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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之前的中國共產黨相關問題研究

點擊：  作者：邵雍    來源：開國將士后代  發布時間:2024-08-20 11:42:26

 

從1921年下半年起至1930年的各種相關文件均認定，1920年夏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

 

黨剛建立時，有很短一段時間叫作社會共產黨。從語詞結構上看，“社會共產黨”是偏正詞組，“社會”只是前置修詞，“共產黨”才是主干。按照李大釗、陳獨秀的理解，與第二國際決裂站到了第三國際的大旗之下的共產黨就是革命的社會黨。

 

在中共一大召開前的11天，張太雷經共產國際批準以中國共產黨代表的名義出席了共產國際三大并在會上發言。所謂“共產主義小組”的提法是受到了共產國際的影響。“一大”之前，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北京等地展開了最初的工運工作，初見成效。1920年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只是中國革命一個良好的開端，有了共產國際的幫助并不等于找到了所有問題的現成答案。黨的光輝歷程就是走自己的路，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自己想問題。

 

中國共產黨成立于1920年

 

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時，毛澤東在代表證入黨年月一欄中填寫：1920年。同樣參加了中共一大的陳潭秋1935年在自己編寫的年表手稿上明確寫道，“1920年入黨”。1937年董必武在陜甘寧邊區會見外國記者尼姆韋爾斯時也說過：“中國共產黨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

 

俄文原始檔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寫于1921年下半年）記載：“中國的共產主義組織是從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該組織一共只有5個人。領導人是很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編陳同志。”

 

192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駐共產國際代表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提綱）》中說得較具體：“究竟吾黨何時成立呢？何時發起組織呢？仲甫（陳獨秀）到滬，一九二〇年‘五一’節后，即邀李漢俊、沈玄廬、沈仲九、施存統及一女人來發起組成，不久戴季陶、沈仲九退出了，于是于一九二〇年就正式成立了……這個青年的中國共產黨就是十月革命與中國工人階級發展的一個產物。”

 

192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瞿秋白在為中共六大準備的書面報告《中國革命與共產黨——關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的報告》中寫道：“中國共產黨的發端，還在一九二〇年，這顯然是從五四運動中直接產生出來的。”1935年瞿秋白被俘后在《多余的話》附錄“記憶中的日期”中寫道：自己是1921年“五月 張太雷抵莫介紹入共產黨”的。

 

1929年12月，陳獨秀在《告全黨同志書》中說，黨是在1920年成立的。這份文稿曾經遭到黨內的猛烈批判，但是誰（包括出席黨的一大的13個代表）也沒有對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創立本黨這一立論提出過任何質疑。

 

相反，1930年，時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赤色職工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鄧中夏在莫斯科寫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沿用陳獨秀的說法，稱“一九二〇年夏，中國共產黨成立”。

 

當事人施存統回憶說：“六月間，陳獨秀、李漢俊等籌備成立中國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沈仲九、劉大白等也參加了……由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五人起草綱領十余條。陳公培抄了一份到法國，我抄了一份到日本。后來陳望道、邵力子、沈雁冰等都參加了小組。”“黨的上海小組成立于一九二〇年六月間，一開始就叫‘共產黨’。”

 

1991年發現的俞秀松1920年6月—7月的日記，其中7月10日記載：“前回我們所組織底社會共產黨以后……”加上施存統先前的回憶，可以證實，1920年6月，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在陳獨秀寓所商量，決定成立共產黨，初步定名為社會共產黨，還要同李大釗商討。會上起草了具有黨綱、黨章性質的若干條文，確定用下列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一）勞工專政（或勞農專政），（二）生產合作，其他還有黨的嚴密組織等。會議選舉陳獨秀為領導人。

 

由于施存統是在6月20日赴日本留學的，可見，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間當在6月20日之前。

 

1920年11月7日，中國共產黨內部機關刊物《共產黨》創刊，其第一期在《世界消息》欄目中介紹“葡萄牙共產黨”時寫道：“葡萄牙是個農業國，小地主最多，工業不甚發達，和中國的情形差不多是一樣，而葡萄牙的共產黨那樣發達，我們中國的共產黨卻還在萌芽時代，這真是可恥的事情啊！”

 

“我們中國的共產黨卻還在萌芽時代”可以有多種理解。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在答復蔡和森來信時說：“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黨一層，陳仲甫（即陳獨秀——筆者注）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蔡和森于1920年9月16日從法國寄給毛澤東的一封長信中相當明確地提出了要“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上述陳獨秀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共產黨的回復可以說是“中國的共產黨卻還在萌芽時代”的同一表述。另一方面，任何正在組織或已經成立的政黨都有一個萌芽時代，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共產黨業已初創，也說得過去。

