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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堡駿：形而上學思想方法是怎樣誤導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

點擊：作者：丁堡駿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4-06-13 08:48:34

在每個歷史時代中所有權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會關系下面發展著。因此，給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下定義不外是把資產階級生產的全部社會關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權作為一種獨立的關系、一種特殊的范疇、一種抽象的和永恒的觀念來下定義，這只能是形而上學或法學的幻想。
——馬克思

掌握辯證法，統一宇宙觀。真心搞馬列，地覆又翻天。
——朱德

唯物辯證法的貧困

——形而上學思想方法是怎樣誤導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厲股份就在一些場合炫耀，他的國有企業改革觀點已經被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采納。我們閱讀《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也確實發現有一些文字和厲股份所持的觀點相符合。例如，《決定》寫道：“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還有“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組建若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厲股份還在演講中強調“以后國資委不再管理國有企業，而只管國有資本進進出出就行了。”我認為，厲股份的國有企業改革思想是以形而上學思想方法為基本特征的，這種國企改革思想必然會嚴重誤導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給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事業帶來災難性后果。下面就來做一些具體的分析和論證。

一、堅持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必須毫不動搖地做大、做強和做優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

經濟學家高某在接受鳳凰財經專訪時提到，“原來的定位是國有經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如果這樣定位的話，國有經濟只能進不能退，基礎只能是加強不能削弱，所以國有經濟退出來就不對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就削弱了。為了避免爭論，我建議改為公有制為主導，或者國有經濟為主導。我覺得黨的執政基礎不是國有經濟，而是三個‘民’：民心、民生、民意。”厲股份等從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私有觀念出發認為，只有產權明晰，市場主體才能形成，才能走市場經濟的道路。他們武斷地認為國有企業產權界定是不明確的，因此，國有企業不能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最近，厲股份又公開將“產權明晰”進一步明確為“產權私有化”。我們認為，經濟學家高某和厲股份兩人一唱一和，目的就是要反對中國現在事實上已經存在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經濟學家高某否定公有制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厲股份否定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地位。他們的理論基礎都是反馬克思主義、反科學社會主義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世界觀和方法論。

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把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余價值揭開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概括為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發現，并且認為，“由于這些發現，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1]。可見，科學社會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就在于看它是否承認并踐行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按照唯物主義歷史觀，經濟的社會形態發展是一個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自然史的過程”[2]。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在批判地繼承了古典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科學成就的基礎上實現了科學革命，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規律。馬克思運用否定之否定規律論證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趨勢。生產資料私有制，最初是以小生產私有制形式出現的。以后在私有制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小商品生產的小私有制被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大私有制所否定。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大私有制在其發展過程中又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馬克思寫道：“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3]這里所謂的“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顯然是從生產資料所有制角度進行闡述的，具體指的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而“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則是從消費資料所有制的角度進行闡述的，具體指的是社會主義階段消費資料的按勞分配和共產主義階段消費資料按需分配的分配制度。

因此，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可以概括為：1、消滅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2、消滅按勞動力價值和按生產資料私有權進行分配的分配方式，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消費資料重建個人所有制。具體說，在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也就是在社會主義階段建立按勞分配的個人消費品的分配制度和在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按需分配的個人消費品的分配制度。

現在很多人孤立地闡述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將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簡單地理解為共有資本所有權，而看不到它和分配關系的聯系。關于未來社會的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馬克思說：“我們在這里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所以社會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以后，從社會領會的，正好是他給予社會的。……這里通行的是調節商品交換(就它是等價的交換而言)的統一原則。內容和形式都改變了，因為在改變了的情況下，除了自己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為個人財產。”[4]可見，在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脫胎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中，在商品和貨幣關系都已經消亡的條件下，生產資料公有制是按勞分配的前提。按勞分配規律是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關系的延伸。因此，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都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而且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的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必然要堅持按勞分配;反過來，只有堅持按勞分配，才能真正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許多機會主義者都試圖要在不變革資本主義私有制生產關系的條件下實現所謂的社會公平正義。在《德國工人黨綱領》中有這樣一句話：“勞動是一切財富和文化的源泉”。這句話似乎是充分肯定了工人階級的勞動在財富創造中的作用，理應受到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的贊賞。然而，馬克思卻十分明確地否定了這個說法。馬克思說：“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 而物質財富本來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 )的源泉，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的表現，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因為《德國工人黨綱領》是對社會主義社會經濟關系的闡述，所以馬克思不得不就對其這種表述做出更深刻的分析。馬克思具體表達了如下三層意思：第一，這個說法十分膚淺。這樣的表述“在一切兒童識字課本里都可以找到”。第二，這種說法的漏洞是完全忽視了在財富生產中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的作用。這種說法只有“在勞動具備相應的對象和資料的前提下是正確的” 。第三，馬克思尖銳地指出：在《德國工人黨綱領》中，這個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即勞動要具備相應的對象和資料)被用資產階級的說法回避了 [5]。馬克思強調：“只有一個人一開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來對待自然界這個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當作屬于他的東西來處置，他的勞動才成為使用價值的源泉，因而也成為財富的源泉”[6]。馬克思強調自然界要為全體勞動人民公有公用，勞動人民的勞動才能夠成為財富的源泉。為了進一步強調勞動條件和勞動對象的公有公用對工人階級新型勞動關系的決定意義，馬克思還特別指出：“資產者有很充分的理由應給勞動加上一種超自然的創造力，因為正是由于勞動的自然制約性產生出如下的情況：一個除自己的勞動力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另一些已經成了勞動的物質條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隸。他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才能勞動，因而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才能生存。”[7] 在這里，馬克思再明白不過地否定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在不變革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條件下能夠實行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

由此可見，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以及由此而決定的社會主義新型經濟關系，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以及由此而決定的資本主義舊的經濟關系，這兩者絕不是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和平共處”的。小生產的私有制必然會被資本主義私有制所取代，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由于其內在的剩余價值規律和資本積累規律，必然會以不斷剝削雇傭工人的剩余勞動而發展壯大。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大資本，由于其本性也必然會不斷地吞噬中小資本和其他經濟成分而發展自己。可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發展，又必然會造成對自身的否定，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就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發展成就基礎上而產生的。

