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的論述中《刁 涵|也許俄羅斯自始至終都只有普京?(上)》,筆者指出了包括自然地理環境、東羅馬-東正教傳統、蒙古-內亞史觀與歐亞主義意識形態、“西歐黨”與“斯拉夫黨”的政治沖突等一系列歷史地理因素對俄羅斯民族文化形成的影響,以及這些特征在普京個人身上反映出來的具體情況。但在國家與民族的歷史敘事構建中,喬治·奧威爾的名言仍然發人深省:“誰掌握了過去,誰就掌握了未來;誰掌握了現在,誰就掌握了過去”。正如當下的俄羅斯人亦面臨此種危機,過去的俄羅斯承載了世界列強的豐厚遺產與蘇聯超級大國的自豪歷史,但現實情況卻是在進入21世紀以后,俄羅斯只能以二流國家的綜合國力與國際面貌參與種種國際關系與政治活動。在歐美日益強大的媒體宣傳力量渲染下,俄羅斯人成為了歐美敘事中常見的反派角色,而曾經主宰半個世界的蘇聯也被反復抹黑與污名化,連擊敗納粹法西斯,解放半個歐洲的偉大貢獻亦幾乎不再被認可。21世紀初剛剛手握權柄的普京,面臨的乃是要撐起俄羅斯民族歷史的重任,而這又不得不回到當代俄羅斯面臨的國際政治危機,因此本篇對普京形象的分析,將立足于本世紀以來俄羅斯面臨的主要國際問題與普京的應對。
當代俄羅斯聯邦誕生于社會主義蘇聯的廢墟之上,而1991-2000年這十年間的混亂與衰落證明了俄羅斯聯邦不但未能解決那些蘇聯時期就已經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帝俄時代)的國際地緣問題,反而使得局勢更為惡化。近代以來,俄羅斯國家橫跨亞歐大陸,廣闊的面積在奠定了其作為世界大國基礎的同時也使得其面臨來自多個方向的地緣政治問題。自戰勝拿破侖之后,俄羅斯帝國便正式崛起為歐洲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對歐洲事務有著強大的影響力。即便是在與英法兩國角逐近東地區主導權的克里米亞戰爭失敗之后,俄國在中歐南歐與近東地區的影響力仍然不可小覷。一戰前夕,英國著名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提出“陸權論”的觀點,即世界權力的重心取決于“世界島”的主導權,而這一權力爭奪的核心即是歐亞大陸腹地的平原地帶。“誰統治了東歐,誰就能控制大陸心臟地帶;誰控制大陸心臟地帶,誰就能控制世界島;誰控制了世界島,誰就能控制整個世界”。應當說,馬漢的“海權論”對近代以來海洋強國的戰略發展指明了方向,但隨著工業革命的深入開展,陸路交通運輸和溝通成本不斷下降,意味著通過陸地延伸政治影響力的成本亦在下降,故而對陸權的爭奪從未淡出各強權大國的視野。因而無論是意欲維持“大陸均勢”的英國還是意圖稱霸歐洲的德國與俄羅斯都對東歐地區的主導權十分關注。
除前三者外,亦有希望在遏制德國的同時削弱英俄的法國、努力壓制民族獨立的奧匈帝國、借力他國遏制俄羅斯的奧斯曼土耳其,和南歐一眾東正教小國參與其中。可以說對東歐地區主導權的爭奪是俄羅斯國家長期以來的戰略核心與根本利益所在,無論是俄羅斯帝國、蘇聯抑或是如今的俄羅斯聯邦皆是如此。繼續向東,在高加索及其以南的廣大中東地區曾經是俄羅斯帝國、奧斯曼帝國與波斯(伊朗)進行戰略博弈。自進入石油工業時代之后,這一地區又被世界各方強權關注,成為了堪稱當今世界國際局勢最為復雜的戰略地區。在中亞地區,傳統俄羅斯帝國憑借其對蒙古-內亞傳統和哥薩克邊疆拓殖運動不斷擴張,征服了當今的中亞五國地區,并以阿富汗為緩沖與英屬印度展開博弈。俄羅斯帝國在遠東地區的戰略較量主要是圍繞著爭奪戰略不凍港和內亞土地與中國、日本、英國展開的。上述四個方向的地緣戰略問題在18世紀左右俄羅斯成為歐亞大國時便已存在,盡管國際局勢風云變化,但地理位置的固定仍使得普京和其他任何一位俄羅斯國家的領導人都必須面對。除此之外,二戰以后,蘇聯與美國在全球范圍內的兩極對峙,則使得美蘇(美俄)權力矛盾上升到其主要的戰略問題。與上述四個地區性戰略博弈不同,美蘇爭霸在歐洲、中東、南亞、東亞、拉美、非洲等幾乎全世界范圍內展開,是俄羅斯國家在成為超級大國時面臨的全球性沖突。這五個關鍵的地緣政治問題和相關的戰略博弈延續至當代俄羅斯聯邦,仍然是俄羅斯的核心利益所在。