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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NGO如何影響中國的精英和政策？新葛蘭西與考茨基路徑提供的解釋

作者：Inderjeet Parmar教授曾經就讀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倫敦大學。他在曼徹斯特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專業是政治科學和國際關系。先后在曼徹斯特大學、倫敦大學城市學院任教，曾擔任英國國際研究協會主席。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逐漸并自愿地融入到了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之中。但是，作者指出，對這一改革進程的研究，往往忽視了以美國企業支持的各種基金會為中心的知識網絡的作用，而這也讓人難以全面地理解美國霸權的運作方式。

本文基于對福特基金會檔案的研究，揭示了福特基金會資助的中美精英知識網絡是如何對中國的經濟改革政策產生影響的。福特基金會與其他更為重要的行為體（如世界銀行）一道，都是推動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力量，特別是通過學者和學生的交換及培訓項目，在中美建立了強大的精英網絡（elite network）。在這些網絡中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核心身份——古典經濟學家（classical economists），而這種身份也使得先前在中國經濟學家中占據統治地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逐漸被邊緣化。

相比現實主義或者自由主義的分析路徑，中美關系的特點，或者至少福特基金會在中國的愿景，用葛蘭西的霸權觀和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概念（即“新葛蘭西-考茨基學派”）的觀點才能夠更好地進行闡釋。中美關系的特點并不一定是在霸權戰爭與良性合作二者中選擇一種，也有可能會表現為競爭合作或者沖突合作。美國精英成功融入中國的同時，也渴望接觸中國并讓中國與西方社會融合，使其處于一個負責任利益相關者的從屬地位。

作者對自由主義、現實主義學者有關中美關系的論點進行了梳理和批判，并提出了一種新的葛蘭西—考茨基學派研究路徑。本文以這種新的研究路徑，基于原始檔案，對福特基金會建立的精英知識網絡進行了案例研究，特別關注福特基金會在推動中國根本性的經濟改革中的作用。福特基金會資助了一批中國頂尖的大學和智庫，積極拓展了中美之間跨國知識網絡的構建——而這些知識網絡對于中國的經濟變革和中國的經濟學教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文章回溯了20世紀50年代至21世紀初福特基金會在中美精英知識網絡中的作用，考察了其與中美兩國之間的三角關系。作者指出，福特基金會的影響力并非影響中國經濟轉型的單一或決定性的因素，但是其在科學研究、人才培養、智力支持等戰略性目標的資助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以福特基金會為代表的美國基金會最擅長的是，通過人才、思想和資金之間的流動為知識的運用提供動力和支持，推動以國際精英知識網絡、思維空間和創造力為主導的轉型變革。福特基金會的主要優勢來源于其形式上的非政府特質，這使其在面對政治禁忌話題時能夠比美國政府和其他機構更自由。這種第二軌道外交空間是非正式的，但也同時得到了兩國的授權，是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基礎。

美國企業基金會如何在中國營造“親美”價值觀？新葛蘭西學派的解釋

作者對比了新葛蘭西學派以及其他國際關系學者的有關觀點，在其基礎上提出了一種折衷的觀點，指出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對霸權有著重要的作用，它們與國家精英一道突破了國界限制，而國家精英又是構建知識網絡的重要力量。日益活躍的跨境交流帶動民間社會的多樣化，它們與國家在不同的領域結成廣泛的聯系，且各種企業基金會與美國政府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結與淵源。發展中國家的（精英）民間團體是美國企業基金會對外援助的直接目標。作為建立霸權過程的步驟，企業基金會對外援助可以使發展中國家當地精英與美國精英之間建立聯系，促成國際精英間達成共識。美國基金會在各種學科領域構建起一個精英網絡，營造出一個親美國價值觀、使用美式研究方法、依賴美國機構的環境。他們掌握學術權力之后，信仰馬克思主義研究范式的學者被排擠。