從直接利益關系來看，私有制經濟的發展與共產黨人領導人民群眾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奮斗目標，不是天然合一的。在共產黨領導人民取得革命勝利，政權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條件下，由于我們所處的歷史條件的限制我們不可能只發展單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經濟，而排斥私有制經濟和其他多種經濟成分。但是，我們共產黨人也不能幻想在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沒有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引導的條件下，資本主義經濟成分會主動地放棄對人民的剝削，而自覺地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道路。我們必須發揮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的力量和發揮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引領作用，使各種非公經濟成分沿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道路前進。我們不能否認，在這個過程中的矛盾和斗爭。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以及其他非公經濟成分，按照其內在邏輯必然有背離和對抗社會主義道路的傾向。我們必須要正視這種傾向的客觀存在，并且要運用我們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力量對這種傾向進行扭轉。在必要的時候，我們要向這種傾向進行斗爭。由于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其他非公經濟成分的存在，我們共產黨人中必然會出現立場不堅定者和變節者甚至出現背叛者。因此，我們在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建設過程中必須堅持從嚴治黨，隨時清除不合格黨員和腐敗變質的黨員干部。隨時準備和那些企圖通過顛覆和瓦解公有制企業而發展少數人的私有制經濟的行為作斗爭。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社會生產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然而，現在有很多人不主張再提抵御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腐蝕，只主張提“兩個毫不動搖”。問題是我們堅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的政策下，卻出現了國有經濟不斷地在各個領域削弱甚至退出的現象。當然，我們也要承認，在從單一公有制經濟向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轉變過程中，必然要出現一部分公有制經濟在一部分經濟領域在一定范圍和程度上的退出。這種情況屬于正常的國有經濟投資領域的轉移或變動。然而問題遠非如此，我們在“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的政策作用下，非公經濟發展一路高歌，而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卻出現了嚴重的動搖。為什么在改革過程中，在政策宣傳上一直強調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強調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可是改革的結果卻是公有制經濟被削弱了，甚至被否定了?為什么習近平總書記一再要求我們：“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如果說中國國有企業還在改革過程中，還沒有出現能夠定性為“私有化”的最終結果，那么，作為曾經是社會主義陣營中一員的中國，在經歷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私有化的前車之鑒之后,我們不能不正視如下的歷史教訓：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以鞏固發展社會主義作為出發點和最終目標的改革，到頭來卻落得以亡黨亡國徹底否定社會主義的結果！這不能不說，辯證法對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派經濟學家開了一個玩笑。

中國改革已經走過了四十多個年頭，改革煥發了中國多種經濟成分的發展動力。但是，就國有企業改革來說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國有企業只能加強，不能削弱”。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在吉林視察時再一次重申：“國有企業是推進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堅持國有企業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動搖，堅持把國有企業搞好、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不動搖。”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別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最本質的特征。如何做大、做強和做優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關鍵性的目標。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必須要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理論上有新突破。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要在思想方法上堅持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唯心論和形而上學。

二、對資本主義私有制認識上的蒲魯東形而上學思想方法以及馬克思對它的批判

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剖析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的經典著作。但是，在《資本論》邏輯嚴謹的篇章目錄中，卻沒有一篇、一章、一節甚至一個目是以“資本主義私有制”或“私有制”來命名的。從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出發，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私有制看作是一個時代歷史發展的運動過程,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總體。因此，馬克思試圖從分析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各個環節來揭示出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發生、發展和其運動趨勢。為此，馬克思從商品分析開始，分析了剩余價值生產、交換和分配過程，進而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本質。揭示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由于剩余價值生產和資本積累而不斷擴大;揭示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由于剩余價值和分配關系而帶來資產階級社會內部各個階級之間的矛盾；揭示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在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矛盾的推動下必然為生產資料公有制所取代的歷史趨勢。這樣，馬克思才真正認識了資本主義私有制。

如果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分析是一個正面的、成功的典型，那么，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比·約·蒲魯東(1809-1865)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研究就是一個反面的、失敗的典型。蒲魯東特別重視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研究，于1840年出版了《什么是所有權》。在這部著作中,蒲魯東用新鮮的文體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維護私有制的各種論據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他以權力平等為條件，強調人人有權享有自己勞動的產品。他認為一個工人即使得到了工資，也沒有實現對全部勞動產品的所有權。地主和資本家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扣留了勞動者的一部分產品，就是侵犯了他們的所有權。因此，他得出“所有權就是盜竊”的結論。

馬克思對蒲魯東批評道：“這本書的缺點在它的標題上就已經表現出來了。問題提得非常錯誤，甚至無法給它一個正確的回答。”“古代的‘財產關系’在封建的財產關系中沒落了，封建的財產關系又在‘資產階級的’財產關系中沒落了。這樣，歷史本身就已經對過去的財產關系進行了批判。蒲魯東實際上所談的是現存的現代資產階級財產。這種財產是什么?——對這一問題，只能通過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分析來回答，這種批判性分析對財產關系的總和，不是從他們的法律表現上即意志關系來把握，而是從它們的現實形態上即作為生產關系來把握。但是，由于蒲魯東把這些經濟關系的總和同‘財產’ 這個一般的法律概念糾纏在一起，他也就不能超出布里索早在1789年以前在一部類似的著作中用同樣的話所作出的回答：‘所有權就是盜竊’。”馬克思進一步認為，“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從這里得出結論說，關于‘盜竊’的資產階級法律概念也適用于資產者本人的誠實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盜竊’作為對于財產的暴力侵犯，是以財產為前提的，所以蒲魯東就糾纏在連他自己也模糊不清的關于真正資產階級財產的種種幻想里。”[8]

