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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方的國家“財富競爭戰略”與中國的前途

劉瑞復

最近，“罐車運輸食用油”新聞鬧得沸沸揚揚。表面是食品安全問題，實際上是外企外資控制壟斷中國經濟的惡果。揚湯止沸還是釜底抽薪?這是劈頭存在的大問題。

4月18日新華時評《是“自由主義”還是“原始資本主義”》，揭穿了美國政治雙面游戲的真相，痛斥了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對我國進行全面封殺和圍堵的豺狼本性。這篇文章，旗幟鮮明地反對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預示著我國新時代的新使命的到來。

美西方的豺狼本性，和平時期(戰爭準備時期)表現為它們的國家“財富競爭戰略”。日本歷史學家松本健一在《東方早報》發文提出，“領土競爭”戰略和“財富競爭”戰略，都是美西方的國家戰略。他在《日本泡沫經濟破滅20年祭》里說，歷史上，日本實行“領土競爭”戰略，開動戰爭機器，長期為害中國，在“大東亞共榮圈”幌子下，大舉進犯中國，二戰后，日本把戰爭野心隱藏起來，宣稱實行“財富競爭”戰略。

當下美西方國家實施的“財富競爭”戰略，不是通常所說的“企業財富競爭”戰略，而是國家競爭的戰略。這樣的國家戰略，已經超越經濟范疇，是包括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等在內的相互聯系的全方位戰略。

“領土競爭”戰略和“財富競爭”戰略，是美西方國家的反革命兩手。戰爭掠奪和和平掠奪是交替的，總之都是掠奪，只是掠奪的不同方式而已。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的全盤西化之戰，是美西方打的沒有硝煙的戰爭，貿易、投資、股票、公司制、外匯、金融、高科技之戰，也是美西方打的沒有硝煙的戰爭。“脫鉤斷鏈”也罷，不“脫鉤斷鏈”也罷，對于美西方的“財富競爭”戰略，我們必須抵抗。在歷史新時代，我們必須恒下一條心，堅決打敗它。

一、“財富競爭”戰略在目標國家實施的主要表現

蘇聯解體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改變顏色后，西方私人壟斷資本和國家壟斷資本遂大舉進軍，跨國公司、跨國銀行遍地開花，真正形成了西方壟斷資本的“全球化”。在壟斷--國家壟斷--跨國家壟斷的發展過程中，“跨國家壟斷”或是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三階段。跨國家壟斷的新表現，是西方私人壟斷資本和國家壟斷資本對于原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壟斷。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跨國家壟斷”的總戰略，是“財富競爭”戰略。說穿了，就是利用軍事、科技和經濟的優勢地位，依靠國際體系的特權，對目標國實行剝削、掠奪和壓榨的戰略。其中，“金融壟斷”是最關鍵的壟斷。

薩米爾·阿明(巴黎大學教授，第三世界論壇(ThirdWorldForum)理事長)指出：“傳統經濟學家忽視了金融交易的目標和美國及追隨它的盟友(歐洲和日本)發展出來的地緣戰略的目標之間的密切聯系。這些關聯反映了這個“三巨頭的集體帝國主義”的全球政治戰略。其目標，是通過“經濟的”，更具體地說，金融的、政治的和軍事的手段，來維持這個集體對全球的排他性的控制。”

他特別提醒中國，“只要中國與金融全球化保持距離，針對中國的制裁的效果就仍然是有限的”，“而且，當前的整個全球化模式都已經陷入了危機，沒必要急著加入全球化的金融系統，這個系統只是華盛頓維持美元排他特權的保障而已。這就為系統外的國家提供了機會。留在外面，可以為建立另一種獨立的區域性系統創造空間，為發展替代性的非霸權的全球化創造更好的條件”。

薩米爾·阿明的話，我國學者多次引證。

施行“財富競爭”戰略，在貿易、金融、財政、貨幣、網絡、設廠、資源、產業、環境等領域，獲取壟斷資本利益和國家利益。其方式主要包括：貿易保護主義(進口限制和出口擴張)、關稅生降、保護匯率、開放市場、投資設廠、產業封殺、網絡控制和經濟制裁、經濟封鎖等方面。

