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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如何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是近年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界討論的一大熱點問題。本文以經濟學為例，從其知識生產的內在特性來分析中國經濟學的學科建設應如何走出一條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

文章指出，以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為名目的兩種理論是經濟學的兩種理論范式，這兩種范式的競爭并不僅限于純粹的知識與學術體制，而是內嵌于世界范圍內的意識形態霸權。作者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學被西方經濟學所絕對主導已成學界共識，如今美國經濟學更是日漸征服世界，但這種理論范式卻缺乏歷史變遷的視野，也無力回應諸多現實的世界經濟問題。因此，中國經濟學界需要一套能夠“內外兼修”的知識分析能力，將經濟學的內在特性與現實世界中政治經濟霸權的變遷動態聯系，才能同時超越學院教條與簡單的意識形態批判，構建符合知識建設內在機理、指導與回應現實的學科知識體系。

本文原載于《文化縱橫》2024年4月號，原題為《經濟學知識生產的內在特性——兼論中國經濟學往何處去》，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經濟學知識生產的內在特性

——兼論中國經濟學往何處去

2023年歲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一封關于《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情況統計表》的通告，在國內經濟學界受到廣泛關注。經濟學界長期以來就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很有爭論，至近期愈趨激烈；更重要的是，現實上經濟變革、社會發展的探索亟須知識指引，這就使得中國經濟學的學科建設又成為一個重要議題。

▍“外部視角”：政治經濟學的呼吁

按照中國高校和學術界的學科分類，理論經濟學主要包括“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兩個二級學科，前者實際上是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后者則被收窄為英語世界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兩者之外的其他經濟學流派基本上占不到位置。所以，在數量比例意義上，這兩個二級學科的關系是此消彼長，調查政治經濟學的現狀，其實就等如要厘清整體“中國經濟學”的現狀。

大約是自新世紀初以來，西方經濟學在中國大行其道，政治經濟學則處于邊緣化狀態，表現為高校有關課程設置，以及學術期刊論文和研究課題的消長。這個情況其實明顯不過，是經濟學界近乎共識的認知。學位委員會上述通告的源起，是資深政治經濟學者、安徽大學榮兆梓教授的一個學術報告，指出中國經濟學界已被西方經濟學絕對主導了，強調這種狀況是“本末倒置”，背離了現實上的社會主義導向變革。這同一話題和主題也在國外引發注意，例如最新一期的英文《現代中國》學報中，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賈根良教授的一篇論文就認為，中國經濟學界已經是新古典經濟學近乎壟斷一統，而且是其中最為市場原教旨主義版本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著名的華人經濟史家、美國加州大學黃宗智教授進而斷言，這個情況甚至比美國還要遠為極端，是學術上的“自我殖民化”，與現實上中國政治經濟的多元、混合特性嚴重脫節。

榮兆梓、賈根良、黃宗智三位學者的論述，都是傾向于凸顯一種“外部視角”，即將焦點放在塑造知識的制度環境，而較少闡釋知識本身的特性。而稍早前美國學者Steve Cohn發表在英文《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的另一篇論文，更是將“外部視角”的鏡頭大大拉遠拉闊，不再限于針對學術制度，而是認為根源在于整體政治經濟環境的演變。在此之外，這些學者或多或少都認同知識發展有其特殊規律，需要學術界自身的探索和塑造，畢竟整個政治經濟環境的變革道路也處于探索中。因此，他們所反對的主要是單一學術范式的壟斷，呼吁的主要是學術多元化，反對學術官僚主義對多元化的已經是近乎絕對的壓制。

▍“內部視角”：經濟學的知識特性

既然知識發展有其特殊規律，有賴于主體性創造，這就意味著，著眼于制度環境之余還需要有知識本身的“內部視角”。就是說，需要盡量厘清各種經濟學流派的理論特性，包括其構建前提、邏輯、演繹、歷史適用性和社會含義，唯此才談得上建設中國所需的經濟學。

