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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間，江青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崛起，除去其他因素，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靠著樣板戲這個舞臺起家的，就是被后來批判者所稱“撈取政治資本”。經過她改良的八個樣板戲，至今還常常被世人傳唱，而京劇老段子反被老百姓生疏了、遺忘了，沒有幾個會唱了。十年功夫，很短暫的時間，卻顛覆了傳承二百年的京劇舞臺，今天來看，江青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覷。文革后，有人說江青不懂裝懂，妄改傳統京戲，結果把樣板戲改成了非驢非馬的劇種。此說不是歷史唯物主義，因為江青是一個學過戲、也懂戲的人物，決非今天舞臺上的政治戲子所能比擬的。

讀去年剛辭世的在京劇藝術方面造詣頗深、堪稱大家的劉曾復先生的《京劇說苑》，突然發現內中有一段是談江青的，因家族關系，劉老先生打小是在戲園子里面泡大的，文中說１９３１年１月，此年作者１７歲，而小他一歲的江青則隨山東省立劇院在北京華樂園演出，內中有很多女學生，江青就是其一，此時叫李云鶴。劉曾復記得是此月２５日的演出，江青先唱的《會審》，后演《打金磚》的郭妃，唱雙出。作者記述，要說呢，實在還是有些本事，《玉堂春》能唱下來，就不簡單。當年有個王泊生，河北遵化人，是個京劇改革迷，曾被贊譽為中國戲劇界“北方怪杰”與“革新家”，也是山東戲劇事業開拓者之一。１９２９年夏，山東省立實驗劇院在濟南的貢院成立，王泊生應聘擔任教務主任。次年夏，該院被迫停辦。后在王泊生努力下該院重建，易名為山東省立劇院，王泊生親任院長，使得劇院成為當時國內較大規模的新型戲劇藝術專業學校，并來到京劇的發源地來演出。劉曾復的回憶，當是此時。

有史料記述，王泊生是著名須生兼紅生，天賦異稟，嗓門高亢。他自任社長及主演，在吉祥大戲院演出《子胥逃國》、《打金磚》、《哭祖廟》和“國難大悲劇”《文天祥》等。在李云鶴的要求下，王泊生將其帶到北平，加入“晦鳴社”。王泊生對這位１６歲的女弟子頗為關照，讓她在《打金磚》中飾演郭妃，還安排其出演過《玉堂春》《打金枝》等折子戲。只是由于其鄉音太重，得不到北京觀眾認可。１９３１年春，她投奔時在青島大學（后改山東大學）任教務主任（后任校長）的趙太侔，兩年后經趙的夫人俞珊介紹，進入上海電影界，改名藍蘋，成為一名當紅影星。不過，連京劇行家劉曾復都認為李云鶴“有些本事，真不簡單”，表示認可，這史料中的“鄉音太重，得不到北京觀眾認可”之說，又從何談起呢？由此看來，歷史就是一個小姑娘，各說各理，任人打扮。那三十多年后江青搞得京劇革命，莫非還有承繼師志的因素在里面呢！

第二個說江青懂戲的，就是當年的四大名旦程硯秋了。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８日作為全國人大代表訪問莫斯科時，程硯秋見到在此治病的江青，江青對程硯秋的評價是：“你的表演有三絕，一唱二作三水袖！”接著，又講了許多戲劇界的故事。事后，程硯秋很興奮，說：“江青是一個知音！”就是這個知音，文革期間在看程派代表作片子《荒山淚》時，先是流淚，后是嗚咽，最后竟至失聲痛哭，頗有一些知音凋零、“弦斷有誰知”的意味。如人所講，江青在政治上是罪犯，但在藝術上卻是內行。曾購有上下冊的《程硯秋史事長編》，想查查這一段史料，遍尋不到，只有作罷。

第三個說江青懂戲的，是著名編劇和作家汪曾祺，他在《“樣板戲”談往》中說，從劇本來說，江青的“指示”，有些是有道理的，比如在今天耳熟能詳、不少人都能哼幾句的《沙家浜》“智斗”一場，原來只有阿慶嫂和刁德一兩個人的戲，胡傳奎一邊呆著去了，沒他什么事，但江青提出要把胡傳奎拉到矛盾里來，展開三個人的心理活動。實踐證明這樣的改動很成功。一個是唱腔、音樂有創新、有突破，當年試唱以后，要立即將錄音送交江青，她來逐段審定。另外，于會泳把曲藝、地方戲的音樂語言揉入京劇里，是成功的。例如《沙家浜》里他寫的“人一走，茶就涼”，《紅燈記》里別人寫的“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都符合這個創作思路。幾十年過去了，這些話流傳至今，并成為經典的俗語，已經證明了它們的生命力。

就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也就是樣板戲正走紅的時候，汪曾祺就曾預言：“《智斗》肯定會流傳下去的。”果不其然，現在老百姓閑時來一段的，大都是這段。如果按照時間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此種現象，又該作何解釋？