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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變局加劇！未來中國須警惕七大風險

點擊：作者：王文來源：《新華日報智庫周刊》發布時間:2021-04-25 09: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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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近期，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接受采訪時表示，當前中國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極為復雜、困難和多元，中國面對“逆風逆水”，必須學會“逆境成長”。本文刊于4月13日《新華日報智庫周刊》，原標題為《變局加劇，中國“逆風”崛起的機遇與挑戰》。

未來5年，全球經濟增長態勢會出現劇烈分化，大國格局的權力重心將發生轉移，傳統的全球治理體系面臨改革前景。從經濟動能、大國格局與國際體系等幾個重要層面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十四五”期間將加速演進。

如何準確認識“十四五”期間外部環境的“逆風逆水”？中國崛起面臨哪些困難？面對加劇演變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發展應警惕哪些潛在風險……中國人民大學重陽智庫首席專家王文對此進行解讀。

面對外部逆勢，須學會逆境成長

記者：為什么說中國崛起是艱難的？崛起面臨的外部“逆勢”存在哪些新變量？

王文：當前中國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比人類近現代化以來任何大國崛起所經歷的外部條件都更為復雜、困難和多元。國際社會對氣候變化與生態環境的空前關注，數字時代大國競爭的白熱化與國家安全的脆弱性等，都在以連環套、共振型的方式構成中國崛起的外部“逆勢”。

第一，中國是近代工業化以來高度考量生態變量、敢于擔當的全球級崛起大國。無論是早期殖民擴張，還是后來的工業轉移，西方工業化進程幾乎不必為破壞他國生態、污染氣候環境而付出額外的發展成本。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人類對氣候變化空前關注，使得哈佛大學教授沃茲曼所說的 “從地獄來的問題”變為諸多新興國家的經濟增長枷鎖，也成了影響中國崛起的新外部變量，這與早期工業化進程中的西方國家所面臨的世界迥然不同。

2015年，《巴黎協定》締約方達成全球性共識，要把21世紀末全球平均氣溫升高較工業化前水平控制在2℃以內，并努力控制在1.5℃以內。這意味著全世界要迅速、全方位地實現能源與發展大轉型，包括但不限于2030年前全球煤炭消費減少2/3以上，2050年前停止使用煤炭發電，可再生能源供電比例提高到85%。這對煤炭耗能比重長期占60%左右、電量需求連年高速上漲的中國來講，無疑是從未有過之大國崛起的外部約束。

中國的戰略雄心與國際責任觀在于，不僅高效完成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上所承諾的中國“2020年目標”，更提出“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宏偉目標，但中國仍處于國際產業價值鏈中低端，產品單位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外部生態約束無疑急劇增加中國發展轉型的難度與壓力。

第二，中國是500多年來唯一一個非西方文明圈、不得不防止被聯合壓制的全球級崛起大國。無論是大航海時代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還是工業革命時期崛起的英國、法國、德國，或是20世紀崛起的美國、日本、蘇聯，本質上都是同質文明內的國力位次與權力份額之爭，對外殖民或侵搶他國時，往往保持著勾連與分贓之態。無論是清末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還是合力瓜分非洲，都是西方“內爭外合”本質的典型例證。

中國崛起不可能推行過往西方列強均勢平衡的“聯盟外交”，更不可能重復冷戰時期“兩個陣營”套路。西方發達國家面對國際格局“東升西降”表現出的空前焦慮與敏感心理，一些區域強國對中國崛起的“羨慕、嫉妒、恨”，打著“規則”旗號的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都很容易形成壓制中國崛起的共識。

中國對外交往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會落入被集體圍攻的布設陷阱中。加之數字時代萬物互聯，各類外部金融風險傳導加速，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脆弱性與重塑預期，邊境領土爭端不斷，極端勢力活躍，以“卡脖子”為目的的科技脫鉤與數字壓制等因素，當下的中國外部安全環境顯然比任何一個時期都復雜。

