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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啟詠：學術殖民、知識霸權與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構建

點擊：  作者：李啟詠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4-08-19 12:34:24

 

摘要：制造、控制和傳播學術是西方統治精英占領知識分子和民眾大腦、實施對外思想文化征服的重要武器。西方學術殖民通過理論操縱、教育操縱、輿論操縱、語言操縱、組織操縱等方式，將其學術話語和戰略意圖傳播到全球，形成以“西方中心主義”為核心的系統性知識霸權，不僅深度控制全球學術系統，還對政府行為和公眾認知產生重要影響。認識、清理、抵御、防范、瓦解西方學術殖民和知識霸權，是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基礎和關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這為我國學術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和工作目標。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是一個打破以“西方中心主義”為基礎范式的學術體系的歷史過程。要完成這個歷史性任務，就應當對西方學術殖民和知識構建傳播的基本規律、基本策略、基本方法有清晰認知。這既是成功構建中國自主識體系的關鍵問題，對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也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西方的學術殖民與系統性知識霸權

 

2008年，印度巴特那市曾舉辦一場以“應對學術依附：如何做？”為主題的學術會議，來自亞非拉的20多位與會學者認為，學術依附仍是非西方國家知識狀態的核心問題。學術依附的實質是尚未擺脫學術殖民的狀態。學術殖民是文化殖民的一種形式，指特定國家的統治集團對其他國家學術活動和知識體系構建傳播工作的控制、操縱和置換，對被殖民國家或地區的學術話語、知識構建、教育教材、媒體輿論、知識精英、國民觀念乃至政府行為產生嚴重影響。西方學術殖民是全方位的，覆蓋人類知識的方方面面，涉及所有學科。

 

（一）在基礎學術范式上，構建了“西方中心主義”話語體系

 

“西方中心主義”又稱“西方中心論”，是一種具有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性質的意識形態。在1700年—1850年間，歐洲人按照想象把世界描述為兩個對立陣營：西方和東方，或西方和非西方。在這一新的觀念和話語體系中，西方被定義為天然優于東方，擁有理性、勤勉、節儉、自由、民主、先進、富于獨創性和活力等一系列優良特性，而東方則被描述為與之對立的一方，其特點表現為武斷、懶惰、放縱、糜爛、腐敗、落后、非理性、缺乏獨創性，且一直處于停滯的狀態。“西方中心主義”系統夸大美化西方文明，歪曲和矮化非西方文明，把西方文明解釋為全球最先進的文明，而其他文明和種族是低等的，是“野蠻人”或“半文明人”，誘導非西方知識分子崇拜西方文明，使之喪失文化自信和斗爭意識。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西方帝國主義在全球的擴張，這種“西方中心主義”觀念逐漸成為所謂的“全球共識”。

 

在知識框架上，西方文化自詡具有“現代性”和“先進性”特征，而非西方文化則被視為是“落后的”和“傳統的”。西方事物被貼上“現代”“發達”“先進”標簽，而非西方文明包括中華文明則被貼上“傳統”“落后”“糟粕”等標簽。“現代”意味著“先進、發達、理想”，而“傳統”則意味著“過時、落后、原始”，在這種語境之下，“傳統”被“現代”置換就具有了“天然合理性”，“現代化”幾乎就等同于“西方化”，并形成了系統性知識霸權。在這種“西方中心主義”的知識霸權之下，中國等一些非西方國家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就遭到了系統性的貶低。如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根據西方傳教士的一些書箋和杜亞爾德的《中華帝國志》，對中國政治文明、法律禮制、道德風俗進行歪曲性闡發，稱“中國人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專門寫了《中國》一篇，對中國政治制度、行政管理、道德倫理、生育文化、民族性格、科學技術、語言文字等進行貶低，這些貶低多系歪曲事實；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則以對比方式抬高西方文明貶低非西方文明。在“西方中心主義”話語霸權之下，本是與時俱進、博大精深的活的知識體系的中國本土學術卻被悄然“史學化”“遺產化”，其原有的獨立學術地位遭到破壞，逐漸成為西方學術話語的附庸。

 

（二）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構建體現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學術知識體系

 

