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對國企實行市場化評價？
——國企改革開新篇系列之十四
梁軍（全民監事）
我在《全民所有資本市場化監管基本法》中，用了三條的篇幅，分別講國企的經營績效市場化評價、高管人員市場化選任、薪酬激勵市場化決定三個問題。三條內容的共同點是市場化，其中的重點在于經營績效市場化評價。落實了經營績效市場化評價，也就解決了高管人員選任和薪酬激勵決定的老大難問題。現實狀況卻是：由于在評價方面不能切實貼近市場化，導致選任不可信和薪酬不公平。薪酬不公平問題，引發國企高管限薪的被動局面，而限薪的潛意識又在向行政化靠攏，反過來又強化了行政化評價和行政化選任。這就好比是三只老鼠相互咬住對方的尾巴，形成一個怪圈。盡管三只老鼠都在高速跑動，卻始終在原地打轉，彼此頭暈目眩、精疲力盡。我在《全民所有資本市場化監管基本法》中建議：“民資委設立評價委員會，對國家出資公司經營績效、管理能力、薪酬水平等事項進行綜合評價。”市場化評價的核心，就是要擺脫行政化，也即擺脫政府組成部門的行政思維和行政慣性，以及不可言說的行政潛規則。要實現這樣的市場化評價，首先，評價的主體要脫離政府行政體系；其次，評價的手段要貼近市場，要有專業化背書；再次，評價的結論要公開，要接受全社會的監督。這項工作，非人大常委會莫屬，非全民所有資本監督委員會（民資委）莫屬。因此我建議，民資委設立專門的國家出資公司經營績效評價委員會，在人大常委會的“權力”支撐下，在民資委的“權利”范圍內，對國企的經營績效、管理能力、薪酬水平等事項進行綜合評價。此前國資委的“一利五率”什么的（利潤總額、資產負債率、凈資產收益率、營業現金比率和全員勞動生產率，以及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都可以拿來做評價指標。除此之外，其他市場主體，尤其是上市公司的一些評價指標和方法，都不妨考慮用來評價國企。至于國企獨有的一些涉及國家安全和社會責任履行情況，可單獨列出，作為綜合評價的重要參考或指標變量。總之就是切忌自己單搞一套，或過于突出某種政治責任，掩蓋了經營績效的實際情況。2、管理能力評價針對高級管理人員，結論可能有彈性。管理能力的高低優劣，既主要體現在經營績效高低方面，但又不完全是。經營績效水平高，也可能是客觀條件使然，無從橫向比較，其管理能力可能一般般。經營績效水平低，但不排除客觀條件限制，管理層已經傾盡全力，換誰來結果都差不多。一些網民對國企愛之切又恨之切，說話難聽一點，但是也說出一些事實，即“換一頭豬做董事長這企業都能賺錢”。所以，在經營績效水平之外，單獨對管理能力進行市場化評價，是十分必要的。如果經營績效與管理能力兩項評價趨同，自然皆大歡喜。如果經營績效評價低，而管理能力評價高，可避免誤傷人才。如果經營績效評價高，而管理能力評價低，就別便宜了庸才。這里所說的薪酬水平評價，針對兩個方面。一是國資委決定的高管人員薪酬與激勵，二是企業薪酬總體水平。曾經有那么一段時間，國企高管的薪酬由自己（董事會）決定。結果就是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現在回頭看，局面十分滑稽。這也難怪人民群眾罵娘，國企職工也憤憤不平。那么，由國資委決定（其實國資委也沒有最終決定權），就合理了嗎？我掌握的情況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央深改領導小組（后改為“委員會”）在2014年8月召開的第四次全體會議上，通過了一個叫《中央管理企業主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的文件，開始對國企領導限薪。中央的情況我不了解，地方則是由分管國資的副省長（或副市長）牽頭，成立一個由財政、人社、組織、國資等部門參與的領導小組，研究確定所屬國企領導的薪酬標準。制定標準的過程我也不清楚，即使知道也不能亂說。我能說的是——不管你制定的標準是多少，肯定還是行政化的結果。如果采取市場化的評價方式，企業經營績效好，管理能力強，結論公開透明，公眾心服口服，該拿多少就多少，誰有本事誰來拿，大家不都省事嗎？
曾經有那么一段時間，一些國企普遍采取高薪高福利。流傳最廣的是20年前的供電公司抄表員年薪過10萬“傳言”。
