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貴基金會宣布將“2016年度劉易斯·李仰士新聞責任與正義獎”授予我國的楊繼繩先生。楊繼繩是憑借其作品《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獲得這一獎項的。貴基金會稱通過此舉希望表揚那些為“記錄人類黑暗與艱苦的掙扎”而勇敢奉獻的記者。事實上，《墓碑》一片謊話，惡毒至極；楊繼繩毫無責任與正義可言。給楊繼繩發此獎十分荒唐。我國學者孫經先教授從2010年夏開始對我國三年困難時期人口變動問題進行了長達五年多的深入研究。他從2013年開始發表文章，揭露了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一系列違背歷史真相的重大錯誤，明確指出《墓碑》所使用的大量所謂“餓死人數”的數據都是虛假的、荒謬的，其中絕大多數關鍵性的“餓死人數”的數據都是楊繼繩用詭詐的方法編造出來的。楊繼繩的這部書，是一部嚴重歪曲歷史真相的圖書。孫經先教授和楊繼繩還通過報紙、刊物、網絡和國際學術會議的形式就上述問題展開過辯論。在辯論中，孫經先教授以確鑿的論據、嚴密的邏輯，駁得楊繼繩體無完膚。楊繼繩理屈詞窮，無言以對，最后發表聲明退出了辯論。我們的年齡在68-87歲之間，親身經歷了我國三年困難時期那個年代，對那個年代所發生的事情至今仍歷歷在目。我們認為，《墓碑》一書對三年困難時期的情況作了罔顧事實、混淆黑白、完全歪曲歷史的錯誤敘述。《墓碑》是一部名副其實的歷史虛無主義的代表作。在貴基金會授予楊繼繩上述獎項后，我國新華社禁止楊繼繩前去領獎，這是正義的行為，是楊繼繩在《墓碑》中制造一系列嚴重違背歷史真相的謬誤的必然結果。我們堅決支持我國新華社的正義做法。對一個被事實證明以反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污蔑中國人民為能事的楊繼繩給予獎勵，實在是對中國人民的莫大侮辱，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對此，我們提出嚴正的聲明和抗議。同時也為了維護正義和真理的尊嚴，為了維護貴基金會的榮譽，我們特向貴基金會提出以下要求：一 、 公開撤銷授予楊繼繩的“2016年度劉易斯·李仰士新聞責任與正義獎”；二、 認真對已經被揭露的《墓碑》中的一系列嚴重違背歷史真相的重大錯誤進行嚴肅的、負責的審查，并向國際社會輿論作出負責任的說明和檢查。如果該基金會既不撤銷，又不向國際社會輿論作出認真負責的說明，那就只能說明貴基金會已經不是一個嚴肅的學術機構了。范坤泰 馬振興 于英發 董程英 高春英 等15位專家教授
楊繼繩《墓碑》中“餓死3600萬”的一系列重大錯誤
（本文由山東大學部分專家教授根據孫經先教授發表的一系列文章整理）最近幾年，孫經先教授連續發表一系列文章，對國內外廣泛流傳的“餓死三千萬”的荒謬說法進行了深入批駁，并且在報紙、刊物、網絡媒體和學術會議上發表一系列文章，深入揭露了楊繼繩所著《墓碑》一書中的一系列重大錯誤。楊繼繩也為《墓碑》進行了所謂“辯解”。孫經先教授和楊繼繩圍繞《墓碑》進行的這場辯論引起了人們廣泛關注。2014年7月，孫經先教授和楊繼繩同時參加了在武漢舉行的《中國農村土地所有制的歷史和未來》國際學術研討會(以下稱“武漢會議”，該會議由華中科技大學主辦，“餓死三千萬”是會議的主題之一)，就“餓死三千萬”問題進行了直接對話。孫經先教授在大會發言(包括提交會議的書面發言)中揭露了楊繼繩和《墓碑》的一系列重大錯誤。孫經先教授發言后，楊繼繩沒有對孫經先教授在發言(含書面發言)中所揭露的一系列重大錯誤做出回應和答復，并且在會議結束后發表聲明，宣布“以后孫經先教授再挑戰我，我不再理采”。這在事實上已經表明，他在與孫經先教授進行的辯論中理窮詞盡，再也做不出任何有說服力的辯解，只好被迫高掛免戰牌，以一種特殊方式承認了他的失敗。