為了解答他在《什么是所有權》一書中所提出的問題，1846年蒲魯東又出版了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著作《貧困的哲學》。一方面蒲魯東沒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他沒有去用歷史的觀點研究資本主義所有權的起源。另一方面他沒有真正掌握辯證法，他沒有用辯證發展的觀點去闡述小商品生產的所有權到資本主義所有權的歷史發展。因此，在蒲魯東那里，小商品生產的所有權或者說小商品生產的“個人占有”，是一種能夠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相安無事地存在的制度。

由于他小資產階級的立場的局限性，加之他對政治經濟學、哲學、歷史等方面知識的貧乏，他試圖要用黑格爾的辯證法去闡釋資本主義所有權。然而，他對黑格爾辯證法的理解卻只是停留在表面形式上。他只知道黑格爾辯證法的正題、反題及其合題，只知道事物發展的這個一般形式。他不知道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形式是由小商品生產者這個歷史上最簡單的萌芽形式辯證發展而來的。“蒲魯東無法探索出歷史的實在進程，他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套怪論，一套妄圖充當辯證怪論的怪論。”這套怪論將經濟進化過程概括為以下若干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分工；第二個時期是機器；第三個時期是競爭；第四個時期是壟斷；第五個時期是警察和捐稅；第六個時期是貿易平衡；第七個時期是信用；第八個時期是所有權等。蒲魯東隨意地用正題、反題和合題這樣空洞的邏輯概念框定這些范疇。

馬克思對蒲魯東所列出的這些范疇進行了唯物主義的闡釋和批判。針對蒲魯東將所有權看作是和分工、機器、競爭、壟斷等平行的獨立范疇來闡釋的做法，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一書中尖銳地批評道：“在每個歷史時代中所有權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會關系下面發展著。因此，給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下定義不外是把資產階級生產的全部社會關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權作為一種獨立的關系、一種特殊的范疇、一種抽象的和永恒的觀念來下定義，這只能是形而上學或法學的幻想。”[9]

馬克思在這里強調：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時代，有不同的所有權關系。按照馬克思的社會形態學說，在原始社會末期即產生了私有制，而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都是私有制社會。但是，馬克思認為這些不同的社會形態中的私有制都體現不同的社會生產關系。恩格斯說“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從野蠻人的弓和箭、石刀和僅僅是例外地出現的交換往來，到千匹馬力的蒸汽機，到紡織機、鐵路和英格蘭銀行，有一段很大的距離。火地島的居民沒有達到進行大規模生產和世界貿易的程度，也沒有達到出現票據投機或交易所破產的程度。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于同一規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10]前面我們已經說明了馬克思在《資本論》是如何辯證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私有權或私有制。在那里，馬克思從分析商品和貨幣，從貨幣轉化為資本，從資本購買勞動力進行資本主義生產，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勞動過程和價值增值過程以及資本積累過程進行分析來進行闡述的。更具體的，資本主義地租和封建地租相比較，雖然二者都是土地私有權形式的實現形式，但是，資本主義地租和封建地租卻表現出不同的生產關系。封建地租是勞動者農民全部剩余勞動的產物，表現的是封建地主和農民的剝削與被剝削的生產關系。而資本主義地租則是勞動者雇傭工人所提供的剩余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是超過農業資本家平均利潤的那部分剩余價值，它體現的是農業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共同剝削農業雇傭工人的剝削關系。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對土地所有權及其實現形式——地租的認識，不能用形而上學的靜止的觀點去認識，不能僅僅停留于一個土地“私有權”的實現形式這個表面聯系上。事實上，如果從簡單的僅僅從“私有權”還是“公有權”的角度來看，我們就只能看到封建土地所有權和資本主義土地所有權的共性，而看不到二者的重大差別。因而，也就不能科學地區分作為封建土地私有權實現形式的封建地租和作為資本主義土地私有權實現形式的資本主義地租。由此可見，馬克思說“要給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下定義不外是把資產階級生產的全部社會關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權作為一種獨立的關系、一種特殊的范疇、一種抽象的和永恒的觀念來下定義，這只能是形而上學或法學的幻想。”換言之，不闡述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過程中的剩余價值規律，我們就無從了解資產階級所有權。

蒲魯東也是以資本主義社會改革者的姿態出現的。在設計未來社會新型生產關系時，蒲魯東把小私有財產看作是一種“個人占有”。蒲魯東認為，個人占有是社會生活的條件，因而是也一種人類天然的“權利”。他主張在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之后還要保留這種“個人占有”。由此蒲魯東在激烈地反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同時，他又激烈地反對“共產制”。他認為“共產制”反對“獨立性和相稱性”，“壓制治理上和情感上的自發性、行動和思想的自由。” 蒲魯東追求的是“第三種社會形式”。這是一種“綜合”共產制和私有制的“自由”，也就是使一切人“平衡起來”的小資產階級私有制。由此，蒲魯東也被稱為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

總結馬克思對蒲魯東關于所有權理論的批判，我們得出如下結論：蒲魯東在對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權或私有制認識上犯了陷入“形而上學或法學幻想的錯誤”，其主要表現就是他將生產資料所有權或所有制，從社會生產過程中辯證運動的社會生產關系中孤立出來，在脫離社會生產關系諸范疇的運動和發展過程的情況下生產資料所有權下定義。用我們通常的說法就是“就所有權說所有權”。由馬克思對蒲魯東的批判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啟示：任何一種所有權或所有制，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之下面成長著的。因此，對于任何一種所有權或所有制的認識，都不能脫離特定的社會生產關系，不能脫離反映生產關系運動的諸經濟范疇而抽象地進行議論。換言之，任何一種所有權關系或所有制關系，如果不具體落實到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經濟環節之中，這種所有權關系或所有制關系就是一種被束之高閣的所有權關系。任何試圖將生產資料所有權或所有制關系，從社會生產過程的生產關系運動過程中孤立出來，進行孤立、靜止地進行概括，就是犯了馬克思所痛斥的陷入“形而上學或法學幻想”。

