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加研究，你就會發現，毛主席不但懂經濟，而且是我黨經濟工作的大家，是推動新中國經濟的大家，是世界上獨有的把經濟工作做到了政治藝術高度的大家，無人可比肩。

一是毛主席是我黨歷史上最早科學研究，并正確實踐經濟工作的領導人。毛主席領導秋收起義，上井岡山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就探索領導了根據地的經濟建設，開創了根據地經濟建設的全新局面。從井岡山根據地到中央蘇區根據地的經濟發展，有力地打破了蔣介石的經濟封鎖，保障了紅軍和作戰的物資供給，也為上海的黨中央提供了物質保障。

從另一個側面看，紅軍時期，毛主席在根據地實實在在抓經濟工作時，黨中央的領導們還躲在上海的租界里與蔣介石的特務“捉迷藏”呢！沒有革命根據地的軍事斗爭，沒有根據地的經濟發展，紅軍就不能作戰與發展，上海的黨中央就沒有活下來的資本。

二是毛主席是世界史上絕無僅有的嫻熟駕馭經濟力量的軍事家。作為軍事家，世界上沒有那一個軍事家能如此成功地發展經濟、運用經濟來戰勝敵人。毛主席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公開打起紅旗造反的人，不足千人的隊伍上山，要生存、要作戰、要發展，必須先解決好吃飯、穿衣問題。不僅如此，搞根據地政權建設，不解決好老百姓的經濟問題，也無法取得老百姓的支持，保障戰爭的勝利。一般人，津津樂道是某戰役、某戰斗的軍事仗，而沒有看到這其中的經濟仗。這只有毛主席是清楚的。

毛主席告訴全黨、全軍：經濟是戰爭勝負的最終決定因素，打仗沒空做經濟工作、戰爭環境不能做經濟工作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我們同蔣介石不僅是打軍事仗、政治仗，還有經濟仗。打不贏經濟仗，就打不贏軍事仗、政治仗。即使打贏了，勝利也保不住。看看，這是毛主席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對經濟與軍事的闡述，其他人那時可能連意識都還沒有呢。

毛主席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一生中，高度融合了經濟斗爭、軍事斗爭、政治斗爭的一體發展，用經濟斗爭為軍事斗爭、政治斗爭服務，用經濟利益保障革命政權建設，這是世界史上的軍事家都不曾做到的，是了不起的創舉。

實際上，作為我們現代人，只要腦子不進水，就可以想象得到：毛主席如果不懂經濟，不會領導經濟，共產黨和它的軍隊，早在江西蘇區、陜甘寧邊區就讓蔣介石掐死滅掉了。

三是毛主席是中國特色經濟理論家。毛主席在他長期領導革命根據地、敵后抗日根據地、新中國經濟工作中，親自撰寫了大量的經濟理論著作。這些經濟理論著作，緊密結合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斗爭和國家建設不同時期的經濟建設實際，闡述了不同時期的經濟工作規律和經濟工作方法，為取得革命戰爭勝利、鞏固國家政權、改善民生發揮了最為根本性的作用。

在中央蘇區，毛主席曾撰寫了《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我們的經濟政策》《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怎樣分析農村階級》等一系列文獻，精辟地論述了根據地經濟建設問題，成為指導根據地經濟建設工作的綱領性文件，不僅為當時，而且為以后的經濟工作提供了理論依據。

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隨著毛主席領導地位的變化，他在一系列著作和講話中，科學闡明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經濟工作的政策，指導了抗日根據地、陜甘寧邊區的經濟建設，為克服日本法西斯實行“三光政策”和蔣介石實行經濟封鎖帶來的經濟困難，發揮了指路作用。尤其是在解放戰爭時期，毛主席面對即將取得全國政權，就如何進行國家經濟恢復和建設，提前進行了科學預研，闡明了經濟理論，作出了正確的經濟決策，以此武裝一直拿槍的革命干部，為適應新中國經濟恢復和經濟建設發展奠定了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更加系統化，更加帶有全局性和規律性。一切從國情出發，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調動一切經濟因素，正確處理各種利益之間、重工業輕工業農業之間、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中央和地方之間的關系的理論，均是已為歷史證明了的科學正確理論。這些理論，帶有中國經濟建設的特殊規律性，其基本的方面對中國經濟建設具有長期的指導作用。

四是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取得了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取得過的經濟成就。李敖先生在一篇時評文章中，以詳實的數據批駁了認為毛澤東時代經濟發展落后的錯誤觀點。李先生研究認為：20世紀，強國與弱國、富國與窮國的主要標志是工業化的程度，毛澤東使中國在短短二十多年內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百年才能走完的工業化道路，成為世界主要工業強國之一。到1980年，中國的工業規模已經超過世界老牌工業強國英、法兩國，直逼在西方強國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中國的工業總產值躍居世界第三位。

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的實際規模已經超過日本。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莫里斯·邁斯納稱：毛澤東時代為“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后期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出版的《日本與俄國的現代化》一書中認為，新中國取得了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取得過的成就。

有人可能質疑大躍進？那么，大躍進是什么呢？大躍進就是“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有錯？沒錯！這有誤？沒誤！延安時期的大生產運動是成功的，新中國搞大躍進，以革命精神大干快上搞經濟建設，在主觀指導上是沒錯的。問題恰恰出在下面，亂躍進、搞浮夸、瞎指揮，造成一些地方出問題，而這最終又是毛主席掌握了真實情況，率先發現問題，進行了糾正。

 

有人又可能質疑那個史無前例的年代？但換一個角度分析，你會注意到，毛主席的主觀本意是“抓革命、促生產”，這也被證明是中國經濟和科學技術后十年巨大成就的精神力量。這里給人們印象深刻的可能是，他綜觀世界風云，更多地顧慮到身后中國政權變顏色問題，強調了政治問題，而這也已證實，正如王光美說的：現在看，毛主席是對的。

總之，綜觀歷史，可以說，毛主席既是經濟理論大家，又是經濟實踐行家。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毛澤東精神》作者；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