之所以說是“傳言”，因為國企的薪酬不透明，外人（即使是全民股東）不得而知，當事企業打死不承認，你一點辦法沒有。當事媒體則要保護當事人權益，堅持不肯泄露信息來源。報道（爆料）成了無頭公案。我選擇相信媒體的報道（爆料）。道理很簡單——如果我是國企領導，企業效益又很好，我一定會滿足企業員工對高薪高福利的“美好向往”。因為，企業不是我的，好像也不是誰誰誰的，并沒有誰誰誰因為用工成本不合理而心疼，進而問責于我嘛！反而，企業員工的“美好向往”得不到滿足，在年終組織測評時給我打低分，吃虧的是我個人。后來就搞了工資總額決定機制。以某個起始年份為基數，根據企業經營績效情況酌情增減。總基數切給你了，企業可以在總基數之內調整，獎優罰懶。后來又發現這與科技創新發展規律相悖，于是又搞什么總基數之外的額度。后來又發現引入高薪的職業經理人，會導致總基數分配不平衡問題，就再搞特殊政策。總之就是補丁上面打補丁，最終呈現一個破褂子形態。這里的問題也是一大堆，我就不展開了。我這樣說吧——人社部門參與進來制定薪酬總額標準，包括在國企也搞什么“三定方案”，我就知道不會有好結果，至少不是市場化的結果。國資系統或人社部門的官員，如果不服氣，請看我今天給出的建議，是不是更簡單、明了、合理。機關就是機關，企業就是企業。這是兩個完全不同運行規則的系統。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還是拋開行政系統的行政化，去擁抱市場化吧！我在《全民所有資本市場化監管基本法》中建議：“評價委員會由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企業家、經濟學家、管理專家、審計師、會計師、律師、記者等相關群體（界別）代表組成。”評價委員會的成員構成，必須充分體現民主化、市場化、專業化和公開化特征。民主化——由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體現。如果評價過程中有什么貓膩，有行政干預或抵觸行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場，其與最高權力機關即人民代表大會的“直通車”關系，就是一種無聲、無形的巨大壓力。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在參政議政的最高平臺上披露相關問題，問責于管理部門。市場化——由企業家體現。評價企業優劣，除了那些硬性評價指標以外，企業家本身的認知感覺，往往更貼近市場。此前所說的新加坡國資巨無霸淡馬錫，其董事會所聘請的董事，大多為跨國公司或本地頭部企業的高管。他們在董事會的決策行為，更多的是依賴商業嗅覺和經驗判斷。這里所說的企業家，主要指非國有的市場化主體的商業領袖。要相信，能成為受托于全民，對國企進行市場化評價的成員，這個榮譽足以讓每一位企業家盡心盡責且如履薄冰。專業化——由經濟學家、管理專家、審計師、會計師、律師體現。除了企業家的商業嗅覺和經驗判斷，具體而微、領域眾多的評價指標，仍需給出高質量的專業性認定。上述群體，其實就是現在國企外部董事和上市公司獨立董事來源，本身具有市場認可的專業性和合理性。市場化+專業化，企業家+專業人士，這樣的組合給出的評價，離市場化就不遠了。公開化——由記者體現。記者是媒體的代表，除了將評價信息對外發布以外，媒體帶有公共利益屬性的“啄木鳥”特點，能對評價過程可能存在的不合理、不合規、不合法行為予以質詢和壓制。媒體代表介入評價委員會，也是最大化化解民眾情緒、疏導合理關切的制度性安排。國資系統和人社部門的同志，你們自己說說，這樣的評價機構給出的評價結果，與你們自己關起門來搞的復雜無比的評價體系相比，哪個更貼近市場，哪個更讓國企高管心服口服，哪個更能得到全社會的認可？
也許有人會說，國企的體量和業務龐雜巨大，每一層級的國企數量（一級企業）動輒百十家，評價其經營績效哪有那么簡單？你說的那些評價委員會成員，哪有時間精力應付？最終還不是走過場？我在《全民所有資本市場化監管基本法》中建議：“民資委先行委托相關信用評級、管理咨詢、市場調查等專業機構，定期就相關內容對國家出資公司進行第三方評價，評價結論供評價委員會參考。全民監事從決策科學、管理規范、履職盡責等方面，對國家出資公司董事會和經理層提出評價意見。在此基礎上，評價委員會對標國內外相同類別與規模企業，側重從企業家精神、企業競爭力、市值（或業內公允價值）等方面出具評價報告。評價委員會投票情況及評價報告向社會公開，接受全民監督。”專業的事情當然由專業的人干，關鍵的節點必須由關鍵的人把控。證監會也不是自己去一家一家、一樁一件地監管上市公司，也是依靠市場專業機構先行給出各種審計、評估、法律報告，然后在此基礎上采取重點行動。證監會與人大常委會相比，能量絕對不在同一個級別。被委托的市場專業機構對受托事項的重視程度，可想而知差距有多大。證監會監管的是數千家的上市公司，而人大常委會監管的本級國家出資公司，國家層面也就百十家而已，省市級一般在20-40家左右。因此，市場專業機構受托事項的完成質量是完全可控的。其一，市場化專業機構提供前期第三方評價，結論僅供評價委員會參考。專業機構只做專業份內的事，不必對結論引發的后果負責，也能完全左右最后的評價結論，可避免專業機構畏手畏腳，或徇私舞弊。