“財富競爭”戰略在目標國家實施的主要表現是：

1、侵奪商品利潤。形成目標國家進出口商品“高(價)進低(價)出”局面，還要賺取生產廉價商品的大部分利潤。

2、劫掠資源。自然資源，特別是森林資源、礦產資源、草原資源，有的被劫奪一空，有的近乎衰竭。

3、使目標國家企業處于產業鏈低端，產業整體處于加工組裝地位。

4、無障礙地設立跨國公司和外資企業，在稅收、用地、生產經營和人身等方面享有特權，有的享有治外法權。

5、逼迫全面開放市場。外企外資全面進入一般行業，進入電信、金融、保險、資產管理、國防科工等國計民生關鍵領域。

6、用大量低端產品滿足本國需求，目標國家換取的外匯，變成不斷貶值的“綠紙”。

7、壟斷或控制目標國家的國民經濟。

8、國家的經濟主權特別是財政、金融主權被架空或嚴重喪失。

9、外企外資承擔本國政治使命，瓦解目標國家的政權，參與該國政策的制定和施行，干預其行政、人事組織安排，使之實際上成為木偶政權。

這種“財富競爭”戰略，是“剝牛皮”，是在牛身上剝下兩張皮來。在美西方的叢林法則和強盜邏輯面前，“財富競爭”戰略，只能是一波接一波的“剝牛皮”行動。

“財富競爭”戰略，是具有全局性、基礎性、穩定性的國家戰略。對抗性、進攻性和單贏性，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財富競爭”戰略的根本特征。由于超越經濟領域和采用非經濟手段，致使國際經濟關系政治化了。政治性，成為我們觀察和處理國際經濟問題的首要前提。

七一前夕，大家高興地看到，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6月28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這部法律，不是經驗主義、西化主義的產物。該法擯棄了農村土地私有化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公司化的經驗型的思維模式，確定了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律地位。這是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成果，是向三中全會獻的一份厚禮。

另一方面，該法有兩個大問題需要認識和解決，一個是農村基層組織機構的疊床架屋和“行政權真空”問題，一個是承包權的“處分權”問題。

在農村人口越來越少，有些縣只有幾萬人的態勢下，三駕馬車拉一個村多少戶人家？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很難勝任本法規定的“治理體系”、“農村基層組織凝聚力”、“執政根基”這些職能和任務。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有效改變農村黑惡勢力當道、宗法宗族活動泛起、幫派“能人”掌權等猖獗局面，其中重要的是靠國家權力“一桿子”到底。作為基層的村、鄉鎮，政權建設至關重要。封建時代尚有“保甲”制度，是行政權到戶的(一般10戶為一甲,10甲為一保)。保甲鉗制人們的思想和行為，防范逆反，連保連坐，是必須否定的，但具有民政、治安、經濟、文化等職能，調解糾紛、賑災、賦稅、徭役等，由保甲承擔。

現在是行政不及村(生產大隊?)、組(小隊?)。黨組織是管領導的，村委會是村民自治組織，集體經濟組織是搞經濟的，三者均無行政職能。如行使某項行政行為，須經行政委托和授權，且不承擔行政責任。這樣，在村及組便存在“行政權真空”。我國作為行政機構末端的農村基層行政機關，是鄉鎮政府，在村里與之對應的是村委會。村委會沒有行政權。如維持該法體制，應當改變村委會的“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性質，賦予管理村務和某種辦理行政事務的職能。村子就那么一點人，那么一點事，沒有必要搞什么“黨政分離”、“政經分開”。看來，建立鄉鎮級合而為一的組織形式，是客觀需要和必然趨勢。另外，似不能把×鄉鎮和×村定名為“集體所有制經濟組織”，應當是×鄉鎮和×村“實行集體所有制”，有黨組織、村委會、經濟組織，其中經濟組織有企業、合作社等形式。其經濟組織進行對外經濟活動，獨立承擔責任，鄉鎮、村不承擔連帶責任，以保證集體所有制土地的完整和安全。

2003年頒布承包法，2024年制定實施細則，都有承包權及其流轉的規定。承包是土地租賃的一種形式。承包權是使用權，不是所有權。在所有權占有、使用、收益、處分四種權屬中，使用權不享有處分權。你把租住的房子賣了，可以嗎?是不可以的，因為買賣是處分。現在規定的承包土地的轉包、互換、轉讓等流轉形式，都是處分，而承包戶是不具有處分權的。農戶承包地流轉的直接后果，是“土地兼并”，這是形成“新地主”的前提條件。我在90年代和其后的幾本著作中，談到只有所有權人享有處分權時，都提到承包地、城市房地產買賣的土地都只是使用權，不是所有權，不具有處分權屬。應當認為，那種口頭上說是使用權而實際上當做所有權的思維，是慣常的經驗主義的思維，是違法思維。

