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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剛剛過去，在新的一年的思索中，總是覺得2024年還有一件未了的心愿，久久縈繞于心，那就是對最高人民法院老院長鄭天翔同志的思念之情。

2024年11月28日，是敬愛的鄭天翔同志110周年的誕辰紀念日。老人家是在2013年10月離開我們的。我幾次執筆感懷，想寫一篇紀念文章，卻又屢拿屢放，難以盡言。新的一年到了，新年的第一篇文章我就寫寫老人家吧。

一、馬克思主義法學精神

在眾多紀念鄭天翔老的文章中，大家都是感念鄭老的革命歷程的艱辛與輝煌，或者敬佩老一輩革命家的風范氣節，但是沒有一篇文章涉及到鄭老對馬列主義法學精神的堅定維護和與反動勢力所做的奮力抗爭。老人家一生最后一個職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從政治上、從法律上、從革命精神上來說，他都無愧于這個崇高的職務。在那個馬列主義法學精神被遮蔽、被歪曲、被虛無的時期，他晚年為維護馬列主義法學精神的奮斗與抗爭，使老人家的老革命家的精神形象熠熠生輝。鄭老以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略風范，勇猛地捍衛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法學精神的傳統與精髓。 

【鄭天翔同志紀念文集（胡澄藏書）】

在十八大之前，歷史虛無主義甚囂塵上，而法律界的公知們也就是法律黨們更是活色生香、群魔亂舞。在他們的喧囂中，馬列主義法學精神被歪曲、被解構、被遮蔽、被污蔑，而他們妄圖在中國所建構的就是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政體。

那么，什么是馬列主義法學精神的精髓呢？一言以蔽之，法律就是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意志表現，是鞏固階級統治的工具。在社會主義國家，就是以國家意志對被壓迫人民和共產黨革命的歷史和無產階級的勝利的法的形式的確認。這正是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所說的：“這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任何社會需要、法律等等，都應該從政治上來考察，即從整個國家的觀點、從該問題的社會意義上來考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版，第395頁）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更為明確地向資產階級指出：“你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你們這個階級的意志。而這種意志的內容是由你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對于這一點，列寧同志說得更為透徹：“法律是一種政治措施，是一種政策”（《列寧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0頁）。社會主義法治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統治意志與治理工具。而在法律黨那里，最為忌恨的就是這一點。他們所大聲疾呼、百般推崇的“憲政”模式，就是要改變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性質與中國的國體性質。他們宣稱：“法治就是法律人的統治！”（《法律人的城邦》，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23頁）并且在那個時期堂而皇之地發布了《法律共同體宣言》以對抗《共產黨宣言》。在他們眼中，新時期是“中國正在從政黨國家向法治國家的急劇轉型之中”（ 《法律人的城邦》，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64頁），他們妄圖將“法律共同體”發展成為一種與黨和人民對抗的社會力量，也就是他們口中的“法律人的自主性”。在他們眼里，中國共產黨要變成這個樣子：“中國共產黨本身也會不再按照階級的范疇，而是按照行業團體的范疇來擴大支持者的范圍，逐步形成‘全民黨’的組織結構。其前景是從一個科層式群眾政黨變成一個職業性選舉政黨，基層黨務工作者將由雇傭性職員來擔任。”（《憲政新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84頁）這就是他們眼中的“憲政體制以及相應的規范程序”。（同上，第529頁）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深刻指出的那樣：“每一種法治形態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論，每一種法治模式當中都有一種政治邏輯，每一條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種政治立場。”（《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頁）習近平總書記的銳利剖析，犀照出了這些法律黨與公知們的丑惡嘴臉與險惡用心。

那一時期，這種狂妄的叫囂與“學理性”的侵蝕，充斥在“依法治國”的聲浪之中。就在“法律人統治”的話語權力環境下，就在私有化浪潮洶涌的裹挾下，在經濟公知與法律公知的聯手做局下，在新自由主義政客的暗中內應下，我們的立法也出現了偏向性，例如有的社會主義法律竟然確認了無產者有自由簽訂契約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資本家創造剩余價值的權利；而那些竊取的國家、國有企業、集體所有的資產卻被法學家們巧立名目認定為“善意取得”，“合法”私有，如此等等！