西方壟斷資本集團是西方教育和科研領域的主要資金提供者、核心學術話語支配者。因此，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的構建，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西方資產階級統治集團對內統治和對外征服的需要。比如在西方政治學領域中，西式民主被定義為人類社會唯一先進、唯一正確的民主形式，西式政體被視為其他國家政治發展的“彼岸”，而社會主義及一切非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則都被視作“專制”制度的表現形式。一些鼓吹西式民主而抨擊社會主義的著作，如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等，都被視為政治學的經典著作而受到了西方主流社會的廣泛追捧。在經濟學領域，代表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后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流話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西方被邊緣化。新自由主義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為核心特征，本質上是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所說的“政治工程”，是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和發展中國家的進攻和掠奪。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西方社會兩極分化嚴重擴大，工人階級的生活日益陷入困境，廣大發展中國家不斷陷入經濟危機與社會動蕩，而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則在這個過程中積累了巨額財富。在史學領域，西方長期意圖控制歷史話語權。他們只承認中國文明史有3000多年，炮制了種種“中華文明西來說”，意在破壞“中華文明是獨立發展的偉大文明體系”的基本認知，把中華文明描述為西方文明的次生、從屬、支流文明，解構中國人的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對于一些不符合西方利益和價值觀的人文社會科學成果，西方學術界就會對其進行系統性的排斥與打壓。西方學者對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否定就很典型。2000年11月，中國學者團隊發表《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和《夏商周年表》后，立即遭到西方媒體和漢學家的否定。芝加哥大學教授愛德華·肖內西（Edward Shaughnessy）認為這是“沙文主義”“民族主義”“有政治背景”，斯坦福大學教授倪德衛則斷言“國際學術界將把工程報告撕成碎片”。他們對200多位中國學者數年研究成果不屑一顧，有的還宣稱已經澄清其中所有問題，自己的研究結論比中國專家團隊更可靠。這些都是西方學術霸權和根深蒂固的學術偏見的表現。

 

（三）在自然科學領域，炮制傳播服務于資本利益的虛假“科學知識”和“學術話語”

 

西方自然科學也不符合其所宣揚的“價值中立”原則，而是服務于西方資本擴張和國家戰略利益的。在利潤的驅動下，資本常常介入和干涉自然科學研究，使之服務于資本增殖的需要。曾在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任職的戴維·邁克爾斯（David Michaels）寫過《懷疑的勝利：暗錢與科學腐敗的真相》一書，披露了美國煙草、汽車、食品、醫藥等行業的科學家是如何被金錢圍獵炮制虛假學術論文的。他指出：“在評估煙草、食品、化學物質及污染物風險時，研究中的‘經費贊助效應’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可以說，如果哪一項研究的結果不符合贊助方的預期，那才令人驚訝。”“有些科學家只要能拿到錢，讓他說什么話都可以。”在醫學科學領域，一些頂尖學術期刊在一定程度上淪為了醫療資本的廣告平臺。《柳葉刀》雜志主編理查德·霍頓（Richard Horton）曾說：“醫學雜志已經淪為藥企漂白‘信息’的運作場。”《柳葉刀》雜志曾調查，不少知名科學家曾當過“幽靈作者”。醫藥公司為推銷新藥，會寫好論文找到某個知名科學家，向其支付巨額報酬，并署上他的名字發表。科學家大都樂于做這種“幽靈作者”，既能大賺一筆，又能增長學術名氣。2018年12月，美國加州法院裁決孟山都公司賠償一名癌癥患者2.89億美元。訴訟材料顯示，20世紀80年代初孟山都內部實驗就發現其產品草甘膦致癌，但仍向世界推銷，并開發推銷大量抗草甘膦轉基因作物。孟山都無視獨立科學家警告，聘請知名科學家擔任學術“槍手”，在學術期刊和大眾傳媒發表“學術論文”和“科普文章”鼓吹草甘膦安全。為占領市場，西方醫藥資本還構建了吹捧化學藥物、貶低自然藥物的知識架構。在其知識系統中，只有西醫才可以叫作“現代醫學”和“科學”，中醫被宣傳為“偽科學”。中醫基礎理論、診療方法和中醫人才，長期被西方醫藥資本及其控制下的學術體系貶低。在食品安全領域，為讓人們“放心”吃有害物質，西方化工產業、食品產業滲透下的學術體系炮制出“毒物每日安全攝入量”的概念，流毒甚廣。毒理學家埃里克·米爾斯頓(Erik Millstone)教授指出：“‘每日安全攝入量’是人們在1950年代憑空想象出來的，后竟變成一條定律，成為保障消費者安全的依據，然而這個概念完全不靠譜，沒人能夠解釋它的科學性。”但真相和常識卻是：千里之堤，毀于蟻穴，微小劑量日積月累足以致病致癌。美國學者邁科爾·伯倫（Michael Pollan）說：“龐大而復雜的所謂科學性陰謀猶如一大團烏云，將最簡單的營養問題團團圍住，以便各方都能渾水摸魚，從中漁利。”

