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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樹群:習近平關于制度自信重要論述的基本內容與理論貢獻
點擊:  作者:閻樹群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 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1-04-30 09:58:29

 

【內容提要】:堅定制度自信既要靠進一步堅持和完善制度,又要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同時離不開科學的制度理論引領。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新時代堅定什么樣的制度自信、怎樣堅定制度自信這一基本問題作出了系統回答和原創性貢獻,這集中體現在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系統概括為13個方面,豐富了對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認識;把全面深化改革作為完善制度、彰顯優勢的根本途徑,拓展了對改革與社會主義制度關系的認識;把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作為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創新了對社會主義社會治理的認識;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分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三個層面,深化了對制度體系內在結構和基本要素的認識。這些關于制度建設的重要論述,具有深厚的歷史性、嚴謹的科學性、完整的系統性、廣泛的人民性等顯著特征,構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為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好堅定制度自信提供了全新視野、理論基礎、科學方法和精神動力。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號召全黨:“加強制度理論研究和宣傳教育,引導全黨全社會充分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和優越性,堅定制度自信。”堅定制度自信,既要靠進一步堅持和完善制度,又要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同時離不開科學的制度理論引領。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結合新時代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實際以及人們的思想實際,對制度自信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和原創性貢獻,是馬克思主義制度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和21世紀馬克思主義制度理論。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自信的重要論述為指引,以理論的清醒確保政治的堅定和實踐的自覺,把實踐上堅持完善制度的行為、情感上堅決擁護制度的信念、理論上科學闡釋制度的優勢高度統一起來,是新時代加強制度建設、堅定制度自信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一、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自信的重要論述的基本內容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自信的重要論述,立足新時代中國具體實際,在科學闡述制度自信的客觀依據的基礎上,對新時代堅定什么樣的制度自信、怎樣堅定制度自信這一基本問題作出系統回答,闡明了制度自信的來源,揭示了制度自信的內容,指明了制度自信的實現途徑,為新時代推進以國家制度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目標的制度建設指明了前進方向、奠定了堅實理論基礎。

 

1.制度自信何以可能

 

習近平指出:“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我們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和制度自信,并不是自說自話的盲目樂觀,而是有著充分的事實根據、歷史根據和內在根據。

 

我們的制度自信具有充分的實踐成果支撐,這是制度自信的事實根據。習近平指出:“我們講要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堅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撐這種精神和信仰的強大物質力量。”按照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制度自信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必然要受到社會物質條件的制約,是由社會存在的狀況和社會發展的態勢所決定的。改革開放40多年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發生了歷史性變革,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等各個領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人民群眾的幸福感、獲得感顯著增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基礎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取得的巨大實踐成果,奠定了廣大人民群眾認同制度、擁護制度和參與制度建設的現實依據和心理基礎,從而使制度自信擴展為一種社會心理,形成普遍的社會認同與堅定信仰。

 

我們的制度自信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這是制度自信的歷史根據。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黨和人民長期奮斗、接力探索、歷盡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我們必須倍加珍惜,毫不動搖堅持、與時俱進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植根于中華民族悠久歷史的沃土,是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浸潤中不斷吸收歷朝歷代國家制度建設和治國理政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又是黨領導人民百年來奮斗、創造、積累的重大成就,是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在改革開放實踐中開創和確立的。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們黨為制度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作出不懈努力,取得了制度建設的全方位整體性創新成果。這種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中、歷經幾代中國共產黨人長期探索和不斷完善而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相統一的產物,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根基和高度的嚴整系統性,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社會制度。

 

我們的制度自信具有制度自身優勢的依托,這是制度自信的內在根據。有比較才有鑒別,一個制度好不好,一比較就一目了然。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在闡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論斷時指出,如果社會主義制度不比舊制度優勝,舊制度就不會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中國社會的發展證明毛澤東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在回答“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哪個好?”的問題時明確指出:“當然是社會主義制度好。”接著他講道:“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而不是為了剝削。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這些特點,我國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經濟社會理想,共同的道德標準。以上這些,資本主義社會永遠不可能有。”在新時代,習近平同樣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上比資本主義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發全體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更能為社會發展提供有利條件,更能在競爭中贏得比較優勢”。這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對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比較優勢,一是體現在效率上,二是體現在人民性上。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概括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優勢,特別是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優勢、人民當家作主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勢等,都是資本主義制度無法比擬的。

