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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青翰：“家國天下”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秩序精神

點擊：  作者：何青翰    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4-06-26 18:29:17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具體實踐過程中，對“秩序”的思考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秩序”指向的是人類社會對于長治久安的追求、對于自身存在意義的思考，諸如宇宙秩序、社會秩序、心靈秩序等。“秩序”是伴隨著“文明”起源與發展而生成的一個基礎問題，其內涵包括人與人、國與國、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偉大的文明必然擁有恒久的秩序理想，或者說良好的秩序正是文明本身的穩定性與連續性的保障。由此可見，構建合理的“秩序”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本前提。

 

在500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家國天下”是中華文明的核心符號之一，“家國天下”將精神文化與制度風俗相貫通，與中華文明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進行深度關聯。質言之，在中國人的歷史意識中，人道本于天道，人之于社會、自然的意義內嵌于“萬物一體”“理一分殊”的整體系統之內；而對于這個層層推擴、內外連接的同心圓結構及其秩序精神而言，“家國天下”無疑是核心內容。在“家國天下”的整全秩序之中，國家即是放大的家庭，個人即是凝斂的宇宙，以“德性”為樞紐，各系統之間互相映照、同氣連枝，形成了一個大規模政治文明體。

 

隨著古代宇宙觀與君主制的瓦解，“家國天下”常被視為與封建專制相適應的思想遺跡，一度遭到冷落與否認。但十九世紀以來的志士仁人以“舊邦新命”為追求，其中就包含著重構中華文明家國天下的艱難探索。

在“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命題得到了深刻揭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天下為公、講信修睦的社會追求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相通，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與人民至上的政治觀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強不息的擔當與共產黨人的革命精神相合。馬克思主義從社會關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質，中華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國天下之中，都反對把人看作孤立的個體。”中華文化的家國天下觀念與馬克思主義具有契合性，這為我們對家國天下觀念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供了可能。

 

以“家國天下”這一秩序結構的古今變化為線索，本文圍繞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秩序精神這一主題展開研究，并將其置于工業革命以來全球性秩序危機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形成發展的歷史背景之中，揭示“家國天下”之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歷史意義、實踐價值。

 

一、西方現代化與人類文明的秩序危機

 

中國共產黨是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土壤里成長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兼具現代意識與文明復興的使命。在馬克思看來，“文明”是一個表征人類進步狀態的歷史性范疇，歷史上存在著以不同的文化區域、國家、民族為載體的文明類型，故而文明都是以一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形態而得以表現的。如果說人對于自然的改造是文明的真正起源，那么改造自然的實踐中亦包含人的思想的展開。“文明”不僅是一種人類社群的構成類型，更是一種能夠在特定時空中存在的精神與文化。按照雅斯貝爾斯的觀點，人類各大文明產生于久遠的“軸心時代”。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間，希臘、中國、印度等文明古國遭遇了空前的秩序危機，諸如希臘城邦政治的腐敗墮落以及先秦時代周天子失去權威之后的“禮崩樂壞”，促使人類發生了一次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精神飛躍。“軸心時代”的思想家構筑了更具穩定性的心靈生活與歷史意識，由此引發的一系列政治、社會變革，挽救了彼時人類社會的“失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秩序重建”是人類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關鍵命題。

 

在一些學者看來，公元1500年后，人類社會又有一股重建秩序的力量從西方內部涌出，自大西洋兩岸延伸至全世界，引起了迄今為止仍在延續的歷史性變動。這一歷史性變動正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現代化”。“現代化”描述了人類社會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歷經了長期整體演進的歷程，由此造成了政治、社會、經濟等領域的系統性變革。與工業革命的物質改造相對應，十六至十七世紀的宗教革命即已開始探求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其中最有力量的新斯多葛派與加爾文派都希望將基督教道德作為文明社會的日常紀律。其后，十八世紀的啟蒙主義興起，以解放個人、推崇理性為主旨的“啟蒙籌劃”成為了現代秩序重建的一個基本藍圖。

