕并防止另一種傾向。

從唯物史觀來看，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左”右傾的區分及表現主要反映在其能否科學認識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并以此為指導來正確對待本國國情與實際，確定共產黨肩負的使命任務，制定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共產主義是共產黨人奮斗的最終目標，但這一目標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隨著條件和時機的成熟而逐步推進，需要把黨的最終目標與現階段的綱領有機統一起來。如果不考慮條件是否具備，不研究時機是否成熟，好高騖遠，急功近利，制定實施在較高階段才能完成的目標任務，就犯了脫離實際、超越階段的“左”傾錯誤；反過來，如果在已經形成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及有利時機時，不積極行動，不努力爭取，左顧右盼，貽誤時機，缺乏斗爭勇氣和進取精神，或喪失理想信念，維護舊勢力，復辟舊制度，就犯了右傾錯誤。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共產黨人科學認識、正確區分“左”右這兩類不同傾向，提供了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的根本指導。

“左”傾冒險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王明

二、“左”右傾錯誤在中共不同歷史階段的具體表現

“左”右傾在具體工作和社會實際中的表現是復雜多樣的。在革命年代，“左”傾突出表現為：思想上，不能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教條化馬克思主義原理或結論，照搬照抄別國經驗和道路，推行“城市中心論”;政治上，脫離中國革命的實際，鼓吹“不斷革命”論，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急于要超越民主革命，對民族資產階級、中小資產階級以及地主、富農執行過火的政策；軍事上，對敵我力量狀況缺乏客觀準確的認識，主觀地夸大革命力量，輕視敵人力量，或忽視客觀困難、不利因素，急于求成，在革命中盲動或采取冒險的行動；組織上，實行宗派主義，混淆不同性質的矛盾，對革命內部有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在革命同盟軍問題上，實行關門主義政策，否認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革命力量的必要性，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都是中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左”傾錯誤的主要表現。

與“左”傾錯誤相對應的，右傾錯誤表現為：在思想上，放棄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喪失革命理想信念，對中國革命前途悲觀失望，革命意志嚴重衰退；在政治斗爭中，迷失正確方向，放棄革命原則，搞無原則妥協，靠犧牲革命的根本利益求得暫時的生存；在軍事斗爭中膽怯退縮，過高估計敵人力量，過低估計革命力量，不積極發動和組織群眾，坐失有利時機，甚至在困難時退卻逃跑；在統一戰線問題上，以退讓求聯合，嚴重損害革命隊伍的純潔性和戰斗力。右傾錯誤在中國革命不同時期都有表現。比如在大革命后期，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放棄黨的領導權，以至于當國民黨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左”右傾在一定條件下又可以相互轉變，比如在王明領導中共期間，在軍事上先是推行“左”傾冒險主義，后來又轉為右傾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也出現了“左”右傾錯誤，其中“左”的錯誤是主要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是“左”傾錯誤的主要表現，其教訓極為慘痛。脫離實際，超越階段，急躁冒進，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左”傾錯誤的主要特征。而錯誤估計黨內和國內階級斗爭形勢，一定條件一定范圍的階級斗爭被嚴重擴大化，使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偏離正確軌道，則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左”傾錯誤的主要表現。鄧小平系統總結了這一歷史時期“左”的教訓，他說：“……頭八年，也就是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我們的發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當的。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們在政治上開展了反右派斗爭，當時反右是必要的，但擴大化了，打擊面太大了，這是錯誤的。接著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完全違背客觀實際情況，頭腦發熱，想超高速發展。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開始，實際上違背了八大的路線，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時間之長，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極端是‘文化大革命’。”[3]253-254他還深刻指出“左”的錯誤，“總的來說，就是對外封閉，對內以階級斗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3]269。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批判的“左”右傾錯誤，主要是圍繞如何認識我國國情展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科學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認為處于生產力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我國最基本的國情，也是最大的實際。制定一切路線方針政策，都必須從這個基本國情和最大實際出發。只看到我國已進入社會主義社會而不承認還處于社會主義的不發達階段，完全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發達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所提出的一些設想來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就犯了脫離實際、超越階段的“左”傾錯誤；只看到我國經濟科技文化還比較落后、需要經歷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去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而不承認我國社會的性質已經是社會主義，不承認將來我們是要走向社會主義的更高階段、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甚至主張全盤西化、退回到資本主義去，這就是落后于時代和實際、保守反動的右傾錯誤。比如，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成區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志，主張社會主義只能搞計劃經濟，認為搞了市場經濟就搞了資本主義，這就是脫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教條化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左”的表現；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鼓吹中國應推行多黨制、議會民主、三權鼎立等資本主義制度，鼓吹中國應實行全面的私有化、搞不要任何調控的自由市場經濟，就是企圖改變我國基本政治經濟制度、把中國引上改旗易幟邪路的右傾錯誤的表現。鄧小平敏銳觀察到了改革開放面臨來自“左”和右兩個方面錯誤的干擾。他指出：“搞現代化建設，搞改革、開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擾問題。‘左’的干擾更多是來自習慣勢力。舊的一套搞慣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擾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全盤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3]248-249他還指出：“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左’的東西也有。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3]375。