 

2.制度自信的核心要義

 

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自信的重要論述中,置于首位并成為其核心要義的是堅定政治制度自信。這是由政治制度在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中的作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的地位以及在新時代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的優勢所決定的。

 

一是從社會主義制度確立的先后順序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形成要早于經濟制度和其他制度。從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制定到1954年一屆全國人大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頒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已經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運用政治上層建筑的力量,迅速統一了全國經濟政治,順利完成了國民經濟恢復和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從而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因此,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新舊社會更替和發展模式創造性轉型的中介環節,是直接促成中國社會發生根本變化的巨大杠桿。從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看,黨和人民對我國社會制度的認同首先來自對政治制度的認同;所謂制度自信,首先也是來自政治制度自信。

 

二是從政治制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的地位作用看,政治制度自信在制度自信中居于首要地位和關鍵環節。習近平指出:“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定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同時又反作用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乃至于起到決定性作用。在一個國家的各種制度中,政治制度處于關鍵環節。所以,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首先要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信,增強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信心和決心。”這就告訴我們,政治制度自信作為首要制度自信,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治制度在整個國家制度運行中居于統領的核心地位,在于政治制度本身對于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的重要制約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由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全面領導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制度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等重要制度構成的政治制度體系。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政治制度作為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歸根結底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政治制度就完全處于消極被動的地位,而是具有自身發展的相對獨立性以及由此產生的對經濟基礎的能動反作用和一定條件下的決定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關鍵環節,是經濟制度的保障、文化制度的支撐、社會制度的引領、生態文明制度的抓手。

 

三是從新時代中國共產黨肩負的歷史使命看,政治制度自信是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重要力量。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肩負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并進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需要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迎接重大挑戰、化解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這對于長期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來說,的確是新的重大考驗。這場新的偉大斗爭,涉及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領域,囊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國家安全、領土完整、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國際話語權等諸多方面,其中斗爭的焦點都指向政治制度。因此,要能夠有效應對上述諸多挑戰和考驗,推進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不斷走向勝利,就必須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巨大優勢,在黨的堅強領導下集中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進行有膽有識、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在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下推進國家制度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下推進全球治理、促進世界和平發展與合作共贏。我們必須看到,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形勢嚴峻,各種風險挑戰并存,這里既需要攻堅克難的堅強決心,又需要運籌帷幄的戰略思維,還要有長期斗爭的心理準備。這就要求我們更加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信,運用政治制度的威力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沖擊,這是我們敢于斗爭、善于斗爭、不斷奪取斗爭新勝利的重要動力。

 

當然,強調堅定政治制度自信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自信的重要論述的核心要義,并不能忽視其他含義。正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層面,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會制度、生態文明制度等方面構成的制度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是由多方面優勢構成的全面優勢一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也是由經濟制度自信、政治制度自信、文化制度自信、社會制度自信、生態文明制度自信等組成的制度自信體系。這就要求我們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自信的重要論述為引領,以堅定政治制度自信為統領,在各項制度自信的相互交融和彼此促進中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全面提升;以堅定制度自信為重點,把堅定制度自信和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文化自信辯證統一起來,以便在理論和實踐上更好彰顯和更加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

 

3.如何堅定制度自信

 

一要堅持黨的領導,這是堅定制度自信的根本保證。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充分發揮的根本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領導人民創建的先進社會制度,如果離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所謂制度優勢也就無從談起。同時,也正是基于黨的堅強正確領導,才能夠推動制度本身的自我完善與發展,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與定型。因此,堅定制度自信,首先要堅定對黨的領導制度的自信。一方面,黨通過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優勢,廣泛動員有效組織社會各界和人民群眾積極參與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能力建設以及各項事業,以治國理政的顯著業績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另一方面,黨通過保持自身先進性和純潔性,以先進理論為指導,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和共產主義理想為支撐,以嚴密組織體系、嚴格組織生活、嚴格組織紀律為條件,以密切聯系群眾為根本,從而以自身優勢引領和鍛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推動制度優勢最大限度轉化為治理優勢。

 

