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眸：切記廣大勞動者的文化權利

點擊：作者：天眸來源：昆侖策網【原創授權】發布時間:2024-05-13 08:54:30

【摘要】自從有了那篇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歷史洪流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人民文藝，人民群眾從此不再是看客，也不是配角了，而是主角。而文藝界在40多年改革開放中出現了背叛《講話》精神的狂潮，封資修反動文藝死灰復燃，給社會帶來災難性的文化危機。廣大勞動者痛感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權利，就不能在經濟、政治上保障自己的權利。于是，要求重回《講話》正道改革再改革，已成為今天民心所向的共鳴。

切記廣大勞動者的文化權利

——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82周年

天眸

今迎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發表82周年，我做為一名文藝老兵，心潮涌動。

回想起1973年的一天，新疆部隊政治部組織我們文藝戰士到蘭州參觀“戶縣農民畫展”全國巡回展出，讓我有機會大飽眼福，看到那些掄鋤頭的手畫出了他們美麗的家鄉，以大紅大綠的夸張手法，創作的壁畫、年畫、水墨畫、連環畫、宣傳畫、版畫、剪紙等，洋溢著三秦農民淳樸、善良、豪邁和對理想的追求。這是戶縣農民畫在《講話》的燦爛陽光下，開出了一朵藝術奇葩，打動了我們的心弦。在參觀后的座談會上，記者聽了我的發言，要了我的發言稿，刊登在甘肅日報上，標題是《當兵、學兵、畫兵》，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變成鉛字，異常興奮。從此，每逢《講話》紀念日，寫一寫學《講話》成了習慣，畢竟是業余水平，缺乏專業人士的理論深度，今天想把經歷過的一段往事寫出來，為文藝理論工作者研究《講話》提供一點參考。

話說從頭，我小小少年學《毛主席語錄》時，記住了“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而利用”這一條，后來才知道這是《講話》中的一句。《講話》很長，少年讀來似懂非懂，從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拿起畫筆在本村和鄰村的街頭上畫學大寨趕大寨的壁畫，憑這一點點畫畫特長，到了部隊當兵學兵畫兵。解放軍是個大學校，讓我一個來自農村的小學畢業生，先當電影放映員，后當美術創作員。從那時起，經常讀《講話》，啟蒙我在軍營里揚起藝術風帆。

我在部隊近七年，刻骨銘心的《講話》鑄就了堅定不移的世界觀、藝術觀。退役后到華北石油會戰二部32342鉆井隊當了石油工人，下了班就畫我們為祖國獻石油。1977年的一天，聽到恢復高考消息，我穿著石油工人的工作服走進考場，看到《我怎樣度過今后不平凡的二十三年》的作文考題，心潮滾滾逐浪翻，雖沒讀過初中高中，自信解放軍大學校沒白培養我，憑當戰士當工人出版發表過的作品，預感考進大學十拿九穩，便信筆寫來，“距黨中央宣布本世紀未實現四個現代化還有二十三年，放眼未來豪情滿懷，在今后的二十三年里，我將沿著《講話》指引的方向，手執畫筆勇往直前，走一路畫一路，畫我熟悉的工農兵，畫人民公社，畫工廠，畫營地，畫學校、畫平原，畫高山，畫江河，畫海洋……待畫到二十三年后的今天，把這一路畫來的作品送到北京展出來，那時我長出了胡子，喜見我國已實現了四個現代化！再畫……”。

我如愿以償地考上河北師范大學的油畫專業。入學后卻與想象中的大學不一樣，西方美術史、西方文藝理論和技法撲面而來，意大利文藝復興、以法國為中心的美術運動、俄羅斯巡回畫派、弗羅依德文藝心理學、印像派、達達派、超現實主義等令我眼花繚亂，暈頭轉向。我覺得這些東西很玄乎，遠不及《講話》的道理明白。有位老師見我總是念念不忘《講話》，便嚴肅地告之，那是舊黃歷了，時代變了，以后別再提《講話》了。我問不提《講話》不對吧？老師說不是我不讓提，我沒這個膽，是開國上將呂正操說以后不要再提《講話》了，他剛在人民日報發了一篇文章，幾乎占了一整版。這是黨報發出的聲音，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文藝界強烈的關注。他說我們學校也沸沸揚揚，下午中文系專門舉辦這篇文章的辨論會，你們有興趣可去參加。