1992年，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圍繞對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兩種錯誤認識，進一步明確了“左”右傾錯誤的主要表現。他說：“在把握‘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問題上，在黨內特別是領導干部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表現主要是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動亂。‘左’的表現主要是否定改革開放，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甚至用‘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影響沖擊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4]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并結合新的情況、新的問題，旗幟鮮明地開展反對“左”右錯誤傾向的斗爭，為黨和國家事業健康發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意識形態工作擺在黨和國家全局工作中的重要位置，旗幟鮮明反對和抵制各種錯誤觀點和錯誤思潮，比如“普世價值”“憲政民主”“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意識形態工作取得歷史性成就，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全局性、根本性轉變。錯誤觀點和錯誤思潮雖然旗號不同、內容各異，但其矛頭指向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本質上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左”右傾錯誤，對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和國家政權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三、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嚴重威脅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和國家政權安全

一方面，在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正在利用強大的宣傳能力和話語權優勢，宣揚西方文化“中心論”和西方文明“優越論”,同時刻意強調東西方在種族、文化、信仰、價值觀等方面的差異，以煽動西方世界對中國形成種族歧視、文化敵視和意識形態偏見，竭盡全力開動國家機器，全面抹黑和丑化中國的國際形象，企圖打造一個孤立和圍剿中國的西方陣營。特別是近年來美國拜登政府重新祭起“普世價值”大旗，聯合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等國家，旨在構建一個新的反華制華的價值觀聯盟，對抗中國提出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瓦解中國的意識形態防線。

另一方面，在中國國內，頑固堅持錯誤觀點和思潮的人并沒有銷聲匿跡。他們中的一些人迫于形勢壓力暫時蟄伏起來，一遇時機便蠢蠢欲動，興風作浪。這些人數量不多，但懂得抱團，善于抓住熱點敏感事件進行輿論炒作，巧于同境外勢力串通勾連，其能量不可小覷。近年來否定中國革命史、丑化領袖和英雄模范人物的歷史虛無主義屢禁不絕，包括揚言在中國實現所謂“憲政民主夢”、鼓吹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新自由主義”仍有較大市場，這表明批駁和抵制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的斗爭任重道遠，對此切不可有絲毫的松懈。