二要立足中國實際,這是堅定制度自信的根脈所在。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這一制度是在中國的社會土壤中生長起來的”。這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在中華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傳統、革命傳統的基礎上以及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實踐中發生發展乃至最終定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承載著中華文化的精神血脈,承載著革命文化的基因密碼,承載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經驗,從而構成了我們堅定制度自信的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力量。這也同時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適合中國國情、滿足中國人民需要的管用制度。解決中國的問題,需要符合中國實際、人民衷心擁護的制度,照搬照抄別國的制度和模式,不僅無助于問題的解決,甚至會造成問題的加劇與惡化。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就是要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成的歷史必然性,堅信這一制度在應對和解決我國實際問題上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從而在心理上認同、行為上堅守這一科學制度。正如習近平所說:“中國有96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56個民族,我們能照誰的模式辦?”“照抄照搬他國的政治制度行不通,會水土不服,會畫虎不成反類犬,甚至會把國家前途命運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國土壤、汲取充沛養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

 

三要不斷完善制度,這是堅定制度自信的不竭動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從奠基、開創到確立,在實踐中已經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但是,實踐發展沒有止境,制度創新也沒有止境。推動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還要付出艱巨的努力,特別是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不斷提高制度的執行力,促進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此,對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科學態度一是堅持,二是完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堅持和鞏固什么、完善和發展什么這一重大政治問題作出十分清晰的闡述,理應成為制度建設的根本遵循。在堅持和完善兩個方面的關系中,堅持是前提,不堅持談不上完善;完善是手段,是為了更好地堅持。堅持源于制度優勢,來自制度自信;完善是為了更好彰顯制度優勢,進一步增強制度自信。而要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完善和發展制度,就必須在制度建設中不斷改革創新,既要革除不合時宜的某些制度,又要建立符合國家治理現代化要求的新的制度,特別要注意把被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成功做法上升為制度。這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充滿生機和活力,制度自信才不會異化為制度迷信、制度崇拜從而成為制度發展的束縛與禁錮。習近平指出:“我們說堅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斷革除體制機制弊端,讓我們的制度成熟而持久。”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要把制度自信轉化為改革創新精神和體制機制改革的動力,在堅定制度自信的基礎上清醒深刻地認識到制度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和可能出現的情況,從而把堅定的制度自信轉化為高度的制度自覺,通過改革創新而使制度不斷趨向成熟定型。另一方面,要在制度創新中堅定制度自信,實現制度自信和制度創新的雙向互動,用制度自信為制度創新提供精神支撐,從而凝聚人心、攻堅克難;用制度創新促使制度自信更加深入人心、更加歷久彌堅。

 

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自信的重要論述的理論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自信的重要論述,圍繞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核心問題作出一系列深刻論述和理論創新,為馬克思主義的制度理論寶庫增添了鮮活內容,為堅定制度自信提供了理論支撐。

 

1.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梳理概括為13個方面,豐富了對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認識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依據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的原理,針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而對未來社會作出科學預測,他們提出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等特征,都可以看作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從列寧關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對抗將會消逝、矛盾依然存在的論述看,他是循著社會矛盾的思路來看待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毛澤東在繼承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社會矛盾思想的基礎上創立了社會基本矛盾學說,從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狀況的基本適應性、矛盾性質的非對抗性以及矛盾解決方式的自我完善性等方面闡述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于資本主義制度。鄧小平多次從不同角度在同資本主義社會的比較中論述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其晚年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揭示可以看作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目標和手段的統一中對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綜合闡述。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復雜多變的國內國際形勢,必須運用制度的威力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習近平在不同場合對制度優勢作出多角度、全方位的闡述。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全面梳理概括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把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認識提高到全新的水平。這一概括全面系統,層次清晰,內容翔實,有理有據,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領域,貫穿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方面,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優勢,為我們堅定制度自信提供了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2.把全面深化改革作為完善制度、彰顯優勢的根本途徑,拓展了對改革與社會主義制度關系的認識

 