我們認真閱讀了孫經先教授和楊繼繩圍繞《墓碑》的辯論所發表的全部文章，閱讀了楊繼繩的《墓碑》，并且對雙方在辯論中所使用的各種史實材料進行了進一步的查證和核實。我們認為：楊繼繩在這部書中大量篡改、偽造數據，使用在學術上完全錯誤的推理邏輯和所謂“楊繼繩公式”，肆意編造我國三年困難時期各個地區的所謂“餓死人數”。孫經先教授對楊繼繩及其《墓碑》的揭露，事實是確鑿的、邏輯是嚴密的。孫經先教授揭露的楊繼繩及其《墓碑》的一系列重大錯誤如下。《墓碑》稱四川省涪陵專區三年困難時期“死了350萬人”。孫經先教授以全國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普查數據為依據，揭露了《墓碑》的這一說法是極其荒謬的：涪陵專區三年困難時期共有10個縣。1953年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時這十個縣的人口數為423萬人。考慮到人口增長，到1957年也就是450萬人左右。如果涪陵專區真的像《墓碑》所說的那樣“死了350萬人”，那死亡率就高達780‰左右。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會有多少人口出生的，這就是說1962年涪陵專區就只剩下100萬人左右。然而僅僅兩年以后，到1964年全國第二次人口普查時涪陵專區的人口總數竟然由100萬猛增到372萬人。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孫經先教授指出這一錯誤后，由于這一數字過于離奇，楊繼繩在武漢會議的發言中不得不承認他在這個重大問題上出現了錯誤。在那個歷史時期，我國一個專區級別的行政單位也就只有幾百萬人。一個只有幾百萬人的專區居然死亡350萬人，任何一個具有正常思維能力的人都不會輕易相信這件事情，并且只要查證一下有關資料就會發現它的荒謬性。在涉及高達350萬人死亡這樣巨大的數字上，楊繼繩連核對一下人口普查數據這樣簡單的工作都不做，就把這一極為荒謬的數字寫進了《墓碑》，成了“全國餓死3600萬”、“四川省餓死1000萬”的重要依據，僅此一條，人們就很難相信他在其他數據上能夠有認真負責的態度了!
2、關于“通渭、會寧、定西，靜寧和西海固地區餓死人近百萬”的荒謬性
楊繼繩在《墓碑》稱：甘肅省通渭縣、會寧縣、定西縣，靜寧縣和(寧夏)西海固地區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數，最少已接近百萬。”孫經先教授以全國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普查數據為依據，揭露了這一說法是極為荒謬的：這些地區1953年人口總數為136萬人，到1958年也不過有146萬人左右。如果按照《墓碑》說法，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最少近百萬人，那么到了1962年底這些地區就只剩下50萬左右的人。然而僅僅兩年后，到了1964年這些地區人口竟然變成了157萬人，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對這一極為荒謬的說法，楊繼繩始終沒有做出回應和答復。《墓碑》說河南“南陽、許昌、商丘三個地區加在一起餓死的人數不會少于200萬。”但楊繼繩沒有對這一結論進行過任何論證。孫經先教授經查證后指出，河南省扣除信陽專區后，全省1959年和1960年的總死亡人數158.03萬，由此根本得不到南陽、許昌、商丘三個地區“餓死的人數不會少于200萬”。孫經先教授在武漢會議的發言中當面要求楊繼繩說明他是怎樣得到這個數字的，但楊繼繩沒有做出任何回應和答復。楊繼繩認為山東省餓死300萬“可能是一個最低數字”。