其二，評價委員會是在既有“定量”評價報告的基礎上作出“定性”評價，既可以減少時間精力投入上的不可能、不經濟，又可充分發揮最貼近市場的獨特功能——企業家的商業嗅覺和經驗判斷。其三，全民監事作為最重要的內部知情人士，所提供的針對高管人員履職行為的評價意見，是評價委員會作出科學評價的關鍵變量，也有可能成為辨別評價數據真偽優劣的“吹哨人”。其四，評價參照物是具有可比性的國內優秀私企、外企，或境外跨國公司，評價內容還包括諸如企業家精神、企業競爭力、市值（或業內公允價值）等市場通行評價標準，完全脫離行政化評價體系、干枯的數字和國資封閉體系，評價結論可比性強，優劣無所遁形。最后，上述所有行為、過程和結論，都必須公開，接受全民的監督。僅此一招，就足以規制所有潛在的風險和漏洞。什么叫“打造陽光國企”？陽光國企不是打造出來的，而是將國企置于完全的陽光之下，讓陽光照射它的每一個角落。說了半天，花那么大的功夫，作出評價報告，有什么用啊？“管人管事管資產”，或者時髦的“管資本”，其核心，其抓手，無非還是選人用人與約束激勵，最終都要落在企業高級管理人員身上。私企外企如此，國企更應如此。此前說過，人大常委會及其民資委，雖然擁有全部出資人權利，但是除了選派監事和審議監事會報告，以及決定分紅以外，其他權利悉數授權政府并國資委代理行使。通俗一點說，就是老板找人出了評價報告，剩下的事情，你自己看著辦。國資委該怎么辦？當然，你夠膽也可以不辦，或不認真辦。你盡管試試看唄！我在《全民所有資本市場化監管基本法》中建議：“國資委依據評價報告，對國家出資公司董事會定戰略、做決策、防風險水平做出鑒定或調整，對經理層謀經營、抓落實、強管理能力進行考核、獎罰或調整。”如此這般，國資委對國企高管人員的評價、監管、獎懲或調整，其過程和結論就不再是黑箱或灰箱了，就不再模棱兩可了，就不方便按照長官意志或官場潛規則辦事了。一句話，該憑自己的真本事吃飯了。另外請注意，國資委還必須嚴格區分董事會和經理層的不同責任，作出完全不同的處理。董事會的主要職責定位，是定戰略、做決策、防風險。經理層的主要職責定位，是謀經營、抓落實、強管理。這是“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文本中的規范表述。評價報告指出的問題，首先要看是什么問題，是戰略定得不科學、決策做得不及時、風險防得不充分，還是經營不到位、決策不落實、管理不規范，再來判定是誰的責任。權責法定、權責透明，各司其職、各負其責，由此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一棍子打死一船人。關于董事會及董事長、經理層及總經理的權責問題，我在后續的建議中，有完全不同于當前做法的分析和建議，稍后再敘，敬請期待。最后一點尾巴，我建議“對國有資本產權實行市場化核資統計，以投入貨幣資本（注冊資本）、市場價值、實控資本、歸母權益和增值權益等名目分別記賬。”我曾調研過國有產權管理，也仔細研讀了相關部門制定并執行監督的產權管理文件。說實話，真的不敢恭維。國有產權登記（統計）賬目底數不準確，交易流程有貓膩，這些都是國有資產流失的表象，是滯后的顯現。防范國有資產流失，真的不是靠強化產權登記和產權交易流程就能解決的。現有的國有產權管理制度，看似規規整整，條法齊備，其實是一種行政化的懶政思維，是遠離現代市場經濟的賬房先生行為，是束縛國有資本市場化運營、高效流動配置的障礙。國有產權管理的具體問題，在此不展開了。一來受眾面相對較窄，沒有多少人感興趣；二來現有的產權管理制度加理論，貌似十分合理科學，干講道理我真的辯不贏。我只想弱弱地問一句，非國有的市場主體，中小型的不算，就說BAJT這些巨無霸，或者富可敵國、遍布全球的跨國公司，他們有沒有像我們的國資管理一樣搞產權管理？或者說有沒有搞我們這樣的產權管理？所以，我在這里提出“市場化核資統計”，以及“以投入貨幣資本（注冊資本）、市場價值、實控資本、歸母權益和增值權益等名目分別記賬”，就是要求國資監管要向市場化一般規則做法看齊，在產權管理這一看似簡單，實則繁瑣不堪的領域，給予國企最起碼的市場化活力。（作者系廣東省國有資本研究會會長、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全民監事”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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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紅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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