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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軍|怎樣實施國有資本收益全民分紅?
點擊:  作者:梁軍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24-08-06 22: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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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實施國有資本收益全民分紅?

——國企改革開新篇系列之十二

梁軍(全民監事)

此前連續6篇文章,標題都是“為什么”,這一篇文章改為“怎樣”。因為,關于國有資本收益全民分紅的“為什么”,我在本系列的第2、3、4、5篇,已經詳細說明了理由。所以,本篇從“怎樣”的角度解析具體建議。
我在《全民所有資本市場化監管基本法》中建議:“政府不再編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國家出資公司董事會根據企業經營業績和發展需要,按年度制定既符合股東利益、又滿足企業發展要求的利潤分配方案。”
這一上來,就有犯忌的味道——“政府不再編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直接踩了財政口的地界,直接否了現行的法定程序。
我當然沒有調研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是怎么編制的,這并不丟人。全國也沒有多少人了解,更沒有多少人想過要去了解。
盡管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富有神秘性和高大上特征,但這并不妨礙我用最基本的常識判斷其價值。
企業經營好壞、盈虧波動水平、市場環境變化等等,這些都是最活躍、最不穩定的因素,根本無法提前預知。出資人即股東,委托企業董事會及管理層,靈活應對,見招拆招。企業做規劃,定指標,力爭讓股東滿意。但是股東不會傻到根據所做規劃和所定指標來“收租”,還是要視具體經營情況而定。
國有資本運營,國有企業經營,提前一年由政府行政系統的財政口做預算,這和當年計劃經濟時代的“計劃”差不多,一定和實際運行結果相去甚遠。
也許有人會說,總歸需要有個大致的概算(代替嚴肅的“預算”),做到心中有數才好。不行的話,還可以調整的嘛!殊不知,政府的預算,是極其嚴肅的事情。指標分解下去,就具有相當的剛性了?;鶎右欢〞仓^皮完成預算指標。實在不行就弄虛作假,寅吃卯糧。不然還能咋樣?
這樣的結果,和某些地方的稅務部門作法如出一轍。
政府提前一年做好了支出預算,大家都在等米下鍋,眼睛都盯著稅務部門。稅務部門為了完成任務,就將指標分解下達,直至聯系企業的稅管員。于是,稅管員就找企業商量:我今年有任務指標,大家給個面子,想辦法解決,這樣大家以后都好辦事。
企業怎么辦?不夠怎么辦?
呵呵,你自己看著辦唄!
企業只能硬著頭皮,將次年的稅款提前繳納。不然的話,稅務局就往前查賬,一查一個死。哪家企業沒有一點貓膩?再說了,本來往年該繳納的稅款,不都是在稅管員高抬貴手(睜只眼閉只眼)的情況下應付過去了嘛!
本來,征稅的原則是“該繳的一分不漏,不該繳的一分不收”。因為預算的剛性,結果是該繳的稅,如果任務不緊,就沒有如數繳納;不該繳的稅,如果任務緊,就要提前征繳。
國有資本收益的上交,原則上也應該是“該交的一分不漏,不該交的一分不收”。但是,一旦列入政府預算盤子,味道就變了,執行必走樣。
細心的讀者可能留意到了,在行文中,涉及政府預算和稅務部門征稅,我用的詞是“繳”;涉及國有資本收益,我用的是“交”。“繳”是權力,是行政化,是剛性約束;“交”是權利,是市場化,是彈性要求。
一字之差,天壤之別。
國資委也會編制出資企業的年度經營任務目標,其中包括上交收益指標,給經營班子壓擔子。但這屬于出資人的指導性要求,與政府的財政預算不是一個概念,最終還是要看企業經營實際狀況而定。
國有資本收益該上交多少,取決于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和發展戰略。這個道理,應該與其他市場主體,尤其是上市公司一樣,應交給企業董事會權衡決策。所以我建議:“國家出資公司董事會根據企業經營業績和發展需要,按年度制定既符合股東利益、又滿足企業發展要求的利潤分配方案”。
“既符合股東利益”,指的是國有企業在回歸全民所有資本屬性以后,要按照市場經濟一般規律和要求,合理照顧股東即全民對分紅的期望,不能一味地強調“還不是時候”,或只考慮沒有盡頭的“做強做優做大”。
“又滿足企業發展要求”,指的是要充分考慮市場競爭態勢和實際經營情況,不能單純為了滿足股東利益而吃光喝盡、竭澤而漁。發展是為了將來能更多、更持續地分紅。
也許有人會說,如果不做帶有一定剛性的預算,那一定收不上來。即使能收上來,也不敢保證數額真實。企業一定會隱瞞經營情況,能少交就絕不多交。設法將利潤留存在企業,越多越好,是內部人本位主義的必然結果。
如果堅持這樣的觀點,那正好說明,你們自己都對國資監管沒有信心。
如果堅持這樣的作法,那也許表明,你們對國企改革要“真正按市場化機制運營”沒有興趣。
這正是我處心積慮設計全民監事角色的根本原因。
我在《全民所有資本市場化監管基本法》中建議:“全民監事對董事會制定利潤分配方案的真實性、合理性和必要性進行監督和確認,并負責穿透式監督可分配利潤涵蓋所有下屬企業應上交的部分。”
了解國資監管現狀(或“成就”)的人會說,現在不是有外部董事嗎?而且外部董事不是還要過半嗎?《公司法》也說了:“國有獨資公司在董事會中設置由董事組成的審計委員會行使本法規定的監事會職權的,不設監事會或者監事。”你又扯出一個全民監事角色,多此一舉嘛!
