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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軍｜為什么建議人大常委會代表全民行使國有資本所有權？
點擊：2595  作者：梁軍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24-06-20 22:5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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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建議人大常委會代表全民行使國有資本所有權？
——國企改革開新篇系列之八
梁軍（全民監事）

我在《全民所有資本市場化監管基本法》中建議：“人大常委會代表全民，取代政府行使國有資本即全民所有資本的所有權，享有出資人的一切權利。”

換一個機關做出資人代表，有可能發生質的變化嗎？萬一還是換湯不換藥，咋整？
一
闡釋我的觀點（理由）之前，先說點相關的話題。
有讀者后臺留言，大概意思是說我在繞遠路，寫了這么多期文章了，還沒進入國企改革的“改革”正題。
《全民所有資本市場化監管基本法》，洋洋灑灑大幾千字，這還不算具體的改革建議嗎？為免遺漏，我特意將上文鏈接放在每一篇文章的置頂，好像還是不管用。
你不看是你的事，我必須把該講的道理依次講完。道理不講清楚，上來就是三板斧，這很多人都會。看著過癮，也十分討喜。不過也就博得一點流量，其實沒什么用。
現今的所謂“改革”，可能也是一些讀者所理解的“改革”，基本上還是在原有的理論框架（地基）之上，在企業管理技術層面搗騰（建樓）。
說得難聽一點，很多時候連“建樓”都算不上，更像是重新“裝修”。
比如說“三項制度改革”，正式提上改革任務清單（從1999年的十五屆四中全會算起），有25年了，改得怎樣了呢？每次改革都繞不開這個任務，每次總結都少不了這方面的成就，而下一輪改革又再繼續啃這塊“硬骨頭”。
對于任何一位私企老板，不分行業，不論大小，你跟他說“職務能上能下、薪酬能高能低、人員能進能出”，這是一塊很難啃的硬骨頭，他一定會覺得莫名其妙。
為什么進了國企就能上不能下、能高不能低、能進不能出了？這些怪現象和臭毛病，你到私企試試？國企和私企的公司治理機制究竟有什么不同？國企究竟能不能真正按市場化機制管理運營？
如果不搞清楚問題發生的機理，僅就上下、高低、進出做表面文章，那不就是“裝修”（裝樣子）嘛！
我有一句很經典的判斷：改革理論一定存在某個盲區。
這個盲區，肯定不在技術層面，而在于理論構建。用上面的比喻，就是問題在地基部分，而不在地面以上的樓層，更不在房間里的地板墻面。
《全民所有資本市場化監管基本法》，類似于重新打地基起高樓。開新篇系列，就是逐一解析新的地基與構建其上之大廈的設計理念。
我的理論與制度設計，是一個環環相扣、互為支撐的整體。我已經用了4篇文章闡述該不該全民分紅，用了2篇文章闡述國有資產、國有資本、全民所有資本幾個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就是要從根本上把這座新的國企改革大廈的基礎打牢。
今天這篇講建議由人大常委會代表全民行使國有資本所有權，也算是地基中起決定性支撐作用的部分。
這就嫌我繞遠路了？
那么，我只能告訴你：國企改革沒有捷徑，沒有一招致命的秘籍。國企改革需要與概念、邏輯、機理“死磕”的精神。
二
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6月11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深改委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意見》。
這個《意見》與國資國企關系十分密切。
誰來說一說“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與“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之間的關系？
提示一下：新概念比舊概念少了“國有”倆字。
這是幾個意思？
你說不對啊！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10月10日全國國企黨建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明明是有“國有”倆字的啊？
那我告訴你吧！在2008年以前，最早正式提出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概念的，是一位私營企業老板，江蘇紅豆集團黨委書記、董事局主席周海江。中組部曾發文推廣紅豆集團的黨建經驗。
習近平總書記是最早在正式場合肯定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概念的中央領導同志。時間在2009年8月17日，也是在全國國企黨建工作會議期間。當天的新聞報道中，時任中組部部長的李源潮同志，在講話中卻還是使用了大家默認的非正式提法，即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
兩位領導人，同一個場合的講話，一個說“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一個說“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
好玩吧？
2016年10月10日的全國國企黨建工作會議，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沿用了大家都默認的叫法，即“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但是在2019年10月召開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中央已經正式統一改稱“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啦！
你沒看錯，就是去掉了“國有”倆字。
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正式將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概念，從國有企業延伸到所有企業。
緊跟著，在2022年12月發布的《公司法》二審修訂稿中，將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這一概念及其適用范圍，用法律形式予以確認。