 

林伯渠《自傳》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其中寫道，“1920年冬天我到上海的時候，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民族主義者，而變成了徹底的民主主義者。經過李大釗的介紹，1921年1月，我在上海法租界漁陽里會見了陳獨秀，在多次的談話中，我們談到了中國革命的前途，俄國革命的經驗，以及一些淺顯的共產主義的理論。那時候，正籌備把各地的馬克思主義小組聯合起來，正式的組織中國共產黨，他們征求我加入，我的入黨就這樣在李大釗、陳獨秀的介紹下，在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參加的。我認識李達、鄧中夏等人，也在這個時候。”

 

陳望道回憶說：“我于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間到上海。……同時，陳獨秀也從北京被趕到上海。我們幾個人，是被趕出來的。此外，邵力子在復旦大學文學院任中文系主任，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經常在一起，反復的談，越談越覺得有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必要，于是便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這是一個秘密的組織，沒有綱領，會員入會也沒有成文的手續（參加者有：陳獨秀、沈雁冰、李達、李漢俊、陳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陳獨秀負責，不久陳到廣州去。一九二〇年年底以后，當時就稱負責人為‘書記’。要緊的事，由李漢俊、陳望道、楊明齋三四人討論（不是全體同志參加），組織仿蘇聯共產黨。”

 

1921年5月16日，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負責人舒米亞茨基簽字任命遠東書記處的中國支部書記張太雷為參加共產國際三大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同一天，共產國際全權代表為俞秀松簽發了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代表參加青年共產國際二大的證明。

 

6月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 M．科別茨基又任命俞秀松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參加青年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代表。7月12日，來自上海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十余人在莫斯科選舉張太雷、陳為人為參加青年共產國際二大的代表，“推選張太雷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參加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他也是社會主義青年組織的成員）。”

 

7月20日，在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主席團與中國支部及楊好德（即楊明齋）的聯席會議上，來自上海的楊明齋表示：“收到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發來的電報，并得知派遣代表團出席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建議和批準張同志的委任狀后，他們非常高興。盡管張同志在他們那里什么工作也沒做，他們還是批準了他的委任狀。”也就是說，事先并不知情的中國共產黨追認了張太雷作為本黨代表參加共產國際三大的資格。

 

7月12日，張太雷在共產國際三大第二十三次會議會上發言，介紹了中國革命的情況，強調“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共產國際對中國運動的關注”。共產國際三大期間（6月22日至7月12日），經過張太雷、俞秀松的艱苦努力，反復交涉，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大會，為中國共產黨爭得了在共產國際中應有的名分。江亢虎只是以中國社會黨的身份列席大會，從而成功地避免了某些國家在建黨過程中的混亂，功不可沒。

 

全國性的統一的并且得到共產國際認可的中國共產黨是在黨的一大上宣告成立的。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開之前，《新青年》月刊第9卷第3號（7月1日）刊出了陳獨秀《政治改造與政黨改造》一文，文中提出，“只有以共產黨代替政黨，才有政治改造的希望”，并說“新的共產黨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證據來才能夠使人相信?。?span lang="EN-US">”讀者也可以理解為“新的共產黨”已經成立，現在就要看它怎么做了。

 

黨的名稱的來源與變化

 

1920年黨剛剛建立時，有很短一段時間叫作社會共產黨。從語詞結構上看，“社會共產黨”是偏正詞組，“社會”是前置修飾詞，“共產黨”才是主干。這說明在陳獨秀等人的思想中“共產黨”是占了主導地位的。

 

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來看，社會民主黨的牌子很老。盡管馬克思、恩格斯1948年就寫了《共產黨宣言》，但他們所在的政黨仍然稱德國社會民主黨。后來列寧所在的無產階級政黨也叫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12年列寧在評論孫中山時預見：“由于在中國將出現許多個上海，中國無產階級也將日益成長起來，它一定會建立這樣或那樣的中國社會民主工黨。”

 

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李大釗、李達發表了《戰前歐洲社會黨運動的情形》等文章，介紹國際共運史與俄國革命。1919年列寧創立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列寧主義的政黨才明確使用共產黨這一黨名。這就說明，共產黨的前身是社會民主黨或社會民主工黨，按照李大釗、陳獨秀的理解，與第二國際決裂站到了第三國際的大旗之下的共產黨就是革命的社會黨。

 

1918年11月，李大釗在《新青年》第5卷第5號發表《Bolshevism的勝利》，贊揚蘇俄的“Bolshevism”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的黨，就是革命的社會黨；他們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客士(Marx)為宗主的；他們的目的，在把現在為社會主義的障礙的國家界限打破，把資本家獨占利益的生產制度打破”。