要警惕錯誤觀點和思潮改頭換面，如“隱性虛無主義”。近些年來，明目張膽地否定抹黑建黨、新中國成立和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成就、人物、事件，這樣的顯性虛無歷史的現象越來越少，但借助網絡技術和自媒體傳播，以文學作品、影視作品、音樂、戲曲、繪畫等藝術為載體，披上大眾娛樂的“外衣”,戴上流行文化的“面具”,散布歷史虛無主義情緒，這樣的隱性虛無主義越來越多。某著名作家公開宣揚“文學作品永遠不是唱贊歌的工具”,某知名學者公開宣稱“歷史是后人對過去有意識、有選擇的記錄”(言下之意，人們看到的只是經過主觀選擇的歷史，是以史學家的主觀意識為基礎、滲透著編寫者意志的歷史，是意識的產物而非客觀的歷史過程)。在繪畫、時裝等領域，一些人打著藝術創新的名義，丑化我們黨和國家領袖人物的形象，迎合西方種族歧視的畸形審美。一些網民熱衷于記錄普通人的生活磨難，折射黨史和國史中的所謂陰暗面，否定新時代以來的偉大成就。個別影視明星或網絡大V通過微博、視頻等自媒體散布錯誤的歷史觀、政治觀、價值觀。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弘揚地域文化、發展旅游經濟等功利需要，也熱衷于為反動歷史人物樹碑立傳、涂脂抹粉。“隱性虛無主義”的虛無手法隱蔽迂回，表現形態靈活多樣，更講策略、更具欺騙性也更難治理，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面對嚴重威脅意識形態安全和國家安全的反馬克思主義思潮，要本著實事求是原則，開展反傾向斗爭。

毛澤東針對如何開展反傾向斗爭，有過許多重要論述。1948年，他在《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一文中指出：“反對黨內‘左’、右傾向，必須依據具體情況決定方針。例如：軍隊在打勝仗的時候，必須防止‘左’傾；在打敗仗或者未能多打勝仗的時候，必須防止右傾。土地改革在群眾尚未認真發動和尚未展開斗爭的地方，必須反對右傾；在群眾已經認真發動和已經展開斗爭的地方，必須防止‘左’傾。”[5]1955年，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有人說，‘“左”比右好’,許多同志都這么說。其實，也有許多人在心里說，‘右比“左”好’,但不講出來，只有誠實的人才講出來。有這么兩種意見。……我們黨內不但有喜歡‘左’的，也有不少喜歡右的，或者中間偏右，都是不好的。我們要進行兩條戰線的斗爭，既反對‘左’,也反對右。”[2]

鄧小平也贊成毛澤東根據具體情況決定反傾向斗爭的方針。1981年，他在《關于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問題》的講話中指出：“黃克誠同志講，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贊成他的意見。對‘左’對右，都要做具體分析。”[6]1983年10月12日，在《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的講話中，他又指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花了很大氣力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政治運動和思想斗爭中的‘左’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類‘左’的錯誤決不允許重犯。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總結歷史教訓，認為一講思想斗爭和嚴肅處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這就走到軟弱渙散的另一個極端。”[3]37-38

總之，在黨內反傾向斗爭問題上，容易在反右的同時忽視了反“左”,在反“左”的同時又忽視了反右，所以既要戒“左”也要戒右。當然，在一定時期內總有一種錯誤傾向占主導，因此要重點反對這類傾向，但這種傾向也不是凝固不變的。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西方敵視中國的勢力設法阻止中國前進的腳步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受境內外敵對勢力的影響，國內輿論斗爭主要集中在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斗爭，集中在反對一切削弱、歪曲、否定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斗爭。這同改革開放初期阻撓改革開放的“左”的思潮盛行有了很大的不同。應當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我國意識形態狀況進行全面客觀的分析，本著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態度，確定當前我國意識形態斗爭的主要傾向。

四、要避免“左”左不分，不能以批判“民粹”為名誤導輿論斗爭

毛澤東曾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過程中，并貫穿于一切過程的始終。”[7]307他還指出：“客觀過程的發展是充滿著矛盾和斗爭的發展，人的認識運動的發展也是充滿著矛盾和斗爭的發展。一切客觀世界的辯證法的運動，都或先或后地能夠反映到人的認識中來。”[7]295社會發展是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社會運動的矛盾性必然反映到人們的思想意識中，使得人們對事物的性質、狀態、發展要求等存在不同的看法。人們認識的差異性，包括“左”和右的傾向，貫穿人類社會發展過程始終。