二十大召開之前的2022年初，我就寫了一篇相當有分量的文章，題目是《開辟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理論與實踐新境界》，參加由《求是》雜志社與國務院國資委聯合舉辦的一個理論研討會征文。當時我就提出了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概念的確立，意味著將涵蓋所有非公企業。
可惜因為疫情的緣故，研討會沒有按時召開。幾個月后，我的判斷（建議），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得到了確認。
毫不夸張地說，全中國的理論工作者，我可能是唯一準確領會并預判了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概念來龍去脈與政策走向的學者。
說我馬后炮的盡管說。信不信由你。
可惜，直到今天，還有相當多的理論大V，以及國資系統領導，傻傻地分不清這兩者的區別，甚至換了概念都不知曉，更別提把握其中精髓了。
這一次中央深改委專門通過一個《意見》予以強調，更加說明這一概念變化的重大意義。
我列舉這些細節，不是顯擺自己（其實挺值得顯擺的），而是強調一下理論、概念、架構等等這些基礎性的東西，往往得不到實踐部門的重視。結果就是稀里糊涂，盲人瞎馬，大概其，差不多。那就難怪改革實踐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三
回到主題：為什么建議由人大常委會代表全民行使國有資本所有權？
理由一：理論推演的必然結果。
前面幾篇文章，我推導了要將國有資本與全民所有資本區分開來、要將國家所有與全民所有區分開來。這里不再重復了。
如果上述推導確立，那就要在具體履行國有資本與國家所有相關職能的政府之外，確立一個具體履行全民所有資本相關權利的機構。
這個機構，非人大常委會莫屬。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當家做主的表現形式，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人民代表大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集合并代表民意，授權并監督政府。
在經濟民主方面，以往更多的是審議并批準政府財政預算，制定經濟法律和發展規劃，借以管理國家經濟事務。
全民所有資本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獨特存在。如果要將全民所有資本的理念落在實處，就要將全民所有資本的出資人權利，從擁有社會管理公權力的政府部門手上剝離出來，并且要從法律角度明明白白地確定下來，以便于人大常委會能代表全民，對被授權管理的政府施行基于《憲法》賦權的行政化監督，同時對國家出資企業施行基于《公司法》賦權的市場化監督。
注意這里的用詞“同時”。如果仍然由政府代表全民履行出資人權利，那么，人大常委會就不能“同時”對國家出資企業施行基于《公司法》賦權的市場化監督。
2017年12月30日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國有資產管理情況制度的意見》，就人大常委會監督政府管理國有資產情況做出安排。只不過，文件所列的國有資產，涵蓋了我前面幾篇文章所講的國有財產、國有資源和國有資本三大類。
我的建議，就是在將國有資本的屬性進行進一步厘清以后，僅就理論上應該屬于全民直接所有的部分國有資本，由人大常委會取代政府，代表全民履行出資人權利，而已。
理由二：實踐創新的必要前提。
一旦人大常委會的出資人代表身份確立，政府作為被授權的國有資本管理者身份則凸顯出來，帶來一系列制度創新的可能。
具體履行國有資本管理者職責的是國資委。
此前國資委的雙重身份，一直被人詬病，即既是出資人代表，又是管理者。按照市場的邏輯，相當于既是股東會，又是董事會，還是監事會。
人大常委會成為出資人代表，國資委則成為具體的受托管理人，本身也接受市場化而非單純行政化的監督。
其一，政府（國資委）向人大常委會報告國有資本即全民所有資本管理情況，應與政府向人大常委會報告國有財產、國有資源等其他國有資產管理情況有本質上的區別，而更應突出市場化的特征；
其二，人大常委會向國家出資企業直接派出全民監事，代表全民直接監督經營管理者，完全符合《公司法》相關規定（此項設計后續詳解），從而建立全民—全民監事—國家出資企業的最短監督鏈條，打破原來冗長的、基于行政化的、效力逐層遞減的層層委托代理機制；
其三，專事國有資本管理的國資委，便有可能成為一個純粹的、“干凈的”管理人，從而逐步向“超級董事會”身份過渡，而不至于被現今莫名其妙的“兩類公司”所取代（此項設計后續詳解）；
其四，人大常委會這一最高權力機構做出資人代表，才有可能規避現今國資委因自身級別問題無法協調、甚至于提都不敢提的困擾和限制。比如國有資本集中統一監管問題（尤其是金融國有資本），比如杜絕政府行政干涉導致政企不分問題，比如剛性解決國企領導人考核與監督弱化及能上不能下問題，比如國資委無權自主選聘國企管理者問題，等等（此項設計后續詳解）。
牽一發而動全身啊！
我這里用了幾處“此項設計后續詳解”，進一步說明我的設計是互為因果、環環相扣的整體。我這里還用了幾處“基于《公司法》賦權”，就是要通過制度創新設計，使國企公司治理回歸到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法治化）的軌道。
用心何其良苦也！
理由三：踐行人民民主的突破口。
講國企改革，怎么扯到人民民主話題上了？
本來不想講這個話題，容易惹麻煩。可是不講，我實在不甘心。其實在我的整體設計中，蘊含了許多基于國企改革但又高于國企改革的理念。這是我十分滿意的結果。也正因為如此，曲高和寡，看得懂的人不多，附和的人幾乎沒有。
所以，我今天講出來，很有必要。
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民主，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專權，任何一種政治制度和權力結構，都離不開經濟基礎的支撐，都離不開參與者基于經濟利益和經濟賦權的考量。如果與經濟不相干，與自身利益不相干，誰閑得沒事去參與政治呢？
話糙理不糙。

 

同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民主，首先應表現在經濟民主領域。而且，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以普通勞動者為主體），之所以能擁有事實上的全過程民主，而不是受資本操控的金錢民主，正是基于經濟基礎中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而不是少數資本財團操控一切。