 

據張國燾回憶，1920年7月底他與陳獨秀慎重地談起李大釗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意向，陳表示說：“研究馬克思主義現在已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現在需要立即組織一個中國共產黨。”陳獨秀的這個“堅決的主張”，后來成為陳、張“多次談話的題目”。

 

1920年8月，陳獨秀等人就黨名征求李大釗意見，張申府回憶：“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產黨，這才是第三國際的意思，我們回了信。”

 

幾乎與此同時，陳獨秀在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號發表他早已寫好的《對于時局的我見》一文。他說“吾黨”是“社會黨”，并以社會主義者的見地，希望“終究有社會黨的立法，勞動者的國家出現的一日”。上海青年團也曾叫過“青年社會革命黨”。

 

在北洋政府的文件中也有“社會黨”的記錄。1920年10月，淞滬護軍使何豐林電告北洋軍閥政府，稱“社會黨陳獨秀來滬，勾結俄黨與劉鶴林在租界組織機器工會，并刊發雜志，鼓吹社會主義，已飭軍警嚴禁”。

 

對于1920年6月擬議中的“社會共產黨”的黨名，陳獨秀的印象太深刻了。直到1922年5月1日，陳獨秀在《先驅》第7號上發表的《告勞動運動的人》一文中還說：“勞動者所最應該親近的，是革命的社會黨，即共產黨。因為他們是想用急進的革命手段，推翻掠奪勞動者的資產階級。”文中的關鍵詞“革命的社會黨”與四年前李大釗在《Bolshevism的勝利》中的提法完全一致。在陳獨秀看來，“革命的社會黨”是“共產黨”的同義詞、同位語。

 

此外，“一大”之前已在公開場合獲得共產國際承認的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內部看來只能算“共產主義小組”。1922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共產國際三大速記記錄明確記載編號28中國的參會代表名單是共產黨、青年團各一人。但參會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張太雷卻在1921年6月10日于蘇俄伊爾庫茨克向共產國際三大提出的書面報告中稱：“中國最早的共產主義小組是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從那時起，中國其他地方也相繼出現許多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3月以前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共產主義組織。”在這里，張太雷將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稱為“共產主義小組”，顯然是受到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影響。

 

7月20日，舒米亞茨基不等共產國際三大結束就從莫斯科趕回伊爾庫茨克，與楊明齋舉行聯席會議時承認：“為了與一切冒險組織劃清界限和介紹中國共產黨的工作，由我作為遠東書記處的領導人，和張太雷同志起草了一份報告。……為的是將其納入[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記錄之中，使其成為下一步工作的基礎，并以此證明共產黨的成熟。”但同時他又堅持認為“中國還沒有集中統一的中國共產黨”，“共產主義小組”這個稱謂就是在這樣的語境中產生的。

 

延伸閱讀：

 

淺談共產主義信仰的源頭

 

 

共產主義信仰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多個歷史時期和思想體系，它經歷了漫長的演變和發展過程。有網友提出了一個建議，希望就“共產主義信仰的源頭”來做一些研究與分析，本次從如下幾個方面來提供一些交流與研討：

 

 

共產主義信仰，并非憑空產生，而是基于對社會歷史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也是基于對人性的深刻思考。在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矛盾和剝削現象日益凸顯，這為共產主義思想的誕生提供了土壤。隨著工業革命的推進和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人們對公平、平等和共同富裕的追求愈發強烈，共產主義信仰應運而生。

 

共產主義的初心，是消除階級差別，實現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它主張消滅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制度，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在這一理念下，每個人都將擺脫對物質的追求和束縛，真正享受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無產階級革命在20世紀再次興起

 

共產主義信仰的誕生地，主要是在西歐，特別是那些工業化進程較快、社會矛盾突出的國家。自19世紀中葉以來，共產主義運動在這些地區逐漸發展壯大，推動了全球范圍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同時，隨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立和發展，共產主義信仰逐漸成熟和完善，成為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思想和行動指南。

 

在全球范圍內，共產主義信仰，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樹立了榜樣，同時也面臨著諸多挑戰和困難。盡管在冷戰期間，東西方陣營的對立給世界帶來了緊張和動蕩，但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不斷推進，各國都在積極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

 

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人，甚至學過初中政治的人，都知道這樣一句話：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現在還能記住這句話的，肯定是大有人在吧？

 

這句話讓我們相信并盼望：終有一天，無產階級會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美好的共產主義，那時分工消失，沒有剝削，按需分配，貨幣成為無用之物。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宣言》說，資產階級首先生產的是它的掘墓人，強調“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這是有歷史背景的。