我給你分析一下,全民監事和外部董事有什么不同。
外部董事本身也是決策者,也要對包括確定利潤分配方案在內的企業決策負責。更重要的是,外部董事的工作成效,卻一定是與企業的發展深度綁定的。企業快速發展、健康發展、持續發展,外部董事也有一份功勞。那么,從本位主義角度觀察,在利潤上交問題上,外部董事一定更多地傾向于企業少一點上交,多一點留存,用于企業追加投資發展。而上交了更多的利潤,以期得到全民股東的認可,這并不是外部董事首要考慮的事情。
全民監事就完全不一樣了。全民監事對全民股東負責,不對企業董事會負責,也不對其管理機構即國資委負責。全民監事不是企業決策者,其工作成效,與企業留存更多的利潤用于發展沒有直接關系,反而是企業的利潤該交不交,少交緩交了,直接被不滿意或憤怒的全民股東質疑,極有可能失去信任,丟掉這個金飯碗。
因此,安排全民監事一職,就是對全民股東最好的利益維護,就是往強勢的內部人群體里“摻沙子”“打楔子”,是一種源于市場原則(股東投資圖利,因而強化監督)的制衡性制度安排。
當然,由于全民監事不是決策者,無權參與也無權干預利潤分配方案的制定。但是,他可以對利潤分配方案的真實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做出判斷。企業董事會所做的利潤分配建議,你可以不額外多交,但是如果存在少交現象,導致上交利潤不真實、不合理,全民監事就有權提出質疑,也有能力說出其中的貓膩。而且這種質疑還不是在企業董事會上的質疑,而是直接向人大常委會報告,向全民公開陳述其不真實、不合理的判斷。
試問,企業董事會該如何應對?
這一招,就是我的另一句建議:“國家出資公司利潤分配方案經人大常委會確認后實施,同時向社會公開,接受全民監督。”
即企業利潤分配方案,最終需經出資人即人大常委會確認方可執行。如果全民監事不認可,企業必須給予合理解釋。這個解釋既要讓其管理機構即國資委認可過關,還要讓出資人代表機構即人大常委會認可過關,必要時還要直接面對全民的質疑。
如果我是國企董事會成員,不管是內部董事還是外部董事,說句老實話,我絕對不干隱匿利潤的傻事!
更形象一點說,審計委員會的功能,主要是防止企業干“壞事”,但是不阻攔企業干“好事”。而將利潤更多地留存企業用于發展這事,對企業本身而言,真的不算“壞事”,反而帶有“好事”的色彩。你說審計委員會的外部董事,會作何選擇?
那么,該上交的企業利潤都悉數上交,交到哪里去,誰來管理呢?