 

二、西方學術殖民的主要手段

 

冷戰結束后，西方的意識形態霸權達到了頂峰。通過理論操縱、教育操縱、組織操縱、語言操縱、輿論操縱等方式，西方學術話語和戰略意圖傳播到全球，不僅深度控制全球學術知識系統，還對政府行為和公眾認知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理論操縱

 

長期以來，西方大規模精心構建各種“理論范式”，將其戰略意圖隱藏于學術理論包裝之下，使之成為西方乃至全球主流學術標準，并灌輸給目標國知識分子和留學生，使之轉化為目標國的官方學術理論。如西方經濟學界通過大量培養留學生以及操縱頂級學術期刊等手段，使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得以廣泛傳播，成為全球經濟學共同的學術標準和學術范式。與此同時，在西方國家和跨國資本對其他國家進行財富掠奪的過程中，還有針對性地進行理論“炮制”，如美國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義并造成了災難性后果之后，他們炮制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等理論，將西方帝國主義的掠奪行為所造成的經濟災難，歸結為一種“客觀”的經濟規律。這種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理論被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學者非批判地接受，并通過這些學者在廣大發展中國家進行廣泛傳播。這就是西方所進行的理論操縱和學術殖民的后果。

 

（二）教育操縱

 

西方擅長利用其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優勢，通過培養留學生等手段，滲透、控制其他國家。一些非西方的所謂知識精英接受西方教育后往往盲目崇拜西方，對本國歷史、文明、制度、生活方式充滿鄙夷。1946年，杜魯門專門設立了“富布賴特”項目，通過為各國培養留學生達到向他國傳播美國價值觀念的目的。1958年，艾森豪威爾曾向蘇聯建議幫助蘇聯培養1萬名學生，費用全由美國負責，他希望這批新人能有朝一日執掌蘇聯政權，完成“和平演變”的目的。被稱為“蘇聯改革設計師”的蘇聯科學院院士、蘇共中央宣傳部長雅科夫列夫(Aleksandr Nikolayevich Yakovlev)就是美蘇首批合作計劃四名研究生之一。他曾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后成為推翻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骨干力量。1957年—1970年，100名智利學生被智利政府送到芝加哥大學攻讀學位，由美國基金會支付學費和開銷。皮諾切特政變成功后，這批“芝加哥男孩”回到智利，掌握了智利的學術話語權和經濟決策權，將其在芝加哥大學學習到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付諸實踐，造成了大量財富被西方跨國資本鯨吞，社會嚴重兩極分化的后果。與“芝加哥男孩”類似，“伯克利黑幫”是一群20世紀五六十年代曾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受教育的印尼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由福特基金會進行資助。1965年蘇哈托政變成功后，“伯克利黑幫”成員大量進入了印尼政府，并掌握印尼經濟大權。通過允許外資獨資投資礦業等措施，印尼石油、銅、鎳等重要資源被西方跨國公司瓜分。“伯克利黑幫”也是導致印尼金融危機和社會動蕩的主要原因。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喬·麥卡錫（Joe McCarthy）公開宣稱，該院不僅為美國，而且為世界其他地方培訓公共部門的下一代領袖。該院2003年330名國際學生中有270人由索羅斯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等提供助學金。美國不僅巧妙利用留學生，還用政府部門、大學、基金會以及跨國公司的培訓、交流等合作形式，對外國知識精英進行拉攏和滲透。

 

