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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歲月將闌，在收拾心情準備除舊迎新的時候，驀然回首，還有一件歷史事件縈繞于心，撫今追昔，更覺意味深沉——那就是卓越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郭沫若先生的歷史名篇《甲申三百年祭》至今已經發表整整八十周年了。

【解放以來各版本《甲申三百年祭》（胡澄藏書）】

【解放以前部分版本《甲申三百年祭》（胡澄藏書）】

新形勢盛世繁華，李自成雕像離京，使我們對于“進京趕考”的思索似乎又有了別的一番境界，且不多言。但是《甲申三百年祭》的最后一句話：“而李巖的悲劇是永遠值得回味的。”今天讀來回味尤深，卻更覺沉郁頓挫，三嘆三折。

【《甲申三百年祭》的最后一句話（胡澄藏書）】

八十年前，郭沫若同志在《甲申三百年祭》這篇卓越的史論中，將李自成的悲劇和李巖的悲歌相對比而抒發，整部著作的氣韻格調與其說是吟詠李自成的悲劇，倒不如說是唱贊李巖的悲歌，撫卷摩挲，引人浩嘆！

中國的歷史典籍向來是以塑造歷史人物形象為擅長的。從司馬遷的《史記》開始，《二十四史》都是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作為主體的。而郭沫若就繼承了傳統史學的精粹，在這篇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的史論中，以極其充沛的筆墨和極其濃郁的深情塑造了李巖這個農民革命運動中的悲劇者的形象。形神具備，栩栩如生。如前人評論《史記》的文筆意境，清代學者周亮工曾經對《項羽本紀》對項羽在垓下作歌的細節做過這樣的議論：“垓下是何等之時？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馬逃亡，身迷大澤，亦何暇更作歌詩？亦誰聞之，而誰記之？！吾謂此數語者，無論事之有無，應是太史公筆參造化，代為傳神。”（錢鐘書《管錐編》引錄）太史公“筆參造化，代為傳神”的神髓，這八個字這是中國史官的神圣的職責。中國的傳統政治說到底是一種“史官政治”，治齊修平，全在歷史書寫者的“筆參造化”。這也正是郭老在對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繼承中卓越創造最出彩的地方。他不愧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創造社”的旗手，在他耕耘的文化領域中永遠充沛著“創造精神”。郭老是在浩繁枯燥的史料中，披精瀝萃，用心、用情創造了一個活生生的悲劇人物。他在李巖的身上寄托了那一代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運動的忠誠與自我價值的認同。作為文學家的郭沫若在創造話劇《蔡文姬》時激情難耐高聲自詡：“蔡文姬就是我！”那么我們也可以說，作為史學家的郭沫若在創造《甲申三百年祭》中用筆墨渲染出來的意境就是：“李巖就是我！”這是那一代進步知識分子們“神州是我我神州”的天下情懷與責任擔當的弘揚和抒發。

通過這篇卓越的史論，我們可以看到李巖是郭沫若的摯愛，并且在這篇文章之外，他又以飽滿深情的史筆補充了一篇《關于李巖》的專論，作為《甲申三百年祭》的重要組成部分，把李巖的氣質與形象更加深刻地回味給了我們。這就引起了我們深切的共情與品味，歷史的情思在心中久久激蕩。

【《甲申三百年祭》中的《關于李巖》（胡澄藏書）】

第一，李巖的歷史作用是什么？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一語中的地說道：“李巖終竟被逼上了梁山。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農民革命運動才走上了正軌。這兒是有歷史的必然性。因為既有大批饑餓農民參加了，作風自然不能不改變，但也有點所謂云龍風虎的作用在里面，是不能否認的。”郭老在這篇論文中引述了《明季北略》卷二十三記《李巖勸自成假行仁義》，可見李巖對于李自成制定政策的決定性影響——

自成既定偽官，即令谷大成、祖有光等率眾十萬攻取河南。李巖進曰：“欲圖大事，必先尊賢禮士，除暴恤民。今雖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澤在民已久，近緣歲饑賦重，官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湯火，所在思亂。我等欲收民心，須托仁義。揚言大兵到處，開門納降者秋毫無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斬首。一應錢糧，比原額只征一半，則百姓自樂歸矣。”自成悉從之。

