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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必須全面加強我國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屬性

點擊：2726 作者：王今朝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4-07-12 08:50:54

【編者按】對于當今世界的社會主義國家和有望走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來說，核心的問題是它們能否以及怎樣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在這方面，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進行了兩個階段的探索，并已經和正在進入新階段。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理解政府與市場關系是經濟學的一大難題，提出了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命題，并強調中國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屬性。基于中國現實來看，這有兩大突破：一是進一步明確市場的作用和社會主義制度對市場經濟體制的約束性作用；一是相比以往進一步提升了政府（廣義的）的作用。當下，在中國學界，還有不少人，如張維迎等人，還在鸚鵡學舌地販賣西方市場經濟理論。而且，這種觀點不能不反映到我們黨內，不能不反映在決策層。王今朝教授的這篇文章既解釋了市場化為什么在西方會被視為一種成就而被珍視，又解釋了為什么中國搞市場化會在帶來發展的成就的同時也帶來巨大的問題。十八大以來，中國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已經有了重大改進。王今朝教授的這篇文章實際上也解釋了為什么需要以及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改進，解釋了加強中國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屬性的必要性，并提出了進一步改進的方案。我們認為，只有全面加強我國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屬性，才能克服我們當前遇到的經濟上困難和人口下降等重大社會難題。或許，正視我國經濟所具有的計劃性，將是我國經濟自主話語體系建構的新開端，也是我國政策體系設計的新發展。

需要深刻思考市場經濟

王今朝

近期，在做一些理論研究時發現，我國學者對于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仍有過分拔高之嫌。市場機制是什么？西方微觀經濟學把市場機制解釋成供求決定價格（一種片面化的理解，因為政治、社會制度、技術、國際關系等影響供求的重要變量在這種理解中被抹殺或忽略了）和價格調節供求（也帶有片面性，因為許多情況下價格無法變動或無法向正確方向變動，就無法調節或無法正確調節供求了）的機制。這種意義上的市場機制實際上只是一種或許會起某種作用的市場價格機制，而絕非市場經濟機制。市場經濟機制又是什么呢？我想來想去，恐怕只能把市場經濟機制理解為逐利機制。企業為了追逐利潤而投資和生產，消費者為了追逐效用滿足、生活改善而勞動和消費。但這種機制也存在諸多問題。因為美國經濟已經告訴我們，為了追求利潤，美國經濟可以空心化，美國可以玩金融，收割其他國家，金融已經脫離實體經濟，越來越空轉了。中國為了逐利，花費真金白銀出口，換回來沒有多少價值的美元（不符合社會主義的要求）。而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由黨提出的。這意味著什么？這意味著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是在黨的計劃控制之中。所以，它的本質應該看作是計劃經濟的一種形式。我國的外交人員在回答外國人所提出的“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市場經濟體制”，這是非常有道理的。他們的概括總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根本特征。但從學理上看，僅僅這樣說還是不充分的。我們國家已經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意味著我國決策層（和中國人民）對過去的市場經濟體制是不滿意的。然而，很少有學者深刻分析這種不滿意的根源。如果不搞清楚這種不滿意的根源，我們就不可能建立起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未來或許就要提出建構高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高高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等。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之際，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深刻思考市場經濟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市場經濟在當代世界中的角色變遷

市場只是人們之間的一種連接而已，而且，總體而言，這種連接在人類歷史上雖然由來已久（原始社會末期，不同氏族之間開始有交換，因此有了市場經濟的基因），但它發展到如此巨大的規模、如此復雜僅有幾百年、幾十年的歷史。而且，這個歷史也是資本的發展史。是資本推動了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所以，西方表面上的市場經濟，本質是資本主義經濟。現代西方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私人企業而非市場來操縱的（[1]214）。從私人資本從市場獲利的角度看，市場是私人資本的工具。從一個國家內部看，市場是受壟斷資本控制的。比如，美聯儲這個私人機構控制了全美市場交易所需要的貨幣這個交換中介，甚至通過對外投資控制了許多國家的市場，操縱其市場漲跌，從而收割其他國家。美國農業巨頭在全球農產品市場上也呼風喚雨。美國還采用威逼利誘的辦法控制全球石油市場，對俄羅斯手拿把掐。

雖然有些資本家可以通過市場上的收割來獲取財富，但從整個國家看，市場不會創造任何財富。主要的財富是勞動創造的。試想一下，假設美國突然失去一半的勞動力，它的經濟是否會崩潰？一定會的。從這個角度看，把西方經濟稱為市場經濟是名不副實的，是脫離本質的。