法律黨們張嘴“民主”，閉口“憲政”，用他們的“法言法語”的闡述就是：“憲政性選擇需要休克療法那樣的根本變革。重點在于刷新價值觀，對權力結構重新進行整體性制度設計。”（《憲政新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84頁）說白了這種“民主”與“憲政”就是消解黨和國家的權力和遮蔽被壓迫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求自身解放的壯麗歷程的工具。因為這種奮斗歷程的價值，不符合法律黨們口中的“程序正義”，只有按照他們的“程序正義”放棄革命，按照他們的“程序”實行改良，才是“良法正途”！這種惡劣氣候，也侵染到了以講黨性、講政治為己任的黨史研究界。隨手舉兩個例子，先舉一個中央級的黨史權威學術期刊《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12期，有一篇文章，作者竟然以《南方周末》所推崇的公知的論述來論證：“曾經的無產階級革命解決了民族獨立的問題，但沒有解決好人的尊嚴的問題。”（《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12期，第50頁）這里我就想問一下，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那些翻身解放了的工人、農民以及所有被壓迫人民，他們難道沒有尊嚴嗎？你要的是哪個階級的“尊嚴”？這是黨史研究，還是偽史宣泄？再舉一個地方上的例子，如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所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文集》，有一篇論證論述“憲政”的文章，在這篇文章的最后竟然說到：“中共建政后，正是憲政的消失，為反右派、大躍進、文革等暴政打開了閘門。”（見該文集，第368頁）一個首都的黨史研究機構所編的論文集，竟然稱自己黨的歷史是“暴政”，這是挖掘史料，還是自掘墳墓？！

就是在這種環境下，就是在這種逆流中，鄭天翔同志奮起抗爭。

二、革命者的抗爭

鄭天翔同志是在改開以來法律黨、歷史虛無主義者、自由主義政客歪曲中國共產黨革命歷史、工農群眾爭取權力歷史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歷史的惡浪中拍案而起、勇猛抗爭的法律界的老革命家的卓越代表。

【《鄭天翔司法文存》（胡澄藏書）】

鄭老以他幾十年革命歷程中形成的政治敏銳性，深知社會主義法律是中國革命勝利與人民解放歷史的權力。他在各地調研中對法律工作者們諄諄教導：“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就是我國的憲法，它把廣大工人、農民包括生活在黑暗中的農奴都解放了。毛主席說和平演變時，我還不大理解這個說法。我常想，中央強調學習馬列主義，它過時了嗎？社會主義有沒有個標準？蘇聯東歐突變集中在三個問題上。第一，無產階級專政從憲法中取消了。馬克思曾說，他的發現是無產階級專政。列寧也講，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毛主席教導我們用武力奪取政權，修正主義者就是害怕無產階級專政。這就要我們重新認識無產階級專政。第二個是黨的領導問題。無產階級通過黨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他們提出多黨制，目的就是要搞垮共產黨，重新學習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一書很有好處。”（《1991年1月21日在深圳中級人民法院處以上干部會議上的談話》，《鄭天翔司法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563頁）

【《鄭天翔四論》（胡澄藏書）】

鄭老以他幾十年革命歷程中形成的政治敏銳性，深知經濟基礎對法律制定的決定性作用。他在名著《鄭天翔四論》之一的《論反腐敗》著作中明確地提出了“保衛反腐敗的基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觀點，并深刻地論述了國有企業的十大作用（《鄭天翔司法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592頁）。并在名著《鄭天翔四論》之一的《論大好形勢》中，對“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岌岌可危”表示了深切的憂慮。在文章的最后，他鄭重地高呼——“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高高舉起！”

鄭老以他幾十年革命歷程中形成的政治敏銳性，深知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歷史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權力的合法性的歷史作用。鄭老在著名的《鄭天翔四論》之一的《論依法治國》中，首先就論述了解放以后新中國光輝燦爛的五十年革命建設歷程對新中國法治建設的意義。

鄭老以他幾十年革命歷程中形成的政治敏銳性，深知共產黨的革命精神對共產黨保持先進性的決定性作用。他在著名的《鄭天翔四論》之一的《論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性》這篇文章中專門列出一節，即“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必須繼續革命，不斷革命”。這是鄭老對馬克思所說的不斷革命和毛主席所論述的繼續革命精神的在當代的弘揚。并且在文章中鮮明地提出了“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領導下，整頓黨，保持黨的先進性”！這對于一位在革命中受過冤屈的革命者來說，表現出一個真正的老革命家的革命意志與革命精神。