第二，李巖的人物形象是什么？通過郭老在這篇論文中所描述的李自成、李巖“二李”相見時的情景，就可以生動地看到李巖那豐韻卓姿的形象——

《北略》卷二十三敘有一段《李巖歸自成》時的對話，雖然有點象舊戲中的科白，想亦不盡子虛。

巖初見自成，自成禮之。

 

巖曰：“久欽帳下宏猷，巖恨謁見之晚。” 自成曰：“草莽無知，自慚菲德，乃承不遠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 巖曰：“將軍恩德在人，莫不欣然鼓舞。是以謹率眾數千，愿效前驅。”自成曰：“足下龍虎鴻韜，英雄偉略，必能與孤共圖義舉，創業開基者也。” 遂相得甚歡。” 二李相見，寫得大有英雄識英雄，惺惺惜惺惺之概。雖然在辭句間一定不免加了些粉飾，而兩人都有知人之明，在李巖要算是明珠并非暗投，在自成卻真乃如魚得水，倒也并非違背事實。

在郭老的筆下，“二李”英雄相惜，大有“云龍風虎”的氣概。

在這一點上，革命領袖毛主席讀懂了他，慨然致信郭沫若——

沫若兄：

 

大示讀悉。獎飾過分，十分不敢當；但當努力學習，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沒有讀書鉆研機會，故對于你的成就，覺得羨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議，恐怕太累你。

 

……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于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決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恩來同志到后，此間近情當已獲悉，茲不一一。我們大家都想和你見面，不知有此機會否？

 

謹祝健康、愉快與精神煥發！

 

毛澤東 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廿一日于延安

更讓人深有體味的是，當年毛主席赴重慶談判，與郭沫若見面時，郭沫若看見毛主席手腕上沒有表，就脫下了自己的歐米伽手表送給了毛主席。后來，這塊表毛主席終身佩戴。

對于李自成不辨忠奸，讒殺李巖，使得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走向失敗。郭老對此非常痛惜，在文中以郁憤的筆調寫到——

這無論怎么說都是一場大悲劇。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劇的主人，而從李巖方面來看，悲劇的意義尤其深刻。假使初進北京時，自成聽了李巖的話，使士卒不要懈怠而敗了軍紀，對于吳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籠政策，清人斷不至于那樣快的便入了關。又假使李巖收復河南之議得到實現，以李巖的深得人心，必能獨當一面，把農民解放的戰斗轉化而為種族之間的戰爭。假使形成了那樣的局勢，清兵在第二年決不敢輕易冒險去攻潼關，而在潼關失守之后也決不敢那樣勞師窮追，使自成陷于絕地。假使免掉了這些錯誤，在種族方面豈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間為清朝所宰治的命運了嗎？就這樣，個人的悲劇擴大而成為了種族的悲劇，這意義不能說是不夠深刻的。

況且，這個李巖的身上還有中國傳統的英雄佳人的傳奇色彩，郭老在文中以欣佩贊賞的筆調做了敘述——

我現在且把《明史·李自成傳》上所附見的李信（即李巖——筆者注）入伙的事跡摘錄在下邊。

“杞縣舉人李信者，逆案中尚書李精白子也。嘗出粟賑饑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會繩伎紅娘子反，擄信，強委身焉。信逃歸。官以為賊，囚獄中。紅娘子來救，饑民應之，共出信。” 

紅娘子的一段插話最為動人，但可惜除《明史》以外目前尚無考見。最近得見一種《剿闖小史》，是乾隆年間的抄本，不久將由說文社印行。那是一種演義式的小說，共十卷，一開始便寫《李公子民變聚眾》，最后是寫到《吳平西孤忠受封拜》為止的。作者對于李巖也頗表同情，所敘事跡和《明季北略》相近，有些地方據我看來還是《北略》抄襲了它。《小史》本系稗官小說，不一定全據事實，但如紅娘子的故事是極好的小說材料，而《小史》中也沒有提到。《明史》自必確有根據，可惜目前書少，無從查考出別的資料。 

