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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后，毛劉辯論，偉人就是偉人！

點擊：  作者：記者    來源：太陽出來走四方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4-05-14 11:18:51

 

“一線”與“二線”

 

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后，毛主席對中央第一線，尤其是主持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的不滿急劇地發展。

 

1966年10月25日，毛主席談到“一線、二線”問題時說：“想要使國家安全，鑒于斯大林一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個一線、二線。現在看起來，不那么好。我處在第二線，別的同志處在第一線，結果很分散。一進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

 

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為了“國家安全”搞“一線、二線”的考慮是能讓人理解的。為了培養接班人，1959年毛主席辭去國家主席一職，還有一條理由，是要擺脫“雜事”，“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問題。”

 

毛主席戰爭年代精力充沛，正如他年輕時所說，既有“圣賢傳教”的一面，又有“豪杰辦事”的一面。正是這“兩面”奠定了他在中國革命中無人可以替代的地位。現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國內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研究的重要問題很多，國家主席一職迎來送往的繁文縟節不勝其煩。畢竟年事漸高，體力不支，他想擺脫“雜務”，專注于研究，這符合毛主席的性格。毛主席退居二線，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彭真等處于一線。1961年9月，毛主席又講，以后“兩個主席都姓劉”。

 

然而，這種“一線、二線”體制，最難處理的問題是“一線二線”的關系。什么需要呈報“二線”決斷，什么可由“一線”處理，全憑信任。毛主席退居二線，專注理論，但他決不是書齋理論家，他希望自己的理論付諸實踐，指導實踐。起初，他自信不當國家主席，“個人威信不會……有所減損”，“在必要時，我仍可以作主題報告。”然而，正是他退居二線之時，發生了廬山會議、三年困難這一連串的事變，他感受到社會主義道路有被顛覆的危險。

 

尤其是當他認定1962年上半年的政策是“右傾”、“動搖”，“是壓我的”以后，產生了對第一線尤其對劉少奇的不滿。1962年召開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把問題“抖出來”，是對第一線的一次嚴重警告。

 

1964年，從反修防修出發，毛主席一再號召各級領導干部都要下去蹲點，要參加勞動，不要當官老爺，卻遲遲推不動，就是有些人不下去。毛主席想動官帽子也動不了，想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也不拍版面。然而，劉少奇叫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具體安排，并且說：“不下去的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當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連公社書記也不能當。”這樣一來，全黨聞風而動。只北京中央機關和國務院機關，司局長以上干部就下去了一千多個。

 

在這之后，國際上又發生了赫魯曉夫被趕下去，馬利諾夫斯基挑釁事件，這不能不對毛主席發生影響。在11月底的一次會議上，毛主席說：“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

 

不知劉少奇是否聽出了弦外之音，他只是就事論事回答說：“我搞不來這么多，‘四清’我管，‘五反’富治、彭真多管，經濟工作由小平、總理管。”

 

毛主席說：“還是你掛帥，小平做秘書長，他們這些人很忙，否則哪個也統不起來。”

 

恰在這時，毛主席與劉少奇之間，在社教運動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歧。關于運動的搞法，毛主席實際上不贊成集中力量搞“大兵團作戰”，不贊成運動主要依靠官員搞扎根串連、而不是放手發動群眾。從他多次批復劉少奇的做法的批示中，可以體會到，“同意”是很勉強的。1964年12月在北京召開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會上各地代表反映了“四清”運動中“左”的做法，就連毛主席贊揚的大寨的領頭人陳永貴也受到了沖擊，還是周恩來親自發話，保陳過關的。

 

不過，毛主席并不認為劉少奇“左”，而認為他是“形左而實右”，即沒有弄清主要矛盾和運動的性質。關于主要矛盾和運動性質，劉少奇認為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或者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1964年12月12日，毛主席看了薄一波轉報的陳正人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的報告，批示道：

 

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

 

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怎么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我們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同一天，毛澤東在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宴請羅代表團的報告上批示道：

 