列寧是較早提出市場經濟概念并加以否定的人，他也因此指導蘇聯選擇了計劃經濟的道路。請注意，列寧是在極端困難下選擇了計劃經濟，而不是選擇市場經濟。這意味著，在列寧看來，計劃經濟本身一定會出這樣那樣的問題，但還是比市場經濟帶來的問題少。——由此推出的結論是，不要因為中國經濟存在一些問題，就得出對中國原有經濟體制做改革的普遍結論來。改革之后可能帶來的問題更大。本來，面對大蕭條和二次世界大戰，英美國家都加強了政府干預。然而，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以米塞斯、哈耶克為代表的西方學者不遺余力地攻擊計劃經濟，而主張市場經濟。其原因是，美國資本對全球市場具有控制力。他們無視大蕭條所蘊含的市場失敗，主張市場經濟具有內在的穩定性。從美國壟斷資本對全球市場的控制力而言，全球市場確實可以說是基本穩定的，基本穩定在西方私人壟斷資本的控制之中，即使出現過大危機。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雖然認為政府干預至關重要，但他的教科書也逐漸形成了一種以供求分析為主線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分析框架。庇古的外部性理論、薩繆爾森的公共物品理論、以阿克勒夫、斯蒂格里茨等為代表的信息經濟學理論等西方市場失敗理論雖然可以看作是系統地否定新古典理論，但被新古典經濟學家們解釋為并不嚴重的市場的暫時性、局部性失靈。到了20世紀80年代，由于契合了里根撒切爾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死灰復燃，儼然成為世界的主流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諛詞如潮。有人認為，“只有將大部分職能交給市場，一個經濟體才可以良好地運行”（[1]5），“市場是改善人們福利的最有效手段”、“市場是消除貧困的最有力的發動機”（[1]14），“市場經濟或許是最糟糕的經濟體制，但是與歷史上出現過的其他經濟體制相比，它卻是最好的”（[1]290）。有人認為，市場保證了自由，還有人認為，市場經濟最有利于經濟增長。更有甚者，有人認為市場全能全知全在（[1]8）。將職能大部分交給市場，是誰的職能呢？是政府的職能。因此，這個觀點放在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向黨要權。要權之后，交給市場？市場又是誰呢？市場只能是資本！將職能交給資本，資本保證誰的自由呢？保證老百姓的自由嗎？不可能的。老百姓只是資本牟利的工具。資本利用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睡賺錢。原本20世紀50年代的西方發展經濟學家認為，發展中國家不存在市場，后來有人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不是市場的缺失，而是市場運作得太糟糕”（[1]14）。市場經濟理論如此被廣泛接受，以至于它甚至也影響了美國的發展。最近，美國總統安全顧問沙利文認為，美國人過度信任市場經濟了。沙利文的講話是在美國重新為市場經濟體制定調。美國已經要為市場經濟體制重新定調了，中國呢？

世界最早把市場經濟做武器化運用的政治家管仲的實踐表明，市場經濟對于某些國家并不是一種福音。事實上，在近代，西方國家總是千方百計獲得相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其它國家的市場優勢，以低價掠奪中國的資源，以高價或低價在中國銷售他們的產品。這是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就指出過的。所以，美國人也是把市場經濟作為武器來用的。在過去的一百年中，在國際市場中，中國基本上處于劣勢，直到近些年才開始改變；而至今為止，在中國國內，廣大人民群眾由于收入微薄，在市場上也是處于劣勢。因此，市場對交易雙方來說，絕非中性的。市場有利于哪一方取決于哪一方更有經濟勢力。因此，中國廣大人民群眾對于市場經濟是不可能有好感的。其實，只要一個社會存在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的對立，就無論采用怎樣的市場經濟機制，都不可能有被剝削階級的自由。中國的市場經濟具有社會主義屬性的前提是要在中國不存在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對立。

二、西方市場經濟理論的早期政策意蘊：自由買賣

西方經濟學的比較優勢理論看似強有力地證明了自由交換可以帶來福利的增進。李嘉圖用它來支持一種放松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限制的政策主張，并且這種主張以“自由貿易”、“自由放任”等極端化表述呈現出來。這種政策口號逐漸地影響了全世界。然而，這種證明是片面的。一方面，自由交換帶來的福利增進遠遠沒有發展生產帶來的福利增進的程度大。可以設想一下，假設一個社會不進行生產，而盡可能地耗盡交換的潛力，它的福利能夠達到多大呢？一個國家的福利總體上更受其生產能力的制約。有些國家可以依靠強權從其他國家得到經濟利益，如美國可以收割其他國家。但這種局面能夠維持多久呢？美國不是嘗到了工業空心化（無生產）的苦果了嗎？現在，全世界開始起來反美了。二戰所形成的美國主導的世界格局將會得到根本性顛覆了。而美國因其所謂民主體制和已經形成的生產力格局和既得利益格局難以應對。另一方面，沒有絕對的自由。假設一個國家宣稱準備自由化，自由化是為誰準備的呢？不是為老百姓，而是為擁有權力而不自覺的人，為準備濫用權力的人所準備的，同時也提供了行賄的動機。即使老百姓一時受益，演化的結果也往往是收入和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里。所以，僅僅宣布自由化，最終的結果必然是廣大老百姓的不自由。現在，中國普通老百姓都意識到資本對社會的影響力之大了。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老百姓把自己養的雞下的雞蛋拿到市場上銷售，一度被認為是一種資本主義尾巴的現象。當改革開放后，這種現象的合理性被承認，很快出現“造導彈不如賣茶葉蛋”的現象。這種現象至今依然存在：許多大學教授的收入還遠沒有他們的進入金融企業就業的碩士研究生的收入高；大學教授的收入遠遠低于許多律師的收入，遠遠低于某些影星、帶貨主播的收入；掌控著巨額國有資產的國企領導人和為黨和國家安全與發展盡心盡力的黨政官員的收入沒有許多私人老板收入高。在市場經濟理論作為一種主流理論的情況下，社會大量不合理現象被容忍了。它在許多人那里產生了這樣一種理念：賺錢才是王道！這樣，拜金主義就在社會中彌漫開來，同時，它必然導致對國企資產和政府效能的侵蝕。很顯然，國企和政府領導人如果受到誘惑，就很容易拿國有資產和政府權力交換金錢，就很容易讓權力成為市場交換的對象。而擁有了大量私人資產的人也必然獲得更好的機會滲透到中國的權力部門。這樣，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就岌岌可危了。——中國沿海地區一些省市已經沒有什么國有企業就足以說明一些問題了。最近，俄國高層頻頻爆出腐敗丑聞，其根源也是因為俄國人太相信市場經濟了，太相信貨幣的超能力了。