農村土地私有化和集體經濟組織公司化，是美西方對中國的“財富競爭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農村土地的公有制立法，使跨國家壟斷資本“下鄉”遭遇重大挫折，是美西方對中國的“財富競爭戰略”失靈的有力證明。

二、“財富競爭”是資本輸出和金融資本統治的實現方式

在經濟上，“帝國”是同“獨占”、“壟斷”連在一起的，因而“帝國主義”術語是對進入壟斷和國家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最恰當的概括(“帝國主義”在美西方是常用詞，我們不必列入敏感詞而避諱)。

帝國主義時代，是資本輸出的時代。

資本輸出產生于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壟斷最突出的表現，是金融資本的壟斷。銀行已經由普通的中介企業變成了金融資本的壟斷者。在任何一個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為數不過三五家的最大銀行實行工業資本同銀行資本的“人事結合”，集中支配著占全國資本和貨幣收入很大部分的資金。金融寡頭給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所有一切經濟機構和政治機構罩上了一層依附關系的密網。

金融資本的統治，改變了以往產業資本主導經濟的狀況。現在，金融資本不再僅僅是產業資本借貸的工具，而是產業資本依附于金融資本了。列寧的這一天才發現，這一對壟斷資本主義及其發展趨勢的精準分析，具有劃時代意義。100年來的事實越來越證明，列寧的論斷和預見是完全正確的。在當代，金融資本的統治達到了驚人程度。美國稱霸世界的重要支柱是美元。如果遵從列寧的教導，絕不會走到美元稱霸下仰人鼻息的地步。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里提出了資本輸出問題。列寧關于帝國主義資本輸出的思想，集中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第二國際的破產》、《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國外支部代表會議》等著作中展開論述。

馬克思和列寧的論述，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壟斷組織的資本輸出是為了奪取高額利潤。

如果資本輸往國外，那么，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并不是因為它在國內已經絕對不能使用。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它在國外能夠按更高的利潤率來使用。

只要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過剩的資本就不會用來提高本國民眾的生活水平(因為這樣會降低資本家的利潤)，而會輸出國外，輸出到落后的國家去，以提高利潤。在這些落后的國家里，利潤通常都是很高的，因為那里資本少，地價比較賤，工資低，原料也便宜。

集中已經達到這樣的階段，使他們不得不走上這條獲取利潤的道路，而且他們是“按資本”、“按實力”來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

對自由競爭占完全統治地位的舊資本主義來說，典型的是商品輸出;對壟斷占統治地位的最新資本主義來說，典型的則是資本輸出。

資本輸出是在20世紀初期才大大發展起來的。在大戰前夜，3個主要國家的國外投資已經達到1750-2000億法郎。按5%的低利率計算，這筆款額的收入一年可達80-100億法郎。這就是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世界上大多數民族和國家的堅實基礎，這就是極少數最富國家的資本主義寄生性的堅實基礎!

這些論述過時了嗎?不僅沒有過時，而且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第二，資本輸出國獲得國家利益。

輸出資本的國家幾乎總有可能獲得一定的“利益”，這種利益的性質也就說明了金融資本和壟斷組織的時代特性。

例如柏林的《銀行》雜志在1913年10月寫道：“在國際的資本市場上，近來正在上演一出可以和阿里斯托芬的作品相媲美的喜劇。國外的很多國家，從西班牙到巴爾干，從俄國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國，都在公開或秘密地向巨大的貨幣市場要求貸款，有時還要求得十分急迫。現在貨幣市場上的情況并不怎么美妙，政治前景也未可樂觀。但是沒有一個貨幣市場敢于拒絕貸款，唯恐鄰居搶先同意貸款而換得某種報酬。在締結這種國際契約時，債權人幾乎總要占點便宜：獲得貿易條約上的讓步，開設煤站，建設港口，得到利益豐厚的租讓，接受大炮定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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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通過資本輸出占據勢力范圍，進一步瓜分世界。

金融資本造成了壟斷組織的時代。而壟斷組織則到處實行壟斷的原則：利用“聯系”來訂立有利的合同，以代替開放的市場上的競爭。最常見的是，規定拿一部分貸款來購買債權國的產品，尤其是軍用品、輪船等等，作為貸款的條件。資本輸出成了鼓勵商品輸出的手段。