 

 

當時處在19世紀中葉歐洲大陸爆發 了大規模的革命運動，意大利、法國、德國、匈牙利、羅馬尼亞、 捷克、波蘭等國相繼發生革命，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

 

這次歐洲革命成分復雜，整體來說，還是屬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但是這個時候的資產階級一方面反對封建勢力，一方面又害怕無產階級的發展壯大。

 

所以，無產階級既反對封建制度，也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產生了自己的革命訴求，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政權。馬克思與恩格斯作為導師參與了革命實踐。

 

 

馬克思與恩格斯觀察整個歐洲的革命運動，特別研究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發展狀況，總結出資本主義必將滅亡和無產階級革命必勝的發展規律。

 

他們認為，在當時，資產階級的統治已經衰落了，沒有能力進行統治，而無產階級隊伍已經壯大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無產階級革命已經勢不可擋。

 

比如恩格斯就說，資產階級的發展中有一個轉折點，經過這個轉折點之后，它的威力手段每進一步增加，比如首先是資本的每進一步增加，就愈加沒有能力統治。

 

 

恩格斯的意思，資產階級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它越是發展，無產階級的力量就越是強大，強大到勝過了資產階級，這個時候資產階級就喪失了獨占統治的能力。

 

在當時，法國、英國的資本主義最發達，而英法兩國無產階級革命也最激烈，尤其是法國，一度成立了巴黎公社這個無產階級政權，令整個歐洲的資產階級恐懼。

 

但歷史已經告訴我們，巴黎公社很快被鎮壓了，整個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除了后來在俄國獲得成功，其他國家的都被鎮壓下去了，資產階級的力量并沒有衰亡。

 

 

而后來，雖然在蘇聯的帶動下，無產階級革命在20世紀再次興起，共產主義思想傳遍世界，亞洲、美洲、歐洲都出現了無產階級政權，但是再后來大家都知道了。

 

蘇聯解體，東歐巨變，俄羅斯放棄了社會主義，目前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屈指可數，中國成為領頭羊。而資本主義的力量得到了壯大，且現在也看不出一點衰弱。

 

那么，是不是當時的歷史欺騙了馬克思與恩格斯呢？還是他們看得太長遠？莫非時間還不夠長，或者是出現了螺旋發展？總之，現在的世界，無產階級不搞運動了。

 

 

19世紀中葉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其之所以爆發，是因為當時的資產階級剝削壓榨太殘酷了，以至于無產階級難以生存。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當時的資本主義發展，其實還算是初期，工業的發展依靠機器，也依靠密集型勞動，工人勞動時間長，強度大，工資少，保障差。

 

當時還發生了幾年自然災害，老百姓的生活難以為繼，于是不得不揭竿而起。恰好當時出現了社會主義，于是無產階級又有了思想武裝，形成了強大的政治力量。

 

然而，實際上，資產階級的力量并沒有衰落，而且他們擁有資本，還能收買流氓無產階級，很快就打敗了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的力量相對來說其實還是弱小的。

 

 

到后來，資產階級總結了教訓，進行了改良，縮短了工作時間，適當提高了工人工資，總之是降低了剝削的程度，保障了工人的某些方面的權利，讓工人不想鬧了。

 

從資本主義發展來看，一開始是野蠻剝削，到現在算是文明剝削，其實就是給無產階級日子過得好一些，甚至是有尊嚴，這樣他們就會安分守己了。這說明什么？

 

說明對于普羅大眾來說，只要有活路，就不會走死路；只要有盼頭，就不會去造反。所以，從根本上說，無論什么制度，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老百姓就會擁護。

 

 

馬克思與恩格斯，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導師，他們的眼光獨到且長遠，為人類描繪出按需分配、沒有剝削的共產主義社會。

 

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是批判資本主義剝削的最強大的武器。以前對社會生產與發展缺乏認識，學政治經濟學時，覺得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對資本主義社會揭露得實在深刻，真可謂一針見血。

 

但是，隨著對社會生產與發展的認識加強，現在重讀馬克思的這部分內容時，就覺得馬克思說的內容，似乎并不是完全合理，“剩余價值”“剩余勞動”“無償勞動”等說法似乎有待商榷。

 

 

馬克思的意思是這樣的：

 

如果一個人在工廠上班，老板付他100塊錢一天，這100塊錢就是他的勞動力價值。而實際上他工作6小時生產的東西賣出后，去掉原材料、機器磨損、租房、稅收等一切成本，還能剩下100元，那么工人與老板之間就是兩清了。

 