第三，中國是世界史上唯一承諾不侵略他國、愿意和平發展的全球級崛起大國。無論是數十年前中國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諾永遠不爭霸，還是近年來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或是新冠疫情期間在醫療物資、疫苗等國際公共產品方面全力援助他國，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彰顯了人類文明的進步性與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中國不可能拷貝過往他國靠戰爭、沖突、殖民的崛起老路，也不能走建立不平等金融、貿易、經濟體系剝削他國的邪路。中國外交主張和平、合作、共贏，是基于大國興衰史的慘痛教訓，也是源于數十年來自身開放發展的有效經驗。但外部一些別有用心的勢力借題發揮，試圖給中國套上過高的道德緊箍，種種子虛烏有的“帽子”常扣在中國身上。中國稍加反駁，又被西方媒體戴上“戰狼外交”的新帽。

記者：西方制造的這些子虛烏有的“帽子”對中國發展產生了什么影響？面對外部輿論壓力，中國對外交往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王文：西方制造的種種輿論壓力，使中國在對外發展中不得不考慮更多的道德要求與規則標準。中國要對外比拼的，不只是國際關系理論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實力、工業能力、軍事國防、科學技術，還被增設了與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與美國的楷模之爭、合作之爭、紅利之爭、視野之爭。

所謂“楷模之爭”，比的是哪個國家在國內治國理政上更有效，哪個國家更能解決國民不斷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哪個國家更能為全球發展提供可借鑒、可參考甚至可復制的經驗。

所謂“合作之爭”，比的是哪個國家更有組織號召力，提出務實可行的解決方案與道義感召，推動雙邊、多邊的國際合作，實現后疫情時代的疫苗普及、復蘇經濟、科技創新、消除貧困、維護治安、幫扶弱者等。

所謂“紅利之爭”，比的是哪個國家能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更多推動力，為全球貿易投資提供更多的增量，為全球和平穩定提供更多貢獻。

所謂“視野之爭”，比的是哪個國家能為人類面臨貧富與區域分化、智能科技的倫理挑戰、生態惡化的生存威脅勾勒出更高明的戰略遠見，帶領人類走進下一個文明時代。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對外交往不得不比歷史上其他大國崛起，做得更講規范、更重方式、更能共贏、更有示范。類似“逆風逆水”的未來局勢預判，折射了中國崛起前所未有的外部壓力，顧慮因素顯然更多，潛藏風險更加不確定。但誠如人生旅途，走得累往往是因為在走上坡，中國面對“逆風逆水”，必須學會“逆境成長”。

逆境成長，須警惕七大風險

記者：中國加速走近世界舞臺中心，但回顧大國史那些曾在世界舞臺中心的大國往往也是與矛盾、風險、利益糾葛最多的策源國，變局加劇，中國的“逆風”崛起存在什么掣肘因素？應警惕哪些潛在風險？

王文：中國正加速走近世界舞臺中心，但中心區往往也是風暴眼。疫情加速推動中國經濟實力趕超美國，在相繼成為全球最大制造業國家、全球最大貨物貿易國家、全球最大消費市場之后，中國極可能在未來5-8年躍升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但前所未有的各類風險也隨之而來。

第一，美國壓制加劇。過去幾年，中美關系陷入建交以來最困難的局面。拜登執政后，短期形勢有所緩和，但拜登明確以“戰略耐心”為說辭將中國視為最大競爭者，將特朗普對華遺產視為新一輪對華博弈的籌碼。美國社會對中國崛起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消極看法，兩黨對華遏制策略空前一致，拜登政府內少壯派官員對華“鷹派”架勢明顯，科技壓制、貿易脫鉤、人權挑釁、主權干預仍將是美國對華慣用手段，中美緊張將是較長時間內的常態。

第二，軍事安全困境。近年來，美國對中國邊海抵近偵察與軍事騷擾之勢未減，限制中國軍力于第一島鏈的戰略企圖不變。“臺獨”勢力高漲，邊境爭端頻繁，中國在臺海、南海、邊疆卷入軍事沖突的風險概率加大，加之數字時代軍事科技更新迭代節奏加快，一些境外極端勢力也盯上中國，中國不得不面對來自多方因素造成的“誘戰”“耗戰”“混戰”的安全困境。