三、對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認識上的形而上學思想方法及其危害

現在我們來分析當下中國經濟學家在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理論探討上，是如何陷入“形而上學或法學幻想”的。20世紀90年代，受西方經濟自由主義思潮影響，在中國經濟學界悄然興起了科斯或產權經濟學“熱”。羅納德·哈里斯·科斯是新制度經濟學創始人，也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在《企業的性質》(1937年)和《社會成本問題》(1960年)等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所謂的科斯定理就是用明確界定私有產權的辦法來提高私有制經濟資源配置效率的極端經濟自由主義觀點。科斯的論文發表在20世紀30年代一直沒人問津，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適應西方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形勢需要，瑞典皇家科學院將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科斯。隨后在世界經濟學領域里掀起了科斯或產權經濟學“熱”。中國一部分經濟學家盲目崇拜科斯定理，并且試圖運用科斯的理論來指導推進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當時陳岱孫、陶大鏞、高鴻業、吳易風、丁冰、楊德明等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從科斯定理或進一步從產權經濟學的學說淵源及其理論謬誤的分析中阻止這種錯誤的蔓延。但是由于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這種錯誤理論的影響卻沒有徹底地得到控制。在這種背景下，一部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也不得不站出來強調馬克思不僅有產權理論，而且馬克思的產權理論遠遠優越于西方經濟學家的產權理論。這部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進一步從產權的內涵、產權的分解等方面重新表述了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這部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反對運用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產權理論指導社會主義國家國有企業改革，他們的理論宗旨和良苦用心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用西方經濟學的產權理論的理論范式和話語體系表述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我們是不贊成的。因為這種表述方式也有陷入“形而上學或法學幻想”之嫌。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來思考：如果馬克思真的有一個像西方資產階級產權經濟學那樣的脫離對社會生產方式各個環節進行分析產權經濟學，那么，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為什么不以產權經濟學來命名？事實上，如果馬克思在1842-1843年擔任“萊茵報”主編時，在對關于林木盜竊和地產分析的討論中就能以產權理論就解釋清楚這些問題，那么，馬克思就不會用40年的時間去研究政治經濟學。在馬克思看來財產關系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11]。馬克思認為，“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十八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稱之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12] 既然財產關系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既然財產關系只是哈哈鏡中表現出來的變了形的社會生產關系，那么，對財產關系的任何深刻的分析都必須撤掉哈哈鏡，使其遠離財產權關系界定的法律領域，也就是使其還原為社會生產過程的生產關系的本來面目才能做到。為此，馬克思離開法律領域而進入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奮斗了40年。這樣馬克思才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什么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或資本主義私有權。可見，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個環節中的生產關系，是不能揭示出現實的深刻的資本主義所有權關系的。當然，目前中國經濟理論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這種思想錯誤，其影響范圍還是很有限的。現在我們回到主題上來分析西方資產階級產權理論及其根本思想方法錯誤，對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誤導。

如前所述，全民所有制是對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否定。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必須要通過資本家才能實現結合的生產關系。全民所有制則是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新型社會生產關系。對于這種新型社會生產關系，必須要從工人階級是社會主人的全新的觀念去理解，而不能用小生產的私有觀念去理解。上世紀90年代西方資產階級產權理論的泛濫，一批經濟學精英人物出來宣傳以科斯定理為核心的西方產權理論。隨之便有經濟學家運用所謂的產權理論分析我們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的國有企業。他們從小資產階級的私有觀念出發，認為中國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有企業產權不明晰。他們認為在全民所有制國有企業里，生產資料名義上是“全民所有”，實際上是“全民皆無”。產權經濟學或新制度經濟學用小資產階級的私有觀念，把全民所有制解釋得一團糟，這就從理論上顛覆了社會主義公有制，進而也就為在實踐上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敞開了方便之門。

對于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其理論引領作用的是，厲股份等一批經濟學家所提出的股分制改革方案。厲股份等經濟學家最初也援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關論述證明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當然了，他們援引馬克思的有關論述，最終還是曲解了馬克思的原意。股份公司出現于十九世紀下半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于股份公司的性質有一個初步的概括。馬克思認為，私人資本以股份形式投資的股份制，是投資人組成社會的社會資本和社會企業。在馬克思看來，股份制企業是與以單個私人投資的私人企業具有不同性質的。在一般的私人企業中投資人是單個個人，但是在股份制企業中投資人已經由單個個人變成了由若干單個投資人組成一個集體。從這個意義上看，股份制是對單個投資人的資本主義企業的一種革命。但是，這種革命是很有限的。股份制企業只是用多個投資人集體投資的資本主義企業取代原來的單個投資人投資的資本主義企業。這種革命是對單個投資人投資的資本主義企業的一種否定。這種否定當然也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單個資本生產的分散性和無政府狀態。但是，它還不是用全體勞動者共同所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企業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因此，它還不是真正意義上徹底革命。馬克思把這種革命定性為，“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13]。對于變革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馬克思認為，這種股份制企業還要繼續變革，要將股份制的資本由投資人的財產變革成為生產者的財產，即變革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馬克思說：“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另一方面，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還和資本所有權結合在一起的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單純職能，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14] 可見，股份制不是天然的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有制。它只是從資本主義個人投資的私有制企業向勞動者聯合起來所組成社會的社會所有制企業過渡的一種過渡形式。在這里，厲股份等經濟學精英滿腦子資本邏輯，他們把馬克思的全社會勞動者聯合起來，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生產方式，曲解為他們所理解的資本所有者以資本聯合起來，資本所有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生產方式。然而，資產者聯合起來的社會生產方式，與全社會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完成了“剝奪剝奪者”任務以后的社會生產方式，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由于厲股份等所推崇的股份制不過是資本聯合起來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因此，按照股份制改革方案所進行的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結果必然是“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

