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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任務。”這就要求對現行的事關民生的各領域進行改革。中國式現代化，民生為大；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人民至上。當前，面對國際國內的不確定因素和風險挑戰，面對人民群眾新期待，民生領域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發力點在哪里？一起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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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規范收入分配秩序

收入和人們對未來的預期、消費意愿與消費能力等密切相關，也是社會信心的“晴雨表”?！吨泄仓醒腙P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要提高“兩個比重”，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

一是拓展居民收入增長渠道，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分為工資性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凈收入、轉移凈收入四類。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按收入來源分，2023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人均工資性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凈收入、轉移凈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別為56.2%、16.7%、8.6%、18.5%，分別增長7.1%、6.0%、4.2%、5.4%。其中，財產凈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份額最低、增速最慢，影響了居民的消費意愿與消費能力，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扎實推進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促進農民增收，一方面，要完善鄉村全面振興投入機制，穩定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加快健全種糧農民收益保障機制，壯大縣域富民產業，培育鄉村新產業新業態，給農民提供更多增收機會。另一方面，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推進農戶承包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改革，允許農戶的宅基地、住房通過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盤活利用，探索通過土地、資本等要素使用權、收益權，增加中低收入群體要素收入；有序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確保城鄉土地入市“同地同價同權”，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構建產權明晰、分配合理的運行機制，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

二是規范收入分配秩序，規范財富積累機制。中等收入群體是社會的“穩定器”。通過穩定政策預期，降低中等收入群體的生活負擔與生產經營風險，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織牢織密“社會安全網”，讓中等收入群體的“腰”粗起來，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分配格局，是有效擴大國內需求、調節社會壓力的治本之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改革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機制，合理確定并嚴格規范國有企業各級負責人薪酬、津貼補貼等，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同時，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完善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規范經營所得、資本所得、財產所得稅收政策，實行勞動性所得統一征稅，加強稅收監管，創新更多適應家庭財富管理需求、安全可靠的金融投資理財產品，有效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的要素收入和財產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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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高質量充分就業促進機制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新冠疫情之后，受全球經濟復蘇不均衡、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影響，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增多、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經濟運行出現分化、重點領域風險隱患仍然較多、新舊動能轉換存在陣痛等挑戰。進入新發展階段，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切實做好“六穩”“六保”工作，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

一是完善促進機會公平制度機制，創新機會和資源分配制度，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公平的營商環境和競爭環境，激發各類經營主體的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以提高經濟增長的就業帶動能力。中小企業是促進就業、改善民生、穩定社會、發展經濟、推動創新的基礎力量。就我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中小企業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由此，要破除市場準入壁壘，清理和廢除妨礙各類企業主體公平競爭的法律法規障礙和隱性壁壘，落實減稅降費、資金補貼等財稅政策，完善民營企業融資支持政策制度，為促進民營經濟發展、更好發揮中小企業“就業蓄水池”作用創造條件。

二是增強社會活力，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開創就業新增長點。為此，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營造寬松社會氛圍和開放包容的創新空間，鼓勵地方大膽試、大膽闖，鼓勵全社會的創造創新創業潛能充分涌流、競相迸發，有效提升社會活力指數，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和就業機會。例如，因“文旅+體育”而火起來的貴州“村超”“村BA”“村奧會”等，不僅極大地提振了消費，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也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據統計，2023年榕江縣累計接待游客765.85萬人次，同比增長52.2%；實現旅游綜合收入83.98億元，同比增長73.94%。因此，要創造條件、做好配套服務，推動夜間經濟、假日經濟、文旅經濟等蓬勃發展，引導并規范平臺經濟、共享經濟、零工經濟等新經濟形態快速發展，大力挖掘新業態就業潛力；暢通農產品進城通道，給予農民和城市低收入群體生產經營自主權，消除城管、路政、交通運輸部門等對車輛運行權、居民生產經營權的不合理限制和障礙，便利勞動者創新創業，推動城市鄉村產業多樣化發展，多渠道增加居民就業機會。

三是完善高校畢業生、農民工、退役軍人、新業態從業者等重點群體就業支持體系，圍繞崗位開拓、供需對接、技能培訓、指導服務、重點幫扶等重點環節，出臺系列就業促進政策，花大力氣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一方面，建立科技發展、國家戰略、市場需求牽引的學科設置調整機制和人才培養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學科專業，提高人才培養和社會需求的契合度。與此同時，結合產業結構和人才需求，建立一大批職業體驗基地、實踐實習基地、就業創業基地，構建全覆蓋、終身就業培訓網絡，提高重點群體的職業技能和發展能力，形成校企、政企、軍企、社企協同聯動的良性就業機制，積極構建和拓寬就業市場。另一方面，建設社會智慧就業服務平臺，打破政府、企業、高校、軍轉部門的“數據孤島”邊界，實現就業服務工作網絡化、信息化、常態化，幫助求職者高效、精準接收就業信息與服務信息，降低求職成本和企業招聘成本，促進長期可持續高質量就業。此外，完善兜底機制，持續推進零就業家庭至少一人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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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發展多層次多支柱社會保障體系

