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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蘇聯垮臺過程中戈爾巴喬夫等人接受了美國的巨額賄賂

點擊：作者：李慎明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發布時間:2025-01-07 10:01:07

蘇共對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戰略的應對

李慎明

1988年，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出了這樣一本書：《1999：不戰而勝》。他在書中直言不諱地寫道：“蘇聯人追求的是不戰而勝。……我們也應追求不戰而勝。”“蘇聯人矢志不移地要實現建立共產主義世界的目標。我們則矢志不移地要實現建立自由世界的目標”。沒有等到1999年的到來，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蘇共不戰而敗。

從蘇維埃政權誕生時起，西方敵對勢力就企圖將它扼殺在搖籃里。但在列寧的領導下，俄國共產黨人帶領各族人民英勇奮斗‚克服重重困難和考驗，保衛了世界上第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政權。列寧逝世后，斯大林領導蘇聯共產黨和各族人民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繼續前進，經受住了包括德國法西斯全面進攻在內的一個個嚴峻考驗，使社會主義的旗幟始終在蘇聯高高飄揚。

眼看對強大的蘇聯用武力戰勝已無可能，西方便轉而采取“和平演變”戰略。“和平演變”一詞，最早是美國駐蘇聯大使喬治·凱南在1947年7月提出的，他預言：實行和平演變的戰略‚最終將導致蘇維埃政權的瓦解。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西方反共勢力根據赫魯曉夫掌權后出現的新形勢，加緊對蘇聯實施“和平演變”戰略，力圖西化和分化蘇聯。尼克松上臺后，奉行“均勢外交”，力圖對蘇聯和東歐國家進行思想文化滲透，通過宣揚以個人利益為核心的自由、民主、人權等西方價值觀來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相抗衡。

美國總統里根，提出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斗爭中，“最終的決定性因素不是核彈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較量”。他聲稱“要把馬克思主義拋進歷史的垃圾堆”。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大力鼓吹所謂的“國際政治新思維”。他宣稱：“人類的生存高于一切”，強調“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蘇美兩國“除了領悟共同生存這一偉大真諦以外，別無其他選擇”。這就在國際范圍內根本抹煞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還依然存在著嚴峻斗爭的這一鐵的事實。他的政治表態很快就傳達到西方社會。

西方反共勢力見時機已到，便對蘇聯全面展開“和平演變”的攻勢。面對西方的“和平演變”攻勢，作為蘇共中央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卻洞開國門，予以迎合。

美國和西方國家對蘇聯實施西化、分化戰略的第一個手段，是利用大眾傳播媒體大舉進行意識形態滲透。

美國在西歐專門設置了針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大型廣播電臺“自由歐洲電臺”和“自由電臺”。每天用6種語言“傳播國際以及蘇聯和東歐國內發生重大事件的信息”，宣傳西方社會的“成就”、生活方式和價值觀。“英國廣播公司(BBC)”和“德意志電波電臺”每天也分別用40種和35種語言向世界各地廣播。這四家大型電臺都擔負著向蘇聯東歐國家灌輸西方意識形態的任務。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的重點，是否定蘇共的革命歷史，把蘇聯東歐國家存在的社會問題無限夸大‚煽動人民的不滿，并把這種不滿指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

美國中央情報局還慷慨資助有關研究機構設計了一個專門打掉蘇聯人長期以來在實踐中形成的對列寧、其中包括斯大林情結的“哈佛方案”，使反對列寧和斯大林的作品充斥報刊、廣播、電視和電影，制訂設法使俄羅斯人接受將列寧遺體入葬的實施步驟等。他們還別有用心地稱贊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支持其削弱、取消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乘機宣揚西方所謂的“美好生活”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

冷戰時期原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曾針對美國顛覆前蘇聯的戰略不無自信地宣稱：“如果我們教會蘇聯的年輕人唱我們的歌曲并隨之舞蹈，那么我們遲早將教會他們按照我們所需要他們采取的方法思考問題”。西方世界十分注意用其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影響蘇聯廣大受眾特別是青年。

面對這一宣傳攻勢，戈爾巴喬夫不僅喪失警惕，不對蘇聯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反而鼓勵民眾去接受西方的熏陶。他在1985年8月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蘇聯人必須同外國人直接接觸。不用害怕……一些人會看到，世界真大，五彩繽紛。”1988年12月，蘇聯停止了對過去視為反動電臺的多家西方電臺的干擾，并決定撥款400萬外匯盧布，進口20個西方國家的報刊，在國內公開出售。這就進一步助長了西方對蘇聯的輿論攻勢。

