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鄧稼先與許鹿希合影。
1986年9月2日,鄧稼先去世后的第36天,他的遺孀許鹿希給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原第二機械工業(yè)部第九研究院,簡稱九院)領(lǐng)導(dǎo)寫了一封信。除交代其他重要事宜外,這封信中還有一段特別的文字:
由于聽到從香港來的人一談到對于報刊報導(dǎo)(報道)稼先情況,對大陸的科學(xué)工作者似乎是“苦行僧”式人物(只知工作,忙累成疾,一病不起)。這樣的報導(dǎo)(報道)似乎不能全面。所以,希望能多組織一些同志從各方面寫一下稼先,譬如打橋牌、打乒乓球,看戲、玩,看錄相(錄像)工作中一二件事……等等。每人一二件事寫得具體、親切,也不占《曙光報》(注:九院院報)太多版面,讓人們看到他是一個有血有肉、有生活的人才好。您們認為如何?
不久后,9月25日的《曙光報》原文刊發(fā)了這封信,同期還刊登了一篇時任九院辦公室主任胡干達的文章——《稼先的生活情趣》。這篇文章記述了鄧稼先生前豐富的業(yè)余愛好,以及樂觀風(fēng)趣的性格,顯然是對許鹿希那封來信的回應(yīng)。
今天(2024年6月25日)是“兩彈”元勛鄧稼先的百年誕辰。距離這位傳奇科學(xué)家告別人世,已過去了38年。縱使時光飛逝,國人對鄧稼先的懷念卻從未褪色,有關(guān)他的新聞報道和文藝作品至今仍然廣為流傳。
縱覽數(shù)十年間各類文章對鄧稼先的歌頌、解讀和省思,能看到社會價值觀的變遷,以及人們對“科學(xué)家”這一身份的想象和期待的變化。隨著時代發(fā)展,我們期待看到,當(dāng)初令許鹿希感到遺憾的“苦行僧”式報道日漸式微,而鄧稼先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的形象,重新豐滿起來。
鄧稼先。
從“神性”回歸人性,不減其輝
關(guān)于鄧稼先,曾有一篇傳播極廣的文章——《有一種愛情叫國家機密》。文中寫道:“整整28年,鄧稼先不知去向、生死未卜,妻子許鹿希信守離別時相互托付的諾言,無怨無悔、癡情等待。”
然而這樣“感人至深”的文字,卻被一些知情人駁斥為“謬誤”。2016年,即鄧稼先逝世30周年之際,《中國科學(xué)報》特意走訪其生前工作單位九院,采訪數(shù)位曾與鄧稼先共事的科研人員,對鄧稼先“拋妻別子28年”這一傳言做了考證,證實確為訛傳(點擊可查看相關(guān)報道)。
鄧稼先于1958年夏天被調(diào)到二機部九所(九院前身)理論部工作。1958年到1972年這14年間,他的工作單位離家只有一站之遙,大多數(shù)時間可以天天回家。直到1972年,他擔(dān)任副院長以后,工作地點從北京遷到四川省梓潼縣才遠離妻兒,但出差回京時仍可歸家。當(dāng)然,出于保密規(guī)定,他的家人的確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
1982年鄧稼先在九院(四川)辦公室中 。
類似《有一種愛情叫國家機密》這樣的文章還有很多。一些文藝作品為了極力渲染鄧稼先奉獻、犧牲、忘我的一面,而部分背離了歷史的真實;為了塑造某種充滿“神性”的完美科學(xué)家形象,卻恰恰擯棄了鄧稼先最生動、最富有人情味的那一面。
事實上,很多熟人對“老鄧”(九院人對鄧稼先的稱呼)的回憶,并非只有艱深晦澀的專業(yè)術(shù)語和篳路藍縷的艱苦奮斗。鄧稼先的諸多趣聞軼事,總是和各種好吃好玩的東西聯(lián)系在一起。
凌晨3點的緊急會議后,他親自切好西瓜送到大家手里;廣場電影院的放映機出問題了,他自掏腰包買了十幾支冰棒送給忙碌的放映員;見基地工作人員的生活條件太差,他便安排給大家發(fā)放水果罐頭和麥乳精;他給青年技術(shù)人員散發(fā)的每人4兩糧票,在大家心中“比4兩黃金還要貴重”;他送給司機師傅的一瓶茅臺和一瓶瀘州老窖,被這位司機一直珍藏在家中,舍不得喝……
在九院,年輕人都喜歡翻鄧稼先的抽屜,找點心和糖吃。有時候他們還讓警衛(wèi)員去“偷”老鄧的煙,拿來大家抽。有一次,鄧稼先剛好看到大家在抽煙,剩下的空盒子留在桌上。他恍然大悟似的笑著說:“我說我的煙怎么老少,原來你們有‘內(nèi)線’啊!”