【鄭天翔著《論保持共產黨人先進性》部分章節（胡澄藏書）】

鄭老更為深刻地指出了——“堵塞腐敗滋生蔓延的源頭，市場萬能論！”（《鄭天翔司法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598頁）這在當時和當下都有石破天驚的偉大意義。 

鄭老還立場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及歷史虛無主義者對我國高校法學教育帶來的侵害。他在與清華大學法學院的同學們座談中語重心長地教導：“在我們的理論界，在高等院校內，特別是在文科領域，就是還有逆一股逆流，就是資產階級思想或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特別風行在高校內，在國內風行。在國內有人主張私有化，主張國有企業退出，咱們講的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而他們就是講‘現代市場經濟’。‘現代市場經濟’就是西方市場經濟。有人主張把美國模式搬到中國來。因此，‘美國化’即‘西化’的影響在我國客觀存在。經濟上私有化，否定公有，否定國有，這個風聲不小。”（《鄭天翔司法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338頁）他鮮明地指出：“不能在我們這一代，中國法律體系就廢除了，用西方法律體系把中國建設起來，那樣就失敗了。我們要培養為人民民主專政服務的法律人才，為中國人民服務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的法律人才。”（《鄭天翔司法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339頁）

鄭老還旗幟鮮明地在法學理論上同當時的法律界的歷史虛無主義者和法律黨們做針鋒相對的斗爭。他在理論文章中深刻指出：“我們的法同樣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群眾的意志的體現。我們經過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長期斗爭，這才建立了人民的國家，制定了人民的法。而有了人民的國家和人民的法，人民才獲得當家做主的權利并承擔相應的義務，歷史事實不正是這樣證明的嗎？”（《鄭天翔司法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343頁）

接著，鄭老深刻地論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法學精神。他說：“樹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法學觀，我們對紛至沓來、令人眼花繚亂的關于法的起源和本質的種種說法，就能辨其是非曲直，看其是否真有道理。例如，有一種說法叫做‘權利本位論’，認為‘天賦人權’（自然權利）是社會存在，社會以權利為為本位，義務、法、國家權利乃至社會都由權利決定，為權利服務。這符合事實嗎？否！在原始社會，在氏族制度內部，根本就沒有權利和義務的分別。許多在私有制和階級出現以后被認為是事關權利或義務的重大事情，那時的人壓根兒就不認為這里存在究竟是權利還是義務的問題。在他們看來，提出這個問題，就像吃飯、睡覺、打獵究竟是義務還是權利一樣荒謬，一樣的不可思議。而當私有制和階級出現以后，情況便截然不同了。權利和義務的區分和對立已經十分明顯。那時候的社會幾乎把一切權利賦予一個階級，把一切義務推給另一個階級。什么‘天賦人權’實際上是人賦人權。我們不否認‘天賦人權’說在資產階級同封建階級斗爭中的進步意義，但歸根結底，此說并不符合歷史事實。至于通過規定人們的權利和義務來調整社會關系的法，它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而不是什么自然權利本位的體現。”（《鄭天翔司法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342-343頁）

鄭老的這些深刻的論述，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的國家理論和法學精神。對于以權利為本位搞權利哲學、法律哲學，主張權利、人權、私有權、私人權決定國家權，不承認法的階級性，鼓吹契約絕對化，并以這種法律觀念來推行經濟上的私有制，瓦解國有公有制的理論和行為給予了深刻的批判，啟發了人們對社會主義法學思想的想考，感召社會主義法學們起而抗爭，有力地防止了西方那一套在私有制基礎上形成的法學話語體系向中國立法工作的滲透。