由于蘇共對西方意識形態的進攻敞開大門，1990年前后，蘇聯社會中拋棄社會主義的思潮達到高潮。一項全國性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居民在回答“蘇聯選擇什么樣的前進之路”時，有32%的被調查者認為要效仿美國；17%選擇了德國；11%的人看好瑞典。不少政治勢力決定走一條所謂的“徹底革命”之路，背棄社會主義的“此岸”，一步跨入資本主義的“彼岸”。這就完全符合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指令中給“最有效的宣傳”所下的定義：“宣傳對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卻認為這個方向是他自己選定的”。

美國和西方國家對蘇聯實施西化、分化戰略的第二個手段，是利用經濟貿易、技術援助，誘導蘇聯的改革朝著西方期望的方向發展。

二戰以后，美國一直利用1949年11月秘密成立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封鎖禁運和貿易限制，作為誘壓社會主義國家作出政治讓步的手段。西方國家看到，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實行的“改革”符合自己的要求，因此紛紛表示支持，愿意給予援助。戈爾巴喬夫也把“改革”成功的希望寄托于西方的施舍。

1989年開始，戈爾巴喬夫對政治體制進行“根本改革”，結果很快導致社會動亂和民族沖突，經濟形勢日益惡化。他陣腳更加慌亂，于是便卑躬屈膝加大向西方乞討的力度。西方則趁此“良機”，提出各種苛刻的附加條件，加緊對蘇聯實施“和平演變”戰略。

1991年5月，戈爾巴喬夫委派經濟學家亞夫林斯基去到美國，同哈佛大學的專家一起，制定了一個“哈佛計劃”，其中規定：西方每年援助蘇聯300—500億美元，5年共援助1500-2500億美元，蘇聯則實行“市場化”、“私有化”、徹底的“民主化”以及允許各民族自決等等。該計劃還規定，西方援助同蘇聯改革緊密掛鉤，每半年協調一次。按西方當時的說法，就是“大改革多援助，小改革少援助，不改革不援助”。然而，西方的援助只是一個“誘餌”。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當時說：“美國的關鍵戰略利益不在于從經濟上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毀蘇聯的共產主義制度。”事實也的確如此。

1991年7月16日，戈爾巴喬夫帶著包括“哈佛計劃”在內的文件來到英國倫敦，會晤西方七國首腦，請求給予巨額援助。但結果使他大失所望，西方七國并未承諾任何援蘇款項。盡管如此，戈爾巴喬夫依然本著“哈佛計劃”的思路，使蘇聯的改革按照西方指引的方向，走上了“不歸之路”。戈爾巴喬夫也由此贏得了西方賜予的“偉大改革家”的“美譽”，成了那里輿論的寵兒‚并獲得了1990年諾貝爾和平獎。

美、英、德等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壟斷集團，還以“稿費”等等各種形式給予戈爾巴喬夫個人大量的現金。他的助手博爾金回憶說，戈在上臺后不久，就從西方得到許多獎金、獎品、稿費，其個人賬戶上很快就有了100萬美元。后來，其夫人賴莎第一本著作在美國出版，美國即付給其稿費300萬美元。

西方的吹捧和收買是戈爾巴喬夫徹底背叛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原動力之一。早在1918年12月，列寧《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就指出：美國威爾遜之流“美元多得很，可以把整個俄國……以至整個世界都買下來”。列寧還指出，收買就是整個問題的癥結所在。

美國和西方國家對蘇聯實施西化、分化戰略的第三個手段是利用所謂“人權”問題干涉蘇聯內政，支持和扶植蘇聯社會內部的反對勢力。

多年來，美國和西方國家一直利用所謂“人權”問題攻擊和污蔑社會主義制度，鼓噪“共產主義世界踐踏公民權利”。美國政府更是把“人權外交”同意識形態和政治滲透密切結合起來，肆無忌憚地利用所謂人權等問題對社會主義國家施加壓力。

1975年《赫爾辛基協定》簽訂后，西方國家利用協定中規定的條款，給予蘇聯“持不同政見者”以多方的支持。這種支持有物質和金錢的、也有“榮譽”和所謂“道義”的。

1977年卡特上臺不久就接見了《古拉格群島》一書的作者索爾仁尼琴；他還親自致信蘇聯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表示美國“將繼續履行在國外促進人權的堅定諾言”。