除了喜歡請人吃飯外,鄧稼先還喜歡請人看戲、看電影,為此還鬧出不少笑話。
一次任務(wù)完成后,鄧稼先興致頗佳,對手下的幾個大學(xué)生說:“今天我們放假,大家晚上有興趣嗎?我請你們?nèi)ヂ爲(wèi)颍?rdquo;
大伙兒雖然高興,但也心懷顧慮:臨時想去聽?wèi)颍峙缕痹缇唾u完了吧?鄧稼先卻不擔(dān)心——他在“淘”退票這件事兒上很有經(jīng)驗。當(dāng)晚,他帶著五六個大學(xué)生到戲院門口,逢人便問:“有票嗎?有票嗎?”最后,大家果真都如愿進了劇場。
有人曾感慨,以鄧稼先的功勞和身份,只要打一通電話,不可能沒有戲看。但他就是這樣,從不為個人的利益動用任何權(quán)力。
很顯然,像大多數(shù)“普通人”一樣,鄧稼先也喜歡美食、藝術(shù)、娛樂等令人愉悅的東西。只是他先人后己的教養(yǎng)、清正廉潔的做派和極度忙碌的工作,讓他不會沉溺于此,只是作為和同事們一起增進感情、調(diào)劑生活的點綴。
1981年,鄧稼先在杭州西湖錦帶橋合影留念。
這些散落在親朋故舊回憶錄中的俗常片段,并不會對鄧稼先的偉岸形象有絲毫減損,反倒讓那些思念的、緬懷的、痛惜的情感愈加真實鮮活,更能觸動每個普通人的心扉。
令人遺憾的是,鄧稼先離世太早,沒能看到后來越來越繁榮富強的國家,和百姓越來越豐饒富足的生活。
1985年國慶節(jié),重病中的鄧稼先偷偷溜出醫(yī)院,和警衛(wèi)員鄧維平一起在天安門廣場散步。那時他心中滿滿激蕩著對祖國大好形勢的暢想,對鄧維平說:“新中國成立100周年時,你84歲了,那時我們國家就富強了,你一定要來北京看我。”
鄧稼先去世多年后,當(dāng)初在他帶領(lǐng)下開展工作的大學(xué)生金汝璧已然年過古稀。故地重游時,他站在鄧稼先雕像前久久不忍離去,心中萬語千言盤旋,最終說的卻是:“老鄧,帶我們下館子吧!如今,再也不讓你掏腰包了,也不用湊糧票了。”
至真至純的人,可以走多遠?
鄧稼先夸獎別人時,最喜歡用的字眼是“pure(純真)”,這也正是他自己特別欣賞和刻意追求的道德境界。
很多人都對鄧稼先的純真印象深刻。
1958年,二機部九所成立之初,包括鄧稼先在內(nèi)的人們都參與了建所勞動。鄧稼先盡管“一看就是個沒干過活的人”,卻格外賣力。他高大笨拙又認真的樣子,看得大家啞然失笑。就這樣,同事們給他取了個外號“大白熊”,他也欣然接受。
九院工作人員秦永森回憶,20世紀(jì)70年代,有次他參會時,遇上了一位特別和氣的長輩。看到小賣部在賣罐頭,這位長輩便問秦永森,橘子水和楊梅水哪個好吃。得到建議后,他直接把錢包交給售貨員,讓售貨員自己拿錢,售貨員一時間被這個舉動驚呆了,不敢動手。最后還是旁邊的年輕人幫他問了價、付了錢。他開心極了,笑起來,臉上的表情活像個孩子。當(dāng)時秦永森完全沒想到,這位一點架子都沒有的長輩就是大名鼎鼎的鄧院長。
楊振寧對鄧稼先的評價是,“真誠坦白,從不驕人”“稼先忠誠,不取巧,認識他的人都很敬佩他!”