而當代俄羅斯聯邦所面臨的核心國際危機,正是蘇聯陣營解體帶來的大幅戰略退卻。在中東歐與近東地區,原本將勢力范圍擴張到中歐地區,以東西德為前線的俄羅斯影響力因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大幅后退到了俄羅斯聯邦與白俄羅斯、烏克蘭的國家邊界,幾乎喪失了半個東歐的勢力范圍。盡管獨立之初,俄羅斯聯邦通過“獨聯體”系統將地緣力量控制在了白俄羅斯與烏克蘭,但2014年的烏克蘭政變,直接將俄羅斯的戰略前線推進到俄羅斯的政治經濟人口中心地帶。從力量的此消彼長來看,俄羅斯不僅幾乎喪失了影響歐洲局勢的能力,更使得自身的核心利益地區完全暴露在歐美的鋒芒之下,可謂懸在俄羅斯國家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而在中東地區,蘇聯時代對埃及納賽爾政權和其他阿拉伯民族政權以及伊朗的影響力幾乎消失殆盡,戰略前線因高加索三國(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的獨立而被直接限制在了高加索山脈以北,連蘇聯時代的自身的核心產油區,巴庫油田都再難控制。在中亞地區,中亞五國的獨立亦將俄羅斯聯邦的直接影響力限制在了哈薩克斯坦北部,而美國對阿富汗的入侵更是使得俄國中部草原腹地被美國威脅。在遠東方向,中國在20世紀初經濟力量的增長和兩國歷史上的邊界矛盾亦令俄羅斯感到不安。二戰后徹底淪為美國傀儡的日本也被再武裝化,威脅俄羅斯遠東地區的地緣安全。在全球范圍內,俄羅斯聯邦喪失了蘇聯時代龐大的勢力范圍和與美國爭奪世界主導權的力量,被美國一再打壓,似乎已無力翻身。結合以上情況,在國際地緣層面,21世紀初的普京所面臨的戰略危機可以說要遠超俄羅斯成為世界大國以來的任何時刻,衰弱的國力與來自歐美勢力全方位的威脅,是普京作為俄羅斯這樣一個世界大國的領袖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因而當我們以俄羅斯國家與民族在當代的視角去看待普京時,便不難理解為何這樣一個政治形象能如此受到俄羅斯人民與各方政治力量的認可。面臨上述五大國際地緣問題,普京做了什么?首先是在東歐與近東地區,北約集團的東擴和獨聯體的不斷瓦解迫使普京必須與歐美和解還是奮起反抗的抉擇。正如在上篇所說,執政之初的普京不得不以親西方的面貌制定俄羅斯國家戰略,在俄羅斯內部,大量的親西方寡頭瓜分了蘇聯時代的經濟產業,俄羅斯國家經濟一再萎縮,而政治上普京所能依靠的是其政治導師索布恰克為他留下的西化派力量和葉利欽過渡而來的政治合法性。內部的衰弱亦表現在對外關系上,俄羅斯只能選擇與德法等歐洲經濟大國展開合作以求穩定國內環境。同時尋求加入北約以緩和與歐美集團的關系,但這一想法很快便隨著北約一再違背不會東擴的舉動而徹底作罷,但俄羅斯國力的衰弱仍是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一情況到2014年仍是如此,對烏克蘭政變問題,俄羅斯選擇與歐美集團妥協并簽署《明斯克協議》,但克里米亞半島仍被掌握在俄羅斯的控制之下,俄羅斯仍然為黑海艦隊爭取到了傳統上俄羅斯塞瓦斯托波爾基地的控制權,但烏克蘭局勢對俄羅斯的不利仍是顯而易見的。直到2021年,普京在完成了對國內親西方寡頭的洗牌(打擊古辛斯基、別列佐夫斯基等七大寡頭),重新調整了俄羅斯國家經濟政策(任命新的央行行長埃爾薇拉·納比烏琳娜),并儲備了大量黃金外匯時(自2014年以來,黃金在俄羅斯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增加了一倍多——到2023年底從12%增加到26%),決心徹底解決烏克蘭問題,這一沖突一直延續至今。此外,普京通過與白俄羅斯領導人盧卡申科就兩國傳統上的歷史聯系和當前國家利益基本達成共識,使得白俄羅斯得以避免烏克蘭式危機,穩固俄羅斯在東歐中部的力量。而在內部政治力量上,普京對梅德韋杰夫的親西方觀點一直有所保留,直到俄烏沖突爆發,梅德韋杰夫所代表的搖擺力量別無選擇地站到了歐美北約集團的對立面,米舒斯京等新政治人物逐漸成熟,普京在國內政治上面臨的危機才稍有緩和。