第三，大國責任陷阱。西方長期以來對異質文明存在偏見與傲慢。近年來他們常借氣候變化、生態環境、人權標準、債權陷阱等議題，炒作中國“大國責任”，尤其是拿一些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紕漏與瑕疵借題發揮，以雙重標準，試圖強化西方話語霸權，掌控“中國是否負責”的評判權。抹黑“一帶一路”倡議，扭曲中國戰略意圖，轉移國際輿論注意力，推卸本國應有責任，增加中國發展成本，遲滯中國崛起速度。

第四，經濟下行壓力。近年來，智能科技創新突破陷入瓶頸，發達經濟體老齡化趨勢明顯，國際需求將長期低迷，貿易與投資欲望不足，全球增長動能乏力，年均增長率不斷下降。在未來，中國經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擁有外部經濟全球化的順風車紅利，相反，還不得不擔當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與科技研發投入的全球引擎。不僅須滿足國內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還須為世界發展創造更多中國紅利。

第五，跨國投資風險。近年來，中國對外投資規模、范圍與深度均不斷擴大。截至2019年底，中國境外企業已超過4.4萬家，分布在全球188個國家和地區，境外資產總額7.2萬億美元，其中60%以上都集中在租賃商務、建筑制造、采礦能源、交通基建、批發零售業等“重資產”，這些行業存量大、周期長、套現難、風險系數高，很容易成為當地極端勢力、仇華勢力、不法勢力的沖擊目標。

第六，海外公民威脅。近年來，半年以上的海外學習、務工、就業的中國國籍人口據估計已超過500萬。中國年均境外旅游人數已超過1.5億人次，且深度游、偏遠地區游的人數在增加。國家崛起與文化習慣所致，全世界對中國人的財富印象往往是“有錢，且愛帶現金”，這導致中國公民在海外遭遇偷竊、搶劫、綁架、恐襲的事件層出不窮。外交部全球領保與服務電話12308現在日均人工接進海外中國公民各類求助電話1100通，可以預見，未來海外人身安全的保護仍將是中國捍衛國家利益的重中之重。

第七，外部風險倒灌。近年來，各類新型傳染病毒全球蔓延，跨國犯罪異常猖獗，資本市場波動頻繁，匯率戰、貨幣戰變相打響，數字赤字在各個行業與領域風險凸顯，增長與分配、公平和效率之間的社會矛盾在多國此起彼伏，反全球化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極端主義、恐怖主義與分裂主義在中國周邊徘徊，外部風險只要一瞄到時機，便有可能與中國國內矛盾產生共振，破壞中國和平發展的進程。

居安思危，加快國內持續發展

記者：如何理解中央決策層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的戰略判斷？它傳遞了什么信息？我們又應如何正確認識？

王文：中央決策層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的戰略判斷，決不是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慌與懼怕，更不是對長久以來的發展積累、當前經濟社會繁榮的否定與懊惱。相反，是評估現實境況與未來走勢的客觀冷靜與實事求是，更是對外部風險與潛藏危機的坦然與自信，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進行理解。

從歷史經驗看，國人應深刻感受到，任何大國崛起的進程都不可能一帆風順，而是要經歷驚濤駭浪式的波折。以美國崛起為例，19世紀以來，美國經歷了諸如金融風暴、經濟蕭條、總統暗殺、種族沖突、社會分裂、世界大戰、恐怖襲擊等多重內外部挑戰，這些困難有的必須盡全力規避，但有一些將不可避免地遇到，不得不迎面克服。

從現實邏輯看，國人須客觀認識到，40多年尤其是十八大前經濟高速發展所借助的外部紅利正在變少。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外部環境時常出現干擾中國發展的障礙，但從經濟全球化與國際流動性產生的外部需求紅利，發達國家對外產業轉移產生的投資紅利，西方領銜信息革命產生的科研成本紅利等幾個因素看，40多年來中國外部環境整體上還算“順風順水”。這些“順勢”仍在部分延續，但形成發展牽引力的比重在下降，甚至產生逆轉，也是不爭事實。

從未來局勢看，國人要做好心理準備，國家崛起本身就是持久戰，克服外部環境的關鍵是內部的不斷發展。大國命運是一條單行線，從英國、蘇聯、日本等盛極而衰的下行教訓看，中國只能逆風而上。更重要的是，外部“逆風逆水”本身就是倒逼內部改革與轉型的壓力。只有居安思危，精準剖析，外部“逆風逆水”才可能成為內部改革“借勢而為”、持續發展的新動力。