毋庸諱言，當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確實存在一些需要警惕和抵制“左”的傾向。在黨的十八大前后，社會上不時地出現肯定“文化大革命”、否定鄧小平理論、否定改革開放等言論。集中表現為：不分主流支流、以偏概全，用改革開放中的問題否定改革開放本身，同時夸大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的成就，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甚至希望中國退回到改革開放前；或者，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原理或結論不切實際地對照中國現實問題，以中國的現實與經典作家的具體結論不符為由，否定我國的改革開放道路，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性質。這股“左”的傾向抓住了我國社會中的突出問題，比如貪污腐敗、環境污染等，包括知識界教育界的嚴重“西化”等問題，通過舉辦講座、開設網站、微博微信等傳播途徑，抨擊時弊，吸引了一些民眾包括部分青年學生，產生了較大社會影響。但要看到，隨著黨的十八大之后反腐倡廉斗爭深入開展，意識形態工作持續增強，民眾普遍關心的問題得到有效解決，特別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得到人民群眾衷心擁護，加上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始終堅持反“左”的立場深入人心，經濟社會穩定發展，人心思定思穩。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一度較為活躍的帶有“左”的色彩的現象持續弱化，其內部也發生了分化，代表人物的社會影響不斷降低，網絡話語權已經旁落，受影響的人群也越來越少。

研判我國輿情和意識形態狀況時，要避免左“左”不分。不能照搬套用西方語境中的左右觀念，把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簡單劃分為左右兩個營壘，一會認為是右的營壘處于攻勢，表現囂張，所以重點要反擊右傾；一會認為是左的陣地在擴大，轉守為攻，聲勢浩大，咄咄逼人，因此斗爭的重點轉向反左。西方的左右觀念同馬克思主義的“左”右傾觀念是不一樣的。馬克思主義批判的是打了引號的“左”,而不是不加引號的左。對打了引號的“左”也有嚴格界定，嚴禁隨意擴大化。如果籠統地批評左和右，左“左”不分，就有可能把斗爭范圍擴大化，納入本不該批評的對象，甚至把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的輿論當作不加引號的左進行批判。

不要借批判“民粹”為名批判所謂的“左”。“民粹主義”是西方的一個學術概念，有其特定的政治內涵。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結合中國國情進行科學分析。不少學者認為，中國有自己的特殊國情，在指導思想、話語體系和意識形態屬性等方面同西方社會有著本質的區別，沒有產生西方“民粹主義”的思想基礎、政治條件、社會土壤。雖然中國也存在類似西方的“民粹”現象，如少數人的情緒化、極端化言行，但這同西方語境中的“民粹主義”在本質上不是一回事。從已有的情況來看，一些人拿起“民粹主義”是要把批評的矛頭指向黨中央和社會主義制度。有人說共同富裕是典型的“民粹主義”綱領，其源頭可追溯到太平天國頒布的宣揚“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天朝田畝制度》。有人把人民群眾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表現出來的強烈愛國情感說成“民粹主義”,戲稱他們為“小紅粉”“五毛黨”甚至“愛國賊”。有觀點把黨中央一直堅持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說成“民粹主義”,因為在西方語境中“民粹主義”被解釋成“平民主義”,“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就是“民粹主義”的理念。有人認為當今中國存在“極左翼民粹主義”,這種“民粹主義”與“極左”是相通相融的。“極左”的一些表現，比如以“底層民眾代言人的身份”出場，“借力于底層民眾，動員于底層民眾”,是“民粹主義”的典型風格和政治策略。有人否定毛澤東思想，照搬西方學者觀點批判毛澤東是“民粹主義者”,認為中國革命以及“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群眾運動具有“民粹主義”色彩。還有人把中國出現“民粹主義”的原因，歸結為長期以來的專政思想、階級斗爭學說與階級斗爭立場的“寧左勿右”。諸如此類的說法還有不少。