卡爾·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概念有助于理解強國之間這種跨國知識網絡的作用和原理。考茨基認為，超帝國主義——國家統治階級結成國際聯盟共同開發世界資源——導致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合作而非沖突，或至少競爭與合作并存。結合中國政治文化的獨特性，并考慮到中美之間民間社會與兩個國家之間的密切聯系，作者將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概念同葛蘭西理論相結合并進行了深化，用以研究企業基金會對中美關系的影響。

網絡權力（network power）：美國控制中國知識界的關鍵

作者提出的新葛蘭西—考茨基研究路徑，將精英知識網絡視為國家和跨國精英權力戰略的基礎。精英知識網絡是由一些企業培養出來的。這些企業利用知識借機進行動員。當通過知識網絡培養的青年學者、實踐者和領導者步入社會時，通過知識網絡獲得的知識、意識形態、制度等將成為他們固有的思維模式。

從歷史來看，美國的精英知識網絡往往也是以企業基金會為戰略中心而展開。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內基等主要的“自由主義”基金會，為建立和維持知識網絡提供戰略資金。它們沒有股東，由來自大公司、政府、媒體和精英大學的董事會管理，他們沉浸在精英心態、種族和階級身份中，這使他們區別于大多數美國人。

美國霸權的崛起過程，可以通過對基金會及其制度架構來追蹤，這些基金會及其制度架構的起源是企業的財富。在美國國內，這種架構由智庫、高校的國際關系研究機構、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所構成的密集網絡組成，這些網絡與實踐者相互聯系，并建立了長期的密切聯系，為思想、人員和資金的國際流動創造途徑，并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帶來了長期且重大影響。這些精英知識網絡成功地管理、引導或阻止對美國霸權的威脅，遏制任何從根本上改變中美關系的企圖。

案例：福特基金會對中國的影響

在構建起完整的分析路徑后，作者依據福特基金會的原始檔案材料，對福特基金會對中國經濟改革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進行了分析。福特基金會曾經援助、支持中國政府和高校，并建立了一套完備的西方經濟學學科體系。西方經濟學、尤其是新古典經濟學框架的引入，導致了中國經濟學教育范式的轉換，并為下一代知識精英領導、解釋中國的經濟改革打下基礎。

作者認為，福特基金會的資助項目，事實上改變了中國經濟體系的基礎。很多機構曾經拿福特基金會的錢，與之合作。例如中國留美經濟學會（CES）、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中國社會科學院（CASS）、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DRC）以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院（ESRIC）。這些機構及其重要人物與福特基金會有密切關聯。作者根據檔案發現，中美精英組成的跨國知識網絡對中國政府的政策制定，產生了重要影響。從而檢驗了作者的理論框架。

作者指出，中國智庫對中國政治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他們在國外的學習經歷和他們的全球聯系，有助于推動中美關系愿景的確立——概括起來就是：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新型大國關系是基于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這個概念是由跨國知識網絡來支撐和運作的，這些精英跨國知識網絡為信息、資金和人員的交流以及建立互知互信提供了途徑。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極大地擴大了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也增加了破壞兩國關系所要付出的代價。此外，國際機構的擴展為兩國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對話和建立互信的平臺。中美兩國不僅通過高層領導，而且通過跨國知識網絡，建立起了緊密的聯系。知識網絡吸引到了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才，它將學者、決策者和實踐者聚集在一起，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福特基金會在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經濟文化轉型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它幫助了中國朝著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方向轉變。作者認為，在特朗普“美國優先”的政治哲學指導下，中美關系面臨巨大挑戰，這也是對精英知識網絡維系新型大國關系能力的挑戰，福特基金會也可能會面臨挑戰。隨著美國可能出現的政黨輪替，也許中國可能會恢復多邊主義的合作。

轉自：Huo, S& Parmar I (2020)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Gramsci, Kautsky andthe role of the Ford Foundation’s transformational elite knowledge networks in Chin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7:2,234-257.

福特基金會大樓

作者：Huo & Parmar   來源：尚道戰略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