資本輸出的利益能夠推動人們去奪取經濟殖民地，因為在經濟殖民地市場上，更容易(有時甚至只有在那里才可能)用壟斷的手段排除競爭者，保證由自己來供應，鞏固相應的“聯系”。

向殖民地和附屬國輸出資本十分有利，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金融家比向自由的、獨立的、文明的國家如美國輸出資本要多獲兩倍的利潤。這樣的地區剩下的愈少，為控制和瓜分土耳其、中國等國的斗爭就愈加劇烈。

在世界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已經越出了民族國家劃分這種狹隘范圍的時代條件下，不僅商品輸出，而且資本輸出也已經具有最重要的意義;這時生產的卡特爾化和經濟生活的國際化達到了相當大的規模;這時殖民政策導致了幾乎整個地球的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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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資本輸出形成了壟斷組織的國際壟斷同盟。

金融資本集團日益緊密的國際交織”，是全世界的、整個資本主義的趨勢。

資本家的壟斷同盟卡特爾、辛迪加、托拉斯，首先瓜分國內市場，把本國的生產差不多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國內市場必然是同國外市場相聯系的。資本主義早已造成了世界市場。所以隨著資本輸出的增加，隨著最大壟斷同盟的國外聯系、殖民地聯系和“勢力范圍”的極力擴大，這些壟斷同盟就“自然地”走向達成世界性的協議，形成國際卡特爾，從而形成國際壟斷同盟協議下的世界秩序。這是全世界資本和生產集中的一個新的、比過去高得多的階段。

社會的生產力和資本的規模業已超出單個民族國家的狹隘范圍。這一切促使大國竭力去奴役其他民族，去搶奪殖民地作為原料來源和資本輸出場所。整個世界正在融合為一個單一的經濟機體，整個世界已被西方少數大國瓜分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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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資本輸出使資本輸入國成為資本輸出國的附庸。

資本輸出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

資本輸出帶動商品輸出，加重對輸入國的剝削;控制原料產地、銷售市場，形成經濟依附關系;瓦解或喪失金融主權、財政主權，乃至經濟主權，使資本輸入國成為資本輸出國的附屬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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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美西方國家的資本輸出極為發達。私人資本輸出、政府貸款，國際租賃、國際基金、金融期貨、金融期權、BOT投資、ADR投資等“金融杠桿”層出不窮。美西方國家通過資本輸出，以達到對原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剝削和控制的目的。

時代變了，馬克思主義還靈不靈?當然靈。在國際上，放馬克思主義之矢，射壟斷資本主義之的，以制定和實行正確的戰略和戰術;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放馬克思主義之矢，射中國實際之的，以制定和實行正確的方針政策和措施。這一切，離開馬克思主義指導將寸步難行。馬克思主義是真理，而真理是顛簸不破的。

對待馬克思主義有兩種錯誤態度，一個是教條主義，一個是經驗主義。在全盤西化長期浸淫的大背景下，經驗主義是主要傾向和主要危險。如果我們的一些領導干部和學者，不讀馬列，僅僅依靠自身一己的、一時一地的經驗來認識問題和處理問題，那事情會搞得一塌糊涂，而美西方在中國的壟斷資本卻不是一塌糊涂的。

三、“外企外資掠奪中國財富”的學界論述

西化主義認為，應當無邊界的開放，無條件的開放，中國就是要“吃西方的飯，穿西方的鞋，走西方的路”，“同西方融為一體”。說什么“維護美國在國際中的優勢地位是中國對人類的責任”。他們要中國的“韜光養晦”(說出來就不叫韜光養晦了。“青梅煮酒論英雄”時，當曹操說“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劉備聞之大驚失箸，恰雷雨大作，劉備乃從容俯首拾箸，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那才是韜光養晦)，就是逆來順受，甘于依附。

同二戰時蘇聯猝不及防(剛剛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遭遇了德軍“領土競爭戰略”的大舉進犯一樣，我國也猝不及防(剛剛在橢圓形辦公桌承諾中美友好的“君子協定”)，遭遇了美西方國家“財富競爭戰略”的大舉進犯。

下面看看諸多研究者的闡述：

“就外資來看，中國一方面用巨額過剩資本支援美國經濟建設，另一方面又以犧牲國家資源甚至主權的方式，大規模引進外資，外資經濟已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全面控制中國的經濟基礎。”