近些年來，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科研水平、教育水平的提高，到中國留學的外國留學生日益增多。但這些學生多來自亞非拉地區，歐美學生相對較少。這種狀況一定程度上也是西方精英進行教育操縱的結果，他們不停為外國人才頒發學位，但又防止自己的人才被他國教育“洗腦”和策反。德國學者裴德思披露，中國的學位在歐美幾乎得不到認可，如果想要來中國學習，就只能參加本國政府批準的交流計劃，而這些計劃是他們培養符合他們意識形態的“中國專家”計劃的一部分。如果這些學生無視這些計劃，自主選擇在中國大學學習，那么“馬上就會有美國中央情報局、英國軍情六處與德國聯邦情報局的人盯上你”。

 

（三）組織操縱

 

中情局等西方情報機構善于把包括慈善基金會、非政府組織、高校、企業、媒體在內的各種力量聚合起來，形成對他國進行學術殖民的“聯合部隊”。他們常常掛著“全球”“世界”“國際”的大牌子，以慈善、科研、聯誼、交流、合作等名義，完成刺探情報、學術操縱、把控輿論等任務。西方精英還善于利用國際組織，如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等實現其戰略目標。與此同時，一些貌似“民間”的基金會、非政府組織等，實際上由西方政府資助和控制。中情局常將經費撥給這些基金會，再以基金會名義“捐助”給指定對象。一些表面上的“科學團體”如美國醫學協會等，實際上是被壟斷財團控制、用以實現其利益的工具。比如在20世紀40年代杜魯門號召建立“人人都能負擔的醫療保險”的醫療制度時，遭到了美國醫療壟斷資本和財團的激烈反對。在其控制下的美國醫學協會1948年12月在《美國醫學協會雜志》發表社論稱：“全民健康保險體現了一切政治控制的罪惡，違背了美國的傳統，是走向全面國家社會主義的危險信號。美國醫學協會堅決拒絕執行這樣的計劃。”

 

（四）語言操縱

 

英語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張和在國際交流中的壟斷地位是文化殖民的結果，同時又加劇了西方學術殖民。西方早就認識到，誰的語言更普及，誰就更容易輸出本國文化，在國際競爭中占得先機。美國政府對內通過“唯英語教育”同化原住民與外來移民語言，對外則以其綜合國力為基礎，促進英語的國際化。國內教育領域對于英語的過分重視，就是這種語言操縱和文化殖民的結果。國內個別高校甚至把不斷擴大“全英文教學”視為“國際化”的表現。語言是思維的工具，也是學術的基石。“全英文授課”包含著用英語思維置換漢語思維的不良傾向，必然侵蝕學生的母語思維和學術創造能力。同時，若不提高對強勢外語的警覺，學習者會不自覺地滑入該語言所承載的價值體系中，最終被其同化和征服。作為奴化中國學生的重要手段，民國時期部分中國高校就已實施“全英文教學”。上海圣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一貫倡導英文教學，曾鼓吹學習英語的“四大好處”。在他主導下，該校將所有學科學生教科書和教師參考書全用英語編印，學校里所應用的一切文書全用英語，教師授課和師生日常會話必須全用英語。教育家林漢達當時就提出批評：“世界各國除附屬國和殖民地外，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用英語來教各種學科的？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用原版西書來作為課本、教材？大學教授與大學生都有‘卑劣情緒’，以為非用原版西書不可。”

 

（五）輿論操縱

 

西方國家的輿論操縱具有高度專業化、系統化的特征，他們善于通過誘導和信息源頭控制，不斷向其他國家輸送其意識形態話語。在西方所構筑的信息圍城里，西方媒體控制著信息源頭，僅美聯社就為世界100多個國家的1萬多家新聞媒體供稿，占全球“國際新聞”發稿量的大部分。除此之外，他們還收買利誘相關國家主流媒體、“意見領袖”、媒體從業者、公眾人物充當代言人，結成一張牢固的全球話語網絡。西方牢牢控制信息源頭，也是我國在傳播技術上并不亞于西方媒體，卻無法做出全球傳播的“國際新聞”的真正原因。西方主流媒體還通過對其他地區的某些記者進行免費培訓等方式，向其灌輸西方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進而操控其所在國的新聞報道。

 