英語世界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包括微觀經濟學教科書的標準版本和諸如新制度經濟學、新凱恩斯經濟學等擴展版本，以至于試圖征服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領域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其基本定義不離“個人化理性選擇及其競爭性均衡”，其追求是要建立一種最優或“（相對于其他可行選擇）較優”的制度安排。這是一種建立在公理、普遍化假設上的理論范式，以“理性個人”概括最根本的人類本性，讓理性得以實現的理想狀態是“帕累托最優”，即眾多理性個人的自由選擇所達至的競爭性均衡。顯然，達至或趨近“帕累托最優”是資產階級的理想，而既然理論范式所追求的是跨歷史時空的普適性，這也就是要將資產階級的理想說成“歷史終結”。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諸如演化經濟學、后凱恩斯經濟學、結構主義經濟學、老制度經濟學等流派的理論，其構建基礎則是對現實的抽象或歸納，所追求的是解釋特定歷史，同時也就著重于揭示現實的內在不穩定性甚至于危機傾向。這里沒有任何“歷史終結”的意味，即使論述“較優”制度安排也是強調其暫時性，更主要的是試圖闡明克服不穩定性、消除危機所需要的根本性變革。

馬克思曾指出：“人類社會各種經濟形態之間的根本區別，譬如說建立在奴隸勞動基礎上的社會與建立在雇傭勞動基礎上的社會的區別，在于各不相同的對直接生產者即勞動者的剩余勞動的榨取方式”。由此可以引申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三個根本特征：一是對理論的知識特性的界定，明確界定所研究的對象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相應社會形態；二是對所研究對象的特性的界定，明確界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一個客觀體系，而與其相應的社會形態必然是特定的歷史存在；三是理論所闡發的，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所有的承載著階級矛盾的生產方式，必然具有內在不穩定性和危機傾向。

兩相對照，當新古典經濟學延伸到對特定歷史的闡釋和指引時，一方面其出發點仍然是“理性個人”的自由選擇（而非外在于個人化選擇的客觀社會），另一方面其“歷史終結”觀意味著理論無須顧及現實的特定性。在全球化年代，新古典經濟學作為知識干預現實的主要體現是新自由主義，倡言“理性個人”的自由選擇將導致全球范圍的制度趨同，向“自然的政治經濟體制”也即號稱反映人類本性的自由主義民主-自由市場模式趨同，由此進而承諾全球走上“自然的發展道路”。這里沒有任何由“自然”產生的不穩定性，僅有的，是將全球化40多年來現實上作為世界范圍主導趨勢的危機、發展失落說成是背離“自然”所致。

總括而言，上述以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為名目的兩種理論范式，都有強烈的傾向，要將對方視為特殊情況理論。主流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對方并非立足于公理性假設，因此不具普適性，也因此不“科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等非主流經濟學則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往往不符合現實，因此無法解釋、指引特定歷史，同樣也是因此不“科學”。顯然，這是兩個雖有重疊但是畢竟相異的學術共同體，在學術體制上以一方的標準去規范另一方，結果必然是壟斷一統，與多元化的追求背道而馳。

▍學術是社會形態再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各種理論范式在學術規范的相對地位，在純粹的知識創造和傳播的環境中，或許可以透過自由競爭判定優勝劣汰來確定。然而現實并不是這種純粹環境，上文提及的一眾學者從“外部視角”得出的判斷，就是明確否定了將現實等同于理念上的純粹環境。

知識就是權力，對現實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這是很容易觀察和感受到的，所以，學術系統一定程度上是所謂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是已有社會形態的再生產的必要因素。就中國的情況而言，因為現實上的政治經濟的多元、混合特性，學術系統一定程度上成為爭奪對象，知識發展必然是與政治經濟共同演化。而這個共同演化的推動力不僅在國內，而且還在世界范圍，在知識發展上甚至往往出現以后者為主導的跡象。