呂正操曾是我們熟知的解放軍高級將領，時任鐵道兵政委、全國政協副主席，知他能打仗，但從未沒聽說他在文藝理論上有什么見樹，今突然在人民日報發文批《講話》，甚感驚訝。

下午，我和幾個同學去參加辯論會，小禮堂里已座無虛席，由中文系主任主持。會議開始，先讀1979年4月19日人民日報第六版呂正操的大塊文章。呂文認為文藝與生活之間的關系并非簡單的"高于"或"低于"，藝術作品并不等同于現實生活本身，與生活沒有對比關系。他對《講話》中“可以也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的論斷予以否定。他認為主觀改變不了客觀，文藝不能高于生活。提出“文藝‘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提法不能再用。”他痛批“四人幫”搞的工農兵文藝是陰謀文藝。文章最后說“‘四人幫’復滅后，他們的陰謀文藝受到了應有的批判。這對于繁榮社會主義文藝創作，是完全必要的……”。文章很長，讀報之后，河北師大副校長于藥夫（當年他曾從樹杈上救下“狼牙山五壯士”中的葛振林和宋學義）講話，他說，呂正操將軍的這篇文章在社會上引起爭議，我們學校師生也對此各有看法。中文系舉辦這場辯論會，是為了辨明事非，提高認識，解放思想。

我覺得這篇文章詞不逮理，甚至強詞奪理。不通一藝莫談藝，一個和文藝不搭邊的外行，信口開河說什么文藝高于生活是唯心主義，把毛主席倡導的“藝術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斥之為純客觀的機械反映論。在否定文藝反映論的同時，他起勁地鼓噪主觀的自我表現說，認為文學藝術來源于創作者本人的心靈的感受和情志的抒發，以此否定《講話》科學唯物主義美學觀點，并武斷地認為以后“藝術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不能再用。呂文算不上一篇學術文章，充其量是為時事政治作動員，與《講話》的博大精深有著泥宵之別。明眼人都看出，呂文意在否定毛主席的“人民文藝”路線。

上臺發言的大多是老師，分為兩派，唇槍舌劍，互不相讓。有人說，一介武夫跳出來批《講話》莫名其妙！有人說，這是思想大解放的先聲；有人說，《講話》是人類文藝史上的珠穆朗瑪峰，你呂正操充其量是個小土坡，以粗俗淺見批《講話》是蚍蜉撼大樹；有人說，不破不立，呂將軍一馬當先破舊立新；有人說，這是忘恩負義，見風使舵，居心不良；有人說，呂文引發了對文藝的深刻思考；有人說吠日日更紅……下面竟有學生呼口號：炮轟呂正操！

這個辨論會像一場夢，似夢非夢，45年來在我腦海里揮之不去。每當想起這件事，就與《閃閃的紅星》中那刺耳的“我胡漢三又回來了”的鏡頭重疊在一起。過去從未見過這位將軍在文藝理論上有何創見，他突然跳出來批判權威性的《講話》，其膽量和依據從何而來？我從資料中查來查去找出處，發現當時的華國鋒主席在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點了“四人幫”死黨于會泳的名，并指出：“他們抓的文藝，以寫所謂‘走資派’為名，肆意攻擊和丑化黨的領導，變成了貨真價實的陰謀文藝。”明白了，報告中指責的“陰謀文藝”是呂文的理論根據。再就是張顯揚寫的《理論工作務虛會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記錄了他們組“召集人胡績偉、張光年、黎澍三人。老一輩的有呂正操將軍，一個很幽默的禿頂老頭，和我鄰座。他正式發言不多，私下議論不少。有一次閑談，說起太監，他問我，看過《宦官傳》沒有？我說沒有啊。他說，不要以為只有閹了的才是宦官，不閹的也可以是宦官。我知道他在影射誰，他也看出我聽懂了他的意思，于是露出了狡黠而會心的微笑。他最感興趣的話題，是文藝和生活的關系。他對文藝‘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觀點很不以為然。這個觀點好像是他從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概括出來的。我因為于此道不通，難于和他對話，但他毫不介意，仍然興致勃勃，照談不誤。”這是呂文的產生的緣由。