我的建議是:“國家出資公司上交利潤與政府財政收入賬表分列,由人大常委會負責監管”。
也就是說,政府財政收入不能與國有資本收益放在一個籃子里,政府財政支出不能擠占國有資本收益全民分紅,應由人大常委會代表全民監管國有資本收益的分紅和積余。
也許有人會說,你的建議,來來回回拆政府的臺,挑撥政府和人大的關系。人大也好,政府也好,都是為人民服務的,不存在自己的利益,也不存在違背人民意志的可能。
你的批評貌似很正確,但是我有我的道理。
我在本系列的“序曲”中說,“我看到了上帝的底牌”。我再次表達我的觀點——我確實對政府部門利益懷有深刻的厭惡和警惕——所有的研究和判斷,都必須基于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基礎上展開。在此基礎上探討國企改革問題,思路才有可能全部打開。
這也許是我的突然發現,更應該是馬克思主義者秉持唯物主義、回歸現實談理想(信仰)的應有態度。
歷史循環往復,人性恒古不變。即使是社會主義國家,即使是共產黨執政,在制度、政黨等一系列正確概念之下,都是由具體的人在執掌權力和利益分配。而任何具體的、個體的人,都不可能免俗,都不可能在現階段自我實現“勞動者覺悟空前提高”。歷史也反復告訴我們,執掌權力和利益分配的機構組織,其具體成員總是暗含自利傾向的共同價值取向,并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發展成為一個自我強化,并脫離于其他階層的政治集團——除非真正地把人民群眾發動起來,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斗爭——而這正是當年教員“窯洞對”試圖破解但還未完全破解的難題。
我記得以前看過一段國外學者講的話,剖析蘇聯解體的原因,寫“序曲”時想引用,卻沒想起來,后來找到了,在此補記如下——
大衛·科茨(美國馬薩諸塞大學阿姆赫斯特分校經濟學教授):“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于,為將利益給予勞動人民而設計的體系與在此體系中進行政治和經濟統治的小部分特權精英的矛盾。一個由精英來保障勞動人民利益的社會主義制度,無論如何仁善,都不是一種穩定的社會主義形式。可持續的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經濟與國家的人民主權之上。”
引述這段話時,我才突然發覺,大衛·科茨主張的“經濟與國家的人民主權”,不正是我所呼吁實現的國有資本“全民所有、全民監督、全民共享”嘛!不正是我心心念的全民分紅與全民監事制度嘛!
似乎扯遠了,其實又繞不開。關于新時代全過程人民民主,我有一些新思考,以后擇機再交流。
總之就是一個看似簡單、其實不簡單的建議,將國有資本收益與財政收支剝離,單獨列賬,由人大常委會監督、管理、分紅。除了上述我對政府部門利益的“政治不正確”表述,還有如下理由——其實我在本系列之七(《為什么要把“國家所有”和“全民所有”區分清楚?》)里已經講過了。在此不展開,僅列出核心觀點——
1.劃分國家機器運轉支出與全民共享資本收益之間的界限;
2.防止政府目標追求對社會保障支出的擠占;
3.保證來源于國有資本收益的社會保障能公平覆蓋全民;
4.凸顯社會主義公有制在全民共同富裕中的獨特作用。
都的都懂,不懂就算了。
國有資本收益全民分紅,這個概念并非我的首創。但是,我看了許多學者的建議,也僅是提出一個概念,非常粗糙,而且很容易讓人誤解成吃光喝盡的“大鍋飯”“養懶漢”。
我試圖設計得更具體、更理性一些,拋磚引玉。
我在《全民所有資本市場化監管基本法》中建議:“各級人大常委會制定國有資本收益年度分配方案時,充分考慮可能對勞動市場產生的負面影響、可持續分配能力等因素,酌情確定年度分配總額;充分考慮地區發展不平衡、自然資源輸出、歷史發展貢獻等因素,按系數調整不同地區的人均現金分紅數額。”
第一,全國、省級行政區、地級市行政區人大常委會,各自收取本級國家出資公司應交利潤,并各自研究決定本級國有資本收益年度全民分紅的比例。各級人大常委會的研究決定同步進行,互不干擾,差不多時間就同步向社會宣布。
第二,各級人大常委會研究決定國有資本收益年度分紅比例時,必須考慮以下若干因素:一是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在可分紅資金雄厚時,必須控制人均分紅所得數額,防止沖擊勞動就業的必要性和積極性。說白了,如果光是靠分紅就可以不工作(當然也不會過得很滋潤),那必定會使得更多人寧可降低生活質量也不愿付出勞動,這必將導致勞動力緊缺和勞動報酬飆升,最終損害整體經濟。二是做好長期準備,做到細水長流。這個道理簡單,豐年的時候必須考慮歉收的日子,積留多一點,保持分紅的可持續性。
具體是多少,很具有彈性,是一項技術活,我就不多說了,交給人大常委會甚至人大代表全體討論表決。我只說一個原則:分紅的數額,對部分極度貧困群眾來說,必須起到雪中送炭的效果;對絕大多數普通勞動者來說,達到錦上添花的效果即可。
我記得早些年,瑞士曾有過一次全民公投,是關于一項提升社會福利保障的議案。大多數瑞士公民認為,該社會福利保障可能會出現“養懶漢”現象,損害瑞士的國家競爭力。所以,在有權投贊成票通過該議案,從而導致個人獲利的情況下,大多數理智的瑞士公民投了反對票。這就等于是自己把自己白撿的便宜放棄了。此事轟動一時。
我們在向瑞士公民致敬的同時,也要借鑒這樣的理性來對待全民分紅。
當然了,我私底下估算過,要達到這樣量級的可供全民分紅的國有資本收益,可能會比較遙遠。但是,如果在市場經濟充分競爭、公平競爭的條件下,國有企業越來越強、越來越優、越來越大,國有資本收益規模真的達到了足以讓全民共同富裕的地步,那不就是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變成人間現實了嗎?