 

總體上看，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一種基于“理性化”與“工業化”而形成的制度安排在十五世紀以后的人類社會中扮演了“秩序重建”的主角，個人主義與民主政治乘勢而起，人類獲得了一種空前的樂觀，自“軸心時代”以來人類的第二次“秩序重建”仿佛近在咫尺。然而，早在十九世紀，西方學者即已對“現代化”展開反省，比如馬克斯·韋伯就以“牢籠”比喻人類即將承受的現代處境。二戰前后，人類社會所面臨的秩序危機已十分嚴峻。隨著冷戰結束以及全球化經濟時代的到來，有關現代性的樂觀想象再度復活。然而，對于西方國家而言，啟蒙主義與“歷史終結論”的迷夢早已破產，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并沒有出現，文明墮入了日益嚴重的無序狀態。

 

誠如馬克思所說，在西方所達成的現代化成就的背后，積壓著殖民擴張、資本剝削等大量罪惡。通過打造所謂的新“普世文明”，西方現代化將其構建“世界帝國”的貪欲描述為人類進步的必要雄心。與此相應，非西方的各大區域文明傳統則被逐一消解乃至毀滅，精神與制度的層面淪為有待填充的“空地”，以便資本對其進行肆意開墾。由此可見，以抽象人權以及工具理性為基礎的現代秩序設計，之所以無法從根本上提供人類社會生活的規范，原因不僅在于其本身缺乏普適性，更在于這種設計所包裹的“個體主義”“價值中立”等觀念暗中服務于資本主義普世帝國的統治策略，即弱化西方以外區域的治理能力與文明主體性。此外，作為西方現代化的最大成果之一的個人主義，無法長期嵌合于任何秩序結構；沒有約束的政治激情與民粹主義最終將與基督教的彌賽亞情結勾兌在一起，“反噬”制造了這一人類困局的新“普世帝國”：每一個人身處的婚姻、家庭、社群、國家，都將失去“文明”庇護，而在意義真空中遭到解構。換言之，西方現代文明所推廣的秩序形態，在本質上是失序的——即便是其自身的強權統治，也隱藏著內在爆破的危險。

 

如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所說，在封建專制與帝國主義的雙重壓迫下，“中國人民的貧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見的”。與日本明治維新不同，在西方現代化的“范本”面前，中國人從未試圖通過殖民擴張等手段進行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因而，馬克思主義能夠在中華大地生根發芽、茁壯成長，與中國人民所秉持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義感是分不開的。中國共產黨向來堅持學習先進的科學、文化、制度，但絕不接受近現代西方的霸權邏輯，這就決定了中華民族肩負著完成現代化以及矯正西方現代化所包含弊端的雙重使命。統而言之，中華民族的現代文明必然建立在其自身的文明根脈之中，而不能以自毀文明的形式，卷入西方現代化所制造的以強權為中心的分配機制以及人類政治社會失序之中。

 

二、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家國天下”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列強憑著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中華民族陷入內憂外患的困難境地，中國人逐漸認識到現代化是關乎救亡圖存的頭等大事。在近百年的持續變革之中，“家國天下”無疑成為了這場空前的中西對撞的核心地段。關于“家國天下”的經典表述，來自于先秦儒家的《大學》：“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大學》最終的愿景在于“止于至善”“平天下”，也就是天下之人均能各盡其職、各得其所。孟子亦提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以個人的“修身”為樞紐，通過“修齊治平”的遞進式努力，“家”“國”“天下”貫徹為一體，由內及外、層層推擴，構成了個人與群體、倫理與政治、權利與責任之間的動態平衡。

 