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毛澤東曾多次提出通過“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主張,但由于國內外復雜因素的影響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不足,其間走了一段彎路,也有過嚴重教訓,但為后來實行改革開放、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積累了寶貴經驗,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礎。鄧小平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在繼承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特殊性和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思想的基礎上,提出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同時又是一場革命的正確主張。在黨的領導下通過有步驟有秩序的改革解決社會基本矛盾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更加充分地體現出來。在這一思想指引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改革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體制到其他體制不斷推進,開創并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使制度優越性得以充分顯現。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如何通過繼續推進改革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從而以巨大的制度優勢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堅強保障,成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入思考的重大問題。為此,黨中央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圍繞完善制度和推進治理現代化專題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并作出全面部署;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在此基礎上圍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究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建設并作出頂層設計,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進入新階段。總之,這兩次中央全會雖然各有側重,但都圍繞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設的關系相互配套和協同發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堅持和完善制度,在堅持和完善制度中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從而更好地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威力和治理效能,這就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的實踐中把我們黨關于改革和制度關系的認識提升到一個新高度,為堅定制度自信提供了科學依據和動力支持。

 

3.把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作為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創新了對社會主義社會治理的認識

 

回顧社會主義發展史,如何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并治理好社會主義社會,這個關系到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并沒有得到完全解決。廢除舊制度的根基、建造社會主義制度的高樓大廈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面臨的難題;在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之后,通過自我完善以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贏得同資本主義制度相比較的優勢更難;特別是使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并把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更是當代社會主義國家面臨的重大課題。正如習近平所指出:“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全新的社會,在以往的世界社會主義中沒有解決得很好。馬克思、恩格斯沒有遇到全面治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他們關于未來社會的原理很多是預測性的;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后不久就過世了,沒來得及深入探索這個問題;蘇聯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實踐經驗,但也犯下了嚴重錯誤,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從馬克思在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科學預見未來社會制度,到列寧率先在蘇聯創建社會主義制度,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作出巨大貢獻。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在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而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經過艱辛探索,積累了豐富的社會治理經驗,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時代要求,如何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上治理好社會主義社會,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新的實踐中積累了彌足珍貴的經驗,走出了一條在堅持制度和完善制度相統一、推進國家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建設相統一、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相統一的實踐中,更好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把治理效能內化為制度自信的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為突破世界社會主義制度定型難題作出重大貢獻,為我們堅定制度自信提供了科學依據。

 

一是把國家制度體系和國家治理體系緊密融合起來。以前我們講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立足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著眼于通過制度變革促進以生產力為基礎的經濟社會發展。這當然是對的。但卻很少從社會治理的角度來看待制度,很少從理論上闡述制度體系和治理體系的關系。明確提出社會治理并把國家制度體系和國家治理體系緊密融合起來,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重大理論創新。習近平指出,“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這就深刻闡明了國家制度體系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內在聯系,告誡我們不僅要從社會發展特別是生產力發展的角度來理解和看待制度,而且要從社會治理的角度審視和運用制度。我們黨之所以強調在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加強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是因為制度和治理盡管在本質上是統一的,但側重點有所區別。制度是治理的根據,治理是制度的實踐;制度側重于規范本身,治理側重于進行管理;制度是相對固化的實踐結果,治理是主體的活動過程。沒有完善的國家制度,就不可能有完善的國家治理體系;但是有了完善的國家制度而不能很好用于治理國家和社會,還不等于有完善的國家治理體系。這就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完善和發展制度與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相并列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重要原因。強調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統一性,其實質正如習近平所說,在治國理政中,要“增強按制度辦事、依法辦事意識,善于運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國家”,“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只有實現國家制度與國家治理的緊密融合,才能形成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的良好社會狀態。

 

二是把制度優勢和治理效能有機結合起來。習近平指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的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兩者相輔相成,單靠哪一個治理國家都不行。”如果說黨的十八大之前我們側重強調完善和發展制度,那么十八大之后我們則在完善和發展制度的同時側重強調提高制度的執行力;如果說我們之前在現有制度框架下講社會管理,新時代我們則更強調社會治理。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各領域的持續改革,我們確立了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但是相對完善的制度體系和相對薄弱的制度執行力之間形成了較大反差。這突出表現在社會管理體系下管理主體和管理方式的單一性嚴重影響著制度優勢的發揮。因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適時提出將社會管理轉變為社會治理,形成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群眾參與的多元治理主體,以及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的全面治理格局,實現制度優勢和治理效能的有機統一。

 