他的依據是：1957年山東人口5,400萬，1960年只有5,200萬，從1954年到1957年，山東每年新增人口100萬，以1957年為基數，1960年應有人口5,700萬，而實際只有5,200萬，少了500萬。孫經先教授經查證后指出，山東省這一期間的人口變動出現了幾個重要情況：(1)1958年到1960年，山東省向省外凈遷出人口總數為244萬人;(2)山東省這一期間出現了出生人口大量減少的情況。以1954年到1957年出生人數的平均值為基準，1958—1960年期間少出生人口203萬;(3)1959年9月山東省進行了一次人口普查，發現全省存在應注銷戶籍人口152萬人，這些人口的戶籍一次性被注銷，造成人口統計數字一次性減少152萬。由于前兩方面的原因造成山東省人口減少447萬，再加上第三方而的原因，就已經完全解釋了山東省人口減少500萬的真實原因，這些原因都與這一期間的人口死亡無關。但是按照楊繼繩的荒謬邏輯，他就得出了山東省至少“餓死300萬”的錯誤結論。對孫經先教授指出的這一重大錯誤，楊繼繩始終沒有做出回應和答復。孫經先教授認為，《墓碑》貫穿全書的第一個根本性錯誤就是：把由于各種復雜原因造成的三年困難時期全國性、或各個地區人口統計數據的異常減少，絕大多數都歸結為是由人口餓死造成的。在有些情況下，人口統計數據并不代表實際人口的真實數據，人口統計數據的減少也不表示實際人口的真實減少。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200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公布的2009年歲末全國0～14歲的人口總數為24663萬，而2010年進行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布的我國0～14歲人口總數為22245萬，即我國2010年0～14歲的統計人口總數比2009年減少了2418萬。沒有人認為這一統計數據的減少表示我國這一期間有兩千多萬0～14歲的兒童餓死了。但是按照楊繼繩的荒謬邏輯，就會得到我國在2010年有兩千多萬0～14歲的兒童餓死的荒謬結論。這個例子充分說明，人們如果僅僅憑著人口統計數據的減少，就斷定這一減少一定是由人口死亡造成的，就會產生極為荒謬的結果。楊繼繩在《墓碑》中就是憑借著這樣的荒謬邏輯，宣布了許多地區的“餓死”人數的。對孫經先教授指出的這一重大錯誤，楊繼繩始終沒有做出回應和答復。《墓碑》認為：四川省人口1957年7300萬人，一說是7175萬人;1960年是6200萬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饑荒而死人數，以及生死相抵，共減少1200多萬人。據此楊繼繩斷言“四川省餓死1000 萬到1200萬”。孫經先教授經查證后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匯編》所載的四川省1957年人口為7215.7萬;1960年的人口為6854萬，而不是《墓碑》所說的6200萬。由此可知，四川省1960年人口比1957年減少的數字是361.7萬，而不是《墓碑》所說的數字。這一減少的原因像山東省一樣也是復雜的，不能把這一減少斷定為都是由人口“餓死”造成。但是《墓碑》據此得出了四川省餓死1OOO萬到1200萬的錯誤結論。對孫經先教授指出的這一重大錯誤，楊繼繩沒有做出直接回應。
7、關于“楊繼繩公式”的重大錯誤——《墓碑》的另一個根本性錯誤