“外資經濟己成為掠奪中國財富的巨大吸管。我國利用外資占GDP的比重已超過40%，外資企業占全國進出口總值已遠遠超過許多經濟外向型國家的外資比重。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所獲得的年平均利潤率高達16%-18%，由此估算，2005年外商就從中國賺走了1000多億美元的利潤。世界銀行根據發展中國家的一般利潤率計算出的這個數字，顯然和實際數字相差甚遠，因為外資在中國享有的免稅、廉價土地、超低價勞動力，以及各種腐敗收益，是在其他發展中國家沒有的。

美國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內訌，爆出的內幕是在中國的利潤率達900%。我們權且按照壟斷行業最低100%的利潤率計算，外資經濟每年在中國獲取的利潤應該在4萬億人民幣以上，相當于全國2年以上的工資總額。”

“對世界、亞洲包括日本經濟做出巨大貢獻的代價，就是中國資源和環境的巨大災難性破壞。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斷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很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結。據日本海關統計，十多年來，每年中國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萬棵樹，10年中國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總計約2243億雙，中國林業專家計算，為生產這些筷子而毀滅的山林面積占中國的國土面積的20%以上。在資源消失的同時，生存環境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威脅。中國三分之一的國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己成為劣五類水，3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1500萬人因此得上支氣管炎和呼吸道癌癥，世界銀行報告列舉的世界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中國占了16個。”

“中國向西方發達國家驚人的財富‘輸血’。沒有任何一個殖民地被貿易掠奪到這個程度。對照一下外貿和發達國家市場價格就會發現，外貿利潤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國出口l77億件服裝，平均每件服裝的價格僅為3.51美元，平均每雙鞋的價格不到2.5美元；在美國市場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價格是10美元，中國蘇州企業所得僅0.35美元；羅技公司每年向美國運送2000萬個‘中國制造’的鼠標，這些鼠標在美國的售價大約為40美元，中國從每個鼠標中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資、電力、交通和其他經常開支全都包括在這3美元里。我們就是用這不到5%的利潤，積累了一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意味著我們同時為國際壟斷資本貢獻了20萬億美元，相當于160萬億人民幣，幾乎是全國80年的工資總額。”

“在中國入世五周年的當天，中央電視臺反復播報，中國入世五年來為美國家庭節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費用，美國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調查也顯示，美國消費者因購買中國廉價產品而節省下來的金錢高達1000美元。日本人因為買中國筷子比洗筷子還便宜而用過就扔，同樣因為太便宜，早已不燒煤的日本卻每年從中國進口2000多萬噸煤炭用來填海，變成人造煤礦儲備能源。中國潮水般涌入西方發達國家的廉價一次性商品，雖然毀滅的是中國資源，卻連西方國家一些有良知的人都被震撼了，紛紛呼吁改變一次性消費，并忠告中國要保護資源。”

“外貿利潤的絕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在中國經營的企業更是對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發生后，美國蘋果公司和英國金融時報先后來中國的調查顯示，富士康公司15萬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時以上，月工資不足50美元，還不到美國同類工人2小時的工資，就是這點兒工資能不能按時拿到，都是個未知數。”

“從開發區來看，全國持續多年的爭建開發區熱潮，已經成為毀滅資源，外資對中國進行制度性掠奪的一種方式。據國土資源部提供的資料，自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間，中國耕地面積己由19.5億畝減少到18.5億畝，7年減少了1億畝，平均每年約減少1429萬畝，比兩個海南省還要大，等于每年消失兩個海南省這般大的耕地。中國人均耕地只有1.43畝，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3年，在全國已經有6個省的人均耕地低于零點八畝警戒線。2004年中央對全國近1000個開發區進行清理時，僅開發區新上項目占用土地面積就達7400萬畝，其中有百分之四十是開而不發，造成大量土地閑置，更讓人痛惜的是大批良田已經被渣土徹底毀掉。越來越多的城市走上了‘蘇州模式’的發展道路，即依靠廉價土地吸引外資。

用廉價土地吸引外資，究竟白白送給外資多少財富我們無從計算，但據有關專家統計，喪失土地的農民得到的補償款在5-10%之間，10年農民損失10-20萬億，把農民世世代代賴以為生的土地剝奪過來送給外國人。”