社會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維護社會公平、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目前，我國已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醫療衛生體系。截至2023年底，我國基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參保人數達到10.66億、13.34億，醫保參保率穩定在95%以上，基本建立了統籌城鄉、覆蓋全民、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進入新發展階段，要構建適應新就業形態變化的社會保障體系，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制度，牢牢守住風險底線。

一是健全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業形態從業人員社保制度，全面取消在就業地參保戶籍限制。這是社會保險擴面、保障新就業形態從業者合法權益的現實需求。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靈活就業人員規模在2億人左右，其中新就業形態人員總數在8000萬到1億人左右。這一群體規模龐大，且具有就業方式靈活化、組織方式平臺化、工作任務自主化、主體身份多重化、勞動關系模糊化的特點，由此也導致新就業形態從業者收入不穩定，尤其是在相關行業發生重大變化調整時，其失業風險加大。全面取消在就業地參保戶籍限制，按照分類施策原則，根據其工作時長、收入等情況，促進靈活就業人員、新就業形態從業者等群體積極參保，著力解決“漏保”“脫保”“斷保”問題，增強社會保障的可及性，在保基本的基礎上，滿足新業態從業者多樣化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需求，實現覆蓋全民、人人享有社會保障的目標。

二是提高社會保險統籌層次，提高各險種的綜合抗風險能力。一方面，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制度，健全全國統一的社保公共服務平臺。由于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同，人口結構千差萬別，人口流動更是重塑了養老金格局，導致不同省份養老金情況懸殊，東北和中部地區一些省份出現養老金收不抵支的“穿底”現象。在這種情況下，養老金中央調劑制度應時而生。通過養老金中央調劑、財政補貼、轉移支付及劃撥國有資產充實養老金，對于適度均衡省際養老保險基金負擔、平衡養老金收支缺口將發揮重要作用?！稕Q定》還提出，按照自愿、彈性原則，穩妥有序推進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改革。延遲退休是應對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重要舉措。另一方面，推進基本醫療保險省級統籌，在省級范圍內逐步實現醫療保險參保覆蓋范圍、籌資繳費、待遇保障、基金運行、基金調劑、醫保支付、醫保公共服務“七統一”，以更好地提高醫?；鸬氖褂眯剩Ｕ蠀⒈Ｈ藛T的就醫需求，促進醫療資源的合理高效分配。

三是加強低收入人口動態監測，完善覆蓋農村人口的常態化防止大規模返貧致貧機制，建立農村低收入人口和欠發達地區分層分類幫扶制度，精準、及時、有效做好社會救助工作。例如，通過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提高對低收入群體的財政補貼、轉移支付力度；促進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和農村低收入人口的生活水平，推動鄉村全面振興和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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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健康優先發展戰略，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標志。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是一項重大民心工程。目前，我國已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覆蓋城鄉的基本醫療保障網，居民主要健康指標居于中高收入國家前列，人民健康狀況和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公平性可及性持續改善。新時代新征程上，進一步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需從兩個方向發力。

一是深化以公益性為導向的公立醫院改革，全面推進緊密型縣域醫療衛生共同體建設，探索建立醫療、醫保、醫藥統一高效的政策協同、信息聯通、監管聯動機制，促進“三醫”協同發展和治理，著力解決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同時，進一步完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加快建設分級診療制度，促進優質醫療資源擴容下沉和區域均衡布局。例如，三甲醫院可以通過人員下沉、遠程醫療、培訓、巡回醫療、到基層醫院建立“名醫工作室”“專家工作室”等方式，提高基層醫療服務水平和醫療能力，并將符合條件的村衛生室納入醫保定點，讓群眾健康更有“醫”靠，在家門口就享受到便利優質的醫療衛生服務。

二是健全公共衛生體系，促進醫防協同、醫防融合，強化流行病學調查、風險評估和監測預警等能力，從“以疾病預防治療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為中心”轉變。當前，完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提升疾病預防控制水平還面臨重醫輕防、多頭管理、醫聯體緊密性不足以及醫防信息互通不暢等諸多挑戰。對于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要做好防范。為此，要加強重大疫情早發現能力和應急能力建設，構建醫防協同、醫防融合新機制，有效遏制重大傳染性疾病傳播，推動醫療衛生健康事業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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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應對老齡化、少子化為重點，健全人口發展支持和服務體系