楊繼繩取1955、1956、1957、1963、1965和1966年這六年人口死亡率的平均值作為基準(他稱為“正常死亡率”),然后利用公式(以下簡稱楊繼繩公式)“某年餓死人數=該年年均人口數×(該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計算出該年的餓死人數。孫經先教授指出：從學術上講，楊繼繩公式違反了現代數學處理這類問題時所必須遵循的原則，這一公式是沒有學術依據的，錯誤的。事實上楊繼繩也只是提出了這樣一個公式，但是他沒有對這個公式的正確性做過任何論證，更沒有用實際統計數據對這個公式進行過驗證。這是《墓碑》的第二個貫穿全書的根本性錯誤。懂得數理統計學的讀者都知道，要想建立一個計算三年困難時期的饑餓死亡人數的統計學公式，就應當以隨機方式取得我國若干地區與死亡人數和原因有關的數據,然后按照數理統計學的原則和方法對這些數據進行處理，這樣就能夠獲得一些統計規律，這些規律可以用回歸公式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樣的用數理統計學方法建立起來的公式，不可能是楊繼繩公式這種形式的。對孫經先教授的這一批評，楊繼繩說：對楊繼繩公式他“覺得一點也不‘荒謬’，這是簡單的算術問題，不需要‘專業的數學工作者’高深的數學知識”。他的這些話顯然沒有對孫經先教授指出的錯誤作出正面的回應和答復，他應當從學術的角度認真回應孫經先教授的學術批評。孫經先教授先后查證了全國兩千多種地方志，取得了大量的數據，這些數據充分證明了“楊繼繩公式”的極端荒謬性。楊繼繩在《墓碑》中利用這一荒謬公式，編造出全國各個省、市、自治區和許多專區、縣的所謂“餓死”人數，這些數字全部都是錯誤的。
學者在進行學術研究時必須遵循的基本學術道德規范之一是：學者在引用已有文獻的相關數據時，必須準確如實的引用這些數據，絕對不能把用自己編造的荒謬公式“計算”得到的數據說成是已有文獻的記載。如果違反了這一條，就是典型的偽造數據行為。楊繼繩在《墓碑》中說：“《溧水縣志》記載，溧水縣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郵縣志》稱，高郵縣餓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兒童”;“常熟縣本應‘常熟’，卻餓死了11000多人”(《墓碑》注明這一數據來自《常熟市志》)。孫經先教授經反復查證后指出，上述這三個縣的縣志中沒有這些記載。楊繼繩對此進行了辯解。對于常熟縣的情況，他說：“《常熟市志》1990年版，第1029-1030頁有各年人口數據的記載”，“孫先生是教數學的，根據《常熟市志》提供的數據，做四則運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數”(楊繼繩這里說的“做四則運算，指的是用“楊繼繩公式”運算)，“怎能斷言無此記載?”我們見過不少在學術上恬不知恥的人，但沒有見過像楊繼繩這樣的。由楊繼繩的這段話人們可以知道：《常熟市志》記載的是常熟縣歷年的人口統計數據，而不是餓死人數;楊繼繩利用他自己編造的荒謬公式計算出所謂的常熟縣餓死人數，然后把他自己計算的數字說成是《常熟市志》的記載，這就已經嚴重違反了基本學術道德規范。當著孫經先教授揭露了他的這一嚴重錯誤后，他居然厚顏無恥辯解說“怎能斷言無此記載?”關于《溧水縣志》和《高郵縣志》的記載，情況是一樣的。對孫經先教授的以上揭露和批駁，楊繼繩沒有再做出任何回應和答復。
9、楊繼繩肆意把歷史檔案和地方志記載的“總死亡人數”篡改為“餓死人數”
學者在進行學術研究時必須遵循的基本學術道德規范之一是：學者在引用原始檔案、地方志和其他文獻記載的相關數據時，必須準確如實的引用這些數據，絕對不能對這些原始數據進行修改。如果違反了這一條，就是典型的篡改數據行為。孫經先教授明確指出，楊繼繩在《墓碑》中把許多原始檔案、地方志和其他資料中記載的三年困難時期一些地區的總死亡人數都篡改“餓死人數”，這是一種極為嚴重的篡改數據的行為。孫經先教授和楊繼繩在這個問題上的辯論圍繞以下幾個典型例子展開。
（1）關于鳳陽縣的餓死人數