1979年4月，美國用它所拘捕的兩名蘇聯間諜，交換了金斯伯格等5名持不同政見者，以此聲援和鼓勵在蘇聯出現更多的所謂持不同政見者。同年12月，卡特政府搞了一個所謂的“人權周”，對蘇施加壓力，為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造勢助威。1983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爭取民主贈款法》。

1989年，國會僅撥給“全國爭取民主基金會”的款額已達2500萬美元。這筆資金主要用于在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蘇聯“發展民主”和支持反對派。西方利用意識形態滲透和“人權”攻勢，并投入巨額資金，支持那些對蘇共不滿的人，幫助他們建立各種非政府組織，資助他們出版各種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出版物，并鼓勵他們向蘇共展開奪權斗爭，為他們提供政治避難。

80年代初期，蘇聯的持不同政見活動逐漸衰落。但隨著戈爾巴喬夫“公開性”和“民主化”政策的推進，非正式組織和形形色色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刊物如雨后春筍般的發展起來。戈爾巴喬夫完全屈服于美國的“人權”攻勢和壓力。

其中最典型的事例，莫過于是為最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的恢復名譽了。薩哈羅夫是蘇聯的“氫彈之父”，但他在西方支持和資助下，拚命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經常發表反共演說，還在蘇聯國內公開建立了一個所謂的“保衛人權”組織。1980年初，他被蘇聯當局強制遷移到高爾基市居住。但在1986年12月16日，戈爾巴喬夫親自打電話把他請回莫斯科，鼓勵他從事政治活動，還給他安排兩套住房和別墅。隨后，蘇聯當局又按他的要求，赦免釋放了其他140名持不同政見者。1989年3月，薩哈羅夫競選蘇聯人民代表失敗，戈爾巴喬夫立即給蘇聯科學院增加名額，幫助他成功當選。后來，他成為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中強烈反對蘇共的“跨地區議員團”的領導人之一。他力主修改規定蘇聯共產黨在蘇聯社會中的領導地位的《蘇聯憲法》第六條，并親自擬定《憲法》，取消了原蘇聯國名中“社會主義”一詞。1989年12月，薩哈羅夫因病去世，戈爾巴喬夫曾表示無限悲痛，聲稱這是“重大的損失”。由于戈爾巴喬夫這一“鮮明”立場與態度，蘇聯更多的持不同政見者和更大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便很快公開化、合法化了。

面對以非正式組織面目出現的政治反對派，蘇共聽任和放縱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勢力猖狂進攻。1988年6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上說，各種非政府組織的迅速增加是改革的“顯著特點”，“是人民首倡精神的出色表現，它值得大力支持”。1989年7月18日，他在又一個會議上說，這些非政府組織的目的是“積極的”，是“與改革目的客觀上相符”，因此應“同它們對話協作”。他不僅允許成立各種各樣的非正式組織，而且同意在非正式組織的基礎上成立反對黨、實行多黨制，直至在“自由選舉”的旗號下聽任讓反對派奪取一系列地方政權。

1987年12月28日，《真理報》的社論披露，當時蘇聯的非正式社團已經有3萬多個。到1990年8月便急增到9萬個，其中政黨約500個，全國性政黨20個。這些政黨和組織肆無忌憚地宣揚反蘇反共觀點，鼓吹成立獨立工會和要成為反對黨。

插手蘇聯的民族問題，破壞蘇聯的民族關系，在蘇聯內部制造動亂，是美國和西方國家對蘇聯實施西化、分化戰略的第四個手段。

蘇聯長期存在著一些民族問題，由于戈爾巴喬夫推行“族際關系民主化”而不斷激化，進而造成更為嚴重的民族對立和沖突。西方國家則趁火打劫，蓄意推波助瀾。

1986年蘇聯改革開始不久，一些美國議員就跑到拉脫維亞挑撥蘇聯民族關系，公開宣布美國從未承認蘇聯對波羅的海國家的“占領”，波羅的海人民有權決定是否獨立。

1989年春，當波羅的海沿岸的民族分裂主義活動勢如潮涌之時，美國駐蘇大使出面接見當地分裂勢力的代表，了解他們的活動意圖和計劃，對他們表示支持，從而直接促成了波羅的海沿岸兩百萬人手牽手的“波羅的海之路”運動，大大強化了當地分裂主義勢力的意志和決心，其間，他們公開提出了“打倒蘇共”和“脫離蘇聯”的口號。

1989年12月1日，美蘇兩國元首在馬耳他會晤，布什向戈爾巴喬夫施壓，警告蘇聯不得用武力對付波羅的海的三國民族運動。否則，反蘇情緒就會席卷美國。布什還多次會見波羅的海沿岸分裂運動領導人，向他們表示聲援和支持。

