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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早，便看到司馬南先生《斷不能替漢奸行為辯護，這是我們的底線》。細細讀來，幾張照片，不僅引我關注，而且內容讓我憤慨萬分。一張是918事變之后，胡適寫給蔣介石的一封信原件，胡適這個狗東西當時苦苦勸說老蔣一定要把東三省給日本，說是這樣可以“求得日中關系徹底調整”，其奴才相可以無恥之極。但是日本人并不買他的帳，因為日本人當時要的是整個中國甚至整個亞洲。

胡適在信件里那種奴顏婢膝的狀態，可以說活脫脫一個漢奸叭兒狗模樣。按照照片提供的原文，其中那些肉麻的投降言論可以說充斥全篇，比如，他極其露骨地說：“我所欲陳說者，只有一句話，就是在應戰前，還應該做一次和平的最大的努力。”胡適看來，只要出讓東三省，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殊不知，這樣的諫言，就是連蔣介石和宋子文都勃然大怒，怒斥胡適這是典型的賣國行為。公道地說，這種公開賣國，連蔣介石也是以此為恥的。

司馬南這個文章別看很短，但是現實意義極強。

為什么?這些年，一批販賣漢奸言論的人大行其道。就在幾天前，清華某著名教授居然在公開場合宣稱：現在對待美國我們最好的選擇沒有別的，就是唯一一條路：投降。這么一個大學者，居然大言不慚地在公眾場合販賣漢奸言論，而且沒有受到任何制止。此類現象，這些年已經見怪不怪了。大學講堂已經很普遍。其實這種想象，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幾乎漸漸泛濫成災了。不僅表現在課堂上、講壇上，而且在著書立說上，比如，這幾十年，為胡適評功擺好的書籍可以說已經比比皆是。弄得年輕人已經不知道胡適這家伙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這些年有一個歪風，但凡過去被人民批評過的，被歷史認為是反人民的壞家伙，有人就一定要給他找出點“成就”和“貢獻”，一定要把它以尋找真相的名義重新顛覆人們認知地再重新評價一番。比如，魯迅那個當了漢奸的同胞兄弟周作人，誰都知道已經被歷史釘在了恥辱柱上，但是有些人偏偏對他在國難當頭的背景下寫的那些什么“閑適”散文，出版一部又一部，湖南領頭出版了，其他省改頭換面再出一遍，書店里到處都在賣這種東西。那狀態，可能連他的兄弟魯迅先生也退避三舍。還有那個什么張愛玲，不論大節如何，更不論她甘愿嫁給大漢奸胡蘭成為妻這些重大問題，把她的作品恨不得吹捧到了天上。作為文學，知道一點閱讀一點本來也無大差，但是奉為經典反復向年輕人推賣，不問青紅皂白，這確實不能不說另有居心。還有，在民國風興起時，一股追捧民國的潮流在中國橫行一時，這一切很覺得讓人不解。

正是這樣一股歪風，很多事情顛覆了人們認知，比如一提民國人物蔡元培，好像成了一尊巍然屹立的大英雄。他當年反復向蔣介石諫言，策劃4·12大屠殺的罪惡歷史不再被人提及，這樣的事情多了去了。最后，居然一些人連對人民公敵蔣介石的稱謂都發生了變化，一口一個稱他為“蔣公”。比如，電視劇中有蔣介石的畫面情節，那些演員開拍前對著蔣介石的畫像一口一個“蔣公保佑”頂禮膜拜，祈求蔣介石保他演出成功。如此荒唐的事件，在藝術圈里比比皆是。

當然還有比這些更加荒唐的是，有人公然提出為千年前的大奸臣秦檜翻案，要跪了千年的秦檜站起來，要給秦檜立一尊站起來的雕像。像這類完全顛倒黑白、混淆歷史的行為，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居然會形成一股風。如果任憑這股風刮下去，三十年五十年后，不知道我們的子孫后代，該怎么認識和解讀我們的數千年歷史。

受這種歪風影響，在今天，在我們與美國西方進行不可調和的斗爭的關鍵時刻，一些跪美舔美的公知們公開主張用文藝形式為漢奸賣國賊樹碑立傳。不寫英雄，專門寫那些投降日本又做了漢奸的知名人物，不僅寫了這樣的壞東西，居然還能拍成電影。拍成電影，還準備大賺一筆，弄個盆滿缽滿，而對拍成的電影，居然群眾還批評不得。一個時期，網絡上居然不能出現這個“投降者及漢奸”的名字和這部電影的片名，只要你一旦寫到這些名字，你的文字文章立馬便會被刪除。所以我至今寫此文也不能提這個人物及其這部作品的名字，因為那么做頃刻間就會刪除。這說明持這種言論的人，不僅自身篤信這種近乎反動的東西，而且在權利機關已經找到了自己的代理人。想一想，這事情該有多么可怕。

不管言論多么自由，我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也不可能自由到允許你可以公開認賊作父，不能自由到你放棄共產黨人的原則立場，在媒體公開發表投降言論，不可能讓你背離黨和人民所倡導和堅守的主流價值觀去與歷史上的大漢奸握手言歡。不能允許你借助我們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在你死我活的決斗關鍵時刻，你借古諷今，大力歌頌宣傳投降主義。而現在我們的輿論正在處于這樣的種種“不可能”的危險之中，特別是這樣的投降主義言論可以見諸于公開的媒體，而批評他們的文章卻可以連存活的機會都沒有，這種情況，其實比投降主義泛濫還要更加危險。

有時候，人們懷疑，我們的媒體，我們的相關部門到底權利還是否掌握在我們黨的手中，為什么在這樣生死博弈的關鍵時刻，不見輿論場上我們的主動出擊呢?為什么很多投降主義言論就是不見批評和反擊呢?這種情況恐怕才是最值得我們各級領導機關特別警惕的。

（作者系著名文藝評論家、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紅色文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