《墓碑》說：“陳振亞1961年2月1日的《關于鳳陽問題的報告》中說：1959年和1960兩年，共餓死60245人”。孫經先教授在查證了原文后指出：陳振亞報告的原文是：1959—1960年鳳陽縣“發病人口達102994人，占農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腫病達27735人”，“據統計，1959和1960兩年，共死掉60245人，占農村人口的17.7%。”《墓碑》把其中的兩年“共死掉60245人”篡改為兩年“共餓死60245人”，同時還刪掉了原報告中的“浮腫病達27735人”。對此楊繼繩辯解說“在陳振亞講話那個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對楊繼繩的辯解，孫經先教授指出，陳振亞報告的原文是“共死掉60245人”，楊繼繩在引用時就必須如實的引用。從陳振亞這段話的語境可以看出，他所說的“共死掉60245人”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數，特別是其中的“浮腫病27735人”這一數據就已經明確否定了“共餓死60245人”的說法。楊繼繩的這一看法顯然不是陳振亞報告原文的意思，而只是他個人的錯誤理解，他不能按照自己的錯誤理解就把陳振亞報告中的“共死掉60245人”篡改為“共餓死60245人”。對孫經先教授的這一批評，楊繼繩沒有再做出回應和答復。
（2）關于“信陽事件”的餓死人數
《墓碑》中說：“信陽到底餓死了多少人?1960年6月的統計數字是436882人”。這里數據的來源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組1960年6月提交的調查報告。孫經先教授經查證后指出：該報告的原文是：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陽地區死亡總數436882人，占全區原有總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總人口的1.96%。楊繼繩在《墓碑》中把上述報告中的“死亡總數436882人”篡改為“餓死436882人”。楊繼繩對此作了無恥的辯解：“在當年記述大饑荒嚴重后果的調查報告中，所說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對楊繼繩的這一辯解，孫經先教授指出：這僅僅是楊繼繩個人的理解，并且他的這一理解顯然不是該調查報告原文的真實意思。從這段話的語境可以看出，該報告在“信陽地區死亡總數436882人”之后緊接著明確說明了“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這就說明其中的“死亡總數436882人”只能是指全部死亡人數，而不可能是楊繼繩所說的是“餓死”人數。楊繼繩的辯解純屬強詞奪理。對孫經先教授的這一批評，楊繼繩沒有再做出回應和答復。
（3）關于無為縣和寧德縣的人口死亡數據
據《無為縣志》的表格《無為縣人口變動情況表》記載，該縣1959年總死亡人數為86278人;據福建省《寧德市志》的表格《1949年—1988年寧德縣人口自然增長情況表》記載，該縣1960年總死亡人數為7706人。這兩個數據都是總死亡人數，但在《墓碑》中分別被更改為無為縣“1959年餓死82278人”，寧德縣“1960年全縣因患浮腫病死亡7706人”。在孫經先教授指出這兩個錯誤后，楊繼繩無恥的辯解說：大饑荒時代的語境“死亡人數就是餓死人數”。《無為縣志》《寧德市志》明白無誤的記載的是總死亡人數，楊繼繩卻偏要篡改為“餓死人數”，還非要說“死亡人數就是餓死人數”，真是厚顏無恥到了極點。孫經先教授指出：《墓碑》大量使用了沒有依據的荒謬數字。其典型例子有：
（1）關于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口”