而現實世界不是純粹知識環境，在全球化年代，經濟學界有幾個相關事例足以引人深思。一是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并導致世界經濟大衰退，當時英國女王在倫敦經濟學院提出質詢，為什么高度發達的經濟學界竟然無人預見危機，對此經濟學界無言以對，最終是以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放言“理論沒錯，不對現實承擔責任”收場。二是20世紀90年代原蘇東集團國家按照新自由主義指引推行改革，結果卻是“轉軌災難”而非獲得所承諾的“成為西方”，對此，以國際貨幣基金為代表的華盛頓建制及其相關經濟學界，在承認失誤的同時卻又辯解說這是因為全人類的知識局限（所謂“當時沒有人認識到市場經濟必須有適當的制度基礎”）。三是整個全球化年代的世界范圍的發展失落，而且是在普遍深度融入世界市場的背景中的發展失落，這是被經濟學界干脆無視也不提了。

這個“經濟學界”有其特殊所指，是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在世界范圍處于絕對主導、絕對壓制異議的新古典經濟學，尤其是作為政策指引的原教旨版本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事實上，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經濟學的（主要是美國制造的）頂級英文期刊仍然可見為數不少的非主流傳統的論文，包括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論文，此后就很突然也很徹底地消失了。與美國經濟學本身的單調化同一進程的，是全世界的經濟學向美國趨同，或者說美國經濟學趨于征服世界。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歐陸和日本經濟學界，包括馬克思主義的非主流傳統即使不是主導，比起新古典經濟學至少是不遑多讓，此后卻是逐步衰退直至近乎消亡。同一情況見于英國，作為經濟學強國并以多種傳統并立著稱，自20世紀90年代初起卻也與其他各國一樣走向美國化；當時的標志性事件，是作為非主流經濟學重鎮的劍橋大學和曼徹斯特大學，在新推行的管理主義學科評估中得到低分，之后幾年就大換血，非主流學者離開，全部換成新古典經濟學學者。

如此看來，所謂現實上經濟學的單調化是自由競爭、優勝劣汰的體現，這很難令人信服，反而更有可能指向制度環境的畸形性質，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范圍的意識形態霸權。必須系統考察物質現實的特性，即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特性，才有可能透徹理解這種霸權的內涵和意義。20世紀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盧卡奇在其名著《理性的毀滅》中，試圖以“內部視角”透視現代非理性主義哲學的知識特性，將之聯結到透過“外部視角”所剖析的物質現實，古典帝國主義也即“不列顛治世”走向極致而毀滅。那么，今日的帝國主義“美利堅治世”正處于極致而呈現衰敗跡象，與意識形態霸權、與具體的世界范圍的經濟學規范的塑造，又是一種怎樣的聯結？

▍“中國經濟學”與不忘初心

時至今日，中國經濟學界無論是哪一方，確實有一個近乎一致的共識，即“中國經濟學”的規范，必須是經濟學的普適性和中國現實的特殊性并重，唯此才能有突破性發展，并走向世界前沿。

這個共識意味著，作為整體的中國經濟學界，其對知識與現實的關系的認識水平，遠遠超過了曾經肆虐全世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后者的極端體現是所謂制度轉軌的“休克療法”。在制度轉軌年代，原蘇東集團各國的經濟學界、最著名的經濟學家，都是毫無保留地強調新古典經濟學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性，以至于所主張的轉軌政策、改革措施，都是與任何強調歷史因素、現實特殊性截然對立的。

然而這個共識應該被超越，因為今日的現實是分歧比共識更為深遠，關于普適性和特殊性的相對比重，以及誰比誰更根本等。甚至可以設想，能否倒過來，將新規范概括為中國經驗的普遍性與經濟學的特殊性并重，也就是立足于（世界范圍視野中的）中國現實吸收、改造、構建經濟學？這就取決于所依靠的是哪種經濟學的基礎特性了。

今日中國經濟學的狀況，反映著中國實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中國經濟學界自21世紀初以來在重塑范式上的階段性探索，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現實的變革在探索中猶有初心，而經濟學卻呈現愈益背離現實的壟斷一統局面，這是必須改變的了。

作者：盧荻 ；來源：文化縱橫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