呂正操將軍那篇《評文藝”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在當時可謂立時代之潮頭先聲奪人。身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開國上將出馬，來為文藝界的改革嗚鑼開道，影響力可想而知。幾天后，《上海文學》評論員文章《為文藝正名——駁“文藝是階級斗爭工具”說》隨之發表，到了10 月，3200多作家、藝術家齊聚第四次全國文代會，會上不僅批判“林彪、‘四人幫’那一套荒謬做法，破壞了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扼殺了文藝的生機”，而且提出“文藝這種復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揮個人的創造精神。寫什么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中國文藝網作者丁寧如此描述：這個會是開國以來文藝界第二次劃時代的大會，真正團結的大會，那時就叫新時期的開始。激動的心情難以用語言描繪，好多人抱頭痛哭，也抱頭大笑，快樂的笑……”

第四次文代會如春風吹遍大地，各級文藝組織迅速恢復工作，文學刊物相繼復刊；一批被打倒的作家“歸來”，八十年代文藝思潮迅速席卷大江南北。這局面正如呂文所預言，中國文藝界全面解凍了。

一、問題在于文藝界集體背叛了《講話》精神

呂正操將軍那篇《評文藝“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發表已45年了，許多人今已淡忘了。由于我當時參加了文章的辨論會留下了記憶，每想起此事，就冒出那句古語“千里之堤，潰于蟻穴”。呂文當時給“傷痕文學”的作者們壯了膽，一個個都冒出來了，“字字血、聲聲淚”的強烈控訴毛澤東時代。呂文搶先打出了一顆文藝改革的信號彈，文藝界從那時開始偏離了《講話》的方向，越走越遠，到后來整個文藝界集體背叛了《講話》精神。請看，毛澤東時代的那些農村俱樂部、工廠俱樂部、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一掃而光，許多縣級劇團不復存在，“人民文藝”被先富起來的明星大腕們踢得無影無蹤；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們高唱著“讓我再活五百年”回來了，歐美的各種資本主義文藝理論和作品蜂涌而至；“我就是用小說反黨”的莫言，和給“給外國人遞刀子”的方方，都堂而皇之地登上國家作協、省作協副主席的寶座大顯身手；身為中央電視臺主持人的畢福劍竟然肆無忌憚地公開污毛反毛，丑化人民子弟兵，美化地主；音樂響起“改革開放冰雪融”，文藝界到處都是《大紅燈籠高高掛》，已看不清《閃閃的紅星》了……

文代會里沒有真正的工農兵代表，分門別類的各種級別的文藝協會成了專家們個人名利之場、牟利之地。如書畫界為爭個書法家協會、美術家協會的頭銜打破了頭，他們是為工農兵服務爭先恐后嗎？否。是為自己爭個頭銜，作品的價格便可幾萬幾十萬上百萬上千萬上億的一路飆升。這么貴的書畫賣給誰呀？工農兵幾輩子也買不起嗎，買主是那些錢大氣粗的貪官和資本家。說到賣畫賣字，那位名遐海內外的大畫家，他不畫工農兵，也不為工農兵服務，專畫為貪官和老板服務的《老子出關》之類的禮品畫——人稱“腐敗畫”。他曾透露成功的秘訣是“內靠官僚，外靠港商”。這本事不服不行，你看貪官和老板家中幾乎都掛著或藏有《老子出關》，有的帶著出國一去不返了。人們每天打開百度首頁，上面必有那些名人“冬雪壓海棠”花樣翻新，何其無聊！那些被資本掌控的網站上，用黃賭毒毀掉的青少年知多少？如此臭氣熏天的文藝環境之現狀，網上揭露的比比皆是，用不著再重復列舉了，這讓我想起“吃著農民種的糧食，穿著工人織造的衣服，住著工人蓋的房子，人民解放軍為我們保衛著國防前線，但是卻不去表現他們。試問，藝術家站在什么階級立場？你們常說的藝術家的‘良心’何在？”這是60年前江青對文藝工作者的談話（1964年），今天讓文藝界聽聽，又作何感想？

二、《講話》給廣大勞動者的文化權利今何在？

當年毛澤東同志看到了一場迫在眉睫的文化危機，于是，一封請柬發了出去，便有了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和那篇著名的《講話》。

毛澤東在深入分析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的基礎上，從根本上回答了中國現代文化的性質、內容、方向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這便形成了毛澤東文藝思想。