老板給工人100塊錢，工人通過6小時的工作還給老板100塊錢。馬克思說，這6小時的勞動是有償勞動——老板付給錢的。

 

可是，老板花100塊錢，是要求工人干一天的，是干12小時的，所以在償還了老板給的100塊錢后，工人還得再干6小時。這6小時，馬克思說叫剩余勞動，因為老板沒給錢，所以也叫無償勞動——工人白白給老板掙的100塊錢，這叫剩余價值。

 

如果讓工人干很長時間，14小時，16小時，那么老板獲得的剩余價值就更多。榨取剩余價值，馬克思說，這就是資本主義剝削的原理。

 

當然，馬克思所處的那個時代，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工資壓得很低，與現在的情況不同。那個時候，確實是壓榨。

 

 

不過，這個地方我還是覺得說得不合理：工人通過6小時工作償還了老板給的100塊錢，剩下6小時的勞動，被馬克思叫作無償勞動，馬克思說是白給老板干的。

 

老板花錢買原材料，買機器，租場地，交稅收，雇傭工人生產，結果生產出來的東西賣了，除去一切成本與工人工資，自己一分錢不剩。雖然等于是保本，自己原來有多少錢，還有多少錢，沒變少，但是老板付出的時間與精力呢？

 

不賺錢，沒有老板會組織這樣的生產。老板會說：我提供生產資料與機會給你賺錢，你得回報我呀。

 

老板投資，目的就是為了獲利。無利可圖，老板就不投資。老板不投資，工人就沒工作，就掙不到那100元的勞動力價值。所以，讓老板賺取利潤，是必須的?；蛘哒f，老板賺取利潤，是天經地義的。

 

所以，把剩下6小時的勞動叫作剩余勞動、無償勞動，我覺得有待商榷，我覺得應該叫作補償勞動，即老板借你100塊錢，你還了100塊錢，再補償利息。當然，老板要求補償6小時勞動是否合理，這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而且老板的計算方法，肯定與馬克思不同。老板會這樣想：除去一切成本，我一天還能賺多少錢，賺這些錢與我的投入是不是相稱，能不能滿足我的生活需求。如果與投入不匹配，如果不能支撐老板的生活，老板也不會投資生產。

 

所以，總結起來就是說，老板賺取利潤是天經地義的，問題在于賺取利潤的多少才合理。確切地說，利潤率的多少才是合理的，超過了就叫“榨取剩余價值”。

 

這個標準似乎是很難衡量的，因為不同行業、不同技術、不同規模、不同時間，利潤率是不一樣的。所以，保障工人的利益，實際上只能從工作時間、勞動強度、最低工資、各種福利保障上入手了，由法律予以保障，剩下的交給市場。

 

比如現在，嚴格落實8小時工作制，在這8小時之內，能獲得多少時間的馬克思所說的剩余勞動，老板就賺多少利潤。老板要想獲得更多利潤，就要想辦法改進，采用更加高效的生產方式，或引進新技術，對工人進行培訓，等等。

 

如果不能落實8小時工作制，由老板憑借資本的“權力”任意延長工作時間，增加勞動強度，克扣工資，削減福利待遇，那么，這就是“榨取剩余價值”，這就是“殘酷的剝削”。

 

 

相比于延長工作時間、增加勞動強度的“殘酷的剝削”，老板在法定工作時間內的賺取的利潤，如果也叫剝削，那就應該叫合法的剝削。既然合法，也就無可厚非了。但問題是，現在的8小時工作制度通常不能被嚴格落實。

 

前不久，有一位企業家還對公司員工說：“想休閑就辭職！”

 

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老板們憑借資本的“權力”說：“不想干，就滾蛋！”

 

勞動者可以投訴，也能贏，也能拿到補償，但然后呢？回家！老板總會找到解聘的理由。所以，勞動者為了保住飯碗，往往只能忍氣吞聲。從人性的角度想此感到悲觀。

 

在共產主義沒有實現之前，私有經濟會長期存在，即資本家會長期存在，合法的剝削也因之而長期存在。這個沒有辦法，只能健全法治，消除非法的剝削——延長工作時間，榨取剩余價值。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理想，是消滅階級，財產共有，按需分配，那時候就沒有剝削了。沒有階級，沒有分工，貨幣成為無用之物，甚至國家機器也要進入陳列館，是很令人期待的。美好的社會，自然是全人類向往的，就連現在的資產階級也要向往。信仰的源頭，基于“規律”和“人性”，它能尊重自然規律、經濟規律以及其他規律，它能理解人性的善惡之間，它融合了多種思想體系和實踐經驗，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必然趨勢的深刻認識。

 

作者：邵雍 ；來源：開國將士后代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