后來，郭老在寫《關于李巖》的文章時表示，要把“李巖與紅娘子的傳奇愛情故事寫成劇本”，一直到了晚年仍然念念不忘。這樣的劇作也只有郭老這樣的文史兼善的文化巨匠才能創造。可惜，天不假年，郭老沒能寫成，但正是這樣的情思與遺憾才更惹起我們后人的無限遐思。

這就不能不說到革命知識分子在革命斗爭中的作用了。革命導師恩格斯說：“如果有哲學家和我們一起思考，有工人和我們一起為我們的事業奮斗。那么世界上還有什么力量能阻擋我們前進呢？” （恩格斯《共產主義在德國的迅速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12版，第2卷，第595頁）共產主義革命運動中的知識分子自然要比封建時代的農民起義中的知識分子要先進許多。而中國革命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引下，在毛主席領導下，以改造知識分子、創造革命文化的文韜武略，引導中國革命走向了勝利的高峰。而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是毛主席培養革命知識分子的鴻篇巨著的代表，大家耳熟能詳，自不多言。

建國以后的在文化領域的革命更是洪波涌起——批胡適；批胡風；批武訓；批紅樓；等等，在文化戰線上，一個勝利緊接著一個勝利。但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甘心自己的失敗，在國內外反動勢力的聯合下，發起瘋狂反撲。正如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告誡我們的：“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拼死的斗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4卷，第1428頁 ）毛主席晚年更是以自己的一生的聲譽與功績為積蘊，領導人民進行了最后的一次文化上的革命。

而晚年的郭沫若更是以自己最后一部卓越的巨著《李白與杜甫》，響應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對封建時期傳統腐朽的知識分子的政治情懷與政治活動做了徹底的透徹的批判。這部著作以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系為角度從文化上徹底清算了腐朽的封建知識分子的政治情懷與投機作為，這就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防止文化上的封建復辟做出了卓越的文化上貢獻。

【1972年出版的《李白與杜甫》（胡澄藏書）】

而與之對應的是毛主席在政治上文化上悉心從工農兵中培養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讓工農兵走向文化、走向意識形態的主導和舞臺中心。在過去武裝革命斗爭中，革命群眾高唱的是：“皻黑的手掌大印。”而在革命成功以后，毛主席率領工農群眾又創造出了“皻黑的手拿大筆”的革命新境界。

【毛澤東時代工農兵掌握了文化主權（胡澄藏書）】

我們可以引幾段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中對李白和杜甫的封建知識分子功名心的批判。郭沫若指出：“李白和杜甫一樣，在封建制度鼎盛時代，都緊緊為封建意識所束縛。他們的功名心都很強，都想得到比較高的地位，以施展經綸，但都沒有可能如意。”從忠君思想這一角度來看，我們再看一下郭沫若對李白杜甫忠君思想的批判。他說：“從忠君思想這一角度來看問題時，李白和杜甫的態度有所同，也有所不同。同，是他們始終眷念著朝廷；不同，是李白對于朝廷的失政還敢于批評，有時流于怨作；杜甫則對朝廷失政諱莫如深，頂多出以諷喻。李白是屈原式的，杜甫則是宋玉式的。封建意識愈朝后走，愈趨向宋玉式的忠君。所謂‘臣罪當誅，天王圣明’，成為唐以來君臣關系的典則。”

再看看郭老對杜甫功名心的批判：“杜甫的功名心很強，連虛榮心都發展到了可笑的程度。他不愿做小官兒（大詩人不耐煩做刀筆小吏），但在實際上，他也缺少辦事物的才干。杜甫畢竟只是詩人，而不是政治家。”再看郭老在書中對李白的批判。在寫到李白被征召入京，唐玄宗親授他翰林供奉時，李白洋洋自得的形狀屢屢在詩詞文章中自夸，并諷刺那些趨炎附勢者。對此，郭沫若批評到：“一面在譏諷別人趨炎附勢，卻忘了自己在高度的趨炎附勢。以翰林供奉的身份待招了一年多，以為可以大用，但結果卻落了一場空。”在談到李白的忠君思想時，郭沫若批評到：“李白的心境始終存在著矛盾。他一方面明明知道朝廷不能用他，但另一方面他卻始終眷念著朝廷。當時的政局實實在在猶如江河日下。李白顯然沒有實際的才干，他生在這樣的時代，而又不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盡管他有兼善天下的壯志要實現，豈不完全是個夢想？”