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對國外的理論、概念、話語、方法，要有分析、有鑒別，適用的就拿來用，不適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8]他還指出：“解決中國的問題，提出解決人類問題的中國方案，要堅持中國人的世界觀、方法論。如果不加分析把國外學術思想和學術方法奉為圭臬，一切以此為準繩，那就沒有獨創性可言了。……要推出具有獨創性的研究成果，就要從我國實際出發，堅持實踐的觀點、歷史的觀點、辯證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在實踐中認識真理、檢驗真理、發展真理。”[8]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重要論述，為我們如何對待國外的理論、概念、話語、方法，指明了正確的原則和努力的方向。觀察西方社會的現象，研究西方的理論，應當堅持批判與吸收相統一的辯證思維，既不能關起門來搞排外主義，也不能西方說什么就是什么，食洋不化地生搬硬套到中國來。

應當看到，當前我國社會確有一些人對黨和政府提出這樣或那樣的批評意見，網絡上也存在各種非理性的情緒和行為。對于這些批評意見，無論是有根據的還是無根據的，都需要我們嚴肅認真地對待，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即使群眾作出一些不理性、不合規甚至違法的舉動，包括愛國言行中出現偏激甚至違法的情況，也需要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耐心地去做工作，依法依規進行引導、教育和處理。是什么問題就按什么問題對待。如果將這些現象和問題與西方“民粹主義”掛起鉤來，不論是非對錯、不分青紅皂白加以否定、排斥和批判，只會將這些人推到黨和政府的對立面，這既與我們黨一貫倡導的群眾路線、實事求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相悖，也不利于我國社會的和諧穩定與發展。

五、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學術問題開展爭論，做到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當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依然復雜，有些言行明顯屬于違反四項基本原則和中央精神的政治問題，但絕大多數的言行屬于思想認識問題、學術觀點問題。對思想認識問題、學術觀點問題，而非政治問題，不可簡單套用“左”和右的模式，要堅持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對于違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違背黨的政治立場、政治原則、政治方向的言論，要堅決與之斗爭，絕不可含糊其辭，放棄原則，做開明士紳。只要不違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不違背黨的政治立場、政治原則、政治方向，不違背國家法律、社會道德、學術規范，就應當允許學術界輿論界自由地討論，允許批評與反批評。隨意給某種言行扣帽子、貼標簽、污名化，是違背黨的“雙百”方針的，既不利于正常的輿論交鋒和學術交流，也不利于我國意識形態工作的開展。

早在2016年4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安徽合肥主持召開知識分子、勞動模范、青年代表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時，就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以及各級領導干部對來自知識分子的意見和批評，即使有偏差，甚至不正確，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寬容，堅持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筆者認為，不光對知識分子對黨和政府工作的批評意見要做到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對于普通群眾在網絡上或其他社會場合中發表的并非涉及政治原則的意見，也應當堅持做到上述“三不”原則。當然，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是說對錯誤言行不批評、不制止，不進行必要的斗爭、不開展必要的工作，而是說不要輕易上綱上線，以免走向極端。

應當看到，當前我國社會意識形態狀況呈現復雜多變的特點，各種傾向伴隨各種問題而來，簡單用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的辦法是概括不了、解決不了的。需要從實際出發，具體分析網絡輿情。應當看到，扣帽子只會擾亂視聽，人為地激化社會矛盾和民眾情緒，對事情的處理沒有任何益處，于和諧穩定的社會建設沒有任何幫助。思想宣傳部門的干部黨員，要提高輿情研判和輿情引領能力，提高政治辨別力，切忌簡單貼標簽和扣帽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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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7．

[5]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１２６８．

[6]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３７９．

[7]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6年5月17 日）[N]．人民日報，2016?05?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