在社會各界認真反思我們的國有企業改革道路的時候，厲股份等改革精英，又出來勸說我們放棄對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權。厲股份說：“改革開放以來的許多年內，我們所著手的有關國有資本體制的改革，基本上集中于國有企業管理體制的改革，即屬于第二層次的改革。國有資本配置體制的改革，即屬于第一層次的改革，實際上并沒有推進。國資委的主要任務放在對國有企業的管理和監督方面。甚至可以這樣認為：國有資本配置體制改革被忽略了。因此，在現階段談到中國國有資本體制改革時，必須兩個層次的改革一起進行，而且著重點應當放在第一層次的改革(國有資本配置體制的改革)方面。”國有企業改革被厲股份改成國有資本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被厲股份賦予了國有資本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厲股份給出的改革路徑是，“國資委可設置若干個按一個行業或幾個行業劃分的國家投資基金公司，把現有的國有股劃給某一個國家投資基金公司持有，作為該國家投資基金公司投入企業的國有資本，并根據該國有企業的股權結構派出董事會成員。”并且厲股份強調：“以后國資委不再管理國有企業，而只管國有資本進進出出就行了。”

那么，國有企業改革被解釋成“國有資本配置體制的改革”意味著什么呢?我們認為，這個建議要害在于弱化或者放棄了人民政府代表全體人民對全體人民所有的生產資料進行生產經營活動的管理和控制權利，從而也就徹底地放棄了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在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各個環節中的社會主義新型經濟關系。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厲股份的理論真的能夠成立，那么，資產階級政黨執政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只要政府握有一筆國有資本，只要政府將這筆國有資本投放到資本市場中去按照資本的原則進行經營，那么，這個資本主義國家不就已經是社會主義經濟了嗎?

厲股份等的新建議實際上是勸說我們的黨和政府在國有企業改革中放棄追求建立生產和交換領域的社會生產關系，而僅僅保留形式上的資產公有。厲股份等信奉國有企業 “產權虛置論”或“產權缺位論”。厲股份說“在這種國家所有制之下，投資主體是不明確的，產權也是不清晰的。沒有具體的投資者對國有資產負責。”厲股份之所以奉勸我們國資委放棄對國有企業管理，就是基于各級各類政府不代表全體人民利益，是不作為或者亂作為的政府。這是對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公然否定!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本來應該由全體人民自己來直接行使所有者、經營者以及相應的受益者的權力。但是，在社會主義現階段，由于階級和國家尚未消亡，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只能由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國家代為行使所有者的權力。全民所有制企業從所有權的角度來看，所有者是全體人民。全體人民的代表者是中國共產黨和他所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省市縣各級人民政府。按照厲股份等經濟學家的邏輯，各級各類人民政府一定是不代表全體人民利益，是不作為或者亂作為的政府，那么，誰又能保證在這些所謂的什么“投資公司” 一定是能夠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是有作為或者不亂作為的“投資公司”？我們認為，如果說中央、省市縣各級人民政府不能夠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行使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所有者的權力，那么，在國資委下面新成立的所謂“投資公司”，我們更沒有理由相信它會更好地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行使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所有者的權力。這種用從“從本丟推給彼拉多”的辦法，是對國有企業改革不負責任的推來推去而不能解決問題的方案。這樣從一個“不負責任”的政府，再推給一個更不負責任的“投資公司”，推來推去的結果必然會造成國有企業的毀滅!這是典型的經濟學上形而上學！他和蒲魯東經濟學上形而上學的區別僅僅在于，蒲魯東陷入形而上學思想方法，不能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生產和在生產各個環節中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分析，認清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本質。而厲股份陷入形而上學思想方法，則是通過否定社會主義生產和再生產各個環節的社會主義新興生產關系，而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最終實現私有化。如果說蒲魯東經濟學形而上學是由于蒲魯東認識上的不足或無知，那么，厲股份經濟學形而上學則可以說是一種別有用心！

在這里我們還可以舉出幾種經濟學形而上學的例子。一個例子是，閉口不談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及其在社會生產過程諸環節中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而片面議論所謂的收入分配橄欖形結構。事實上，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一定是在人們在生產領域的平等關系和在分配領域里的平等關系(按勞分配的分配關系)。一個時期以來在我國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受到西方資產階級宣傳材料的影響，有的企業搞所謂的“高薪養廉”或實行企業家年薪制。在這種理論指導下，有的國有企業經營效益并不好，但是領導人卻拿到了幾百萬元的年薪。然而，人們驚奇地發現：國有企業領導人越是拿到這種高額的年薪，越是助長了其腐化墮落。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同志曾不無感慨地宣布反腐清單證明：高薪不但沒有養廉反而養貪。其實，高薪養貪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兒。原因在于，國有企業領導人拿到如此高額的年薪以后，他就已經由一個普通勞動者變成了資本所有者。資本所有者是受其所屬的經濟關系支配的。馬克思援引托·約·登寧《工聯和罷工》(1860年倫敦版第35、36頁)中的如下一段話描述資本的本性：“資本逃避動亂和紛爭，它的本性是膽怯的。這是真的，但還不是全部真理。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15] 事實上，分配領域的生產關系不過是由生產領域的生產關系所決定的從屬關系。因此，欲求分配領域人民群眾之間實現公平公正的分配關系，必須要從在生產領域里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入手。否則，就是本末倒置！

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存在著另外一種經濟學形而上學。這就是將國有企業改革的底線定位在國有資產是否流失。首先，在市場經濟中，在資本上市運營過程中資產是不是流失要從動態總過程的結果才能判斷出結果。因此，我們在一個短期內很難能夠判斷出國有資產是否已經流失。其次，更重要的是，這種方法將國有企業改革的側重點轉移到了資本運營，忽略了改革的社會生產關系意義。事實上，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社會生產關系意義就在于，它為全體勞動者帶來了平等的勞動權利和平等的分配應該由勞動者個人消費的那部分社會產品。這樣來看，國有資本即使是足值出售，那也意味著能夠給勞動者帶來平等勞動和平等分配個人消費品的生產條件的減少。這也就等于社會主義生產和相應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范圍的縮小。由此看來，混合所有制關鍵不在于“混”還是“不混”，關鍵在于如何“混”，是為了擴大社會主義生產和擴大社會主生產關系而“混”，還是事實上放棄社會主義生產和擴大社會主生產關系而“混”。堅持社會主義改革方向，我們主張要實現國有資本控股，國有政府主導經營，放大國有資本作用的混合所有制。反對以削弱國有資本作用，縮小社會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范圍和作用的混合所有制。