“用廉價土地吸引來的外資，又通過土地增值做起房地生意，把中國土地增值變成了外資的利潤。國土資源部耕地保護司司長近日指出：從2005年的情況看，全國新增建設用地出讓純收益應該為763億元，而中央和地方實際收繳的新增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只有214.5億元，其中550億流入了外資房地產公司，從建設說，僅去年一年，全國新增建設用地使用費就流失近550億元。”

“另據一項不完全統計，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里，掠奪煤炭5.86億噸，木材1億立方米。我們現在20多年間煤炭出口20多億噸，其中出口日本煤炭按照每年2000萬噸計算，也是5億多噸，出口日本的木材相當于中國國土20%的森林面積，更是超過了1億立方米。”

下面看看人民日報是怎樣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的：

極具霸權主義特征的“一條所謂的‘經濟邏輯線’，就像一條無形的‘強盜邏輯線’繩索試圖捆綁著中國經濟。從甚囂塵上的‘中國經濟責任論’，到與之一脈相承的‘順差國責任’、‘債權國責任’、‘儲蓄國責任’以及‘能源消費大國責任’、‘碳排放大國責任’等等一系列強加給中國的‘義務’，都是這條邏輯線上的‘點’。更惡劣的是，為了使‘中國經濟責任論’獲得更為廣泛的認同，他們不惜以‘中國經濟威脅論’離間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使‘霸權’的邏輯更具殺傷力，讓中國付出更大的經濟代價。”

“造成全球經濟失衡的元兇是美國，是美國過去30年一直奉行并強加于世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觀、價值觀，及其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產業分工的相關政策。過去30年，美國人不僅用‘綠紙’換走了所有‘順差國’(包括中國)的資源、環境、勞動等一切他們需要的財物，而且其‘綠紙’的強勢地位和無度發行，還造成了全球經濟失衡，引爆了害人害己的全球金融危機。但現在，擁有霸權思維慣性的一些美國人，反而把‘失衡’的罪責強加給‘綠紙’的被動持有者。”

有文章明確指出：

“××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下屬的金磚國家與全球治理智庫(CBGG，以下簡稱金磚智庫)最近發表題為《中美貿易戰對策分析及政策建議》的研究報告。可以看出，這個報告是下了工夫的，然而最終卻得出了一個奇葩結論!‘維護美國在國際中的優勢地位是中國對人類的責任’。其言下之意是，世界安全離不開美國的全球實力和影晌力，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應站在人類生存的角度，適可而止，不要挑戰美國在國際中的優勢地位。”

“在中國經濟W十人論壇2009年年會上(2月16日下午3時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在會議上公開宣稱：中國對全球金融危機是負有責任的。如果中國人民幣的價格不這么低，就不會有這么多外匯儲備，不會有這么多的貨幣發行，這次經濟危機就不會這么嚴重。所以這次經濟危機中國是有責任的。”(以上言論均據人民網的報道)

此外，中國還有聲音：

“誰應該為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負責?就是美國自己!美聯儲2002-2003年長期極度寬松和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成災，直接制造了當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美聯儲極度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一方面刺激美國金融機構大肆放松貸款標準，導致所謂‘謊言貸款’、‘倒貼貸款’等花樣繁多的次級貸款急劇膨脹，刺激美國以投資銀行為首的所有金融機構拼命發明各種稀奇古怪的‘金融創新產品’和衍生金融產品以牟取暴利，刺激政府和企業毫無節制地發行了天文數字般的各種債務。與此同時，統治世界信用評級行業的穆迪、標普、惠譽以瞞天過海的欺詐手段(不是我這么說，美國有許多投資者正在起訴評級機構‘欺詐’)，將那些本來是一堆垃圾的所謂按揭貸款資產組合評級為投資級或AAA級，誘使全球投資者(當然某些投資者是自投羅網或主動上鉤的)大肆購買。如此種種，埋下了炸毀全球金融體系的定時炸彈。

另一方面，美聯儲極度不負責任的流動性擴張政策，讓美元大幅度貶值、大宗商品價格暴漲、全球通貨膨脹加劇，本質上是美國向全世界人民征收了龐大的‘通貨膨脹稅’。當然，不得不大搞財政赤字(美國政府90年代財政曾經短暫出現盈余，如今年度赤字已經接近超過12000億美元，加上拯救‘兩房’等金融機構所增加的債務，美國政府赤字將成倍擴大。累積國債已經超過12萬億美元)。全球各國無一例外都要承擔巨大損失(投資虧損的直接損失和飽受經濟衰退和蕭條的間接損失)。”

“美國政客指責人民幣匯率低估要為全球金融危機負責，背后乃是一整套要求中國付出代價的政策!”

