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的延安市鳳凰山 新華社發】
鳳凰山是延安西北屏障，山勢挺拔、郁郁蔥蔥。一說其山形如鳳，一說有鳳涅槃，幻化成山，故而得名。這兩種說法，都寄托著陜北人民渴盼吉祥降臨，幸福永駐的美好愿望。
1937年元月，毛澤東同志隨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由保安（后更名為志丹縣）進駐延安，第一站落腳在鳳凰山麓，直到1938年11月才因日機轟炸遷至楊家嶺。1947年3月18日，為“以一個延安換取全中國”，毛澤東同志率領中共中央機關撤離延安，轉戰陜北。從1935年10月長征到達吳起至1948年3月東渡黃河，黨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是毛澤東思想逐步走向豐富和成熟的關鍵時期。新中國成立后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收錄的159篇重要著作中，成文于延安時期的有112篇，占比超過了70%。陳云同志曾說過，讀《毛澤東選集》，先從5篇富有哲學思想的文章看起，包括《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這其中，第1篇寫于毛澤東同志入住鳳凰山前一個月，后4篇均寫于他居住在鳳凰山時期。 近日，求是雜志社調研組來到這里，致敬這段光輝歲月，重溫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哲學基礎和理論淵源。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同志在一次談話中感慨道：“我們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于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為何“不能不寫”？回首崢嶸歲月，我們黨從南湖一葉扁舟，歷經大風大浪來到延安這段艱辛歷程，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其中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的4年統治，更是把黨幾乎引向毀滅的邊緣，慘痛的教訓迫使中國共產黨人進行深刻的反思。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特別是1937年前后，相比艱巨卓絕的長征時期，毛澤東同志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能夠比較集中地對黨的歷史經驗進行深入理論思考和概括總結。此時，中國的政治局勢也正處在由國內戰爭向全面抗戰轉變的歷史時刻。面對著錯綜復雜、變化多端的國內外各種矛盾，客觀形勢的發展，迫切要求黨內統一思想認識，對形勢作出科學分析，制訂出正確路線和策略。然而，黨內思想并不統一，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等各種主觀主義錯誤思想仍然阻礙和禁錮著黨的正確路線、策略的制訂和執行。毛澤東同志越來越感覺到，“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離開辯證唯物論的”。如果對這些問題和之前遭受的挫折不能從思想理論高度上加以解決，中國革命就不能前進一步。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有幾門學問，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因此就需要對中國革命的經驗予以系統的哲學總結，在此基礎上確立我們黨正確的思想路線。
“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重要哲學著作”
初到延安，毛澤東同志住在延安鳳凰山麓的李家窯。這個窯洞是由于修城墻采料形成的石洞，里面陰暗潮濕，只有一鋪炕、一張石凳子。然而就是在這里，他以驚人的毅力、以巨大的理論勇氣，夜以繼日地讀書寫作思考，寫就了影響深遠的哲學著作：《實踐論》《矛盾論》。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有段生動的記述：“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采訪共產黨的黨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于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專心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如今保存下來的毛澤東對西洛可夫、愛森堡等所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作過的批注，約有一萬二千字。開國中將郭化若回憶道：“有一次我在毛主席辦公室內，看到桌面上放著一本《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我翻開一看，開頭和其他空白處都有墨筆小字的旁批，內容全是中國革命中路線斗爭的經驗教訓。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并把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提高到理論水平上來，充實和發展馬列主義。”
【《窯洞中的燈光》（油畫） 邵亞川作】
1937年夏，毛澤東應紅軍大學（后改為抗日軍政大學）之邀，講授辯證法和唯物論，并為此撰寫了講授提綱。“兩論”雖然只是其中的兩節，但篇幅卻占整個講授提綱的一半還多。《實踐論》以社會實踐為基礎，緊緊抓住認識與實踐這一認識過程的基本矛盾，系統地、明晰地、深刻地論述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揭示了人類認識運動的基本規律。《矛盾論》通過總結中國革命經驗，繼承中國傳統的矛盾辯證法的優秀思想，深刻闡釋了對立統一規律，形成了邏輯嚴密完整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理論體系。對于“兩論”的誕生過程，毛澤東說道：“寫《實踐論》、《矛盾論》，是為了給抗大講課。他們請我講課，我也愿意去當教員。自己作準備，結合實際講，總結革命經驗，聽的人就有勁頭了。”毛澤東的哲學講授不是從概念到概念的邏輯推演，而是通過中國革命實踐經驗、小說中的生動故事、日常生活俚語等來論述，使學員茅塞頓開、印象深刻。比如，他以通俗的故事，來論述人的認識如何從感性上升為理性：延安西北菜社里有個老師傅，50多歲了，他炒菜已經超過三四十年，大家總愿意到他的菜社里去吃菜，因為他炒的菜非常香。為什么呢？開始的時候他也沒有經驗，鹽放多了就咸，放少了就淡。但是他在長期的實踐中慢慢地摸索，不斷總結炒菜技術，從而贏得了大家的歡迎。從哲學上講，這就是人們的認識由感性認識向理性認識的飛躍。