正像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要通過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過程中得到貫徹一樣，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也必須要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過程中貫徹社會主義原則。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本原則就是勞動者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在生產和再生產的各個環節中能夠實現勞動者和自己的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新型社會生產關系。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的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不能僅僅理解為一個簡單的生產資料歸屬權的范疇，而是要理解為與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相聯系的一系列關系。將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僅僅弱化為一個所有權歸屬問題，奠定在這樣的“形而上學或法學幻想”基礎上的國有企業改革，其典型特征就是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個環節和領域里做虛、做弱和做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樣做的結果必然導致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或國有企業，以做虛、做弱和做空而告終！

四、中國共產黨人必須要認真回答國有企業改革中的幾個原則性的問題

（一）做大、做強和做優國有企業，是不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必要之舉？

馬克思按照唯物主義歷史觀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發展和必然滅亡的規律，得出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被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所代替的科學社會主義結論。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我們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領導全國人民經過浴血奮戰奪取了國家政權，又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這個經濟基礎從總體上來看，是與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是相適應的，因此，在建國后前三十年中，盡管我們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由于缺少經驗而犯過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包括像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我們的經濟建設還是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巨大成就。當然了，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挫折以后，特別是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又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改革開放進一步解放和發展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煥發了新的生命力。由于我們改革開放過程中借鑒和利用了一些資本主義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手段，因而也在人們心中造成了一些錯誤的認識。在一部分人中逐漸產生了一種誤解，似乎改革就是發展資本主義。這種誤解之深，影響面之廣，是我們不能小視的。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失敗為我們提供了前車之鑒。現在國外敵對勢力加緊了從思想理論上對我們的瓦解。我們的一部分干部和群眾由于受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影響，形成了如下的錯誤認識：國有企業改革只能走引進西方公司制的法人治理結構的道路，這條道路說到底就是私有化。現在對一部分干部來說，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他們可以跟著中央的宣傳要求喊口號。但是，對于做大、做強和做優國有企業，他們沒有理論上的自信。他們不相信中國共產黨能夠有什么辦法能夠做大、做強和做優國有企業。在他們那里已經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一說到改革國有企業，他們首先想到的就是研究如何出售或如何股份化國有企業。這是我們今天國有企業改革，所面臨的最嚴峻的思想形勢，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所面臨的最嚴峻的思想形勢。

習近平同志曾經鄭重聲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前面我們已經指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特征就在于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關系。國有企業是最現實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形式，是社會主義新型社會生產關系的代表。因此，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國有企業只能做大、做強和做優，而不能有絲毫的削弱，更不能把它全面私有化。只有在這種新型社會生產關系下，勞動者之間才能夠實現真正的公平正義。這是不可動搖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真理。當然，我們也必須要清醒地認識到：人類社會在從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歷史時期，特別是在兩種制度還在進行激烈較量的初期階段，這種公有制的生產關系剛剛誕生，它必然是很弱小的，還要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之處。但是它是新生事物，代表了社會的前進方向。因此，一切馬克思主義者、一切代表工農大眾利益的共產黨人都必須要滿腔熱情地支持、扶持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現在的問題是，對于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以及那些深受主流經濟學家影響的政府官員，他們對于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的國有企業不但不支持、不扶持，而且還千方百計地去刁難打擊，甚至以除之而后快。這種怪現象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蛻化變質前曾經出現過。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并且堅決糾正這種錯誤的思想傾向。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及其國家所有制的具體形式，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國有企業不斷壯大和加強，離不開全體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因此，我們必須要在全黨和全體工人階級隊伍中進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教育，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抵制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歷史唯心主義和形而上思想方法，破除對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國有企業及其運行認識上的形而上學思想方法的束縛。我們必須要及時戳穿新自由主義強加給中國國有企業的各種錯誤理論概括和詛咒，例如對于國有企業低效率論、國有企業壟斷論和國有企業政企不分論等等，我們必須要進行理論批判。我們必須要恢復、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在當代中國，在現實的社會生產力和現實的經濟基礎上，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制度特征。因此，我們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必須首先要把它落實在做大、做強和做優國有企業的具體行動上。

（二）做大、做強和做優國有企業要不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思想方法，反對歷史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

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于2013年12月3日和2015年1月23日分別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為主題進行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不斷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的滋養，更加自覺地堅持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更好認識國情，更好認識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大勢，更好認識歷史發展規律，不斷增強辯證思維、戰略思維能力，努力提高解決我國改革發展基本問題的本領。為什么習近平同志反復告誡我們的黨員干部：當官就不能發財，發財不要選擇當官？為什么我們有的黨員干部對新的黨內規章制度叫苦不已？為什么我們現在有的官員對于“新時代反腐”怨聲載道？為什么我們的黨員領導干部，在腐敗案發以后都不約而同地將“理想信念動搖”作為自己違法犯罪的思想根源？理想信念動搖說到底還是世界觀和方法論上背離了馬克思主義而陷入了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前面提到的吳市場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提到經濟學家高某否定公有制國有企業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提到厲股份因為形而上學思想方法而給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的國有企業改革開出致命的毒藥方。為什么我們有這樣多的同志自覺不自覺地墮入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呢？總結其原因，也是方方面面的：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針對每一個人的不同情況都可以有不同的總結。但是，這其中有一個教育方面的共性原因我們不能不認真總結。有材料顯示，目前我國高等教育領域里，經濟學教育、哲學教育、法學教育和新聞學教育等都是按照資本主義國家里資產階級教育體系組織教學的。我們的高等教育被資產階級用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思想方法占領了思想陣地。這對中國共產黨思想建設來說，進一步對于中國共產黨正在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斗爭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顛覆性錯誤。很多人都忌諱談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講話貫徹中有阻力。事實上，我們的許多干部，沒有能夠按照正確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精神，因而產生誤解和錯解。這種干部既不能正確理解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精神，當然也就談不上率領干部群眾正確地去貫徹執行。對于這種干部來說表現出觀望、猶豫、彷徨、畏縮不前等的情緒，自然也就不是什么不合邏輯的事情了。這種情況表明這些人在根本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的與我們黨中央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干部和群眾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錯誤是顛覆性的致命錯誤。這一點我們的有關領導部門重視不夠。有人甚至低估我們不加批判地引進西方的社會科學教育體系。