老百姓把自己養的雞下的雞蛋拿到市場上銷售即使不是資本主義的尾巴，也是一種小農經濟形式。老百姓靠此雖然可以貼補家用，但很顯然不能也不會把它作為長久之計。當中國的養雞、養豬實現了產業化發展之后，家庭養雞、養豬就逐漸在中國社會消失了。小農經濟被資本所驅動的現代化大生產消滅了。很顯然，由資本所驅動的現代化大生產也不是人類的終局。那么，又由誰、在什么時候來消滅這種資本所驅動的現代化大生產呢？

在西方國家的歷史上，市場化曾經代表著人類歷史的進步，因為它代表著人民擺脫教會、政府、貴族的封建貴族統治。波納羅蒂·米開朗琪羅、莫扎特等藝術家本來是靠向教會、貴族服務來獲得收入的，然而，他們逐漸發現，自己可以公開地向大眾兜售自己的作品來獲得收入。這就是藝術的市場化。誠然，這也是合理的。但很快，一些頗有市場頭腦的藝術家發現，如果自己隱身成立一個公司，自己買賣自己的藝術作品，就能把自己的作品的價格推到很高的水平，從而獲得不菲的收入。據說，中國當代一個已經去世的大藝術家就是這樣操作自己作品的市場價格的。一個藝術家能夠想到這點，就會有許多人想到這點。這樣，藝術家的市場化很快又走到了它的反面。藝術品市場成為被操縱的市場。意大利電影《最佳出價》就講述了一個拍賣師如何操縱市場，來獲得自己喜愛的肖像畫作，最后又被人騙走所有畫作的故事。鉆石本來就是一種石頭，但它被人賦予了代表愛情的一種含義，就可以賣出高價了。這種高價格毫無疑問是從那些愛慕虛榮的人、具有小資情調的人那里合法榨取利益的一種方式。必須注意到，諸如米開朗琪羅、莫扎特這樣的人物掌握著特殊的技能，所以，才有依靠市場獲得收入的指望。而且即便這樣，莫扎特也沒有實現自己的這個愿望。——他在36歲時就因疾病去世了。而他罹患疾病與他的貧困顯然有著極大的關系。馬克思也曾試圖以記者等身份從市場中獲得收入，但也非常不成功。馬克思這位偉大的哲學家獲得了市場自由嗎？沒有。毛澤東主席有不菲的稿費，他用這些稿費去到市場上買買買了嗎？沒有！

即使高度發達的企業所生產或提供的產品也可能不能實行完全自由交換。比如，電力、自來水、住房、醫藥、教育、糧食、蔬菜、汽油等產品的銷售不能允許隨行就市，不能讓它們僅僅成為富人的消費，成為窮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或者導致窮人生活更加困難甚至破產的消費。不加控制，人們可以把電力、藥品、食品等價格抬高到天文數字。美國已經這樣干了，而且還在這樣干著。人們的生活成本過高，不僅影響即期人口的幸福感，而且影響到人口生產，就會使生產失去目的，就會引起危機。這樣的經濟和社會都是不可持續的。信息是否可以自由買賣？中國人的一些基因信息已經被國外獲得了。中國一些農產品生產被國外轉基因生產企業控制了。最近一家咨詢公司被曝擁有30萬咨詢人員，向包括西方企業、西方情報機構在內的外國機構提供關于中國的關鍵性信息。市場已經不是普通的商品交換的場所，而是商戰的場所，是決定民族、國家、政黨生死存亡的場所。問題不是市場本身，問題是誰支配市場？誰從市場中拿走大頭？是資本支配市場，還是市場為老百姓服務？是外國資本支配中國市場，還是中國人支配中國市場？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強大的黨，而中國又出現了大量的既缺乏自我約束又不受控制的私人資本，更不用說出現大量買辦資本或外來資本，我們的市場經濟就難以說是社會主義的。

即使在其他大眾消費品領域，很顯然，如果老百姓手中沒錢，在市場經濟下就會寸步難行。為此，中央出臺了精準脫貧、共同富裕的政策，出臺了反壟斷和防范資本無序擴張的政策。也就是說，國家在給市場經濟套上一個籠子。應該說，這是直面問題的英明之舉。但從長期看，給市場經濟套一個籠子是否足夠，資本是否會掙脫籠子，也是必須考慮的。假設我們國家未來出現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這個籠子還可能被直接拿掉。這就給未來的中國留下巨大隱患。這應該是我們國家現在就要考慮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是毛澤東主席晚年付出極大精力努力加以解決卻又不可能完全解決的問題。這個表面上是接班人的問題，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未來的領導層信仰什么理論的問題。當然，毛主席也為解決這個問題做出了巨大探索。他的方案是相信人民。人民會基于自己的利益來選擇自己所相信的理論。但是，人民選擇所相信的理論需要為人民服務的理論家的灌輸。否則，他們也可能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被資產階級的理論家所迷惑。畢竟，封建社會那么長的歷史，說明我們的人民是可以被操縱的。即使有人民起來反抗，也可能遭到殘酷的鎮壓。