1991年1月立陶宛局勢緊張時，美國立即發表聲明，譴責蘇軍“挑釁”‚要求蘇聯“回到談判中來”，同時通過各種外交渠道，向蘇方表達強硬立場。布什本人親自給戈爾巴喬夫打電話、發密函，要他履行不對波羅的海國家動武的承諾，否則就將停止對蘇援助。

在美國的高壓下，作為蘇聯總統的戈爾巴喬夫，于1月30日下令將派去控制立陶宛局勢的空降兵部隊和內務部隊撤出立陶宛，同時向美國人保證，在堅持憲法的道路上推進政治進程，愿同波羅的海分裂勢力進行對話。蘇聯中央政權從此失去了對這三個共和國的控制。波羅的海三國分裂勢力的得手，推倒了蘇聯解體的多米諾骨牌。

美國和西方國家對蘇聯實施西化、分化戰略的第五個也是最致命的一個手段，是千方百計支持蘇共內部的反叛勢力，大力扶植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政權的掘墓人。

早在1987年夏天，當葉利欽尚未與戈爾巴喬夫發生沖突之時，美國駐蘇聯大使就已經與葉利欽進行了接觸，他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坦率”，給美國大使留下了強烈印象，美國隨即將他作為重點工作對象，全力支持他對抗蘇共中央、對抗聯盟政權、分裂蘇共和蘇聯的一切反叛行為。

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公開發生沖突被開除出政治局后，美國利用各種機會與他保持更為密切的接觸。

1989年，葉利欽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并進入最高蘇維埃。當年9月葉利欽訪美，美方破格接待這位“非正式訪問”的“非官方人物”，安排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和前總統里根等諸多政要同他會晤。葉利欽回國后，加緊展開反共活動。一方面在黨外謀求取消蘇共領導地位的憲法的修訂，另一方面在黨內領導“民主綱領派”，力圖“徹底改造”蘇共‚奪取蘇共領導權。美國則在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之間進行“勸和”，推動兩人“聯手合作”，直接介入蘇聯國內的政治斗爭。

1991年6月，葉利欽當選俄羅斯聯邦總統，美國立刻邀請他訪美，并且給予這位尚未就職的蘇聯地方政權領導人以完全的國家元首禮遇。除布什總統與他進行長時間會談外，美國副總統、國防部長、商務部長、國會參眾兩院領袖以及勞聯—產聯領導人、一些大公司老總、社會團體負責人，也都會見了葉利欽。葉利欽對美國人的知遇之恩投桃報李。

1991年12月他與烏克蘭、白俄羅斯領導人密謀解散蘇聯時，首先向美國總統通報了情況，取得了美國的支持。“8·19”事件前夕，蘇聯著名反對派人士波波夫用紙條密告美國大使，說有人正在策劃一場重大陰謀活動。

“8·19”事件發生后，美國總統兩次與葉利欽通電話，穩定其情緒，鼓勵其斗志；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立即旗幟鮮明地表達了支持葉利欽的立場；加拿大總理宣布凍結2億美元對蘇援助，指責蘇聯可能重新回到冷戰；日本譴責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行動不合法，宣布凍結一切對蘇援助計劃；德國領導人紛紛表態，支持葉利欽關于恢復憲法秩序的要求；法國領導人猛烈抨擊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要求歐共體召開首腦會議討論蘇聯局勢問題；世界銀行宣布，暫停討論向蘇聯提供技術援助的建議。

此時的戈爾巴喬夫更是與葉利欽站在一起，共同對付當時企圖挽救蘇聯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蘇共領導人對西方國家西化、分化戰略從屈從到迎合，加上葉利欽為代表的蘇共內部反叛勢力則與西方敵對勢力的里應外合，便使得蘇共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內外交困、走投無路。當葉利欽站在前來包圍“白宮”坦克的炮筒前時，蘇聯共產黨和蘇聯社會主義葬禮的“禮炮”也就要奏響了。

蘇共從興盛到敗亡，蘇聯從強大到毀解，給世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歷史遺產。蘇聯共產黨的垮臺、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完結、蘇聯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解體，是一個由多種因素綜合引起的復雜的政治事件，包括國外的因素和國內的因素，黨內的因素和黨外的因素，歷史的因素和現實的因素，經濟的因素、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因素以及社會的因素，等等。但是，作為前蘇聯國家和人民脊梁的蘇聯共產黨，作為曾經是支撐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鋼筋鐵骨，它自己內部的蛻變和首先斷裂，無疑是導致這座大廈最終迅速坍塌的最主要因素。