《墓碑》說：貴州省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口”。孫經先教授經查證后指出：《江口縣志》記載該縣1959-1961年三年合計死亡5105人，占全縣人口的4.6%。所以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口”是錯誤的。楊繼繩僅僅辯解說：他的這一數據是鄭義和晏樂斌兩人說的，但是他并沒有對這一數據與《江口縣志》記載之間的巨大差距做出任何解釋。
（2）關于臨夏市的死亡人數
《墓碑》說：甘肅省臨夏市1959、1960年“這兩年就死亡41381人”,并特別注明“臨夏市僅是臨夏回族自治州的8個縣級單位之一”。孫經先教授經查證后指出：《臨夏市志》記載臨夏市1959年死亡760人、1960年死亡470人，兩年合計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數擴大了32倍以上。楊繼繩在武漢會議發言中承認他在這里出現了錯誤，但會議后又發表文章否認了他的錯誤，辯解說臨夏市行政區劃發生了變更，“1958年把幾個縣并到了臨夏市，過幾年又劃出去了。”孫經先教授指出：臨夏市行政區劃發生變更是事實，但是楊繼繩在《墓碑》中說的很明確，臨夏市“是臨夏回族自治州的8個縣級單位之一”，是不包括1958年合并到臨夏市的那幾個縣的。楊繼繩的這一辯解是不成立的。孫經先教授在他發表的文章中還指出了《墓碑》的其他類似錯誤，楊繼繩都沒有做出答復。在“餓死三千萬”的傳播過程中，楊繼繩編造的“周恩來銷毀大饑荒證據”重大謠言在國內外廣泛流傳。按照楊繼繩的說法：1961年底，陳國棟、賈啟允、周伯萍“三人受命”，進行了一次關于“餓死人的數量”的“全國性的調查”;調查結果“經匯總后，全國餓死人幾千萬”;周恩來總理看了以后說“不要外傳，立即銷毀”，周伯萍等人銷毀了。孫經先教授對這一說法進行了仔細查證，發現這是楊繼繩蓄意編造的重大政治謠言。周伯萍先生生前寫了一本《糧食部12年紀事》的書，敘述了這件事情。他在書中說：“從1961年開始，由國務院安排調撥的糧食，除了增加進口糧食外，又增加了很多列入國務院開支的專項用糧，情況非常復雜。當時糧食部長沙千里同志已調撥不動糧食，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同志也無能為力。為此，周總理只得親自與各有關省、區的一把手逐一商定解決。周總理因而設計了一張與歷來的表格式樣完全不同的‘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每省一張。從這張表上能夠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區間糧食調撥和國務院糧食收支的情況。”孫經先教授又查證了《周恩來傳》，證實了周伯萍先生的上述說法。周伯萍先生在他的書中接著說：“‘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設計完成后，周總理囑咐陳國棟同志立即組成一個三人小組，并決定由陳國棟同志任組長，國家統計局局長賈啟允同志和我為小組成員，立即編制一份當年的‘糧食調撥計劃表’，由國棟同志三天內直接送交總理審定。”孫經先教授指出：周伯萍先生本人的回憶和《周恩來傳》的記載說明，陳國棟、賈啟允、周伯萍三人受周恩來總理之命，編制的是《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調查的基本內容是全國各省市的糧食收購、庫存、銷售和調撥數字、中央糧食收支情況等數據，而根本不是楊繼繩先生所說的“全國餓死人的數量”。這就說明楊繼繩的所謂陳國棟、賈啟允、周伯萍“三人受命”，進行了一次關于“餓死人的數量”的“全國性的調查”，“經匯總后，全國餓死人幾千萬”，從根本上講是一件莫須有的事情。搞清上述事實后，楊繼繩的所謂周恩來銷毀大饑荒“全國餓死人幾千萬”的證據，也就是他蓄意編造的重大謠言。在孫經先教授揭穿了楊繼繩編造的這一謠言后，楊繼繩始終沒有做出任何解釋。難道楊繼繩不該就這一重大問題作出應有的解釋嗎?