他們看我們的干群關系不準確，我們國內嚴重的尖銳的階級斗爭，他們不感覺，我們的大批官僚資產階級壞干部在他們看來正是好人。“官僚主義者階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官僚資產階級壞干部”，從這些提法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對黨內特別是黨的干部隊伍中的“階級斗爭”看得十分超前了，已經不是少數“分子”，而是形成了一個“階級”。他心目中的革命對象，也不是一般干部，主要是領導干部。事實上是要對黨本身進行一次“革命”了，如果任由發展下去，腐敗墮落快得很，走資本主義道路快得很，到時候勞動人民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我們的黨就變成了修正主義黨，掛羊頭賣狗肉，打著社會主義旗號，走資本主義道路。只不過這些批示還沒有公開。但凡看到這兩條批示的人，無不感到震動。

 

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原想乘三屆人大會議期間。會議由劉少奇主持，鄧小平認為一般工作匯報，不必驚動毛澤東。他在向毛澤東報告此事后說：

“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參加了。”

 

毛主席堅持要參加。劉少奇又加了一句：

“參加可以，但不要發言了。”

 

在一次會上，毛主席在劉少奇講話時插話，劉不知毛有很多話要講，毛只講了幾句，就被劉打斷了，這兩件事使毛大為惱火。

 

會議沒開幾天，毛主席沒有出面就結束了。毛主席忍無可忍，終于爆發了。會后，江青請陶鑄、曾志夫婦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看《紅燈記》。毛主席在休息室問陶鑄：“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參加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講話的么！”

 

陶鑄、曾志愕然，誰敢在主席“頭上拉屎”？曾志回憶說：“我和陶鑄，已隱約感覺到了，主席說的‘有人’二字，這個‘人’恐怕是指少奇，但是我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

 

毛主席又問陶鑄：“你們開會的人是不是都已經走了？”

 

“有的走了。”陶答。

 

“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毛主席斬釘截鐵地命令道。

 

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各省書記們，又都被召回來，繼續開會。

 

 

兩個主席當面沖撞起來

 

1964年12月20日，毛主席來到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上。毛主席與劉少奇的對話，使分歧公開了。這次公開沖突成了毛劉分歧的轉折點。爭論的焦點是社教運動的重點應當指向哪里。

 

毛主席主張重點要整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說：“地、富是后臺老板，前臺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干部。那些地富已經搞過一次分土地，他們臭了，至于當權派，沒有搞過，沒有搞臭。他是當權派，上面又聽他的，他又給定工分，他又是共產黨員。”

 

毛主席說：“不要管什么階級、階層，只管這些當權派，共產黨當權派。發動群眾就是整我們這個黨。中心是整黨。不然無法，不整黨就沒有希望。”

 

毛主席說：“無非是左、中、右。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有打有拉，這套策略，我看現在還用得著，現在這個黨內就是國共合作嘛！也有統一戰線。”“還有少數爛掉了，省委也有爛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爛掉了！你青海不是爛掉了！貴州不是爛掉了！甘肅不是爛掉了！云南還是‘個別’的，不夠。河南吳芝圃‘左’得很嘛！”毛澤東接著講下去：

 

“先搞豺狼，后搞狐貍，這就抓到了問題，你不從當權派著手不行。”

 

李先念插話說：“不整當權派，最后就整到貧下中農頭上。”

 

毛主席肯定地說：“根本問題就在這里！”他念了杜甫的四句詩：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接著說：“大的搞了，其他狐貍慢慢地清嘛！我們對冶金部也是擒賊先擒王，擒王鶴壽嘛！”

 

劉少奇說：“恐怕不能太絕對了。現在是黨內外矛盾，敵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名種矛盾交叉。”

 

毛主席說：“首先抓敵我矛盾性質的問題，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堅持說：“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主席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張霖之是煤炭部部長。

 

與會的常委們面面相覷。會場有些僵持不下。

 

毛主席轉換話題，批評社教運動中的做法。他說：“擠牙膏，擠那樣干凈？寬大處理嘛！退賠從嚴對，要合情合理，不必講徹底。”毛主席說：“有的地方只有18戶，沒有虱子，一定要捉虱？”“一不可太寬，不可打擊面過寬，二不可潑冷水，不要下去潑！現在還在反右”。“要把那些幾十塊錢、一百塊錢、一百幾十塊錢的大多數四不清干部先解放。”