由此可見，郭沫若秉持著當年創造社的風采，在自己革命的暮年，在社會主義新的文化革命的洪波涌起中，秉承著大革命時期的壯志，把歷史上腐朽的文人參與政治的弊端揭露無遺，徹底地劃清了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和封建文化遺毒的界限。

郭老的這部巨著《李白與杜甫》的結尾像《甲申三百年祭》的結尾一樣，也結束得非常耐人尋味，他把“人民詩人”桂冠既沒有給李白，更沒有給杜甫，而是給了造封建階級反的“造反詩人”蘇渙——

“造反詩人蘇煥，在封建時代毫無疑問是一位突出的人物。他的起義雖然失敗了，他的詩雖然只剩下4首（毀滅了的一定還有更好的作品），但他的造反精神是愈會被后人重視的。

 

如果要從封建時代的詩人中選出‘人民詩人’，我倒很愿意投蘇煥一票。”

【《李白與杜甫》耐人尋味的結尾（胡澄藏書）】

郭沫若自詡是“黨喇叭”——像一只永遠向著紅日高歌鳴唱的雄雞。他一生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黨,對黨無限忠誠，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懷有深厚的階級感情。

他晚年的高歌鳴唱，除了《李白與杜甫》之外，還有《中國史稿》《出土文物二三事》等一系列的卓越的無產階級學術文化巨著。展現出一位無產階級史學大師晚年卓越的碩碩學術風采。郭老的這種在社會主義新中國砥礪而成的卓越的無產階級文化巨匠的形象，永遠值得我們后人緬懷，并在“第二個結合”的破舊立新中永遠給予我們激勵與警示。

【郭沫若晚年出版學術著作（胡澄藏書）】

可以說，讀懂了《李白與杜甫》，就讀懂了《甲申三百年祭》；讀懂了李巖，就讀懂了郭沫若；進而，讀懂了毛主席的晚年奮斗，就知道了無產階級的“李巖”們如何才能不再浩嘆悲歌！

在新時代，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著作的《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以無比深沉的筆調高度評價毛主席晚年的奮斗：“長久以來，毛澤東以對馬克思主義、對人民利益的忠誠，不斷觀察和思考新興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努力追求實現一種完美的社會主義理想。他關于社會主義的基本思路是遵循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的。他在1966年5月7日的一個批示信中勾畫了他所向往的理想社會的藍圖，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又批判資產階級的大學校。作為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毛澤東極為關注艱難締造的黨和人民政權的鞏固，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并努力探索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這是十分可貴和富有遠見的。他為消除黨和政府中的腐敗現象和特權、官僚主義等脫離群眾現象所做的堅持不懈的斗爭，也一直贏得黨和人民群眾的擁護、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中共黨史出版社，2022年7月第1版，第555-556頁）

毛主席的誕辰就要到了，這段權威正本的黨史論述也寄托了廣大勞動人民對老人家的無限思念。

晚年的郭沫若多次感嘆沒有精力寫一部《李巖與紅娘子》的戲劇。然而可以告慰郭老的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現實比他的劇作更富有戲劇性的波瀾壯闊與沉著痛快。

及筆于此，不覺悲從紙上，淚涌詩中——

詩曰：

一曲悲歌論甲申，

李巖遺恨嘆呻呻。

忠奸南北當分辨，

無產階級做主人！

那些對著郭老和無產階級的“李巖”們喘月吠日的畜生們，收起你們的蟬鳴鴉噪吧，比起郁郁蔥蔥松柏長青的郭沫若來，你們就是一團枯草！

（作者系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郭沫若研究會會員，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