我想，中國的老百姓還是不要相信什么市場經濟吧！因為你沒有多少資源可以出賣，你可能只有廉價勞動力出賣然后去到市場上換東西。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時，老百姓的收入隨之上漲，還不能感受到市場的壓力。當中國的市場被資本控制后，當就業不斷被壓縮后，市場壓力就來了。甚至連中國的民營企業都感受到巨大的市場壓力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到底怎么看待市場經濟呢？我們是否需要調整一些看法了呢？近一億黨員的大黨是不能不深刻思考這個問題的。

三、西方市場經濟理論的后期政策意蘊：自由創辦企業和私有化

現實中一些人說市場經濟的時候，他們不是指自由買賣，而是指自己的為所欲為，不受政府的干預，是指能夠自由建立企業（能夠方便地獲得政府認可來建立企業）、自由獲得市場準入，能夠自由地雇傭和解雇勞動力，能夠自由地獲得資金、自由地買賣商品、自由定價。而這些自由意味著突破現有的國家法令的限制。他們為什么需要這種自由呢？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賺錢。這種賺錢固然可以起到發展經濟的作用，但也必然拉大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而且必然導致經濟秩序的各種混亂。

西方國家用“市場經濟”指代的是由私人資本主導的經濟。私人資本主導的經濟不是從來就有的，而且是資產階級在與地主階級的斗爭中得來的。在西方資產階級興起時，資本家的私人產權經常受到封建王權、貴族和地主權力的侵害。反過來，西方資產階級興起也破壞封建王權、貴族和地主的權力。因為如果資產階級不把足夠的農民從地主階級那里解放出來，使之變成工人階級，就沒有足夠的人開動機器進行生產，就無法獲得剩余價值，就無法獲得超過地主階級的經濟地位，就無法奪取政權。因此，可以說，是資產階級侵犯地主階級利益在先，而地主階級加以反抗在后。只不過，地主階級由于無法向農民階級提供足夠多的利益而最終反抗失敗了。美國自稱是自由國家、民主國家、市場經濟國家，但它除了就業之外，并沒有給國內的無產階級以有保障的生活，也沒有給其他國家以慷慨的援助，即使對其伙伴國、附屬國都極盡壓榨之能事，對于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更是進行肆無忌憚的政治脅迫和經濟掠奪。在西方國家的實踐中，雖然有要不要對私人資本主導的經濟加以限制、干預的問題，但最根本的問題是要不要確保私人資本的自由權和主導權的問題。——這就是資本主義最大的政治正確，就是資產階級的從政治的高度看待經濟問題。所以，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無論是對于國內還是對于國外，都不意味著絕對的自由，反而意味著絕對的不自由。資本主義國家不僅利用戰爭來威脅、控制其他國家，而且使用諸多陰謀手段來阻止其他國家成為自己強大的競爭對手。比如，美國人提出的民族自決權就使得許多國家陷入到民族矛盾的漩渦之中很難自拔。

資產階級所追求的自由一開始表現為免于貴族迫害的自由。但很快，資產階級發現，他們需要有創辦企業的自由。在西歐國家興起時，至少大企業的創辦是不自由的，比如，無論是荷蘭的東印度公司還是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的設立，都需要得到來自國王的經營特許。西歐資本主義的原始資本積累階段，對金錢的追逐的主要手段是殖民、貿易、掠奪和戰爭，而不是創辦企業，更不是技術進步。15世紀至16世紀，西班牙通過殖民擴張，從美洲獲得金銀礦，大發橫財，成為當時霸主。從1585年到1604年，英國每年有至少一百、多到兩百的武裝商船出海，專門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劫掠西班牙運輸船隊，而每年的擄獲平均可達20萬英鎊。有的企業自由地創辦了，其產權卻經常受到貴族權力的威脅。因此，資產階級把創辦企業的自由作為一種政治權利來爭取。到17世紀末，英國商人終于爭取到了不用獲得特許狀就可以成立企業的權利，被稱為“法人革命”。這就擺脫了國家對股份公司的控制，具備了私人企業的性質，開始成為現代公司的先驅，為產業革命后現代股份公司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1856年英國頒布《股份公司法》，規定只需依法登記注冊，就可成立股份公司，公司制度得到規范和完善。只有在以股份公司為代表的現代企業的自由獲得之后，自由經營、自由交換、自由貿易才提上資產階級的議事日程。這是因為那些一般的私人股份公司沒有動用國家機器的能力。股份公司制度的出現使得私人資本能夠突破自身的局限。馬克思說：“假如必須等待積累去使某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通過股份公司轉瞬間就把這件事完成了”。但股份公司的發展也產生了巨大的欺詐。并且，不同股份公司之間發生著激烈的斗爭。特別是金融股份公司與實體產業股份公司之間圍繞著社會的控制權在發生著激烈的爭奪。

私人股份公司并不是最合理的企業制度形式，因為它并未擺脫私有制的局限。確實，它是市場化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在歷史上發揮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但它終將面臨自己的局限。值得指出的是，中國人在西方理論的影響下，在20世紀90年代靜悄悄地實現了這種“法人革命”。當時的人們都沒有意識到這種法人革命對于中國究竟意味著什么。我想，中國最近修改公司法的人可能也沒有充分從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和人類命運的高度考慮這種法人革命。