在這樣的一字千鈞，力透紙背的檄文面前，“蘇共二十大的中國產兒”的各路政治、經濟、學界“精英”們，西化主義的權勢者和辯護士們，你們不感到無恥嗎?你們不感到你們已經窮途末路了嗎?

美西方的“財富競爭戰略”，是國際“剝削”戰略，是“強盜”戰略，是妄圖殖民中國的戰略。這是不可異議的事實。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是否有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路線，是否有堅決抵抗的戰略對策和戰術安排。

對于美西方的私人壟斷和國家壟斷資本，我們應當取認清本質、為我所用、鑒別引進、有效管控的態度。這樣，既能助于經濟建設，又能維護國家主權和經濟獨立性。從當年列寧對“引進外資”不利后果可能采取的“撤銷合同”(可見《列寧全集》有關講話和《哈默傳》中譯本的記載)，到斯大林提出“社會主義工業化”和接著提出“農業集體化”，以及“新經濟政策”停止實施，都是為了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至二戰爆發前，蘇聯經過13年奮戰，生產資料生產能力增加15倍，工業增長10.7倍。在強大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面前，西方國家的跨國家壟斷無法得逞。

四、美西方對中國經濟控制和壟斷的規模及程度

據商務部《2004跨國公司在中國報告》顯示，在輕工、化工、醫藥、機械、電子等行業中，跨國公司子公司所生產的產品己占據國內1/3以上的市場份額。據《中國產業地圖》(中國并購研究中心)一書指出，中國每個已開放產業的前5名都由外資公司控制，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

外企外資通過獨資、合資和收購、并購等形式，采用控制民族品牌、控制龍頭企業、控制公益事業和公共部門、控制整個行業、控制產業鏈等手段，妄圖控制中國的國民經濟。外資并購的行業主要有：輕工業和制造業、機械裝備業、貴金屬礦業、零售業、物流業、郵政快遞業等等。至于外資入股的行業，不計其數。

對公共服務、輕工業、部分制造業、機械裝備業、貴金屬礦業的控制，說出來太沉重了，就說說人的基本需求吧。衣食住行皆被“洋貨”占領了(獨占、入股、合資等形式的外企外資)。喝的水，是外企外資自來水公司的(這是大事，必須改變)，啤酒、牙膏、洗浴(發)液、護膚品是外企外資公司的。或許“臭豆腐”也得是外企外資公司的。

限于篇幅，這里只談談人們必需的食用油吧。榨油是中國古老行業，可突然間連油都不會榨了，還要請求外國人來榨。

據載，我國現有90家大型大豆加工企業中，有64家具有外資背景，實際加工能力超過5000萬噸，占國內總量的85%。據發改委統計，內資大豆油脂加工企業實際大豆壓榨量占全國的比重迅速下降，而外資企業卻從9.0%快速提高到了48.0%。數據顯示，至今中國700多的油脂加工廠是外資或合資企業，80%的大豆壓搾能力為跨國糧食企業控制。

金龍魚，自2001年就變成了純粹的外資品牌，100%由嘉里糧油控股。由外資投資建立的嘉里糧油，1990年組建南海油脂工業(赤灣)有限公司后，又陸續在多個省份先后投資建立了7家大型食用油生產企業，形成了一個布點廣泛、規模宏大的油脂生產體系。

福臨門，美國ADM、新加坡的豐益集團參股其中。美國ADM是國際四大糧商之一，2000年就開始布局中國市場。

魯花，美國ADM持有股份，新加坡WILMAR集團的合資公司益海(中國)集團參股。魯花成為人民大會堂的國宴用油，這還是一種國光呢。

此外，胡姬花、多力MIGHTY、刀嘜Knife等均被外資控制。胡姬花是新加坡豐益國際在華全資子公司益海嘉里旗下的花生油品牌。身著古老的漢服，老油匠古老操作的廣告，使人感到是中國國貨，特別是宣稱采用“古法六藝”，2015年還被列為青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中國人的油碗任何時候也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如果連端在中國人碗里食用油都是外國的，那我們何以告慰列祖列宗?何以向江東父老交代?