1986年6月,鄧稼先在醫(yī)院與來訪的楊振寧合影。
鄧稼先是中國幾千年傳統(tǒng)文化孕育出的傳統(tǒng)知識分子,既有中國農(nóng)民的樸實真誠,也有中國士人的清正高潔。只有這樣的品格,才能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在紛亂動蕩的環(huán)境中,團結(jié)起一切可以團結(jié)的力量,做成看似不可能成功的偉業(yè)。
核武器研制工作的一些環(huán)節(jié)中存在危險,鄧稼先溫和而堅定地扮演起定海神針的角色。當(dāng)時在特種車床上加工核心部件,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活。為了給工人“定心”,老將軍李覺和鄧稼先同時站在工人的身后。后來李覺將軍年事已高,不能一直在場,鄧稼先就在那里足足站了一天一夜,即便工人換班他也不走,直到第二天早上拿到合格產(chǎn)品。
“文革”初期,本應(yīng)是科研象牙塔的九院也像當(dāng)時全國其他單位一樣,分裂出了兩派群眾組織,紛爭不斷。在那種情形下,鄧稼先竟然能說服兩派繼續(xù)工作,實現(xiàn)了“搶在法國人之前搞出氫彈”的宏偉目標(biāo)。他并非蘇秦、張儀那樣擁有三寸不爛之舌、合縱連橫之才,純靠一片赤誠之心,把人們重新凝聚在了一起。
回顧這段歷史時,人們不禁感嘆,在復(fù)雜尖銳的人際紛爭中,“忠厚純真”的人格魅力竟能創(chuàng)造出如此奇跡,而即便在最混亂的斗爭中,善良的天性也具有如此頑強的生命力!
鄧稼先在纏綿病榻的日子里,忍受著癌癥和化療帶來的種種苦痛折磨,為國家做了最后一件影響深遠的事情。
當(dāng)時國際局勢風(fēng)起云涌,國內(nèi)的核武器事業(yè)如果遭受干擾或遲滯,哪怕是絲毫的猶豫和動搖,都會錯失時機,導(dǎo)致多年努力,功虧一簣。
自知時日無多的鄧稼先,用盡全部力量與死神賽跑。從1986年4月第二次手術(shù)后,他和于敏等科學(xué)家一起聯(lián)名向中央寫信,為我國核武器事業(yè)發(fā)展寫下一份寶貴的建議書。據(jù)看過這份建議書原件的人說,從紙上的字跡還能看出鄧稼先當(dāng)年病痛下的顫抖。
1984年,鄧稼先和于敏。曲榮坤攝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院長胡思得說,后來十年間的形勢變化,證實了建議書的正確性,每當(dāng)我國核物理研究者在既定目標(biāo)下,越過核大國布下的重重障礙,奪得一個又一個勝利時,都從心底欽佩鄧稼先的遠見卓識。
1986年8月3日,在鄧稼先的追悼會上,一直愛重他的國防部長張愛萍將軍含淚致悼詞:“他的名字雖然鮮為人知,但他對祖國的貢獻將永載史冊。”
時至今日,我們已經(jīng)很難把鄧稼先的名字與“鮮為人知”聯(lián)系在一起。但這四個字永遠提醒我們,以鄧稼先為代表的、參與“兩彈一星”攻關(guān)的眾多科技工作者,是如何在漫長的歲月里,不為名、不為利地默默奮斗。所謂“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并非文學(xué)上的渲染,而是全然寫實。
數(shù)十年以降,鄧稼先的名字早已從“鮮為人知”到“家喻戶曉”,他的故事歷經(jīng)時代變遷,經(jīng)受住了越來越多樣化的社會價值觀的沖刷,依然震撼人心。
正如楊振寧在他去世后,寫給許鹿希的那句話,“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價值的”。
文 | 《中國科學(xué)報》記者 李晨陽;來源: 科學(xué)網(wǎng)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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