當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穩定后，資本賺錢的手段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揭示的通過榨取絕對剩余勞動或相對剩余勞動而獲得剩余價值，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通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又區分為所謂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又區分為德國資本主義、日本資本主義、英國資本主義、美國資本主義等等。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是實體經濟時代的資本主義，雖然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銀行的作用已經大大提升了。資產階級政府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但又有一定的獨立性。包括總統在內的政府官員既要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又會受到一定的良知的制約。比如，至少一些美國總統，如林肯、艾森豪威爾對于貨幣發行權、軍工聯合體甚至科學力量都有一定的抵制，盡管美國歷史上很少有時間不和外國開戰的。當代西方學界把私人產權保護作為頭等大事。其實，許多情況下，私人產權都可能遭到破壞。在西方私人產權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國家對廣大國家施加了限制。自英法百年戰爭盎撒英國被趕回英倫三島起實施“大陸均勢政策”以來，盎撒人一直堅決阻止亞歐大陸出現區域級統治性力量。這是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戰爭。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還可能在壓迫廣大的不發達國家和民族上聯合起來。他們既斗爭又聯合。這種聯合所施加于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不自由，不能不由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來加以打破。在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如果說，時代的發展使得赤裸裸的剝削、殖民、掠奪難以進行了，不能不改變手段了，那么，欺騙成為市場經濟下最賺錢的文明手段。在國內層面，消費者購買商品，往往知道這是哪家公司生產的商品。而且，越大、越卓越的公司越致力于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可以說，它是比較透明的。在金融主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甚至無需知道你是在與誰進行金融交易，無需在有組織的市場中交易，人們只關心交易的契約所規定的條件就行了。這就為欺騙提供了更好的機會。有人認為，政治自由包括選舉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游行自由、示威自由。但僅僅是政治自由，也必然是有限度的。有的金融波動看起來是市場環境的自發變化，其實可能是一場陰謀。在國際層面，這種欺騙以新殖民主義的形式出現。

市場經濟最基本的邏輯是對金錢的追逐。如果把市場理解為供求（在一定的道德、法律和計劃等作用之下）的自發作用，那么，市場經濟必然包括供給方和需求方他們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這種相互作用產生的結果。然而，可以認為，任何市場的本源都是供給方。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上，自由競爭階段的資本主義一般被說成以原子式的完全競爭的供給方為特征。而實際上，這只是理論家做出的過度抽象。當瓦特改良了蒸汽機并終于把它應用于商業時，由于資金、技術等方面的限制，在短期內沒有人能夠與瓦特競爭。因此，在相當時期里，瓦特獲得了壟斷地位。只有隨著時間的推移，在蒸汽機行業里才能逐漸建立起競爭的秩序。隨著資本主義國家科學技術和生產能力的發展，模仿變得越來越容易，本來應該促進競爭，但又受到知識產權等人為制度的限制而依然困難重重。考慮到國家之間基于利益考慮設置的技術封鎖，競爭在國家之間起作用更是緩慢得多。這樣看來，問題根本不是有沒有純粹的市場經濟，而是市場供給主體的資本主義性質是否合理，私人企業是否可以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的供給主體。純粹市場經濟根本不是一個國家的經濟運行體制選項。一個國家采用的經濟體制稱為市場經濟是名不副實的。

當把西方自由創辦企業的理念移植到社會主義國家時，就產生了一種政策意蘊：私有化。本來，蘇聯和中國都建立起公有制的汪洋大海。當中國把多種所有制并存作為基本國策的一項重要內容后，私人就可以創辦企業了。這種企業一開始可能是以小商小販的形式存在，但很快出現了皮包公司，從事倒買倒賣的勾當。一些人由此實現了資本的原始積累。當中國接受了市場經濟理論后，私有化就在中國發生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的幾年中，中國有幾十萬家中小國有企業消失了，有的轉變為私人企業了。一些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采用的是管理層收購的形式。雖然中央后來果斷地停止了管理層收購，但已經私有化的國有企業就繼續以私營企業的形式運行下去了。當中國提出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國策后，私人企業與國有企業的競爭出現了。中國停止撥款建立和運營國有企業，使國有企業的運營環境發生了突變。這種競爭已經使得私人企業在2022年時擁有了超過國有企業所控制的資源，使得私人企業能夠利用這些資源來獲得金錢。競爭在增加企業活力的同時，也在企業界產生了逆向選擇。一些企業為了金錢，不得不做一些骯臟的事情，否則，就會把生意送給其他企業。撥改貸形成了國企過分倚重銀行的局面。過分倚重銀行又導致了建立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的決策的出臺。競爭導致一些企業盡力掩蓋自己的真實數據，從而確保他們的股票維持在高價上，直到他們無法維持為止。而這時，股票價格的微小下降就可能產生使市場崩潰的結果。因此，雖然可以在理論上區分出有益的競爭和有害的競爭，但只要允許競爭，有害的競爭就是難以防止的。商品化和市場化是競爭存在的條件。只要允許競爭，就必然導致商品化、市場化甚至私有化。結果，出現了一個私企負債兩萬億的現象。而整個國家也可能背負沉重的債務。有觀點說，“前些時候看到的數據是負債300萬億，這兩天看到說法是負債400萬億：國企負債：中央加地方198萬億；民營企業負債58.2萬億；政府負債61萬億（65萬億地方政府城投債劃成了地方國企，實際上是地方政府債）；居民負債84.5萬億”。人均負債25萬元。而這些負債又形成了誰的資產呢？誰在吃這些負債的利息呢？是否加大了中國的兩極分化呢？這種負債規模是否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然出現的現象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與這種局面的形成有無關系呢？至少有時間上的先后關系，恐怕也難逃因果關系。以每年120萬億GDP中有10萬億利潤計算，10萬億利潤全部還債，40年才能還上這400萬億。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一無內債，二無外債。市場經濟為什么就走到了負債累累的地步呢？原來，當社保基金不足時，有人打起了賣掉國有資產的主意。在2023年，當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包括人民大學教授在內的人士又想出了混改僅有的國企、央企的主意[2]。當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及其下的自由創辦企業的理念移植到中國后，中國的公有資產難道不是變成了少數人的唐僧肉嗎？少數人連吃國有企業的大鍋飯都不滿足了，他們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必欲把國有資產變成自己的資產而后快！