 

毛主席既強調“打擊面不要太寬”，一方面又強調“不要潑冷水”，他這樣解釋自己的想法。他說：“我提這個問題有點‘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劃成百分之十幾二十，如果二十，七億人口就是一億四，那恐怕會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結果樹敵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從這些話可以看出，毛主席一則擔心把運動搞到一般群眾中去，讓沒權沒背景的老百姓背鍋挨批斗，二則擔心糾纏一般干部的四不清問題忽視了重點：走資派。在他看來，危險就在這里。

 

20日的會議使常委們的心情格外沉重起來。

 

然而，毛澤東依舊憂心忡忡。

 

 

12月26日，是毛主席71歲壽辰。汪東興和江青操辦了壽宴，壽宴就擺在中南海毛主席的住所，請了一些參加會議的領導人吃飯。一共三桌。有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夫婦、胡耀邦及陶鑄夫婦、李井泉、李雪峰、劉瀾濤、宋任窮等。還請了錢學森、陳永貴、董加耕、邢燕子等各界模范人物。毛主席自己的兒女，一個也沒來。小女兒李訥響應號召，下鄉未回，大女兒李敏來祝壽，毛主席硬是不讓她參加。

 

客人們陸續來到。陶鑄曾志夫婦、李井泉、李雪峰、劉瀾濤、宋任窮等是最早一批來到主席處。不一會，毛主席走了進來，環視了一下四周，招呼各路“諸侯”，“坐么，大家都坐么。”毛主席說：“今天是我的生日，過了年就71歲了。我老了，也許不久就要去見馬克思，所以今天請大家來吃飯……”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胡耀邦及錢學森、陳永貴、董加耕、邢燕子也陸續來到。

 

毛主席提高了嗓門：“今天李敏回來了。我問，你回來干什么？李敏說：給您祝生日，我說：你沒資格。因為你不下鄉！”

 

“脫離人民群眾，脫離基層生活。官作大了，驕嬌之氣。拒絕到農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適喲，不出修正主義才見鬼！”毛主席大聲說著，誰都知道，這不是在說李敏。

 

李富春和蔡暢夫婦來到了。他們與毛主席是世家友好，關系與眾不同。

 

“富春啊，”毛主席扭過頭來大聲地對李富春說：“你們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講，啊，什么話都不同我說。現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們是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

 

李富春先是一怔，接著又笑了一笑，不作解釋，只是大口地吸煙。他心里明白，毛主席不是沖他來的，只是拿他當話由。

 

大家心里也明白，“搞獨立王國”雖然是面對李富春說的，但決不只是批評李富春。

 

劉少奇、鄧小平同樣一言不發地大口吸煙。

 

幸好江青走過來招呼大家入席。錢學森、陳永貴、董加耕、邢燕子被安排在毛澤東的左右，陶鑄夫婦和羅瑞卿分在主席這一桌。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胡耀邦及各大區書記及江青本人，則分坐在另外兩桌。

 

這種安排是毛主席親自囑咐的。“大官”們只有陶鑄夫婦有與主席坐在一桌的殊榮，表明此時毛澤東對陶鑄的信任非同一般。

 

 

席間，毛主席一邊喝酒，一邊說話，話說得格外多，很多話是“話中有話”，其他人都默不作聲。參與者只記得毛澤東大聲地贊揚錢學森：“錢學森不要稿費，私事不坐公車，這很好。”錢學森為不久之前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作出了重大貢獻。毛主席并沒有提到這件事，因為主席知道，不搞社會主義，原子彈再多也只是工具，蘇聯就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只是表揚他不要稿費，私事不坐公車。他這時所關心的是“反修防修”而不是原子彈。

 

毛主席大聲地批評社教運動中“只靠工作隊，搞神秘主義，打擊面過寬”的問題。他說：“一個縣、一個公社、一個大隊，誰更了解那里的情況？只有群眾。”說到這里，他伸出胳膊用力地一劃：“我是要坐在群眾一邊的。”

 