對華輿論操控一直是西方輿論操控的重點。2023年12月，歐洲學者揚·奧伯格(Jan Oberg)披露，美國國會五年前曾通過法案，決定支出15億美元用于培訓西方記者撰寫有關中國的負面報道。美國善于通過“造星”“造勢”“造知”“造亂”等手段，達到其對華輿論操控的目的。所謂“造星”，是選定“棋子”，包括媒體人、專家、官員等，通過大量的媒體報道和頒布榮譽、獎項等手段，為其“棋子”打造人設，捧為相關領域的“權威”，使之成為輿論發生器；所謂“造勢”，即在關鍵時刻，操縱其控制的親美主流媒體、自媒體等實施轟炸性發稿；所謂“造知”，即炮制顛倒是非的假知識，以“科學”“科普”的面貌占領網絡，誘導崇拜西方的傾向；所謂“造亂”，即無中生有挑起矛盾，造成輿論領域和思想意識形態方面的混亂局面。我國輿論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的一些亂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西方輿論操控的后果。對此，我們要高度警惕。

 

三、抵御西方學術殖民，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底層邏輯

 

抵御西方學術殖民，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是中華民族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偉大文化覺醒、文化變革，是中國人民追求文化和精神獨立性的時代要求。

 

第一，在持久行動上，保持充分的戰略耐心和戰略定力。毛澤東同志在論述“帝國主義是不是真老虎”問題時指出，“既是真的，又是紙的，這是一個由真變紙的過程的問題”。對西方學術殖民也需要作出這樣的評估。一方面，要視之為“紙老虎”，在戰略上對其保持藐視，認識到它終將沒落的必然趨勢。只要我們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下，堅定信心，持之以恒，久久為功，中國學術必將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興盛。另一方面，又要看到西方學術殖民的現實情況，把它當作“真老虎”，在戰術上高度重視。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不可避免地要面臨激烈的文化角力和話語戰爭，是文化教育的拉鋸戰，可能需要兩代人甚至更長時間的努力，需要我們保持充分的戰略耐心和戰略定力。

 

第二，在基礎范式上，實現從“西方中心主義”到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轉換。在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曾長期引領人類文明前進方向，只是近代才暫時落后于西方。經過百余年堅韌不拔的艱苦奮斗，如今的中國已然大踏步趕上時代潮流，為人類文明作出新的貢獻。中國學人要在自立、自強、自信的基礎上，樹立充分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充分認識馬克思主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先進性，看清世界大勢，破除形形色色的洋迷信、洋教條，增強文化底氣、理論底氣，培養“一覽眾山小”的學術眼界和學術氣質。推動基礎學術范式由“西方中心主義”向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轉換，推動中國文化、中國學術、中國話語、中國語言、中國媒體在世界舞臺爭主流、唱主角、做主導。

 

第三，在自覺意識上，從“被殖民無意識”到主體自覺性轉換。樹立中國學術的主體自覺性，牢記“我是誰，為了誰”，抵御西方對中國學術話語的消解。在當今中國學界，有不少領域還處于“被殖民無意識”狀態，這在一些名校海歸學者那里表現得更突出。他們默認西方人的知識比中國先進，甘當學術復印機，迷信照抄已成為習慣。有的洋理論付諸實踐已產生不良后果，但仍缺乏有效反思，跳不出認知誤區。他們往往無視中國國情和文化，意識不到所傳播擴散的知識缺乏科學性和真理性，有的不過是跨國資本的牟利工具。我們要突破這種“被殖民無意識”的狀態，破解對西方學術話語體系的迷信，推動樹立中國學術的主體自覺性。

 

第四，在具體方法上，充分學習借鑒西方的策略技巧。近代以來的西方知識體系，在一定程度上服務于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戰略利益，符合其需要的知識會被構建并傳播，有悖其利益的則會被邊緣化甚至消滅。“西方中心主義”意識形態滲透于西方主導的教育、學術、知識、傳播體系中，并不斷向全球擴張，搶奪非西方國家的學術話語權，破壞其學術獨立性和自主性。在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過程中，我們要充分了解西方構建其學術知識體系的一些技巧，在認真研究和批判性借鑒的過程中尋求破解之法。

 