社會主義社會是在極為落后的農業國建立起來的，必然承繼其母體所施加的諸多的不自由，必然存在種種矛盾。而在某些人看來，這些矛盾就成為了他們進行他們所想要的改革的接口。而實際上，在極為落后的農業國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其發展的初期階段不可能允許過多的自由，比如，它幾乎不允許自主地建立私人企業，甚至禁止一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行為。它規定了投機倒把罪，不允許倒買倒賣物資，等等。如果允許自主地建立私人企業，就會促使社會形成對寶貴資源的爭奪，國家就難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樣的發展經濟的努力最終將會是事倍功半。從微觀上看，倒買倒賣可能會將資源配置到更有利的用途中去，但一旦得到法律允許，整個社會就可能形成投機之風，許多人的時間和行為就會用于投機之上，從而破壞發展生產的努力。這樣來看，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所進行的市場化私有化改革是缺乏充分的理論依據和深遠的戰略思考的。

很顯然，并不是所有限制都能夠突破，比如，人口、毒品不能買賣。然而，有些限制是被突破了，比如，在西方和社會主義國家，私人不能設立企業的限制被突破了。有了這個突破之后，私人企業不能得到銀行貸款的限制就不能不被突破了。其它一系列的限制，如銀行不能按揭、不能設立股票交易所等也被突破了。有些自由看似獲得了，后來又失去了。比如，在景氣時期，資本家仿佛能夠自由地買賣商品，但景氣結束后，許多資本家發現無法自由地買賣商品了。這時，他們又尋求政府的救助。即使政府給予了救助，當生產發展到壟斷階段之后，許多資本家發現，生意難做了，自己不可能如以前那樣自由地賺錢了，甚至本身又無產階級化了。

在中國，創辦企業的自由實際上必然會打破公有制企業的一統天下的格局。雖然鄧小平容忍這種自由，但應該是有前提和限度的。前提是，他面對的是公有制的汪洋大海。人民生活需要一定的自由。但是，當這種自由擴張到一定程度時，是否還能夠擴張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對此，劉國光（2009）總結道：“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正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隨著新技術革命和經濟全球化進入高漲階段的長周期相適應。此時中國經濟建設適應社會主義初段階段的要求，實行了允許私有制經濟和市場經濟發展的道路，使資本主義因素得以在社會主義條件和框架下，大量生產起來，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同時中國加速對外開放，逐漸主動地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潮流。這一方面為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使中國經濟逐步地卷入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的軌道，受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規律作用的影響越來越大”[3]。中國不應該反思自己過去形成的一些理論了嗎？

四、買賣自由和自由創辦企業的關系

計劃經濟時期的排隊購物曾被西方人和中國一些人視為中國經濟效率低下的證明。今天，中國的許多人因為能夠不排隊而自由地買賣日常消費品而感到自由。然而，一方面，排隊現象并沒有完全結束，另一方面，自由地買賣日常消費品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更不用說我們的人民并沒有真正地自由買賣日常消費品。今天的中國依然有大量的廣大人民舍不得吃的東西。

對于一個生產方式來說，關鍵的不是消費品的買賣自由，而是所謂生產要素的買賣自由，特別是勞動力的買賣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可能自由創辦企業。但并不是說，只有自由創辦企業，才有消費者的買賣自由。消費者最大的買賣自由是不買賣，而是按需分配。當下世界中表面上的消費者的買賣自由實際上是不自由的。否則，就不會出現美國那種“零元購”，就不會出現占領華爾街的運動。美國也不是把技術作為可以自由買賣的生產消費品來看待的。中國最近加強了對國外的技術、資源封鎖。——這突出地證明了世界的辯證本質。而所謂買賣自由的觀念是形而上學的觀念。

1834年之前，英國的勞動條款和勞動條件都是被管制的，因此形成了沒有自由的勞動力市場的資本主義。馬克思認為，勞動力的自由買賣是資本主義確立的基礎。總體來看，勞動力成本一般占據企業成本的70%。僅憑這一點，就足以證明勞動創造價值了。阻礙勞動力自由買賣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人的因素的特殊性。雖然資本主義總體上是漠視人的生命和健康的，但任何國家都不能把人的生命和健康置于完全漠視的地位。然而，資本主義總是要為自己開辟道路。只有勞動力的自由買賣，才能為資本主義生產提供最主要的生產要素。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國企改革中所謂打破鐵飯碗、破除大鍋飯是很危險的，是推動中國資本主義化的一個關鍵性行動。當然，在此之前，農民已經因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實施從農村公社的“束縛”中擺脫出來，有了成為農民工這種半無產階級的可能性。而既然讓農民擺脫出來，就需要給他們就業的機會。于是，在國家不再大規模興辦企業的情況下，就只有允許私人辦企業和引進外資企業兩條路可走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特別是勞動人事制度改革，本質不是讓國家擺脫了就業壓力，而是我們國家提供了私人創辦企業的自由，創造了開放的條件。