三是把國家治理現代化和社會主義現代化辯證統一起來。實現四個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1954年一屆全國人大首次明確提出建設現代化的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但由于當時的主要任務是“一化三改”,因而對四個現代化不可能作出具體安排。1956年黨的八大將實現四個現代化寫進黨章,1964年三屆全國人大把交通運輸業現代化改為科學技術現代化并對實現四個現代化作出安排部署,1975年四屆全國人大再次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問題,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延緩了現代化的進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把四個現代化提到重要日程,并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作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生命線,鄧小平還提出“三步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戰略步驟。黨的十九大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新的戰略安排,擘畫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分兩步走在21世紀中葉完成從基本實現現代化到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歷史跨越,同時,在四個現代化的基礎上提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命題和思想。這就在科學闡述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關系的基礎上,進一步闡明國家治理現代化和四個現代化的關系問題。習近平指出,我們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應有之義”。一方面,國家治理現代化為四個現代化提供制度支撐和能力保證,沒有國家治理現代化,就不可能有四個現代化;另一方面,國家治理現代化又是四個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在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各個領域,都有一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這就從宏觀和微觀的結合上深刻揭示了制度、治理和現代化的內在關系,為我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并進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了思想武器,也為堅定制度自信提供了全新的視野。

 

4.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分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三個層面,深化了對制度體系內在結構和基本要素的認識

 

毛澤東不僅帶領黨和人民創建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而且為完善和發展這一制度進行了不懈探索。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以及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中國社會發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毛澤東不僅從不同角度多次強調和論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而且就克服制度的不完善方面作出努力。早在1958年毛澤東就指出,“搞八年沒有摸到一條路,不會搞。也是因為制度沒有改革”。毛澤東的這一思想無疑是十分寶貴的。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關于制度建設的正確主張,同時在理論上把社會主義制度分為基本制度和具體體制兩個層面,認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好的,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但我們建立的僵化體制嚴重束縛生產力的發展,背離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要求、妨礙了制度優越性的發揮,因此必須予以改革。鄧小平據此提出了關于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又是一場革命的理論判斷,從而為制度改革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具體體制總是和基本制度相對應和相聯系的,對具體體制的改革必然涉及基本制度。在黨的十四大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定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黨的十五大把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的基礎上,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已經確立。他還對這一制度體系的內在結構和主要內容作出科學分析:“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構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各項具體制度”。這些不同層面的制度,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相互銜接和相互聯系,共同支撐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這一制度理論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制度建設成果的系統梳理和科學總結,為制度創新指明了方向。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制度更加完善和更加定型作為制度建設的主要任務,形成了一系列關于制度創新的理論,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是對黨和國家各方面事業作出的制度安排。”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層次結構分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并據此重新梳理概括制度內容,標志著我們黨對制度內在結構的認識大大提升了。在根本制度層面,在原有人民代表大會根本政治制度基礎上,增加了根本領導制度即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制度和全面領導制度,根本文化制度即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制度,根本社會治理制度即共建共治共享制度,根本軍事制度即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制度,這既擴大了根本制度的范圍,使根本制度體現在制度體系的諸多方面,又吸收了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在制度層面對黨的領導和社會治理等方面形成的新認識。在基本制度層面,在原有三項基本政治制度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即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礎上,把基本經濟制度擴充為三項即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體現了我們黨對市場經濟體制和所有制以及分配制度相互結合與有機融合的新認識。在重要制度層面,也在原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各領域具體制度的基礎上,增加黨的建設制度等內容,并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納入重要制度之中。這一系列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嶄新認識,為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堅定制度自信,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三、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自信的重要論述的顯著特征和時代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自信的重要論述,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于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所作出的深入思考和頂層設計,具有顯著特征和重大意義。

 