與《大學》《孟子》所陳述的理想相對照，具體的歷史進程中“家國天下”的制度安排與周秦之變有著深度關聯。自西周宗法封建制確立之后，家族倫理衍生了政治秩序，權力的輕重多寡是由天子一家的親疏遠近所決定的。因而“家國天下”在先秦時期分別對應的是“卿大夫”“諸侯”“天子”為序列等級的封君體制。如王國維所說：“有制度、典禮，以治天子、諸侯、卿、大夫、士，是使有恩以相洽，有義以相分。”質言之，統治集團自身即一家族之擴延，上下關系務必由“分”進行規定。此后，周天子的失勢導致了全面的禮崩樂壞，自秦漢確立“大一統”格局后，郡縣制與中央集權取代了封建宗法制，家國天下在郡縣制國家中獲得了新的形態。

 

從大歷史的角度看，先秦之“家國天下”為中國人在政治生活中奠定了“家”的本體意義，并在嚴格的等級序列之外留下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的平等意識，秦漢以后的“家國天下”，則延續了這兩個基本特質，在制度變遷之中這一秩序結構得到了鞏固與更新。概而言之，在“家國天下”的制度層面，“封建邦國”逐步演變為以庶民為本的“千家萬戶”，“天下”與“國”的關系亦表達為以中國為中心的封貢體系。以唐宋之變為明確的分水嶺，經過科舉制的推助，“以天下為己任”已經變為士大夫階層的共識，隨著教化下移，促成了顧炎武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更具普遍性的擔當精神。

 

然而，正如黃宗羲所說：“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為之法。然而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在君主專制的劫持下，“家國天下”的內核從“公天下”變為了“私天下”，“富者田連仟伯，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現象在歷代王朝均史不絕書。此外，“家國天下”中所包蘊的“超越精神”亦被君權扭曲為單向度的“愚忠”，嚴重抑制了中華民族的生機活力。盡管如此，家國天下精神始終是中國人的深層意識，正如青年毛澤東所說：“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天下”“國家”“社會”如此清晰而自然地出現在毛澤東的表述中，可見新青年的革命熱情與“家國天下”所象征的歷史責任感產生了奇妙的融合，迸發了驚人的精神力量。當然，我們也可以由此推論，除了西方工業文明的嚴峻挑戰，“家國天下”在主觀理想與客觀事實之間所存在的歷史性張力，實際上也構成了中國革命的一個關鍵內因。

 

為了挽救時局，鴉片戰爭之后，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運動接連興起，但都以失敗而告終。五四運動以后，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促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后中華民族發展的進程。毛澤東曾指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在這種承前啟后的主動意識的指引之下，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建設當然也就內含了徹底激活包括“家國天下”在內的中華文明珍貴遺產的歷史任務。由此，中國共產黨對“家”“國”“天下”進行了史無前例的深刻變革。

 

首先，在新文化運動中，專制主義之下的“家”被徹底批判。自中國共產黨成立，即堅決支持反抗禮教、解放個人的“家庭革命”。在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隊伍中，匯集著無數走出舊家庭、投身社會正義的革命者。新中國成立以后，1950年頒布了《婚姻法》，法律規定廢除男尊女卑、強迫式的封建婚姻制度，確立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則。新的婚姻觀念型塑了新的家庭模式，造就了一代“新人”，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基礎。其次，“家國同構”歷來被視為傳統中國的政治特色。但是，由于權責不清，“家國同構”極易造成化“私”為“公”的政治困局。中國共產黨人一方面激活了“民本”思想，喚醒了人民的行動自發性，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創造精神，由此開辟了“群眾路線”與“人民戰爭”的偉大實踐；同時，建立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充分保障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最后，面對復雜的國際局勢，新中國根據“求同存異”的方針引申和發展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重返聯合國、恢復常任理事國地位。在冷戰格局中，毛澤東堅決頂住美蘇霸權主義的巨大壓力，積極發展同亞非拉國家及西方國家的關系，堅定站在第三世界一邊，反對霸權主義，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展示了一種超越冷戰思維的天下意識。