第三,確定了分紅總額,還需要對不同的行政區施行不同系數的調整。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共同富裕不僅要體現在個體的平等方面,還要體現整體的平等,以及有利于促進區域協作、民族團結等方面。
直接用舉例說明會容易理解一點。
假設央企上交的國有資本收益,一年可供全民分紅人均2000元,那么,西部地區可能就是人均2200元,中部地區可能就是中位數即人均2000元,而東部沿海省份可能就是人均1800元。少數民族人口較多的省份可能還會再高一點,資源輸出大省還會另外再高一點。
同理,假設廣東省屬國有資本收益一年可供廣東戶籍人口分紅人均1000元,那么,粵北、粵西、粵東地區可能是人均1100元,珠三角地區可能就是人均900元,其他環珠三角地區就是中位數人均1000元。
再具體到廣州市,假設一年可供分紅的人均數是1000元,增城、從化、花都等外圍區可能就是人均1100元,中心城區可能就是人均900元。
怎么還這么復雜呢?怎么還整出差別了呢?理由是啥啊?
由于這一段文字較長,大家或許不記得我在前面闡述的理由了,這里再重復一下:“充分考慮地區發展不平衡、自然資源輸出、歷史發展貢獻等因素,按系數調整不同地區的人均現金分紅數額。”
今天的文章有點長了,剩下最后一小節,趕緊收尾。
我在《全民所有資本市場化監管基本法》中建議:“全國和省級行政區兩級國有資本收益分配資金歸集到各地級市人大常委會,一次性向本地區戶籍人口發放。全國、各省級行政區、各地級市國有資本收益分配實施方案分別向社會公開,接受全民監督。國有資本收益現金分紅免繳個人所得稅。”
前面說過了,各級人大常委會的研究決定同步進行,互不干擾,差不多時間就同步向社會宣布。這里蘊含的意思是,國家層面確定的某省區人均分紅數額,該數額不再在該省區的分紅方案中做系數調整,該省區人大常委會只對本省區的國有資本收益人均分紅數額進行系數調整。這樣做的好處是,省區不用等國家層面的數額,地級市也不用等省區層面的數額,可以同步研究決定,同步發布,同時還可以避免發達地區的人均分紅數額被多次系數調整而趨向更低。
還是用剛才的例子。我的戶籍在廣州中心城區,按照上面的假設,某年我可以得到的分紅數額,是國家層面的1800(東部沿海省區檔)+省級層面的900(珠三角發達地區檔)+市級層面的900(中心城區檔)=3600元。
我們假設東部和西部有兩個省的國有資本收益完全一致(事實上不太可能),那么西部某省某欠發達地區的農村戶籍人口,其分紅數額就是國家層面的2200(西部地區檔)+省區層面的1100(欠發達地區檔)+地級市層面的1100(農村地區檔)=4400元。
我們之間分紅數額人均相差了800元。這800元的差距,就是對共同富裕的進一步修正。
每年每位公民可以有三筆年度全民分紅,數額透明,同步公告,天下皆知,任何機構都無法隱瞞和截留。然后由地級市匯總后一次性對轄區戶籍人口發放,且免交個人所得稅。
本來還想寫幾段更具體的細節,比如通過什么途徑發放、多少歲有資格領取、為啥免交個人所得稅,等等。算了,不寫了。能從頭讀到尾的讀者,已經很辛苦了。
最后勾畫一個感人的場景,獎勵閱讀至此的讀者——每年發放全民分紅的日子,對于那些收入微薄甚至陷入困頓的家庭來說,對于廣大的普通勞動群眾來說,這一天,他們會不會自發地、由衷地、大聲地高呼一聲我們久違了的口號——
“中國共產黨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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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廣東省國有資本研究會會長、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全民監事”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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