鄭天翔同志就是以他的凜凜風骨與勃勃生機和充沛的斗志感召我們百萬后學，跟隨他奮斗，抵制法律黨對中國共產黨歷史和中國人民權利的侵蝕與腐蝕，支撐著我們走進了新時代。

鄭老的奮斗與抗爭是對于法學界對中國革命歷史和中國共產黨歷史的背叛思潮的強有力的阻擊。

鄭老又是司法群眾路線的模范的執行者和弘揚者，他多次在執法司法過程中體現深切的群眾情懷與共產主義意識。他強調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路線，也是法院工作的根本路線。審判人員要走出法院大門兒，到群眾中去了解社情民意，深刻體察民情，學會做群眾工作。他常常身體力行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1984年2月至3月，他為了了解法院的辦案質量情況，到河南調研36天，先后到了一個高院、4個中院、7個基層法院。他在多個場合都談起法院要堅持群眾路線的問題。他說：“我們就是要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做群眾工作，這是我們黨的基本路線，從根據地開始。就有這個經驗，現在同志們要把群眾觀點，群眾路線進一步發展了，我們就要繼續發展這個經驗。”他又說：“民事審判為了人民，便利人民，設依靠人民，它涉及不少人，既是法律工作，又是群眾工作，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是個大問題。要突出一下。”為了方便群眾訴訟，鄭天翔同志提倡深入群眾巡回審判，就地辦案，反對坐堂問案，孤立辦案的衙門作風。在他的任期內，最高人民法院專門成立了告訴申訴審判庭負責處理人民群眾的來信來訪。（參見《鄭天翔司法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這對于當下司法界盛行的法條主義，司法精英意識是一種強有力的批判。

在資產階級法學思想的腐蝕下，我們某些立法機構、執法機關把法律當成了發財的飯碗，而一些法律工作者把法律當成了賺錢的工具。這既背叛了革命的法治歷史，又背叛了黨的群眾路線和方針。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的奮斗過程中，我們形成了人民司法的群眾路線制度和工作作風，這就是在解放區形成的著名的“馬錫五審判方式”。這種審判作風便利群眾、聯系群眾、依靠群眾，是為人民服務的。他的司法活動絕不單憑訴狀、供詞與辯論來進行審判，而著重于實地的調查研究，了解案情的全部真相和充分證據后，才依法判決。因此，他常常根據不同的案情需要而采取必要的就地審判、巡回審判、人民陪審等等審判方式。這與資產階級的法條主義與司法精英劃清了鮮明的階級陣線。而現在卻是訴訟以程序正義為先的借口下，舊的、西方式司法作風在司法界死灰復燃。他們只會機械地搬弄訴訟程序，無視民間疾苦，神話訴訟程序，滿嘴“法言法語”，嚇唬愚弄百姓。而鄭天翔同志的親身引領，對于當下的司法作風尤其有警示意義。

三、親切的教誨

在歷史虛無主義盛行時期，共產黨的歷史、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被瘋狂、遮蔽、歪曲的時候，有人問我：“你還信共產主義嗎？你還信共產黨的歷史嗎？你還信共和國的歷史嗎？”我堅決地回答說：“信！為什么？因為我只見過真正的共產黨人，見過真正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知道他們是什么樣的人，親身感受過他們的斗爭風范，親耳聆聽過他們親切的教誨，知道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什么樣的人，他們所從事的壯麗事業是什么樣的事業。”在這一點上，鄭天翔同志給我的教誨讓我銘感終生。這里只具體只說兩件事。

第一件，那是在2006年，我所在的單位北京市東城區委黨史辦公室，想要舉辦一個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五周年的慶祝活動。當時的主任王之鴻同志找到我問，能不能請幾位有份量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來參加紀念的活動，以增加活動的份量？我說可以。他說你能找誰？我說可以試一試，請鄭天翔同志和第一任駐美大使柴澤民同志，還有國家統計局老局長李成瑞同志。王之鴻主任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說道：“鄭老可是副國級領導啊，他能參加咱們這個最基層的黨史辦主辦的活動嗎？”我說試試吧。邀請函發出去以后，結果從兩條渠道得到了回應。第一條反饋的竟然是當地的公安機關。因為鄭天翔同志是副國級領導，公安機關聯系我們要提前一天來到會場查看安全環境。第二條渠道是鄭老的女兒鄭洪回電話，說她陪同鄭老參加會議。我把這個激動人心的消息告訴給王之鴻主任的時候，他非常高興，并且向區領導做了匯報。區委主要領導同志聽說鄭老要來，便把當天要參加的會議延遲，專程來參加黨史辦舉辦的紀念活動，這在東城區的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紀念會當天，鄭老早早地就來到了會場，同時請來的還有柴澤民同志、鐵道部原部長劉建章同志、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同志等幾位老革命家。這幾位老戰友在這個地方相見，他們的情緒分外的好，熱烈交流當年他們在一起工作的情景。鄭老和柴澤民同志曾在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工作過。