 

從“家國天下”的整體規模上看，“五千多年連續不間斷發展的歷史，廣土眾民凝聚不散的大規模政治體，多元一體的一統秩序，是中國之為中國的標志”。“廣土眾民”“多元一體”所指向的是以天下為視域的“大公”，在繼承了中華文明的歷史遺產的前提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完成了土地改革，經過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在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的困境中，建成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更可貴的是，新中國所希望實現的不僅是物質生活的人人平等，更包含著“六億神州盡舜堯”與“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的理想，希望在政治生活中實現人格精神的完全平等。“家國天下”傳統中所蘊含的兩個重要原型：以天下為一個大家庭的平等互愛，以天下為一所大學校的化民成俗，都在新中國的精神面貌中得到了生動呈現。由此可見，在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實踐中，作為“家國天下”關鍵因素的內外一體、德性平等仍然發生了積極的作用。“家國天下”的文明傳統一方面經受了革命與建設的全面洗禮，一方面亦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得以脫胎換骨，具有了全新的形態。

 

三、“家國天下”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秩序重建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一直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現在我們又明確提出‘第二個結合’。”“第二個結合”的提出，是在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史實踐中實現的重大理論突破。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新時代的光榮使命。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周易》革卦所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中國人認識到“革命”必須順應人之向善的恒久訴求，強調把社會秩序由無序轉變為有序。把天道的連續性與革命所內具的良善秩序要求擺在一起看，革命就是在同一的、連續的文明根脈中的返本開新。

 

新時代的理論和制度創新，更為強調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天人合一、萬物并育的生態理念，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在這段有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要元素的總述中，習近平總書記精心提取的九個關鍵觀念，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哲學、外交等領域，構成了兼備理想信念與歷史事實的整體文明圖景，而其所指向的關鍵性問題，則可以概括為：人應該在具體的政治世界、心靈世界、生活世界中建立何種秩序、追求何種理想。

 

在“家”的層面，新時代強調將尊重家庭、關愛家人作為構筑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基石。相對而言，西方文明中的“家”亦有相關的倫理意義，卻無法成為生活世界的關鍵部分。從早期希臘城邦到以基督教為內核的西方文明，“家”從未具備本體的意義而只是個人趨向公共政治或神圣世界的過渡性場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尊老愛幼、妻賢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讀傳家、勤儉持家，知書達禮、遵紀守法，家和萬事興等中華民族傳統家庭美德，銘記在中國人的心靈中，融入中國人的血脈中，是支撐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傳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設的寶貴精神財富。”家庭是人類社群的基礎單位，中華文明尤為注重“家”的意義，將其視為生生不息的場所，通過“親親”為“仁愛”的普遍性奠定了情感基礎。通過建設萬千的小家去構建社會大家庭的和諧，以家風、家教促進黨風、政風的優化，為社會進步、經濟進步提供了德性土壤。

 

在“國”的層面，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憑借政教分離而塑造的“主權”觀念以及“國家”“社會”二分的框架，中國共產黨既強調在政治生活中堅持人人參與，又在高質量發展中推動著共同富裕。西方現代化的弊端在于個人始終無法在公共領域獲得人民主體地位，且國家只被視為針對社會自治的不足而采取的一種補救性手段。與此不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我們國家的名稱，我們各級國家機關的名稱，都冠以‘人民’的稱號，這是我們對中國社會主義政權的基本定位。”全過程人民民主、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都充分體現了群眾參與、共建共享的精神。這是立足于中華文明的民本立場與馬克思主義的人民立場的重要創新。正如馬克思所說：“各個人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被設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事實上，他們當然更不自由，因為他們更加屈從于物的力量。”新時代深刻繼承了“先富后教”的仁政思想，強調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

 