在當今的俄羅斯人反思蘇聯解體的原因時，有越來越多的人把目光逐漸凝聚到蘇共的內部。就連蘇聯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哲學家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他在其最近出版的名為《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一書在分析蘇聯解體的責任時也說：“蘇共的機關、整個蘇共、包括黨內的普通黨員應對發生的災難負主要責任。”目前，世界社會主義無疑仍然處于低潮。但一切不屈不撓、繼續頑強地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宏偉事業而奮斗的所有共產黨人，難道不應該佇步深思嗎？

尾聲：俄羅斯在反思俄羅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經歷了十多年的動蕩和劫難之后‚俄羅斯的各界已經開始反思。

2005年底，俄兩個著名的中性輿論調查機構最新調查結果顯示：當今66%的俄羅斯人對蘇聯解體感到惋惜，76%的人認為蘇聯有許多可以值得驕傲的地方；72%和80%的人分別認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期走了一條錯誤的道路，只有1%的人希望生活在葉利欽時期。

2001年普京就任總統之后曾多次指示，要結束歷史教科書領域的“混亂”狀況，應該培養年輕一代對自己祖國和祖國歷史的自豪感。

2004年7月，俄羅斯教育部再版發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近幾年，俄羅斯還出版了一批充分肯定斯大林巨大功績的著作。弗·卡爾波夫的《斯大林大元帥》和尤·葉緬里揚諾夫的《斯大林》就很具代表性。

上個世紀50年代被推倒的斯大林塑像，在世紀之交在俄羅斯的一些地方又重新被豎立起來。最近，俄羅斯理論界還展開了大辯論，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批判了給俄羅斯帶來無窮災難的新自由主義，肯定馬克思的遺產在今天仍具有重要價值。

2004年12月8日，俄羅斯共產黨主席久加諾夫在紀念斯大林誕辰125周年發表的紀念長文中說：“近年來，在國家的衰敗、混亂和危機不斷的背景下，人們對約瑟夫·斯大林重新評價的興趣正在日益增長，這已經是公認的事實。”

季諾維也夫，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對斯大林及蘇聯進行無情批判、20世紀30年代還曾是暗殺斯大林小組的一名成員。他在最近反思時說：蘇聯之所以取得偉大成就，“是因為有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和斯大林的領導”，“應該重新評價三十年代斯大林的鎮壓活動。當然，其中有很多過火的行為”，但“新社會制度的建立往往伴隨著同各種勢力的斗爭”，斯大林的鎮壓“消除了實際存在的和潛藏的變節者”。

就連寫過《古拉格群島》、全盤否定過斯大林的索爾仁尼琴在反思時也說：“我害了俄羅斯祖國”。曾經親自參與簽署協議將蘇聯解體的三巨頭之一、烏克蘭前總統克拉夫丘克后來說：“如果說在1991年‚我知道國家會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狀況，我寧愿斬斷自己的手，也不會簽署(導致蘇聯解體的)別洛韋日協議。”

2003年，筆者在訪問俄羅斯時，曾與寫過著名的《讓歷史來審判（斯大林）》長篇巨著的徹底否定斯大林的歷史學家麥德維杰夫交談了四個多小時。他從蘇聯工業化、農業集體化、衛國戰爭勝利、人民的全面福利、知識分子政策、文化振興等六個方面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績。

筆者在與俄羅斯科學院某院士交談時，他痛切地說：“把蘇聯送入停尸間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蘇聯人自己。我們俄羅斯人以我們自己的沉痛災難為代價，成為耶穌，悲壯地走上祭壇，向世人和歷史宣告：蘇聯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條絕路、死路。個別超級大國絕對沒有安好心，其他國家民族千萬不要重蹈我們的覆轍。我是蘇共黨員，現在在箱底仍放著黨證。但蘇共垮臺時，我也是抱著歡迎的態度。十多年來給國家、民族帶來的巨大災難，使我對我們國家和民族常懷負疚、負債、負罪之感。但我們從中國看到了社會主義燦爛的希望”。

當然，俄羅斯的復興可能還會有較長的一段路要走。但我們深信，列寧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故鄉絕對不會長久沉寂。我們也深信，隨著生產的全球化與生產資料的國際壟斷資本占有這一全球范圍內的基本矛盾的日益加深，并有著蘇聯解體這一難得的反面教材，人類歷史必將在曲折和苦難中逐步迎來又一個絢麗多姿的春天。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政治學會會長；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摘自《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大字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10月，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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