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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以來，我看到幾篇關于江青提級的文章。給江青提級的時候，我正給她當秘書，所以有的事了解一二。我有責任把所知道的事情說清楚，即使是沒有完全說清楚，也給黨史愛好者提供一些有價值的線索，也算是盡到了一位老同志的責任。

坐在會議主席臺上的江青

關于江青向林彪要工作

有一篇文章寫道：“江青先到毛主席那兒要求分配工作，毛主席不理她。江青又去找林彪，葉群借口林彪身體不舒服，擋了五六次駕。最后實在不便再擋了，就讓江青和林彪談過一次話。江青說，請求中央分配給我工作！林彪說，政治局委員就是重要的工作。江青說，一點兒權力也沒有，是空洞的工作。林彪說，在集體領導中，你贊成或是反對就是權力。江青急了，現在我在政治局里是個多余的人。林彪冷冷地回敬說，像我們這些人可以說都是多余的人！說罷閉目養神，再也不開口了。”

作者敘述的這一段對話有沒有，我還真的說不清楚。但是有一條我可以說清楚，江青基本上不自己打電話，更不自己接電話，因為她怕聲音，聽到電話鈴聲一響，就驚嚇得出大汗。她的來往電話絕大部分是由秘書接打的。如果是葉群對江青擋駕五六次，我這當秘書的一次都不知道，不太可能。況且，從1969年2月起，江青指示秘書，凡是同毛家灣（林彪住地）的來往電話內容都要做記錄。從那時起到“九一三”事件止，江青和林彪、葉群之間的通話達470余次，沒有江青向林彪要工作、求見或遭婉言拒見的電話記錄。

再則，中共九大以后（林彪說的“政治局委員”當然是指九大以后），江青很少要求去見林彪。偶爾求見，林彪也總是有求必應，沒有拒絕過。打倒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時，江青幫了林彪、葉群，他們對江青是很感謝的。林彪在批判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大會上，吹捧江青是“我們黨內女同志中間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們黨內干部中很杰出的一個干部。……她有獨特的作用，她始終站在這個運動的最前線”。葉群高喊：“江青同志是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誰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罪責難逃！誓死保衛江青同志！”這樣看來，他們不太可能多次拒見江青，并對她冷言冷語。

江青是最了解毛澤東的人之一，也是最尊重毛澤東意見的人之一。她不會在請示毛澤東給她分配具體工作遭到拒絕以后，又去請求林彪給她分配工作。江青是一個很聰明的人，她不會做這種令毛澤東不悅、讓自己挨批評的傻事。我所知道的是：林彪倒臺后，召開四屆全國人大以前的1974年11月19日，江青給毛澤東寫信要求給她分配工作。她在信中說：“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閑人，沒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11月20日，毛澤東回信說：“江青：可讀李固給黃瓊的書。就思想文章而論，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職務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已經是大任務了。此事我對你說了多次，不要說沒有工作。此囑。”

江青是一個外向型的人，喜怒哀樂都掛在臉上。她的表情就是心情好壞的晴雨表。如果她在林彪、葉群那里吃了五六次閉門羹，又碰了那么大的硬釘子，肯定會在我們工作人員面前表現出來。中共九大以前，她經常對我們工作人員發脾氣，耍威風；九大以后，我發現她一身輕松，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

有一天，江青笑著對我說：“小楊啊，九大開過了，主席和黨中央交給我的任務，我盡力了，大部分都完成了，我也應該輕松輕松，轉移轉移精力了。上海是我的第二個故鄉，我準備先到上海休息一段時間，以后再考慮到別的地方去休息。”1969年6月，她去了上海。1970年11月13日，她去了海南島。1970年12月2日，她從海南島飛到廣州，住了幾日后，又飛到上海。1971年1月，她又去了海南島。1971年8月5日，她去了青島，8月16日從青島回到北京。時隔28天就發生了“九一三”事件。

江青以上幾次離開北京到外地休息，經毛澤東批準以后，都是把葉群請到釣魚臺10號樓自己的住地，與葉群商量乘什么交通工具，由部隊的哪位領導陪同。前幾次都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空軍司令員吳法憲陪同。最后一次又增加了中央政治局委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海軍政委李作鵬陪同，這都是由葉群安排的。其中有兩次還是乘坐林彪的專機，并沒有看出來江青生過林彪和葉群的氣而疏遠他們。

1971年6月9日，江青還把林彪請到釣魚臺照了相，照片還登在雜志上。

關于給江青提級

江青的行政級別原來是九級，“文革”中提到了行政五級，這是事實。至于提級的經過，有一篇文章是這樣敘述的：“有一段時間，江青還說，不應當把她視為抗戰初期的干部，她1931年就參加了地下革命活動，是文化界的革命元老，她的行政級別不應該是九級，應當與中央大局書記、大軍區司令同級。為此，周恩來向林彪匯報，兩人研究之后，決定不干擾毛澤東，把江青提升為行政五級。林彪還特別讓葉群透露給江青這是總理的意思，讓江青領總理的情。江青得了這個便宜，著實老實了一段時間。邱會作說：這件事從拿主意到操辦都是周恩來，林彪只是點了頭同意，我覺得周恩來沒有什么錯，為了不干擾毛主席。這件事毛主席到死恐怕也不知道，如果知道了，肯定會把江青罵個狗血噴頭。”

作者的這一敘述是不是事實，我不能肯定，因為我的確不知道有沒有這么一個形成過程。

我只知道，1968年3月“楊余傅事件”以后的一天，江青曾對我說：“葉群對我說：‘林彪同志說，給江青同志提級是政治斗爭的需要，江青同志的行政級別太低了，不給江青同志提高級別，怎么能斗過楊成武他們這一伙呢？林彪同志提議把江青同志的行政級別從九級提升到五級。’關于林副主席給我提級的事，葉群并沒有征求過我的意見，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公開講了這件事，恐怕連總理事先也不知道，因為總理聽了以后，沒有表示可否。難道級別低，正義就戰勝不了邪惡？沒有這個道理嘛。我不同意他這樣辦。我如果同意了，人家還以為我工作只是為了級別待遇呢。我才不是呢。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做工作是為了黨的事業，不是為了級別待遇。”

我認為，江青公開地要級別待遇的事可能不存在。江青對我講這些話時是在1968年3月底，而不是在林彪死了以后為了澄清她與林彪的關系而編造的。

2007年8月15日，曾任毛澤東生活管理員的吳連登跟我說：“1968年3月的一天，林彪的秘書通知中央警衛局辦公室，說江青同志的行政級別從九級提到了五級，請你們按照工資標準給江青同志增加工資。”

這樣看來，周恩來并沒有參與江青提級之事。如果參與了，他一定知道需要通過什么程序，需要辦什么手續。但關于江青提級之事，始終沒有任何手續，只有林辦的一個電話通知而已。

關于給江青增加工資

江青的行政級別從九級提升到五級，按照標準，每個月應給她增加100元工資。因為沒有正式手續，中央警衛局行政管理處財務科并沒有把增加的工資發給江青，但又不敢違抗林彪的口頭指示，于是就把每個月增加的100元存在財務上，到林彪死亡為止都沒有將一分錢用在江青的生活上，江青也從未問過此事。從1968年4月到1971年9月，在賬上存了4200元。

吳連登說，江青喜歡攝影，她要求交給新華社膠卷錢，江青沒有什么存款，錢數湊不夠，沒有辦法，就從這4000多元錢中提了一半交了膠卷錢，另一半交公了。這樣處理的結果，并沒有報告江青本人。

作者：楊銀祿   來源：黨史博覽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