在這里我想用陳佩斯和朱時茂主演的小品《主角和配角》中的人物形象來說明我們不加批判引進西方社會科學教育體系的危害。在小品《主角和配角》中，陳佩斯不能超越他曾經當過日本漢奸的身份和思維方式，但是他又要爭著去扮演朱時茂這個站在國家和民族利益和立場上所表演的新四軍的人物形象。但是，陳佩斯表演的結果卻是令人捧腹大笑的。陳佩斯表演出了一個穿著新四軍軍裝、竊取了新四軍領導地位、透著從骨髓里流出來漢奸氣的反面人物形象。把這個小品搬到我們中國經濟學界，中國經濟學家是不是存在著陳佩斯的表演呢？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學家是存在陳佩斯式的表演的。經濟學家高某有這種表演、吳市場有這種表演，厲股份也有這種表演。因為，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的認識，他們的所謂的經濟人，或者是以小商品生產的小私有制的私有觀念立說的，或者是以資本主義私有制中資本家追求利潤的大私有者的私有觀念立說的。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站在經歷過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和對資本主義私有制進行“否定之否定”以后鍛造出來的大公無私的現代工人階級的立場立說。他們有這種唯心主義的歷史觀和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解讀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國有企業。因此，他們的解讀必然是是歷史的鬧劇表演，必然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我們在新形勢下搞好國有企業和壯大公有制經濟，必須要清除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思想方法的影響，必須要徹底批判西方經濟學。

當前，我國有的經濟學家已經認識到經濟學話語體系和話語權的重要性。但是，話語體系和話語權問題歸根到底是由其根本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所決定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就體現在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概念范疇之中。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也只有運用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概念范疇之中，才能發揮其認識和改造資本主義以及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作用。列寧曾高度評價馬克思的《資本論》，列寧說：雖然馬克思沒有留下“邏輯”(大寫字母的)，但他遺留下“資本論”的邏輯，應當充分地利用這種邏輯來解決當前的問題。在“資本論”中，邏輯、辯證法和唯物主義的認識論[16]都應用于同一門科學，而唯物主義從黑格爾那里吸取了全部有價值的東西，并且向前推進了這些有價值的東西。[17] 所以，我們說《資本論》的精華是經濟學唯物辯證法。現在，由于種種復雜社會歷史原因，我國高等教育領域里，經濟學、哲學、法學和新聞學等學科領域里的教育，都已經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教育體系所控制。黨中央多次指示教育部要盡快扭轉這種被動局面。我們認為，按照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扭轉社會科學各領域的教育教學被西方資產階級思想所控制的局面，不妨從經濟學教學抓起，不妨從深入學習和研究《資本論》抓起。我們呼吁我們的教育主管部門要盡快徹底扭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被邊緣化，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占領我教育陣地的局面！

（三）建立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代精神的現代企業制度，要不要用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和駕馭西方的所謂公司治理結構？

如前文所述，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一系列的社會主義新型生產關系的整體。因此，對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必須要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辯證運動的觀點去解釋，而不能用形而上學靜止的觀點去解釋。同樣，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關系，也必須要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一系列過程中，在企業的管理和經營的各個環節中建立起新型的社會生產關系。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新型生產關系，歸根到底是全體勞動人民之間平等的生產關系。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加強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是不可忽視的問題。我們看到201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正在全黨都在學習研究如何貫徹落實《指導意見》的時候，201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又印發了《關于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若干意見》)。本來在《指導意見》中已經專門論述了黨對國有企業改革的領導和國有企業的黨建工作，但是《指導意見》剛剛下發7天，中共中央緊跟著又下發《若干意見》。由此可以證明黨中央對國有企業改革中的黨的領導和企業中的黨的建設工作的高度重視。《若干意見》明確規定“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和加強黨的建設確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的一個特色和優勢。”但是，我們到底能不能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真正做到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呢？曾幾何時，歷史上就在上世紀90年代，也就是國有企業改革中不斷弱化和否定黨的領導，并不斷地實現私有化時候，1997年1月24日中共中央也曾經下發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的通知》。在這個《通知》中，對于國有企業改革中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的原則問題都有了較明確的規定。但是，就是在貫徹這個《通知》的過程中，上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改革卻導致黨的領導越來越弱化。當然，黨的十八大選舉產生的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全黨開展了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加強黨的作風建設以全面從嚴治黨的優異成果向世人證明這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是堅強有力的。習近平同志治國理政從基礎做起，強調要樹立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在黨內進行群眾路線教育，樹立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的群眾觀點。在黨內進行三嚴三實教育，教育全黨要踏踏實實地踐行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堅持在黨員領導干部中高壓反腐，要求他們與資產階級世界觀方法論以及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做徹底的決裂。所有這些都鼓舞我們進一步思考如何由中國共產黨領導解決國有企業治理結構問題。為此我們必須對如下諸問題做出認真的回答：

第一，究竟誰是全體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者？究竟是黨在企業的各級組織，還是董事會？共產黨的黨性就在于其人民性。在人民利益之外共產黨沒有自己的不同于人民利益的特殊利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明確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但是，在國有企業治理結構中，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怎樣才能更好地代表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我們不能把這種代表讓位給股東代表大會、讓位給董事會！中國共產黨在地方黨委和政府中能夠代表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如果在企業中不代表全體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那這是黨的領導的虛化。這種體制機制上的弊端必須要在今后的國有企業改革中徹底改變。要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過程中加以落實。