1.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自信的重要論述的顯著特征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自信的重要論述,具有深厚的歷史性。習近平論制度自信,如同他的一系列重要論述一樣,蘊含著豐厚的文化因子和歷史底蘊,從歷史的發展和文化的傳承中闡發研究對象,從而使人們對對象的認識和把握具有了清晰的脈絡和深厚的淵源,體現了邏輯和歷史的高度統一。他將制度自信放到中國社會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來考察,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共產黨光輝燦爛的革命文化以及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大視野來認識,使制度自信獲得了更加深厚的歷史文化基礎,使制度自信的力量更加強勁持久,也使制度自信的影響更加悠遠綿長。對不同歷史階段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踐發展,他強調要采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將其置于特定歷史條件下作出科學分析,既要看到其重大區別,又要看到其本質上的一致,即都是黨領導人民對社會主義的實踐探索,任何“相互否定”的論點都是錯誤的,這就為我們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性提供了科學方法論,也為堅定制度自信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根據。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自信的重要論述,具有嚴謹的科學性。首先,這種科學性體現在它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關于社會主義制度思想在新時代的更好堅持和發揚光大,具有科學的理論來源和思想支撐,同時又結合新時代的具體實際予以創新,實現了中國共產黨關于制度建設思想的又一次與時俱進。其次,這種科學性體現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規律的正確揭示與深刻闡述上。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自信的重要論述,以制度自信的來源作為思考和論證的邏輯起點,從制度自信的內涵、制度自信的要求、制度自信的原則、制度自信的基礎以及制度自信與制度創新的良性互動等角度,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的客觀規律,闡明了制度自信在制度發展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動力、判斷標準、價值取向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作出了體現規律性的科學闡釋。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自信的重要論述,具有完整的系統性。這突出體現在系統回答了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什么是制度自信、為什么要堅定制度自信以及如何堅定制度自信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構成了完整系統、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具備馬克思主義整體性的理論特征。從宏觀層面來說,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自信的重要論述是立場觀點方法的辯證統一,即堅持制度自信依靠人民、服務人民的基本立場和價值旨歸;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將對制度自信的分析建立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客觀理性認識的基礎上;強調堅定制度自信必須正確處理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制度理論和中國實際、堅持制度和完善制度高度統一的辯證思維方法。從微觀層面來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自信的重要論述,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制度等各個領域,關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等各個層面,呈現出制度建設和制度理論的系統擘畫、頂層設計和全面闡述,強調在對各個領域和不同層面制度認同基礎上而形成的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整體情感升華與高度自信。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自信的重要論述,具有廣泛的人民性。這種人民性體現在這一重要論述是以滿足人民群眾的利益需求作為制度自信的核心內涵和主旨主線。在習近平看來,我們堅定制度自信,歸根到底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給廣大人民群眾帶來切切實實的利益,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離開這一點,就難以理解黨中央專題研究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強調堅持和完善制度、彰顯制度優勢和堅定制度自信的重大意義。這就在制度頂層設計上集中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理念,體現了習近平在制度建設的理論創新中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為民情懷。正因為如此,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自信的重要論述獲得了人民群眾的高度認同和充分接納。習近平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視閾下所闡發的中國夢的凝聚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向心力、中國共產黨的動員力以及習近平總書記個人的領導力和人格魅力,都讓廣大人民群眾高度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把制度自信真正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2.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自信的重要論述的時代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自信的重要論述,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這一重要論述,從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的統一中科學回答了新時代堅持什么樣的制度自信、如何堅持制度自信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把馬克思主義關于制度建設的思想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為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進一步堅定制度自信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與科學引領。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自信的重要論述,有力回擊了某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攻擊,同時也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話語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自信的重要論述,著重闡明了凸顯中國特色對于我國制度建設的極端重要性,充分肯定了弘揚中國歷史傳統和解決中國現實問題在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中的重大作用。這些重要論述,以嚴謹的理論邏輯和令人信服的經驗事實,說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社會長期發展和內生性演化的結果,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是符合中國社會發展實際的先進社會制度。這就從根本上駁倒了某些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普世說”和資本主義道路的“萬能說”。同時,在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中,還創造性地提煉出一系列具有標志性和創新性的概念范疇,這就徹底擺脫了西方中心論的話語陷阱和思維模式,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理論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在理論與話語、內容與形式上都具有極強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影響力。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自信的重要論述,極大增強了社會共識和國家認同,形成了強大的社會發展合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四個自信”的根本是制度自信;制度自信的首要自信是政治制度自信。而政治制度自信的實質就是信任和擁護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確立并不斷完善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重要政治制度。因此,制度自信的提出,其實質就是要把全國人民的思想認識統一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下,以高度認同、充滿自信的精神狀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不懈奮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制度自信就成為凝聚全國人民共同奮斗的思想基礎、社會共識和精神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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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曲青山:《新時代在黨史新中國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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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年第2期。

 

作者簡介: 閻樹群(1957- ),陜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陜西西安  710119)。轉自馬克思主義研究微信公眾號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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