美國ADM公司在中國迅速擴張。該集團2001年成立，目前在國內直接控股的工廠和貿易公司已達38家，另外還等多家國內著名糧油加工企業，工廠遍布河北、山東、江蘇、福建、廣東、廣西等沿海各主要省份，及四川、湖北、湖南、新疆、寧夏、黑龍江等內陸省份，擴張速度之快、覆蓋范圍之廣令人生畏。

那么，食用油國產化不可以嗎？美西方用“連環鎖”控制了大豆業，中國的大豆種植業破產，從外國特別是美國進口大豆，轉基因大豆價格低，榨油業又被外企外資控制，怎么實現國產化呢。十八大以來的中央不是不著急，不是沒有想辦法，如擴大大豆種植面積，但目前仍是杯水車薪。外國大豆還是幾十萬噸、幾十萬噸地進口。我們早已中了美西方的“連環計”，落進了陷阱。不讓美西方這樣欺侮我們，我們就要自我革命，也要社會革命。中央講的這兩個革命，一個都不能少。革命來了，什么“連環計”，什么“陷阱”，統統完蛋。(應當說明，這里的革命，不是暴力革命，不是“砸爛狗頭”，也不是強行驅趕，勸諸公稍安勿躁，切勿自相驚擾)。

外企外資隨著經濟控制力不斷增強，對中國經濟和政治的影響越來越大。更有甚者，它們將諸多中資企業納入其生產和供應系統，通過生產和資金、技術等，對中資企業實施控制，使之成為外企外資體制的組成部分。某人說引進外資是為了“學技術、學管理”，可近五十年下來，核心技術沒有學到，而那些管理又都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資本主義管理。況且，外企外資控制的行業，絕大部分是中國人一直生產的，且具備成熟技術和人才的行業，應當是外國人向中國人學習技術和管理而不是相反才對。一些人迷戀于美西方“財神爺”，眼睛盯住錢，不懂得“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是要疼的”。這種狀況不能不改變。美國聲明說“不允許中國停止改革開放”。豈有此理!他們所不允許停止的改革開放，是全盤西化的改革開放。這種改革開放，我們一定要停止。我們推進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不會動搖。

我們不能盲目地、不加鑒別地引進外企外資，任其無序生長、野蠻生長。把臺獨企業引進來，把間諜機構企業或其背景企業引進來，把嚴重破壞環境企業引進來，把淘汰的落后的生產方式的企業引進來，把資本主義原始剝削殘酷手段的企業引進來，那就不是我們黨的改革開放，而是全盤西化的“改革開放”了。這是同中央提出的“高水平高質量開放”格格不入的。

至于有關部門提出的“制度性開放”，我以為，第一個制度是“外企外資安全審查制度”，第二個制度是“外企外資投資目錄指引制度”(有一定強制性)，第三個制度是“正面清單制度”(只有粗糙不全的“負面清單”是不夠的)，第四個制度是“外企外資監督管理制度”，第五個制度是“國民經濟健全發展制度”。這些制度建設的思維，是維護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反對全盤西化的“改革開放”。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和產生積極后果的引進外企外資，不是壞事，相反地是壞事。某地依靠“超國民待遇”吸引外企外資，它們曾一度占本市GDP的50%以上，被概括為“××模式”推廣，現在外企外資一個個跑路了，聽說全市GDP不降反升。這說明了什么？說明一個古老的真理——死了張屠夫，人們不會吃混毛豬。

國民經濟最本質、最核心的問題，是國家如何實現對國民經濟運行進行最合理、最優的控制和管理。國民經濟，是產業部門的總和和社會經濟總過程。國民經濟是一個有機整體，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產業部門、經濟環節，通過一定的程序、方式和手段在統一機制下運轉起來，實現國家總體目標。28個行業被外資控制或壟斷21個，國民經濟還能正常運行嗎?

中央提出“高質量高水平對外開放”，是及時的、必要的，具有極強的針對性。中國式現代化需要高質量高水平的外企外資，新質生產力要求高端的、創新的、高科技的外企外資。那種“勞動力密集型”、“拼資源型”的開放時代過去了。在新時代，“高質量高水平對外開放”，能夠抵抗美西方的“財富競爭戰略”。

應當認為，中央關于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論述、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述、關于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論述，關于人民至上、共同富裕、打破現代化等于西方化迷思的中國式現代化的論述，徙木立信，昭示天下，完全適用于經濟領域、完全適用于對外開放領域。落實了，適用了，中國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寫于2024年4月22日，6月29日修改

（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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