因為有了這篇《講話》，歷史洪流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人民文藝。它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興，推資本主義、封建主義之陳，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新。這篇《講話》不知激勵和引導了多少人民文藝的經典噴薄而出，翻身求解放的白毛女、雙槍無敵的李向陽，打虎上山的楊子榮，熱愛集體的李雙雙，赤腳醫生田春苗，《創業》中的周挺杉，《艷陽天》里的肖長春等數不清的工農兵形象，火紅了那個意氣風發的時代。用京劇唱革命故事，用芭蕾跳革命歷史，人類歷史上最卑微的勞動者們登上屬于自己的人民文藝舞臺，開天辟地第一回。

我在文章開頭提到的戶縣農民畫這條線索，順沿著再觀工人畫展、戰士畫展和人民戲劇、人民電影、人民音樂、人民文學等，讓我們看到的是，幾千年的中國階級社會，第一次讓勞動者做了文化的主人。

我這個貧農子弟，有幸出生成長在那個毛澤東時代，盡管是一個半文盲，但創作的作品能選入全國、全軍美展，在中國美術館、軍事博物館、歷史博物館展出過，能在人民日報、工人日報、解放軍報、解放軍文藝、連環畫報發表和在出版社出版，每天感到自己是文藝主人而激情創作。那時候的報刊編輯，主動寫信聯系我這個遠在西北邊疆的普通一兵，幫助我修改稿件，鼓勵我指導我不斷進步。有一年我從新疆莎車回河北老家滄州探家，途經北京，走進王府井的新華書店，當看到我的年畫《互相學習》（畫的是牧羊戰士和哈薩克牧民互學“反修防修”的語言文字），擺在首都最大的新華書店出售，其愉悅的心情真是好極了。我的成長經歷和創作的作品，就是毛澤東時代工農兵文藝的一個人證。

在改革開放40多年里，我做為一直在社會最底層的文藝工作者，若想再參加全國全軍美展，再登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就成了白日夢，評委們的標準變了，報刊的稿件要求變了，說這類土得掉渣的老作品過時了。我一次次地感受到失落的惆悵，體驗了離開《講話》就沒有我們廣大勞動者的文化權利。做為一個普通的老百姓，既是創作出好作品也無人搭理，在文藝圈里寸步難行。雖說我讀完了大學，得了個油畫本科的畢業證，但作品因紅色傾向逐漸被省級展覽甚至自己單位的油田展覽都拒之門外，盡管做了努力，卻也融不進新時代的藝術圈子，邁不上時髦的改革路。有些好心人勸我，識時務者乃俊杰也。可我總是拐不過這道彎去隨波逐流，幾十年來只好單打獨斗，其曲折一言難盡，自嘲“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雖說今天中國小說的產出量是世界第一了，是第一大電視劇生產國了，是世界第三大電影生產國了，但為“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而利用”的作品少見了，甚至不見了。專家們用西方的文藝理論剪裁了中國人的審美，或者用簡單的商業標準取代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把文藝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用娛樂至上的理念推著文藝市場一路滑行。“改革開放幾十年里還沒有一本好小說，一首好歌，一部好影視超越毛澤東時代。”這話是武漢大學馮天瑜教授2013年11月1日在武大中國傳統文化中心對我當面講過的。他還用遺憾的口氣說，你們這些文藝家辜負了時代。

后來的文藝改革，改來改去，改成了只靠市場引導和利益驅動，其創作出的作品是供有錢人賞玩尋樂的。瞧瞧“改革先鋒”許家印的恒大歌舞團，北京的榮寶齋、保利拍賣行等，完全變成了為官僚和資本家醉生夢死服務的工具。看看整個文藝界，成了戲子和富豪的樂園。這樣的文藝改革沒有什么進步可言，從精神層面反而倒退回民國之前腐朽文藝。即便是花再多的錢，用最現代的科技，能打造出眩人之目的《滿城盡帶黃金甲》，但創作不出深入人心的《閃閃的紅星》。如“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兒要讓天下窮人都解放”、“為什么大地春常在”、“誓把山河重安排”、“大寨紅花遍地開”等那些歌頌勞動人民真善美的作品，至今仍被人們流傳不衰，成為老百姓的精神食糧。而后40多年的作品，被人們記住的不是什么藝術形象，而是明星大腕的票房和緋聞。我身臨其境看到了40多年文藝創作繁而不榮、興而不旺，感受到文藝界野草毒草遍地叢生，給社會帶來的文藝亂象觸目驚心，文化滑坡、信仰瓦解、道德淪喪、人心渙散的文化危機是前所未有的。