如果這樣屬性的民主，與支撐社會主義制度的國有經濟的關系，總是處于間接之上再間接的關系，如果國有資本收益不能直接作用（分紅）于全民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向往，如果全民不能直接顯性地監督屬于全民所有的國有企業，這樣的經濟民主，怕是要打折扣的。
經濟民主打了折扣，再往下就不好說了。
你或許會說我的觀點俗不可耐，一點都不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恰恰相反，我的觀點正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之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而得出的。
此處的所謂“唯物”，就是順應了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勞動者覺悟水平所匹配的要求，而非脫離現實的超前發展，就是順應了普通勞動者對經濟利益的樸素且合理的要求，而非空喊口號盲目拔高。
我是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咱先不說。我引兩個旁證。
其一，30年前，克林頓在美國總統競選中，喊出了“It's the economy, stupid!”（笨蛋，問題是經濟）競選口號，并以此打敗了此前獲冷戰勝利、打贏海灣戰爭的老布什總統，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統之一。
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提到：“只要經濟在增長，很多問題都能迎刃而解，人們更容易在增量分配中達成共識。”
結合起來說，經濟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鑰匙，讓每個人都能受益的經濟是鑰匙串上的金鑰匙。
我們手上本來就有這樣一把金鑰匙。
由人大常委會代表全民行使國有資本出資人權利，既能使對國有資本管理者的監督“長出牙齒”，從而使得國有經濟煥發出市場化的強大生機，有利于做大經濟蛋糕。同時又能使全民直接參與到對國有企業的監督之中，在共享國有資本收益的同時，煥發出全民參與經濟乃至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民主監督的熱情。
我把皮凱蒂的原話改一下，變成“只要國有經濟在增長，并且能合理地分配于民，各種社會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人們更容易在民主政治中達成共識。”
其二，教員曾經有一個談話，時間是1948年4月2日，談話對象是晉綏日報編輯人員，其中有一段可稱為“一句話概括馬列主義”的經典。
他說：“我們的政策，不光要使領導者知道，干部知道，還要使廣大的群眾知道。群眾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會齊心來做。群眾齊心了，一切事情就好辦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使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并且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
理論上的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社會主義優越性，或者說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社會主義優越性理論，廣大人民群眾有多少人能理解，甚至最起碼的能看得懂？
我前面也說了，就算是人大代表，看得懂財政預算彎彎繞的，又有多少人？這里面有多少是國有資本收益？國有資本收益作用于全民共同富裕有幾何？
恐怕政府官員自己都說不清楚吧？
由人大常委會代表全民行使出資人權利，主持、主導國有資本收益全民分紅，在人大常委會的平臺上聚合全民利益訴求和監督力量，就是用最直接的方式“使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并且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
通過這樣的制度設計，由經濟民主漸進式地培育人民民主素養和意識，進而推動社會主義政治民主建設。
這樣的人民民主，恐怕是人類社會從未有過的，最科學、最廣泛、最有力、最持久的民主。
教員給出的教導，真管用！
“太陽出來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閃金光……”
四
我曾設計了一套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評價指標體系，其中的核心建議，是將評價權交給人大常委會。在與一些國資系統官員交流時，聽到的全是否定之聲，“這不是自己給自己找麻煩嘛！”
我曾在一個人大系統的研討會上，提出了由人大常委會行使國有資本出資人權利，其中的核心建議是由人大常委會向國家出資企業委派“全民監事”。散會后聽到人大系統的官員背后議論，“這不是給我們找活干嗎？”
我今天提出由人大常委會取代政府行使國有資本所有權，我又給大家添亂了。
就算我說得天衣無縫，盡管我說得天花亂墜，不會有人喝彩的。這我何嘗不知？
我在上一篇文章的結尾，說了這樣一句話：“不要幻想政府官員覺悟高。社會主義制度肯定無比優越且絕對合理，但是在這個制度框架里面具體行使管理權力的機構和人，卻不能與之高度匹配。”
我堅持上述觀點。
也正因為如此，更需要有人能站在既順從人性、又制衡人性的角度，提出對政府權力和國有資本出資人權利施行相互制衡、協調運轉的制度建議。
要推動如此這般的革命性改革，怕是只有最高決策者來下這個決心了。其他層級的官員，肯定不會干的。
可惜我的影響力不夠大，大家看了我的文章也不轉發。聲音上不去，一切都白搭。
古人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我詩云：吾有張良計，兼有過云梯；誰人遣飛鴿，報予習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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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廣東省國有資本研究會會長、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全民監事”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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