可見，無論中西，真正的自由市場的建立的標志應該是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因為只有將勞動力通過市場進行配置，才會有勞動力驅動和使用機器，才能形成市場經濟的普遍基礎。如果勞動力并非通過勞動力市場配置，而是通過行政配置，那么，這種市場經濟與西方的那種市場經濟也是不同的。所以，只要中國已經對勞動力實施市場化配置了，中國就是市場經濟了。但美國依然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于是，問題是，中國是否需要堅持自己是市場經濟國家呢？自由創辦企業是否絕對的好事呢？近些年，中國又在允許自由創辦企業基礎上做完善營商環境的努力。姑且不說今天的中國完善營商環境是否能夠有效，我們從政治上看看自由買賣勞動力和自由創辦企業已經給中國造成了怎樣的挑戰，就可知道完善營商環境這種世界銀行的主意是怎樣一個主意了。

改革開放伊始，中國是沒有私人企業的。所以，今天中國存在的私人企業幾乎都是從0開始的。而中國今天的一些私人企業的規模已經能夠具有行業壟斷的地位了。這時，就產生了資本和政府的對立問題。本來，私人資本的發展是由政府允許的，私人資本甚至承擔了部分原來由政府承擔的發展經濟的職能，但當私人資本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私人資本就可能想要進一步甩掉政府了。

第一，資本與政府的目標的不一致性。政府無疑會希望資本留在國內，促進國內投資和就業，支持政府債券發行。但資本沒有祖國，哪里賺錢就流向哪里。馬克思早在1867年在論及資本主義時就明確指出：“生產剩余價值或賺錢，是這個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美國曾一度認為，資本的跨國自由流動天經地義。沙利文在布魯金斯學會發表的《重振美國經濟領導地位》演講意義重大。他的講話是對美國過去40多年來堅定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的強烈否定，標志著美國戰略和經濟思維的深刻轉變。沙利文認為，偏袒金融業而非“實體經濟”使得美國的“工業能力——這對任何國家有能力繼續創新都至關重要——受到重創。” 涓滴經濟學、壓制工會、減稅、放松監管和企業集中——這些都是自由市場思維的產物——讓情況變得更糟。所有這些因素加在一起的結果，危及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民主穩定[4]。然而，美國政府想要控制資本，使實體資本回流可能是很難的。作為最頂級國家的資本，一般是要求很高的利潤率的。然而，美國國內似乎已經失去了產生高利潤率的可能。美國巴菲特的老搭檔、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副董事長查理·芒格最近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表示，投資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投資者將需要應對低回報期的挑戰。他還警告，美國商業地產市場正在醞釀一場風暴，隨著地產價格下跌，美國的銀行業“充斥著不良貸款”[5]。很顯然，即使美國政府也不希望出現這種局面的。但這種局面一旦形成，政府可能就難有作為了。今天，中國不是也面臨著高房價困境嗎？

第二，美國的經驗表明，政治家可能會受到資本家的強有力控制。特朗普就說過，許多政客收過他的錢。這意味著中國的政治家要避免受到資本家的控制，就必須把資本家的財富控制在極低的水平。資本家傾向于小看政府官員。資本家可以非常精明。比如，他們可能采取“忘掉你對于以優異價格購買公平企業的認知，相反，以公平價格購買優異企業”的戰略。以低廉的價格購買偉大的公司絕對賺錢，但這種機會是很少的，是一般人得不到的。到現在為止，華為不進入資本市場，也禁止資本進入華為。但隨著華為越來越大，它的閑置資金會越來越多，在國家允許資本市場發展的情況下，很可能也會進入資本市場，隨后就可能不可避免地允許資本進入。華為等為數不多的大企業或許還將長時間保持一個民族企業的本色，但其他大公司就不敢保證了，畢竟，有那么多的人帶著資本逃出國外。現在，國外對于中國資本也是不安全的了。那么，未來的中國資本會怎么想？不想覬覦政權以策安全嗎？如果我們的官員都面對著這么強大的資本，他們還能執政為民嗎？至少至今為止的馬克思主義的邏輯是給出否定的答案的。是否有打著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實際卻是修正主義的邏輯給出肯定的答案呢？我想，一定會有的。如果我們國家讓這種邏輯起了支配的作用，就會有越來越多的聰明人通過設立私人企業來獲取經濟利潤。即使我們的憲法不會被顛覆，我們國家的經濟格局也將會發生極大的背離社會主義的變化——如果我們把社會主義的本質理解為共同富裕的話。

五、結語

本文為什么提出需要深刻思考市場經濟這一理論命題呢？中國那么多著名經濟學者，難道他們的認識不夠深刻嗎？答案是肯定的。我們可以從韓愈的《諫迎佛骨表》來做一解釋。韓愈說，“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百姓愚冥，易惑難曉”。用于解釋中國一些著名學者推崇市場經濟，豈不可以同樣說他們“材識不遠”、“易惑難曉”嗎？中國確實需要夯實我們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屬性了。這應該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首要內涵！