在“天下”的層面，中國共產黨始終以世界眼光關注人類前途命運。黨的二十大報告特別提出“必須堅持胸懷天下。”中華文明將宇宙看作一個“天圓地方”的構造，所有人都在“普天之下”共同生活。因此，“天下”是中國人對于“世界”的傳統稱謂，“天下為公”表達了中華文明對于人類生活的美好愿景。新時代以來，中國努力促進世界各國在友好互動、互利互惠中不斷加深交流，以互助共贏為引領，以“一帶一路”經貿合作為路徑，積極引導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

 

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在文明傳統與現代化的交融中，新時代對“家”“國”“天下”的內在結構與意義關聯的重塑包含三個要點。第一，“家”“國”“天下”在新時代的建設體現了環環相扣的整體思維。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繼承并發展了以民本、仁政為支撐的“家國天下”的集體本位，主張寓個體于群體、以成人而成己。第二，“家”“國”“天下”在新時代的建設遵循了由內而外、由小及大的基礎邏輯，所謂“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以一家一戶的幸福生活而達成國家的總體發展，以國家的總體發展助推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構建。第三，以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為根據，“家”“國”“天下”在新時代的建設仍然沒有離開“修身”這一前提。新時代強調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這就要求黨必須不忘初心、自我完善，在社會治理的各個環節充分發揮道德教化作用。概而言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使“家國天下”煥然一新，其原因就在于抓住了集體本位、由內及外與“修身”這三個核心，以馬克思主義激活了中華文明中的家國天下觀。

 

四、從“家國天下”到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秩序精神

 

西方現代化自詡提供給世界的合理秩序，實際上包裹著基督教文明所固有的“雙頭鷹”式的內在矛盾：以啟示與理性的二元分裂為前提，基督教自身呈現了信仰與科學、政治與宗教之間的深刻沖突。國際社會在這種內在矛盾的裹挾下，一定程度上成為了西方文明疏散內部張力的“泄洪區”，始終無法為人類生活構建一套具備普遍認同的秩序原則。

 

與此相比，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激活中華文明本有的生命力，從而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想與中華文明的愿景實現找到了實在的秩序支撐，而這正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秩序重建仍然圍繞“家國天下”展開并能夠取得重大成果的關鍵所在。考諸歷史，人類文明的“秩序重建”之所以困難重重，是因為“秩序”本身既要求有深植大地的世俗根基，又要求有面向宇宙的超越精神。中華文化憑借著“修齊治平”的實踐路徑與“家國天下”的目光胸懷，既堅持奮斗于現世，又保留了超越向上的精神空間，以“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思路建立起了一種教化型政治。

 

以“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為指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實踐充分體現了一種秩序精神，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以“家國天下”作為發展邏輯，顯示了“天人合一”“以人為本”的秩序精神。在韋伯看來，“家國天下”奠基于擬家族化的倫理關系及其附身的家產制法律結構，無法像新教那樣提供工業生產所必須的理性的共同體以及改造世界的“精神”。在李約瑟看來，“無論如何，直到如此產生的現代科學與工業的洪流沖毀了中國的海堤，中國才感到有必要進入這些偉大力量正在形成的世界”。大多數西方學者都將中華文明尤其是“家國天下”的傳統視為壓抑“生產力”、反對“科學革命”的落后典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徹底打破了這一偏見，創造了震古爍今的工業奇跡。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偉大成就，在于創造出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我們一方面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顯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要求；一方面要求駕馭資本、善用科技，以資本的有序發展為前提，保證資本與科技造福于個人、家庭、社會，追求共同富裕。

 