在會議休息期間，我們覺得鄭老92歲高齡，勸他參加完上半場活動早點兒回去。鄭老的女兒鄭洪也極力勸父親回去。但是鄭天翔同志執拗地又走回了會場，一直到會議結束以后才起身離去。當我往外送老人家的時候，表示感謝老人家對我們工作和黨史事業的支持，老人家握著我的手說：“你年輕，你好好干！”鄭老的出席，使我們小小的黨史辦主辦的活動有副國級領導出席而提高了檔次。區領導也說：“黨史辦有面子，能請來鄭老。”我說這不是黨史辦的面子，這是鄭老對中國革命歷史的忠誠，這是鄭老對革命先驅的敬仰，這是鄭老對革命領袖的懷念，這是鄭老對無產階級奮斗歷史的捍衛。他老人家是在利用各個場合來宣示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存在。

第二件，也是在2006年，我作為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會（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的前身）的秘書長與毛澤東旗幟網等幾家單位共同操辦“深情紀念毛主席、周總理、朱委員長逝世三十周年首都老中青年繼往開來座談會”。我們又請了鄭天翔同志。鄭天翔同志不但欣然答應出席會議，并且還審看了由我編輯的會議手冊，并給予悉心指導，指出要把手冊中選登的毛主席詩詞手跡改為《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在電話中殷殷囑托。我在編輯會議手冊清樣的時候，向當時的毛澤東旗幟網站負責人孫永仁同志和石邁同志匯報了鄭老的意見。在鄭老的關心下，這個手冊印制完美，發放到會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與會者一致好評。

當天（2006年9月3日）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浙江廳召開。當時還有一個插曲，臨開會前，筆者突然接到有關部門的電話，說是在大會堂召開這種會有點兒敏感，希望能夠將會議取消。我得到這個信兒以后，非常焦急，就立刻聯系我的忘年交、時任人民大會堂管理局副局長的李社建同志交流情況。李社建同志非常堅定地對我說：“小胡，紀念三位偉人有什么敏感？你們按計劃好好開，我做好保障服務工作。”就在這些同志們的擔當與情懷之下，會議準時召開，取得了圓滿的成功。

李社建同志是毛澤東時代從工農子弟中選出來進入人民大會堂的，從一名普通的服務員在黨的培養下成長為一名領導干部。當今，是多么需要這樣有擔當有情懷的領導干部啊！他雖然退休多年，但我們之間還保持著深厚的友情。

在會上，鄭天翔同志與前來參會的老領導中組部原部長張全景、中宣部原部長王忍之、著名作家魏巍、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等同志親切交談，與參會的中青年熱切交流。出席會議的還有中國延安文藝學會會長丁玲同志的愛人老延安陳明、中國郭沫若研究會會長郭沫若同志的女兒郭平英、全國毛澤東文藝思想研究會副會長陳飛龍、劉紹棠研究會會長鄭恩波、中國大眾文藝學會會長趙鐵信、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會長胡喬木同志女兒胡木英等出席并講話。

鄭老是當時參會的領導中職務最高者，當時參會的老革命家中年齡最長者是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北京航空學院的老院長武光同志，比鄭老還大一歲，已經93歲高齡。

【武光同志在會上（胡澄攝影）】

這些已到耄耋之年的老革命家們不避寒暑，不憚年高，不煩奔勞，不怕成為“敏感人物”，為的就是心中那份崇高！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們是在拼盡全力捍衛他們親身創建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把共產主義信念傳遞給青年們。雄偉莊嚴的人民大會堂內，“銀華處處照青春”！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紅色青年們那涌動的心潮激蕩在一起。面對此情此景，郭沫若的女兒郭平英大姐的心潮難以平復，拿起話筒朗聲吟誦了一句毛主席詩詞：“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當年的盛況令人久久難以忘懷。

正是這種堂堂之陣，正是這片正正之旗，正是這股凜凜之氣，正是這樣耿耿之忠，在那個歷史虛無主義妖風盛行的時代，支撐引領我們后來人走到了社會主義新時代。

我在與老人家合影的時候，老人家看見是我，又鄭重地重復說了那句話：“你年輕，你好好干！”

將近二十年的時光過去了，筆者現在雖然已過知命之年，并正當職業壯年之時，因單位顧忌“敏感”而被投閑擲散。但鄭天翔同志那句“你好好干”的殷殷囑托，時時激蕩胸膺、激勵振奮，不敢稍有懈怠。