第五，在辯證實施上，既要高揚自信也要防止故步自封。人類社會發展歷史是不同文明你追我趕的競爭過程。一個國家，對本民族文明既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但也要防止故步自封。中華文化自古以來就有包容多樣的特征，對其他文明既要看到短處，也要看到長處，既不盲目迷信，也不簡單排斥，而是以我為主，正確看待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的關系。既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抵御文化滲透，維護文化安全，也要有海納百川吸收其他文明長處的胸懷，這是辯證統一的。

 

四、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基本策略

 

抵御學術殖民，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學界人人皆可作為。當前可重點在六個方面發力。

 

第一，堅持獨立思考，弘揚批判精神。質疑批判是中國文化的精神，更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征，也是科學精神的基礎。學術創作傳播中的無原則精神臣服是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大忌。文明互鑒不是以洋為正、以洋為高，也不是片面強調中西平等，而是保持精神獨立性和文化自信的批判吸收。對西方學術應努力做到“盡信西方書不如無書”，不盲從、不迷信，勇于質疑、勇于批判，善于沖破西方“信息圍墻”和“學術陷阱”，增強學術和知識的真理性，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精神。

 

第二，認識西方本質，樹立斗爭意識。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Wadie Said）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說：“文化成為了一個舞臺，各種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力量都在這個舞臺上較量。文化不但不是一個文雅平靜的領地，它甚至可以成為一個戰場，各種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全球文化、學術、輿論場從來不是百花齊放的花園，而是思想角力的戰場。如果沒有斗爭意識，構建自主知識體系就會成為空話。只有樹立斗爭意識，勇于斗爭、善于斗爭，才能打破西方學術話語壟斷，開啟知識創新的大門。

 

第三，培養領軍人才，發揮引領作用。一是大力培養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學術領軍人才、學術傳播人才。錢學森、李四光、竺可楨、蘇步青、華羅庚等老一輩學術領軍人才忠于祖國，敢于獨立思考，打破西方的學術禁錮，為中國學術發展進步作出榜樣。二是加強學術研究中的愛國主義教育、獨立自主教育、中華文化教育、馬克思主義教育、國家安全教育。三是發揮國家出版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的指揮棒、風向標作用，鼓勵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和創新。

 

第四，鼓勵守正創新，提升傳播技巧。堅守正道，遵循實踐檢驗標準、實事求是標準、人民至上標準，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不動搖，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地位不動搖，堅持中華文化立場不動搖。在守正基礎上砥礪學術創新精神，鼓舞學人“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善于打破“西方中心主義”思想禁錮，敢于說前人沒有說過的話，敢于說洋人沒有說過的話，讓學術創新活力之泉充分涌流，不斷涌現新成果。借鑒西方經驗，提升學術傳播技巧，調動各方力量，構建立體化、全方位的中國學術對外宣傳渠道，加大中國主流學術思想的對外傳播力度。

 

第五，普及漢語應用，打牢文化基礎。擴大全球漢語應用是低成本傳播中國學術聲音、擴大中華影響力的語言基礎。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全球已有180多個國家開展中文教學，81個國家將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系。但中文推廣普及與中國社會經濟蓬勃發展的現實與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還不相稱，還需要進一步開動腦筋，借鑒英語推廣經驗，加大中文推廣力度。加強與各國政府、學校、企業和社會組織的合作，以需求為導向，推廣國際中文教育標準，制定教學大綱，開發體現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教材教輔和教學工具，借助網絡傳媒，利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擴大教學，加大中文出版物的國際推廣，創造中文教育新格局，發揮中文在傳播學術、文明互鑒、溝通民心、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基礎作用。

 

第六，抵御滲透操縱，優化學術管理。樹立文化安全意識和憂患意識，大力解決學術界存在的缺乏精神文化獨立意識和“被殖民無意識”的精神狀態，防范、抵制和瓦解西方理論操縱、教育操縱、組織操縱、語言操縱、輿論操縱。既要保障學術自由和正常學術交流，創造“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活潑氛圍，又要加強文化、媒體、輿論管理，警惕和防范西方通過學術交流、慈善助學、人員培訓、科技合作等方式進行不良滲透，牢牢把控基礎學術范式和正確話語導向。端正學術評價體系，清理洋刊迷信、洋高校排行榜迷信，糾正學術活動中的西方化、資本化、教條化、買辦化等不良傾向。

 

作者：李啟詠，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福建江夏學院公共管理碩士研究生兼職導師；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4年第4期  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