這一劃，在黨政軍領導者與群眾之間劃出了一條界限，也在毛主席自己與各級“當權派”之間劃了一道界限。當然這是想象中的一道界限。但這一劃，確使少奇為首的領導們心里一驚。

 

12月28日，毛主席又來到會場。他帶來兩本書放在桌子上，一本是《黨章》，一本是《憲法》。然后發言。再次提出社教運動的性質問題。他還聯系到1962年的“包產到戶”和“單干風”，說：“要搞階級斗爭，要搞社會主義，不要搞那個資本主義”。毛主席說：“請你們回去也找《黨章》和《憲法》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

 

毛主席接著說：“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么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許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

 

毛主席說：“我是黨員，我是公民，你們一個不讓我參加黨的會議，違反黨章，一個不讓我發言，違反憲法。”“據我看，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

 

毛主席的話震動很大，全場氣氛緊張，許多人摸不著頭腦，不知指誰。劉少奇、鄧小平沉默不語，臉色鐵青。據說在場的許多軍隊將領都站出來為毛主席撐腰。主席轉身離開了會場。

 

 

撤銷“17條”，制定“23條”

 

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分歧，在會外很少人知道。但各省市也感覺得到一些跡象。因為剛發到手的“17條”突然又接到通知收回銷毀。

 

原來在會議前半段，由劉少奇主持起草了一個關于社教運動的文件，內容比較簡單，只16條。根據會上討論意見，又反復修改為17條。12月24日和27日，毛主席批示“照辦”、“照發”。12月28日，由彭真批轉，以中央811號文件發出。

 

“17條”根據毛主席12月20日講話，已經加進了關于運動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和“重點整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包括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當權派”的提法。

 

文件發出后，12月30日，毛主席又授意陳伯達在“17條”關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一段話中作了如下修改：“這些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經劃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也有漏劃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

 

12月31日，毛主席批示：“照改的第二頁倒數三行文字，重印。請少奇同志閱后交機要室辦。這是伯達同志建議的，我同意。如你也同意，則請交辦。”經劉少奇同意，中央辦公廳發文“停止執行”中央811號文件。說這個文件“中央尚在修改中，請停止下發，并自行銷毀。”

 

毛主席的三大政治秘書，胡喬木在養病，田家英已被冷落，只剩下陳伯達。陳伯達12月27日會上的發言，順著毛主席的話，從“理論”上批評劉少奇的兩個提法。他說：“所謂清不清，歷代就有這個問題，不能說明矛盾的性質；國民黨也說有黨內外矛盾的交叉，因而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叉也不能概括矛盾的性質。所以主席的概括是正確的，性質不清楚，就會迷失方向的。”

 

陳的發言，深得毛主席的贊賞。后來毛主席修改文件時，特別把這個意見寫了進去。停發“17條”，也是陳伯達建議的。這使毛劉之間的分歧更加明朗化。

 

由于“17條”停發，會議又繼續開了下去。

 

1965年1月3日，三屆人大選舉劉少奇連任國家主席。當天，毛主席在一個小型會議上，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他說：“四清”工作隊集中大批人員，是搞“人海戰術”，學習文件40天不進村，是搞“繁瑣哲學”。

 

劉少奇解釋說：“工作隊集中學習文件是為了反右傾”，毛主席嚴厲地說：“越學越蠢，反人家的右傾，結果自己右傾”。不依靠群眾，扎根串連，結果“冷冷清清”。第二個“10條”“太長了，太繁了。”毛主席提出：四清運動“一是不要讀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樣扎根串連”，要依靠群眾，清少數人。“有則清清，無則不清。沒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1月14日，毛主席對各大區書記說：“1963年5月杭州會議寫的第一個10條，為什么過了三個月，9月北京又搞出個10條，只有三個月，有那么多經驗？！”毛主席批評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一個是指書記處，一個是指國家計劃委員會。

 

根據毛主席的講話精神，對文件作了大的修改，內容從17條變為23條。改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1月14日會議討論通過，由彭真送毛主席審閱后，正式發出。會議也就此結束。

 