那些靠污蔑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文藝家在國內屢屢獲獎，有的還到國外去領獎，而人民文藝與獲獎無緣，常年被打壓甚至被掃蕩一空。沒有了人民文藝的中國，也就沒有了廣大勞動者的文化權利。如今網民們總是用老電影《洪湖赤衛隊》“富人歡樂窮人愁”的唱詞，比喻眼下兩極分化的畸形社會，催人淚下啊！

文藝界背棄了《講話》，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對世界文化最具影響力的中國現代文化就是毛澤東文化，丟掉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中國在世界上何談文化自信？

三、重回《講話》正道是民心所向的歷史潮流

呂正操將軍到了1992年，突然拋出“延安講話精神永放光芒”的題詞，我又一次對他的意外舉動感到驚訝！

是他看到文藝界后來發展事與愿違而重悟出《講話》精神永放光芒？是他對自己當初那篇文章的否定嗎？不知他內心究竟是怎么想的。世上已無呂正操，每當我回想起他那篇《評文藝“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章和后來“延安講話精神永放光芒”的題詞，便遙想當年，毛主席在漫漫長夜點燃起《講話》的燦爛的星火，照亮了救中國求新生的文藝道路。而在80多年后，又一場比鴉片戰爭和日軍侵華更嚴重更可怕的文化危機，把中華民族逼到最危險的時候。與上次文化危機不同的是，當年毛主席發表《講話》動員軍民為“人民文藝”而戰，如今《講話》的年輪已80多年了，它融入了勞動大眾的血脈，這一次是覺醒的勞動大眾自發地拿起《講話》做武器，捍衛自己的文化權利，奪回“人民文藝”的陣地。

與《講話》相悖而行的文藝界到今天已無路可走了，陷入了臭氣熏天的泥淖。幸虧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11月30日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指出，“不讓廉價的笑聲、無底線的娛樂、無節操的垃圾淹沒我們的生活。”他在十八大后就及時向全黨全國軍民發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的號召。于是，人們紛紛從毛主席的《講話》尋找人民文藝的初心，尋找人民文藝的原發力。文藝界有些背叛《講話》的人開始后悔了，后悔忘了初心，拿不出為人民大眾服務的作品；更多的民眾后悔了，后悔丟失了人民文藝的陣地就喪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權利，就不能在經濟、政治上保障自己的權利。于是，要求重回《講話》正道，對40年的文藝改革再改革，已成為今天民心所向的共鳴，融入了毛澤東熱的歷史潮流，洪波涌起。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引述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到的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的名言，指出，“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這是歷史的回響，也是時代的命題。

我做為在社會最底層的文藝工作者，一名55年黨齡的共產黨員，今寫此文，紀念《講話》發表82周年，提出文藝改革的建議如下：

一是黨和國家要調整未來文藝戰略和政策導向，根據毛主席和習總書記兩個文藝座談會講話精神，對文藝界進行徹底的整頓。

二是解散或改組文藝界各門類的協會組織，不能讓這些衙門化的機構和寄生蟲們繼續禍害國家文藝，禍害老百姓。

三是官方審批機構的嚴進寬出改為寬進嚴出，不管前面如何創作，成品必須經過最后關口審查是否通過，把好最后一道關，對已寫出的和制作成的文藝作品（小說、影視、戲劇、曲藝、舞蹈、歌曲、繪畫等）進行嚴格的出品審查。有關審查人員除官員和專家之外，專門增設立一個“群眾代表評議組“，給這個組一票否決權。這需要盡快地、全面地對文藝的政治標準、藝術標準等方面作出規則和立法。

四是成立人民文化法庭，維護廣大勞動者的文化權利，解決有關爭議、糾紛。

五是如今互聯網已成為正確思想與錯誤思想交鋒、健康文化與腐朽文化較量、意識形態領域滲透與反滲透的沒有硝煙的戰場。現在除網信辦、網警等行政部門外，建議增設“網民掃帚“，給予人民群眾對網絡監督權利和打掃衛生的責任。黎明即起，灑掃庭除，每天對網上的垃圾進行打掃。在文藝戰場上，人民群眾既不是看客，也不是配角，而是主角。毛主席一貫強調：“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這是無數次被實踐證明的歷史真理，只有人民行施自己的文化權利，才能開創人民文藝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