第二，以“家國天下”作為制度安排，顯示了“多元一體”“美美與共”的秩序精神。工業革命以來，受個人主義與虛無主義的沖擊，“家庭”“國家”乃至“世界”等人類社會的核心領域遭遇了嚴重的本體論危機。海德格爾曾經指出，現代人正在陷入無家可歸的境地。與極端個人主義所造成的原子化社會相比，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將人民的美好生活作為最終的奮斗目標，重新講明了“家國天下”中一以貫之的“人”的根本意義，為個人有限的生命嵌入了價值意義。新時代的“家國天下”使具體的家庭與社會成為了承載個體存在意義的基本場域，使個人能夠在具有連續性、整全性的人類共同體及其生活世界中探尋實現自我意義的多種路徑。從個人自由發展的角度看，新時代的秩序安排，力求實現個人在公、私領域之間的順洽融合、美美與共，使倫理身份與政治身份、個人精神與國家信仰在一個貫通的人文空間中得以調節，避免了將個人推向意義晦暗的虛無主義荒原。

 

第三，以“家國天下”作為道義擔當，顯示了“群己協調”“平等民主”的秩序精神。艾倫·布魯姆曾感嘆,現代西方社會的自由主要是從消極的意義上得到理解，由此導致的結果是政治生活中的自由主義，“希望為自由或善好的生活提供條件，但它卻不能規定自由的運用或界定善好的生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過程中，集體主義始終居于主導地位。新時代的“家國天下”在秩序層面既保障人民安居樂業，也強調增強社會活力，提高人民群眾的主動性。中華文明歷來重視無分貴賤的責任意識，強調“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在落實基層民主自治以及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的基礎上，新時代所展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亦極大拓展了民主生活的范圍，成為了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

 

第四，以“家國天下”作為理想，顯示了“天下一家”“一視同仁”的秩序精神。如基辛格所說，當今的世界秩序奠基于歐洲三十年戰爭后所達成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一個由獨立國家組成的體系為基礎，各國不干涉彼此的內部事務，并通過大體上的均勢遏制各自的野心”。在此和約主旨下的“主權平等”，其實質只是基督教文明內部尋求信仰和解的政治妥協，故而西方國家在此后幾個世紀內仍以“正統”對付“異端”的心態對外進行了毫無底線的掠奪、殖民、屠殺。中華文明向來以“天下一家”作為最高的政治理想。新時代以來，中國堅持多元共存、和而不同，反對以大欺小、恃強凌弱，突破狹隘的種族觀念與地域區隔，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與西方現代化唯我獨尊、損人利己的心態相比，我們堅持扶危濟困、一視同仁的人類理想，堅持和平包容、共同繁榮的世界秩序觀，為世界和平發展提供了中國力量。

 

“馬克思主義從社會關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質，中華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國天下之中”，可見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對“人”的理解具有共通性——人必然是群體的、關聯的、主動的、歷史的。“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為廣闊的文化空間中繼往開來，讓我們深刻認識到文明傳統的再造與馬克思主義所要求的人的解放并行不悖。我們之所以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關鍵就在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互相激發、互相成就，將馬克思主義融入中華文明的文化生命體，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秩序安排具有了在工業文明的基礎上繼承并弘揚“天人合一”“美美與共”“群己協調”“天下一家”的根本力量，具有了一種有別于現代西方的秩序精神。由此出發，中國人民所追求的是一個普遍平等、尊重差異、鼓勵發展、兼備義利的人類理想秩序。

 

盧梭曾說：“建筑師在修建一座大廈之前,要勘測和探查一下此地的土質,看它是否能承載大廈的重量。”“家國天下”是承載著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一偉大事業的重要精神地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要以“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鞏固文化主體性，讓文化主體性成為傳統與現代之間連續性的根本支撐。這種以創新性為基礎的連續性，兼攝了馬克思主義對西方現代化的批判，兼攝了中華文明的秩序精神，使中國式現代化事業有充足的能力克服西方現代化弊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以新時代“家國天下”的秩序精神為基礎，我們必將能夠在克服現代性矛盾、探索一種更符合人性的存在方式、開拓現代文明的發展道路等方面取得重要進展，開創出人類文明新形態。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作者：何青翰，單位：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來源：“哲學研究”微信公眾號，原文刊載于《哲學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