“兩論”既是對中國革命艱苦卓絕斗爭實踐經驗的哲學概括，又是對中國共產黨批判“左”右傾錯誤的思想方法的哲學總結，在毛澤東思想發展進程中占有重要歷史地位。它在黨史上第一次深刻系統論述了黨內同志犯錯誤的思想認識根源，對于提高黨的干部理論水平，端正人們的思想方法發揮了重大作用，為迎接革命新階段的到來作了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也極大地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創新。在毛澤東同志身體力行的推動和倡導下，學習哲學在延安蔚然成風。學哲學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在思想上清除主觀主義包括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影響，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這方面，陳云同志具有代表性。他在1981年回憶說：“毛澤東同志提倡學馬列著作，特別是學哲學，對于全黨的思想提高、認識統一，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澤東同志親自給我講過三次要學哲學。在延安的時候，有一段我身體不大好，把毛澤東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電報認真讀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領會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實事求是。”因此，“在黨內，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學哲學，有根本的意義”。對哲學的學習和討論，大大提高了全黨的理論水平，使全黨逐漸掌握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科學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從根源上認識到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等主觀主義的危害。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和武裝全黨，指出“兩論”是“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重要哲學著作”，強調“學哲學、用哲學，是我們黨的一個好傳統”。
“遙望中原烽火急，狂流一柱在延安”
在延安鳳凰山革命舊址，求是雜志社調研組一行探訪了毛澤東同志曾居住過的吳家大院的窯洞：一張開裂的木方桌，一把掉漆的木靠椅、一只熏黑的木炭火盆外加一排吱吱作響的木書架，這便是他當年撰寫《論持久戰》時的辦公設備。
【1938年，毛澤東在窯洞撰寫《論持久戰》。 新華社發】
“1938年暮春，北方天氣雖然已經轉暖，但陜北窯洞里依然陰冷。木炭火將窯洞烘烤得溫暖又舒適。為回答困擾人們的種種問題，主席開始撰寫醞釀已久、建立在科學分析之上的雄文《論持久戰》。”講解員的介紹將時光拉回到80多年前的鳳凰山下，一代偉人焚膏繼晷、秉筆直書的夜晚。在那個風雨如晦的歲月，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此時，全面抗戰已進行了10個月，伴隨著大片國土相繼淪喪，亡國滅種的危機猶如黑云籠罩大地——中國到底會不會亡？抗戰到底要打多久？如何才能取勝？整個中國社會都期待著正確答案。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解決，對堅持長期抗戰是十分不利的。毛澤東深感有必要對抗戰10個月的經驗“做個總結性的解釋”，特別是“有著重地研究持久戰的必要”。5月26日，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毛澤東發表了《論持久戰》的長篇演講，嚴肅批駁“亡國論”的荒謬、“速勝論”的虛妄、“拼命論”的魯莽，明確了方向和路徑，鼓舞了士氣，立起了指導全民族抗戰的思想燈塔。
【1938年5月，毛澤東在作《論持久戰》報告。 新華社發】
《論持久戰》科學預見到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明確指出通過三個階段，中國必將從劣勢到中日平衡再到占據優勢，而日本必將由優勢到中日平衡再轉向劣勢。戰爭雖然持久，勝利屬于中國！ 為寫好《論持久戰》，毛澤東閱讀了大量國內外資料和戰爭理論著作。翟作軍當時是毛澤東警衛員，他曾這樣回憶：“主席寫《論持久戰》，已經有兩天兩夜沒有睡覺了，還一個勁兒伏在桌子上寫呀寫的。實在寫得太累太困的時候，才叫我們給他打盆水洗洗臉，清醒清醒，又繼續寫。”翻開這部著作，哲學的味道撲面而來，處處充滿了辯證法，充滿了唯物主義，在觀察事物的方法論意義上有著普遍價值。它始終堅持從實際出發，客觀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戰爭發生的背景和近一年來的戰爭進程；始終著眼于戰爭的全局，對敵我雙方存在著的相互矛盾著的各種因素以及它們的發展變化作了深入的分析，從而能科學地預見未來的前途。
【1938年刊印的毛澤東《論持久戰》一書局部。 新華社發】
《論持久戰》對國民黨將領也產生不小影響。曾作過李宗仁秘書的程思遠回憶道：“白崇禧深為贊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后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述，蔣也十分贊成。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就連有些日本人也為《論持久戰》所折服，東京大學教授近藤邦康稱：“我們佩服《論持久戰》。日本被中國打敗是必然的，這種以哲學為基礎的宏遠戰略眼光，日本沒有。”陜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書記趙剛向調研組介紹說：“毛主席居住在鳳凰山時期的著作有個鮮明特點：處處以正在發生巨大變動的客觀事實為出發點，反對那種不顧事實的、凝固而僵化的教條主義思想，把唯物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純熟地結合起來，具有一般認識論和方法論意義。”1938年11月20日，因日機襲擾，當晚毛澤東同志住處由鳳凰山麓遷至楊家嶺。此時，被他稱之為“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屆六中全會剛剛閉幕兩周，中國革命航船駛入了更為廣闊的天地。（作者：求是雜志社調研組；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求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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