堅守底線思維，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記者：面對“逆風”崛起，普通民眾該怎么做？我們該以怎樣的視角與心態來面對崛起中的問題與挑戰？

王文：古人曾說，“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經歷建黨100年、新中國72年、改革開放43年的風風雨雨，中國人應該有更大理性與成熟度去看待世界，更應該有能力去看待中國自身的優點與缺點。

應該有國民自信，也要有危機意識。過去一年，抗疫的有效更加讓咱們確信“共產黨能，中國人行，中國很棒”的道理，但環顧國外與自身，我們會發現這是一個“機會與陷阱并存的時代”。以抗疫為例，每百萬人的感染與死亡率，美國比中國嚴重100多倍。這背后是中國的制度優勢與中國人的巨大付出。理論上講中國應該得到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人尊重，但事實卻是一些美國人在責怪中國，說中國是傳染源，甚至覺得美國的立國之本都受到中國的摧毀。

對此，我們要做好心理準備，中美博弈未來可能會更加激烈。中國要有信心穩住中美關系，同時也需夯實、加固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中國人出國留學、對外投資、國際貿易、跨國合作，也要考慮把雞蛋放在不同的籃子里，比如東南亞、俄羅斯、中東等。

對外部挑釁要敢于斗爭，也要善于斗爭。還是以美國為例，敢于和美國斗爭，不代表全面反美。與美國博弈，一是全面反美的伊朗方式；二是全面依附的日本方式。中國要走第三條道，即纏斗，又合作又斗爭。該合作的時候合作，該斗爭的時候斗爭。與美國合作越多，總體上肯定是利大于弊，但合作不是跪出來的，有時候是斗爭出來的。

對其他挑釁，比如邊界摩擦、極端勢力、分裂勢力、不法勢力，需要我們敢于斗爭，善用各種手段。既要善于斗爭，更要善于交朋友。多交一個國際朋友，就會少去一個國際敵人。在未來，每一個人都盡可能地為全球統一戰線建設盡綿薄之力。

樹立良好消費心態，也要甘于艱苦奮斗。后疫情時代，中國復蘇比世界多數國家都快，從經濟學原理上看，中國儲蓄仍是偏高的，消費、投資結構嚴重失衡，能消費、敢消費、愿消費本身就是國家發展水平的重點折射。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一個重點就是提升國內服務質量。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能以消費者心態，將心比心地做好自己的日常工作、服務、交往，中國經濟結構調整與發展潛力還會繼續爆發。

消費享受不等于不艱苦奮斗。好的旅游景點、優質的服務、高檔的產品、精密的技術、嚴謹的管理等都需要付出艱辛的努力。外部的博弈，往往會投射到每一位國民身上，比的是誰更努力、更創新、通過日常生活點滴更能推動國家的發展。

應繼續改革創新，繼續勇敢開放。美國人口只有中國1/4，人均GDP是中國人的6倍。造成這個結果的除了科技創新、歷史積累、國際規則之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人均勞動生產率遠遠不如美國人。這就需要我們從效果出發，強化各領域改革，釋放中國人的勞動生產率，繼續解放生產力的每個環節、繼續創新技術與管理水平等。

同時，要勇敢開放吸引更多的外資來建設中國，還要推動中國人、信息、資金更多地走出去，去配置全球資源。在全球500強的中國企業已經有120多家，總量超過美國，但是這些企業的利潤約80%都在中國國境線內產生，僅20%來源于國外。如果中國人在世界上走得更遠，投入國際建設、改革國際規則，中國企業會更強大，中國國力會更強盛，這些都取決于每一個中國人的努力。

總之，未來五年的中國崛起，肯定將伴隨著動蕩與變革。準確認識外部環境的“逆風逆水”，才能學會用全面、辯證、長遠的眼光正確認識大勢。針對外部環境的惡化，深入研判調查、科學決策，主動求變應變，把問題想得更廣一些、風險想得更嚴重一些、防范想得更周全一些，積極作為下先手棋，定能為國家崛起打好主動仗，開創更新、更好的民族復興局面。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人大重陽”，原刊于4月13日《新華日報智庫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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