四、新時代的回響

鄭天翔同志以百歲高齡迎來了中國社會主義新時代。據鄭老的秘書王建橋同志回憶，鄭老對新時代共產黨人的所作所為非常贊同、贊許。這里可以告慰鄭天翔同志的是，在新時代領路人的帶領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全面依法治國”的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制定推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開宗明義地響亮提出：“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是我們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習近平總書記對于這個論斷非常贊賞，他說到：“這個論斷抓住了黨和法關系的要害。”（《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頁）黨中央的決定和習近平總書記的論述，給了那些叫囂“法律應該具有無上權威”的法律黨們以迎頭棒喝，他們的“法律”不能“無上”了，這個“上”就是“黨的全面領導”。

在新時代，我們的國家也沒有按照法律黨們的希望改變國體。《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議》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我們國家的國體：“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這就斷絕了法律黨們欣欣期盼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西化”、“美化”的迷夢。

在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必須搞清楚，我國人民民主與西方所謂的‘憲政’本質上是不同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頁）

在新時代，我們的黨也沒有變成法律黨們所希望的那種“全民黨”。還是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那樣，是一個永葆“自我革命”精神的革命黨。

最讓人感慨的，還是我們的習近平總書記對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尋求民族解放的奮斗中形成的法治歷史和法學思想充滿著敬意。他在中央政治局第17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深刻指出：

“土地革命時期，我們黨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設人民當家做主的新社會，提出了關于未來國家制度的主張，并領導人民為之進行斗爭。土地革命時期，我們黨在江西中央蘇區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開始了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設的探索。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建立以延安為中心，以陜甘寧邊區為代表的抗日民主政權，成立邊區政府，按照三三制原則，以參議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建立各級立法、行政、司法機關。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為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制度進行了不懈努力，逐步確立并鞏固了我們國家的國體、政體、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也不斷健全。”

我想，習近平總書記的這段關于黨領導人民探索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歷史回顧，也包含了鄭天翔同志為之奮斗和維護的中國共產黨的法治歷史。這新時代響亮的回響，是對鄭天翔同志在天之靈的最好慰藉。

五、老革命家的風骨

那一代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凜凜風骨，集中體現在鄭天翔同志與魏巍同志的交往當中。當年魏巍同志為維護黨的純潔共產主義信念而蒙受不白之冤，住進北京軍區總醫院院內東側的小白樓的時候，鄭天翔同志不計毀譽，是第一個去醫院探望他、給予老戰友以鼓勵的人，表現了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真正黨性與凜凜風骨。

2008年8月，就在魏巍同志病重的時候，鄭天翔同志心情萬分焦急，親筆題寫詩句，托女兒鄭洪送到魏巍同志床前。詩曰：

戰云壓城戰士稀，

為何眾星早離去？

你身寄托人民望，

咬盡牙關硬堅持！

并輔鄭重附言說道：“老友祝你戰勝病魔。”

魏巍同志看到詩以后，非常激動，慨然奉和：

戰云壓城戰士稀，

喜看新星已崛起。

大地思潮終涌動，

中華山花爛漫時。

這兩位攜手奮進的老戰友，雖然病榻支離、各居一方，但他們的那顆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的心永遠在一起跳動。

當時，我們正好在舉辦“魏巍新著青年座談會”，當魏巍的女兒魏平同志在當場朗誦這兩首詩時，在場的青年們群情激昂，深深被兩位老革命家的深厚戰斗情誼與共產主義情懷所感染。

今回首，近二十年過去了，當我與當時的青年們在一起回味起這種激昂的情懷時，莫不壯懷激烈，震蕩胸襟。兩位老革命家已經用自己的生命與節操，把共產主義革命的基因深深融進了我們后代的生命中。崛起的“新星”已經燦爛星河，輝耀在中國革命那即將黎明的天空。這是我們無愧于告慰鄭天翔和魏巍兩位前輩的。

現在，魏巍和鄭天翔同志已先后離我們而去多年，但他們的凜凜風骨和不朽的豪情永遠激勵著我們奮斗。

這里我引一首魏巍同志稱頌鄭天翔同志的詩，以為這篇懷念文章的結束——

贊歌一曲獻鄭公，

革命熱情火樣紅；

年少崛起一二九，

晚年猶如太行松；

戰斗足跡遍北國，

勢與北岳共崢嶸；

馬列在胸筆在手，

持風擎雨力無窮！

（作者系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黨史工作者；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