要夯實我們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屬性，必須切實推進共同富裕。而切實推進共同富裕，必須首先加強社會主義公有制。最近國家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這是一個重要步驟。中國改革開放是從農村改革推進的。新時代深化改革，也可以再次從農村加強集體經濟組織開始。

而在城市，我們也要深刻地思考一些理論問題。要夯實我們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屬性，必須加強中國經濟的計劃性。我們國家已經采取了加強計劃性的諸多措施，比如，取締P2P，推進房住不炒，整頓教培市場，規范軟件市場，加強中俄合作，推進“一帶一路”，構建新型舉國體制等等。這已經表明與新時代以前有顯著不同了。然而，僅有這些措施還是不夠的。在中國的語境下，跨越卡夫丁峽谷所涉及的最重大經濟理論問題是如何認識國企問題。中國需要怎樣認識國企、國企效率效益問題呢？

首先，要把自負盈虧作為國企管理的一個強約束條件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一個基本原則，即資不抵債即破產。然而，在現實中，這個原則本身是否可靠，是可以質疑的。因為政府對資不抵債的銀行施加救助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否定這一原則。而一個企業如果通過市場化的辦法，比如通過引進戰略投資者，解決了資不抵債的危機，是否就是完全的市場化運作呢？比如，在引進戰略投資者時，對財務數據進行粉飾，很顯然并不符合市場化運作原則。銀行本來是以吸收存款來形成其資本的，但銀行把存款這種負債轉化為銷售債券，從而獲得資金，從而形式地符合這個原則，就是市場經濟嗎？最近，瑞士在重組一家銀行時就直接注銷了100多億美元的債券，這又直接違反了債券優于股權的市場經濟原則。在社會主義國家，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原則上是不能破產的。因為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是全體人民賴以生活的一種生產設施，它應該有足夠的合理性能夠存活。只要管理得當，就不會陷入到資不抵債的地步。

其次，中國還要堅持認為國企效率效益低下而采取消滅國企的行為嗎？最近幾年，中國加強了新國企的建立，這就是正確的行動了。在這方面，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加強新國企建立之后，我們就將面臨一個國企的宏觀管理問題。有人提出，未來中國政府只要管國有資本就行了。這是不對的。目標不能僅僅盯在國有資本上。如果國有企業的管理不跟上，僅僅盯國有資本，就會造成極大的混亂。因為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很有可能為所欲為，最后把國有資本變沒了，讓政府沒有目標可盯了。而反過來，只要我們盯住國有企業的管理，我們就不用盯國有資本了。如何加強國有企業的管理，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而在總體上，有沒有一種比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好的提法呢？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基本特征是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是發揮政治對經濟的指導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經濟體制難道不是一種計劃經濟體制嗎？它當然是。它是經歷了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之后形成的計劃經濟的2.0版。用這個提法就可以徹底劃清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界限，而且名副其實。至于西方國家是否承認，需要擔心嗎？不需要。因為美國等西方國家根本不承認，也不會承認我們國家是市場經濟國家。把我們國家經濟體制稱為計劃經濟體制，會阻礙我們國家與其他國家進行包括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在內的國際經濟交往嗎？當然不會！中國早在計劃經濟1.0版時，就進行了大量的國際貿易。稱我們國家是計劃經濟，并不否定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但可以更好地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主席的觀點一致起來；而且，可以加強和改善我國經濟的計劃性。我國經濟現在的問題不是自由市場少了，而是太缺少前瞻性的計劃了。比如，按照盧麒元的觀點，我國早就應該加強資本管理體系的建設了。又如，考慮到生產自動化快速發展，我國已經成為機器人生產、應用大國的事實，我們不該考慮它們對中國未來社會產生怎樣的影響而早做計劃嗎？既然每個家庭都會量入為出，每個企業都會做計劃，整個國家為什么就不能做出計劃呢？由此看，我們不僅要深刻思考市場經濟，實際上我們還要深刻思考如何做好未來的計劃了。中國古人早就說，凡事預則立，不預則非。預就是計劃。我國今天面臨的債務難題、財政困境難道不是因為我們過去太相信市場經濟，太缺乏理論意識和計劃思維嗎？——從理論與實踐看，只要中國實行多種所有制并存，就必然出現兩極分化（先富帶后富的機制只在微觀、局部具有可能性，否則美國早就實現共富了）；從世界各國的情況看，只要私人企業成為市場供給的主要主體，政府就不可能獲得足夠的財源；只要一個國家宣布實行自由化之類的政策，這個國家就必然出現混亂。具有這樣的理論意識困難嗎？當然不困難，只要我們不被西方的燈紅酒綠車水馬龍、高樓大廈蒙蔽了雙眼。愿我國多多考慮一些計劃吧，愿我國學界少談些自由市場的論調吧！這不僅是我國意識形態中的重大問題，也關系到我國和世界億萬人民的福祉！

參考文獻：

[1]（美）約翰·麥克米蘭：《市場演進的故事》，中信出版社，2006年。

[2] 《人大教授：通過深化國企混改推動民營經濟發展》，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4V9LM9T0519C6BH.html。

[3] 劉國光：《當前世界經濟危機中中國的表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的關系》，《高校理論戰線》，2009年第5期。

[4] 《美媒：沙利文開新藥方難醫美國沉疴》，《參考消息》，2023年5月17日。

[5]《芒格最新訪談：投資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投資者將需要應對低回報期的挑戰》，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4739840974258576&wfr=spider&for=pc。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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