第二，國有企業的工人究竟是國有企業生產資料的所有者，還是私有制企業的雇傭工人？我們黨一直都在講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搞好國有企業。但是，我們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卻一直在探索工人“能進能出”的用人制度和體制機制。所謂“能進能出” 的用人制度和體制機制，就是指國有企業的工人要按照雇傭勞動制在勞動力市場上雇傭。這是和根本經濟制度相矛盾的。我們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加強黨的領導歸根到底要加強工人階級的領導。我們必須要堅持前者，摒棄后者。我們再也不能走過去的剝奪工人階級生產資料所有者身份的改革道路。中國國有企業能不能做大、做強和做優，關鍵在于能不能真正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這是一篇大文章，我們要做大做好。

第三，既然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既然中國工人階級既包括普通白領工人、藍領工人，也包括知識分子這個重要組成部分，那么，為什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竟然選舉產生不出優秀的管理者能夠管理好國有企業呢？為什么還要高價到市場上去雇傭所謂的高級經理層人員呢？我們不排除對于特定企業，在特定的條件下可以到市場上去用市場的辦法雇傭企業經理人，但是，作為一種制度安排，不宜采取在市場上雇傭經理人員的做法。因此，堅持中國共產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必須要否定在市場上雇傭經理人的制度。中國共產黨要有信心能夠打下江山，更要有信心坐江山、坐穩江山。只要我們全心全意地依靠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工人階級，只要充分調動工人階級的積極性，工人階級是完全能夠管理和經營好國有企業的。

第四，究竟誰是國有生產資料運營的監督者？是工人階級及其代表——工會，還是其監事會？顯然，共產黨人的回答當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總結以上諸方面我們不難得出結論：按照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在改革中做大、做強和做優國有企業，必須在指導思想上實現撥亂反正。目前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我們必須要堅持歷史唯心主義的宿命論和僵化教條的形而上學思想方法做徹底的決裂。通過堅持和改善黨對國有企業領導而恢復和重建社會主義新型生產關系。只有這樣，做大、做強和做優國有企業的目標才能順利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到達理想的彼岸。而所有這些任務的完成都指向國有企業必須要恢復和重建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

（四）代表全體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能不能在國有企業中建立起自己的組織并有效地開展工作？換言之，在國有企業中能否存在有全心全意為人民利益而奮斗的中國共產黨？

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已經反復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已經以法律條款對此加以規定。但是，在以往的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我們國有企業的黨委和它所領導的各級組織卻沒有承擔起這種領導責任。一切社會主義的敵人，都以唯心主義宿命論的觀點否定中國共產黨能夠領導好國有企業。現在我們的理論界和實際工作部門的領導同志，由于沒有能夠超越西方經公司治理結構中的組織機構安排，因此在事實上否定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由此就決定了當下中國正在進行的國有企業改革也不能徹底克服這一致命的根本缺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興衰成敗，關鍵在于我們中國共產黨能否領導人民做大、做強和做優中國國有企業。為此，中國共產黨必須要加強自身建設，特別要加強自己在國有企業中的黨建工作。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不能僅僅局限在黨對中央機關和中央人民政府、對各省、市、縣的黨政機關領導范圍之內。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最重要的是黨對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建設的領導。中國共產黨是全體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難道國有企業中就沒有能夠代表全體人民利益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黨員干部嗎？中國共產黨的預備黨員在入黨誓詞中宣誓：“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具體化為日常工作中，就應該是為維護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關系而奮斗。作為國有企業領導人的黨員干部，一定要堅持和踐行共產黨奮斗宗旨，而不能沾染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自私的、尋租的、經濟人價值觀。我們黨要對黨員，特別是要對在國有企業中擔任領導工作的黨員領導干部，進行共產黨人宗旨教育，用一切政治的和司法的手段堅決懲處國有企業中黨員領導干部的職務犯罪。中國共產黨對國有企業領導干部不能采取所謂的“高薪養廉”政策。要將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利益服務的根本宗旨落實到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的具體工作之中。不斷改善和深化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政府對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的領導，是搞好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重要的政治保證。對于在國有企業擔任重要領導工作的黨員干部，我們的組織部門要經常按照習近平同志所規定的標準衡量他們。看一看他們“能否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奮工作、廉潔奉公，能否為理想而奮不顧身去拼搏、去奮斗、去獻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我們黨要通過思想建設、政治建設、組織建設、法律建設和道德建設等方面教育和督察黨員領導干部，使他們符合上述標準。同時我們黨還要注意對中國工人階級的階級隊伍建設，以鞏固自己執政的階級基礎。中國共產黨要加強自身建設，特別是要加強國有企業中的黨組織建設，以便為加強和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

中國國有企業做大、做優和做強，進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勝利，歸根到底，要靠中國工人階級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覺、理論自覺和制度自覺。在這里關鍵是用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教育和武裝中國工人階級，盡快將中國工人階級鍛造成為能夠承擔起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代重任的堅強的領導階級。中國共產黨要教育中國工人階級有效地抵制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現在，中國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經過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考驗和鍛煉以后，已經表現出了更加寬廣的胸懷和更加昂揚的斗志，是一個更加成熟的代表時代前進方向的偉大階級。我們相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中國工人階級一定會為做大、做強和做優中國國有企業和振興國有經濟，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做出無愧于偉大時代的歷史性貢獻。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6頁。

[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頁。

[3]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874頁。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頁。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頁。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13頁。

[8]馬克思：《論蒲魯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0頁。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0卷，第160頁。

[11]馬克思說：“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9頁)。

[12]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頁。

[13]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 493頁。

[14]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 494頁。

[15]《資本論》1975年版，第一卷，第829頁

[16]不必要三個詞:它們是同一個東西

[17]列寧：《黑格爾辯證法(邏輯學)的綱要》，《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7頁。

（作者系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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