人口問題始終是我國面臨的全局性、長期性、戰略性問題，人口、人才是一個國家、民族長遠發展最寶貴的資源。保持適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規模，是人口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進入新發展階段，必須堅持系統觀念，樹立“大人口觀”，以應對老齡化、少子化為重點，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從婚嫁、生育、養育、教育、就業、就醫、住房、養老等方面，全方位建立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務體系，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

一是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目前，建立生育補貼制度是各地的普遍做法?？梢赃M一步整合各種補貼形式，逐步提高生育補貼水平，并將輔助生殖技術服務納入醫保報銷范圍，擴大生育保險覆蓋范圍，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形成廣泛覆蓋的家庭育兒支持基本制度，創造育兒友好的就業和社會環境，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從而有效提高生育意愿，促進生育率向更可持續水平回升。同時，加強普惠育幼服務體系建設，支持用人單位辦托、社區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點等多種模式發展，著力解決育兒家庭的后顧之憂。

二是積極探索推進黨建引領下的互助養老模式服務，作為現行“9073”養老模式（即90%居家養老，7%依托社區支持養老，3%機構養老）的重要補充，更好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為、老有所樂。家家有老人，人人會變老。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截至2023年底，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超2.9億，占總人口的21.1%；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超2.1億，占總人口的15.4%。根據七普數據，按常住地統計，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中居住在城市、縣城、農村的人口比例分別為32.5%、20.1%、47.4%。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發展的重要趨勢，也是中國今后較長一個時期的基本國情。要樹立“積極老齡觀、健康老齡化”理念，加大對社區居住環境的適老化、智能化改造，加快推進養老護理職業教育發展，培育大量專業化護理保健人才。同時，借鑒地方“夕陽紅養老資金互助合作社”做法，探索設立互助養老專項基金，積極發展農村“互助養老幸福院”、搭建農村互助養老平臺、“銀齡”結對互助養老、固定場所互助養老、“時間銀行”互助養老、隔代共居等多種形式的互助養老模式，加快補齊農村養老服務短板，探索發展“居家—社區—機構”一體化養老服務，因地制宜開發文旅產品，促進老年人旅居康養產業發展，把健全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發展養老事業和養老產業與穩妥有序推進漸進式延遲退休有機結合起來，不斷提高老年人社會保險的保障和覆蓋水平及養老照護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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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扎實推進共同富裕

現階段，一些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待遇長期與戶籍直接掛鉤，難以剝離，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現代化進程中，如何處理好工農關系、城鄉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現代化的成敗。”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一項重大任務就是要破除依然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和隱形壁壘，暢通社會流動渠道，不斷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

一是建立同人口變化相協調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機制，推動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在社會保險、住房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等方面，享有同遷入地戶籍人口同等權利、“同城待遇”，推進農民工進城務工與城鎮戶籍勞動力“同工同酬同權”，推進住房公積金制度惠及更多群體如進城務工農民、靈活就業人員等。截至2023年底，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6.16%，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比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低近18個百分點，新型城鎮化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實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有利于破除勞動要素自由流動的限制，讓流動人口平等地享受城市發展紅利和改革紅利。要把握人口流動客觀規律，建立新增城鎮建設用地指標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協調機制，健全由政府、企業、個人共同參與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和其他相關公共服務隨人走、錢隨人走，促進城鄉、區域人口合理聚集、有序流動，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與此同時，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合法土地權益，依法維護進城落戶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探索建立自愿有償退出的辦法，給予農民選擇權。此外，打破農村資源要素向城市單向流動的格局，著力破除“人、地、錢、技、數”等資源要素流向農村的制度壁壘，更好激發農業農村發展活力，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

二是建立健全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著力構建公平公正、共建共享的發展新機制，為每個人提供公平的發展機會，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是一個抽象的、玄奧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止步于思想環節，而要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各個環節。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要通過制度設計和安排，促進國民收入在部門間、地區間、社會成員間合理分配，同時加強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建設，賦予所有改革發展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義，凝聚民心與社會共識，更有效地維護社會公平，更好實現效率與公平相兼顧、相促進、相統一，讓發展更有溫度、民生更可持續，扎實推進共同富裕。

選自 | 《人民論壇》雜志2024年第15期
原標題 | 以制度建設推動人民生活品質提高

作者 |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教授 林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