毛主席在修改23條時，加進了嚴厲批評“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和“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提法的話。他寫道：“這兩種提法”“不說是什么社會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說是什么黨的內外矛盾交叉。從字面上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歷史上什么社會里也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么黨派也能用；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這段話雖然沒有點劉少奇的名，但毛劉的爭論事實上半公開化了。知情的中上層干部明白，毛劉之間的分歧不同于毛澤東與彭德懷之間的分歧，這意味著黨可能發生分裂。會議期間，朱德、賀龍等人找劉少奇，希望他顧全大局，要謹慎，要尊重毛主席。會后，中組部部長安子文受政治局和書記處多數人的委托，面見劉少奇進言：“你們兩位主席發生矛盾，下邊就亂了，無論如何不能和毛主席發生矛盾啊！”

 

劉接受大家的意見，主動找毛澤東談話作自我批評，以后，又在自己的家里連續舉行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參加的黨內生活會，劉少奇檢討了不尊重主席的錯誤，常委們批評了劉少奇。然而，兩個主席之間的裂痕，根本就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政治路線的問題，已難以彌合了。在此后一年多時間里，劉少奇表面上仍主持中央一線工作，但毛主席已不再同劉少奇和書記處通氣了。

 

正是這次的分歧，使毛主席下了在政治上搞掉劉少奇的決心。正如薄一波回憶說：毛劉分歧“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1966年8月5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里，提到“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上講：“引起我警覺，還是‘23條’那個時候。”1970年12月18日，毛會見斯諾。斯諾問：毛主席從什么時候明顯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毛答：“那就早啰。1965年1月‘23條’發表。‘23條’中間第一條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有一點是明白無誤了，毛主席多次講“身邊的赫魯曉夫”，原來就是劉少奇。

 

高層的分歧，下面并不知道。毛主席批準的“23條”關于糾正“左”的偏差的規定，如盡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賠可以減緩免、嚴禁打人、防止逼、供、信等，在實際中發生了作用。各地糾正了劉少奇搞“四清”運動的一些“左”的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基層干部、群眾。運動向平穩方面發展。在整個運動中，工農業生產一直是向前發展的。

 

各地“四清”運動在抓緊進行，毛主席本人卻對這場運動不太感興趣了。他認為四清運動、文化戰線的批判，都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因而轉向醞釀和發動“文化大革命”。到1966年上半年，全國結束“四清”運動的有694個縣、市，占總數32％，正當各地部署第三批“四清”時，“文化大革命”運動興起，“四清”運動實際上不了了之。

 

 

從“吃穿用”計劃到“大三線”建設

 

毛主席至少有三次，在談到黨內斗爭時，同時提到要準備打仗。一次是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時，毛主席突然提出：“要準備最后災難。”“赤地千里，無非是大旱大澇，還要準備打大仗。”“還要準備黨搞的不好，要分裂。”

 

一次是1973年12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讓批評“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之后，又突然提出“準備打仗，內戰外戰都來！我還可以打幾仗。”“一打下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愿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再一次就是1964年6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在提出“中央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怎么辦”之后，再次提出要準備打仗。

 

不過1958年和1973年那兩次是說說而已，并沒有認真，訴諸行動。1964年這一次不同。準備打仗的思想演變為一次影響深遠的經濟戰略布局的調整。首先是改變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制定。

 

關于“三五計劃”，1963年初，李富春領導國家計委就提出了一個初步設想，其基本目標是“集中力量解決吃穿用。”不過當時講“三五計劃”時期是1963～1967這五年。到了8月，中央決定再用三年（1963～1965）進行調整。“三五計劃”時期就推到1966～1970年。計劃目標不得不作重新考慮。擬定三大任務：一是大力發展農業，基本解決吃穿用問題；二是適當加強國防建設；三是加強與農業與國防有關的基礎工業。雖然作了這些調整，仍然是一個“吃穿用計劃。”

 

1964年4月25日，軍委總參作戰部向中央提了一份報告，認為我國經濟建設在防備敵人突然襲擊方面存在嚴重問題。一是工業過于集中；二是大城市人口多；三是主要鐵路樞紐、橋梁和港口碼頭多在大城市附近；四是所有水庫的緊急泄水能力都很小。所有這些一旦遭到突然襲擊，將釀成大災難。報告建議國務院組織一個專家小組，研究可行性措施。