同時,與土耳其關系的緩和也是俄羅斯打開黑海地區封鎖的重要一步,在土耳其政治強人埃爾多安面臨政變時予以及時提醒,建立俄土黑海輸油管道,使得土耳其盡管身為北約成員國但仍與俄羅斯保持了較為曖昧的關系。就實際效果來看,盡管俄烏沖突為俄羅斯帶來了各種負擔,但卻以直接果斷的手段遏制了歐美北約集團對俄羅斯核心利益地區的直接威脅。在中東地區,普京努力推進對高加索三國的影響,不惜以軍事戰爭的方式鞏固在格魯吉亞的勢力范圍,并在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的領土爭端中進行調停。而在中東地區最為重要的舉動則是直接派遣軍事力量介入到敘利亞內戰中,有效遏制了美國在中東的主導地位。此外,俄羅斯改善了與伊朗伊斯蘭政府的關系,在對抗美國問題上結成了實際上的同盟,俄羅斯的政治影響力得以再一次延伸到中東地區。在中亞地區,俄羅斯努力維護與中亞五國的關系,在2022年哈薩克斯坦爆發的顏色革命中,俄羅斯強力介入并迅速平定了西方支持的反政府勢力,避免了烏克蘭局面的再次出現。在遠東方向上,2006年,俄羅斯與中國劃定了雙方有爭議的領土邊界,并積極與中國展開經濟合作,發展遠東地區經濟。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美國威脅的日益擴張,中俄兩個世界大國的共同利益日漸增加,雙方進一步結成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應對各項國際問題。面對作為美國傀儡的日本,中俄堅決抵制其軍國主義勢力抬頭,兩國在遠東地區開展密切軍事交流與合作,抵制小北約體系的威脅。
此外,在普京時代,俄羅斯還注意恢復與社會主義朝鮮之間的傳統聯系,就抵抗美國威脅和能源開發、軍事研發等問題達成共識。除上述周邊地緣應對外,俄羅斯還積極開展全球外交活動,利用瓦格納雇傭兵等特殊方式在非洲重建了俄羅斯國家的政治與軍事影響,與美國、法國的在非力量進行戰略博弈,近年來相繼推翻了數個由歐美北約集團扶持的傀儡政府,推動非洲獨立自主的形成。在拉美,俄羅斯與巴西總統盧拉的左翼政府及委內瑞拉、古巴等反美中堅力量建立聯系,威脅美國的戰略后方。經由上述分析,總的來看,普京執政時代的俄羅斯正在逐漸應對和解決后蘇聯時代面臨的國家地緣危機。在東歐與近東以武力維護俄羅斯核心地帶安全,爭取斯拉夫三國力量的整合。在中東團結敘利亞阿薩德政府、伊朗伊斯蘭政權、利比亞武裝力量等反美勢力,使俄羅斯的政治影響力再次越過高加索三國回到中東。在中亞地區時刻警惕西方顏色革命的威脅,鞏固俄羅斯國家與中亞五國歷史的傳統聯系。在遠東地區,俄羅斯與崛起中的中國達成戰略互信,共同對抗美國主導的亞太封鎖,并共同建設亞歐大陸橋沿線,穩定“世界島”的局勢。除周邊地區外,普京還在非洲和拉美取得了影響突破,使得俄羅斯的國際影響力在全球范圍內恢復和增強。可以說,在普京執政的二十五年,俄羅斯由一個不斷衰落的二流國家重新崛起為世界范圍內有影響力的大國,不僅有效遏制了歐美北約集團的威脅,更不斷動搖著美國霸權體系的根基,俄羅斯民族和國家已經成功渡過了后蘇聯時代最為危險的存亡時刻。尤其在面對俄羅斯聯邦綜合國力相較于蘇聯大幅下降的情況,普京一改蘇聯時代的霸權主義作風,在北約體系中分化匈牙利、土耳其等國,在中東團結地區強國伊朗,在遠東與中國開展全面戰略合作,用全球第十一位的經濟體量支撐起了一個國際影響力前三名的世界性大國,其意義不可謂不大,其成就不可謂不顯。受任于危難之際的普京,在俄羅斯歷史與現實的呼喚中,再次登上總統之位,本就是俄羅斯地緣政治危機下,俄羅斯民族與國家的選擇。(作者系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研究生,萬邦圖治區域國別學苑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編發】,轉編自“萬邦圖治區域國別學苑”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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