12、楊繼繩明確承認：他沒有研究三年困難時期人口變動問題的學術資質
在與孫經先教授的辯論中，楊繼繩一再強調：他“不是人口學家”，“隔行如隔山”。三年困難時期的“人口數字的校正，計算工作量很大，是人口專家的事”，他“不是人口專家，無力從事這種工作”。在這里，楊繼繩已經承認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他沒有研究三年困難時期人口變動問題的學術資質。從楊繼繩和孫經先教授的辯論可以看出，楊繼繩明顯缺乏數理統計學(數理統計學是人口統計學的學術基礎)最基本的常識，缺乏一個合格的中學生應當掌握的代數恒等變換的技能;這樣，他居然還“班門弄斧”，狂妄的宣稱孫經先教授的數學推導“是錯誤的”(事實上孫經先教授的推導是正確的)。現在，楊繼繩終于明確承認了他是外行，承認三年困難時期的“人口數字的校正，計算工作量很大，是人口專家的事。我不是人口專家，無力從事這種工作”，承認他“隔行如隔山”。但是，就是這樣一個“無力從事這種工作”的“外行”，居然寫下了《墓碑》一書，完成了對全國，以及各省、市、自治區和許多專區、縣的“人口數字的校正”工作，特別是人口死亡“數字的校正”工作，宣布了全國以及各省、市、自治區和許多專區、縣的“餓死人數”。這些數字究竟有多少可信性，人們難道還不明白嗎?在武漢會議上，楊繼繩聲稱：“《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誹謗我的文章，我投稿辯護，全都粗暴地拒絕發表，在對我缺席審判時，還不給辯護的權利!這有一點學術公正嗎?”孫經先教授在會議上揭穿了楊繼繩制造的這一謊言。事情是這樣的：孫經先教授2013年9月發表了批評《墓碑》的文章后，楊繼繩投稿《中國社會科學報》。該報在收到楊繼繩的文章后決定予以發表。由于孫經先教授批評《墓碑》的文章只有兩千字左右，所以《中國社會科學報》建議楊繼繩將文章壓縮到三千字左右(比孫經先教授的文章還多了一千字)后發表。但是楊繼繩拒絕了這一建議。《中國社會科學報》明明已經同意發表他的文章，他卻在國際學術會議這樣嚴肅的場合下公開制造謊言，欺騙與會的中外學者。由此可見他的學術道德已經墮落到什么程度了。武漢會議是一次國際學術會議，孫經先教授在會議發言(含書面發言)中系統的揭露了楊繼繩在《墓碑》的一系列重大錯誤。如果楊繼繩真的掌握了真理，他顯然應當理直氣壯的對孫經先教授的發言作出反駁，對孫經先教授指出的《墓碑》的一系列重大錯誤逐條作出辯護。但是他在會議上根本不敢和孫經先教授進行面對面的辯論，卻在會后發表的聲明中宣布“孫經先教授再挑戰我，我不再理采。”楊繼繩的這種“不理睬”是沒有任何道理的。“不理睬”根本不是一個學術工作者應有的態度。作為一個嚴肅的學術工作者，當著其他學者對自己的學術研究提出嚴肅批評的時候，顯然應當明確表示自己的態度。就楊繼繩而言，如果孫經先教授對他的批評是錯誤的，那么他就應當針鋒相對的對孫經先教授的批評做出反駁，以維護學術研究的嚴肅性和科學性，同時也維護自己的學術聲譽。所以楊繼繩公開發表聲明宣布“不理睬”，這除了說明他已經理窮詞盡，再也無法為《墓碑》做出任何有說服力的辯解，就只好高掛免戰牌，以一種特殊方式承認了他的失敗。這在事實上已經宣告了《墓碑》的破產。楊繼繩發表退出辯論的聲明已經一年零九個月了。在這一期間，他始終不敢對孫經先教授所指出的一系列嚴重違背歷史真相的重大錯誤作出任何正面地回應和答復。
【1】孫經先:《<墓碑>“中國餓死3600萬”的結論非常荒謬》，載中央宣傳部主管、《黨建》雜志社主辦《學習活頁文選》，2013年第32期
【2】孫經先：《“餓死3600萬”的重大謬誤是怎樣產生的?——對楊繼繩先生兩篇文章的答復》，載《紅旗文稿》，2014年第二期。
【3】孫經先：《駁楊繼繩制造的又一謠言：“周恩來銷毀大饑荒證據”》，載《世界社會主義黃皮書》(2014——2015)，384——394頁。
【4】孫經先：《孫經先與楊繼繩關于“餓死三千萬”的辯論紀要》，載《世界社會主義黃皮書》(2014——2015)，369——383頁。
【5】孫經先：《我國三年困難時期的人口變動與“餓死三千萬”的荒謬性》載《中國農村土地所有制的歷史與未來》國際研討會印發的論文集。
【6】孫經先：《孫經先再駁楊繼繩——對<楊繼繩三駁孫經先>的評論》，見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4/09/327631.html
【7】孫經先：《“餓死三千萬”謠言破滅之后》，載《中國社會科學報》第885期。
（來源：“ 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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