 

這份報告引起毛主席高度重視。1964年5月11日，毛澤東聽取計劃領導小組“三五”計劃匯報。毛主席概括地講了他的想法：國民經濟有兩個拳頭、一個屁股。農業是一個拳頭，國防工業是一個拳頭，基礎工業是屁股。要集中精力打殲滅戰，留有余地。這“兩個拳頭、一個屁股”的說法，也還是形象地肯定了李富春提出的三大任務。

 

6月6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在談到要改變計劃方式之后，毛主席提出要進行備戰。他說：“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的危險。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它什么時候要打仗。”隨后，他提了要搞三線工業基地。一、二線也要搞點軍事工業。各省都要有軍事工地，要自己造步槍、沖鋒槍、輕重機槍、迫擊炮、子彈、炸藥。有了這些東西，就放心了。“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的建設要快，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著覺。”毛主席風趣地說：“你們不搞攀枝花，我就騎著毛驢子去那里開會；沒有錢，拿我的稿費去搞。”

 

所謂一、二、三線，是對中國地理區域作的戰略劃分。沿海地區為一線；中部地區為二線；后方內陸地區為三線。三線有兩片：一是云、貴、川、湘西、鄂西為西南三線；二是陜、甘、寧、青、豫西、晉西為西北三線。這兩片統稱“大三線”。在“大三線”之外，還有“小三線”，那就是沿海和中部省份的腹地山區。國家集中力量加強“大三線”建設，各省區負責“小三線。”

 

當時面臨的國際環境的確比較嚴峻。美國在越南不斷搞戰爭升級，把戰火擴大到北越，逼近中國南大門，中美之間又一次走到戰爭邊緣。蔣介石反攻大陸計劃失敗后，轉而不斷對大陸進行騷擾。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之后，兩國邊境對峙并未緩和下來，由于中蘇關系惡化，北方邊境變得緊張起來。面對這種現實，提出加強戰備是必要的。作為戰略家的主席，總是居安思危，重視有備無患。在他腦子里有兩根弦是始終不松的，一是階級斗爭，一是戰爭。

 

毛主席關于準備打仗和加強三線建設的話，引起了黨內的共鳴。大家都感到領袖的深謀遠慮，一致擁護加強戰備，并且具體落實到三五計劃的編制中。

 

毛主席關于三線建設的思想，還引起了人們對改變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格局的想象力。周恩來就是從這方面考慮問題的。1964年5月28日，周恩來在中央常委擴大會上說：

 

我覺得，主席提出這個戰略思想，我們從中可以引申出許多認識來，中國過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人口也不平衡，經濟發展更不平衡，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向平衡……要走向平衡，那是一個大的經濟斗爭。

 

周恩來為三線建設和以備戰為中心編制三五計劃傾注了很大的熱情。

 

從以后的發展看來，有些人認為我們當時對世界革命形勢和戰爭危險的估計似乎過頭了。然而很難測算，中美之間、中蘇之間沒有爆發戰爭，在多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有了準備。不過，有一點是確實的。三線建設的戰略部署，使中國獲得了一個意外的結果，即用國家的力量在一個較短時間內，使中國的經濟格局發生了很大改變。嚴重傾斜的金字塔稍稍得以扶正。

 

傳統體制的優勢或許就在于它能集全國之力，干一些市場經濟條件下難以想象的事情。三線建設的展開，有兩個字：一是建，二是搬。關于建，三五計劃新建項目大都擺在三線，并且按照“分散、靠山、隱蔽”的方針布點。

 

據統計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三線新建和擴建的大中型項目達300余項。關于搬，就是把一線的重要工廠和重點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全部或者部分搬到三線。這可能是空前絕后的一次工廠大搬家。一年半時間從上海等地遷入三線的第一批工廠就有49個。后來“文化大革命”爆發，但三線建設并沒有停止。經過這次經濟戰略的大轉移，在大西南和大西北那些落后的甚至是荒漠的窮鄉僻壤，陸續出現了一批工業、科研、國防基地和城市，如攀枝花鋼鐵基地、酒泉航空基地、十堰汽車城等等。為國家均衡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來源：太陽出來走四方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